綜合編譯 王梓
“與死者打交道，會讓活人喘不過氣來”
“達帕這個名字，讓人想起垃圾散發的臭味。”印度“The Wire”新聞網寫道。印度第三大城市加爾各答產生的垃圾大多傾倒在城市東邊的達帕。沿著這裏塵土飛揚的道路再走一段，就能看到火葬場高聳的煙囪。在新冠肺炎疫情高峰期，它們不斷吐出黑煙。
比什努負責操作和維護達帕火葬場的焚燒爐。每天，他騎自行車從位於城市南部邊緣的家中出發，途經豪華公寓，穿過繁忙的道路去上班。過去，比什努乘公交車上下班，疫情發生後，公交車就變得很少了。
印度“One India”新聞網援引該國衛生部9月20日的數據稱，印度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達到33478419例，累計死亡445133例。加爾各答以前只有兩座火葬場用於火化死亡病例，現在有5座。工人們只有加班才能完成任務。比什努每天要火化90具到100具遺體，沒有加班費。
“那片地方會堆滿屍體。”比什努的同事蘇吉特指著焚化爐旁的空地說，“看到人們就那樣躺著，我們心裏也很難過。”
在位於北方邦加齊布爾的火葬場，30歲的拉姆·米什拉頂著烈日，站在煙塵飛揚的火堆旁，為逝者誦讀禱文。“我為一具遺體做告別儀式的時候，後面總是有10具遺體在等待。沒有消毒劑。這裏的工作環境很危險。”他告訴英國路透社。
過去，加齊布爾火葬場每天接收約8具遺體，在疫情高峰期，這個數字飆升至100具至150具。米什拉沒有抱怨高強度的加班。“我們是在對社會盡責任。我們國家深陷危機，如果我們不做，誰來做？”他說。
印度火葬場和墓地的員工像醫務人員一樣超負荷工作，然而，幾乎沒有人將他們視為抗疫一線人員。
“我在火葬場裏住了14天，自己做飯吃。”比什努說，“家裏的事都是朋友和鄰居幫我處理的。”達帕火葬場的員工都有相似的情況。他們回家後只是洗澡、吃飯，然後倒頭睡覺。“他心情不好，幾乎不跟家人說話。”蘇吉特的妻子馬莫尼說。
“這些都是壓力和倦怠的跡象。”臨床心理學家娜塔莎·倫塔蒂昂告訴“The Wire”，“面對大量的死亡，他們的精神疲憊不堪。與死者打交道，會讓活人喘不過氣來。”
他們第一次得到社會支持，“這是個充滿希望的信號”
比什努當過園丁，由於難以糊口，他跟著父親學會了建造、操作和維護焚化爐。“在大流行初期，只有父親和我去操作爐子，其他人都不敢來。”比什努說，鄰居們都知道他做什麼工作，他的家庭沒有遭人白眼。但他的兒子羅尼會告訴朋友們，爸爸“在給加爾各答市政當局幹活兒”，“不說他具體是做什麼的”。
比什努、蘇吉特和其他同事都不是政府的正式雇員。他們在承包商手下工作，無法享受社會福利。“承包商用支票付我們工錢。我幹這行13年了，他們仍然不把我轉為正式雇員。”比什努說。
印度的火葬場工人大多來自邊緣化的社區，往往從長輩那裏繼承這份“沒人想要的工作”。蘇吉特告訴房東，自己是個保安。“如果房東發現我在火葬場幹活兒，會把我們趕出去。”蘇吉特希望，疫情期間拼命加班的“苦勞”能幫助他成為政府的正式雇員。
米什拉的日薪不超過400盧比（約合人民幣35元）。比什努的月工資為7000盧比（約合人民幣614元），蘇吉特能掙到10000盧比（約合人民幣878元），兩人在同一個承包商手下工作，比什努幹得更久。沒人解釋出現這種差異的原因，工資標準似乎是隨意定下的。路透社稱，考慮到這份工作帶來的感染風險和晝夜輪班，他們的收入“微不足道”。
社會活動人士指出，印度人依賴比什努這樣的火葬場工人，但不認可也不了解他們，“他們是被世界忽略的一群人”。
他們艱難的處境正引起關註。古吉拉特邦是今年5月承認火葬場工人為抗疫一線人員的邦之一，並給了他們相關的福利，比如，如果因工作而死於新冠肺炎，家屬可以獲得25萬盧比（約合人民幣2.2萬元）。
30歲的管理顧問南迪尼·戈什的團隊，為這些工人提供幫助並組織眾籌。她曾在48個小時內眾籌到15萬盧比（約合人民幣1.3萬元），這些錢被用來向工人們提供急需的消毒劑、飲用水和食品。
“人們沒有認識到他們（火葬場工人）在疫情期間的貢獻。如果沒有他們，誰來做這項工作？”戈什說。
米什拉有一陣子不回家了，他住在火葬場，忙得沒時間做飯。“昨天有人送來了食物，對我們來說，真是一種解脫。”他說。
通過Milaap等印度眾籌平臺，一些火葬場工人在人生中第一次得到了社會支持。Milaap的數據顯示，該網站在第二波疫情期間的訪問量上升了65%，每20分鐘就有一個新的救助活動啟動。
“這是個充滿希望的信號，說明在這種前所未有的時期，人們願意伸出援手。”Milaap首席執行官馬尤科·丘德利說，Milaap記錄了來自約40萬人的1966萬美元（約合人民幣1.27億元）捐款，用於購買食物、個人防護用品和呼吸機。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