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國古代的歷史，和人文學科中其他很多領域的研究一樣，往往一類人有一類做法。我本來就是個外行的棒槌，用現在通行的說法，勉強可以算作一個“理科男”（因為本科獲得的是理學學士學位），混到這一行裏討飯吃，不懂道兒上的規矩，只能稀裏糊塗地對付著摸索前行。所幸遇到了兩位好老師，一位是史念海先生，另一位是黃永年先生。入門伊始，這兩位老師就都指教說，這一行的正路，是首先讀好正史，並且始終要以正史作為立足的根基。在黃永年先生的晚年，更是每一次見面都會叮囑我說：“要花大氣力去讀正史。”
《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卷首附印正史書影
我們現在談論的所謂正史，簡單地說，就是《二十四史》，頂多再附上一部《清史稿》。晚近以來，社會上那些花樣翻新不斷推出種種新新史學的人們，為尋找新材料、爭奪新材料、占有新材料而忙得七顛八倒的，並且借大師之語錄來粉飾其面，爭競以“預流”相標榜。在那些預身其流的人看來，這些正史業經一代代學人反復檢視，內容既已為前人所熟知，自非“新材料”之屬；更進一步講，在他們的眼裏，所謂正史，不僅太陳舊，而且也太簡單了，不過帝王將相的斷爛家譜而已。既然身非“閉門造車之徒”，又去看它做甚？
俗話說，道不同者不相為謀。在我的家鄉東北，種地的農夫有句更實稱的諺語是：“聽兔子叫還不種黃豆了呢。”對於真正的讀書人來說，這本來就是荒江老屋中素心之人自家個兒的事兒，喜歡什麼，安心讀就是了，入不入流也沒什麼大不了的；或許正因為偏處於大流之外，才能靜心體味讀書之樂。不過讀正史絕不像搶用新材料那麼簡單，有一大套與之匹配的基礎知識，需要先行有所了解，認識這些史書的版本源流就是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在我的老師和其他一些老派史學工作者的眼裏，古籍版本是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問題起步的基點，所以北京大學的鄧廣銘先生才會把它列為入門的四把鑰匙之一（按鄧廣銘先生所說四把鑰匙之一為版本目錄之學，故當年鄧先生主編《中國歷史研究知識手冊》，特邀約業師黃永年先生撰寫4萬余字的“版本”篇列入書中，並向黃永年先生講述，他所說四把鑰匙中的目錄學，實即含有版本知識在內）。只有清楚了解古書的版本源流，才能踏踏實實地走好這入門的第一步。由鄧廣銘先生的觀點可以看出，重視版本學基礎可以說是北大歷史學的一項重要傳統，民國時期胡適之先生對《水經註》版本的搜羅和研究，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由於歷朝正史的史料價值在所有史籍中居於最核心的地位，可謂重中之重，因而也最有必要對此多有一些了解。
那些誌向高遠，意在深度揭示宏大歷史表象背後內在實質的學人，或許不以為然，不屑矚目措手於此等形而下下的細節。然而，真正的學術就是這麼回事兒，你不理它，它就很可能會把你帶到溝裏去，不管你的“史識”有多麼高遠。
例如，田余慶先生論秦末反秦史事，即因對此不夠重視，未能審慎核對古刻舊本，以辨明今本《史記•六國年表》的文字竄繆，從而誤判史實，造成很嚴重的差錯（田說見《說張楚——關於“亡秦必楚”問題的探討》，余說別詳拙稿《雲夢睡虎地秦人簡牘與李信、王翦南滅荊楚的地理進程》，收入拙著《舊史輿地文編》），這是忽視正史版本造成的一個消極的結果。相反，註重正史版本，則可以幫助我們澄清很多重要的基本問題，使我們的研究建立在一個可靠的基礎之上。在這方面，我個人近年在研究過程中即有很多切身的體會，其中最顯著的例證，就是通過考察宋元以來的古本並結合相關文獻記載，論定陳壽《三國誌》本來的名稱應是《國誌》，《三國誌》不過是一個俗稱而已。不僅所有宋元舊刻本，都是如此題名，而且至遲可以將其上溯至南北朝時期的寫本，書名同樣是題作《國誌》。知曉這一書名及其內在涵義，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陳壽對魏、蜀（漢）、吳三國地位的揚抑態度（見拙稿《陳壽〈三國誌〉本名〈國誌〉說》，收入拙著《祭獺食跖》）。
事實上，這樣的例證，體現的只是一般歷史研究者對正史版本大而化之的籠統觀察和利用狀況。版本學上的具體判別，極為復雜，也極為細瑣，而且有種種客觀條件的限制，宋元古本的審辨，尤為困難。所以，通常只能等待版本專家先為我們做出具體的鑒定。這樣的版本鑒定，實際上包括所有古籍，但由於正史的重要性和它對歷史研究深刻而又廣泛的影響，真心讀書的人對它的需求也就顯得特別迫切。
中華書局出版中文編譯本《正史宋元版之研究》
尾崎康先生這本《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就是滿足我們這種需求最好的著作，剛剛由中華書局推出。尾崎先生是日本慶應大學斯道文庫著名的中國古籍版本專家，原書當然是日文，於1989年初在東京汲古書院出版，題作《正史宋元版の研究》。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是它的中文編譯本，編譯者是我在北京大學的同事喬秀巖先生和王鏗先生。
日本汲古書院原本《正史宋元版の研究》
這書在日本出版的那一年，對我和我的“同年”人，是一個有特別紀念意義的年份：這一年我博士剛剛畢業。一看這個不同尋常的年份，就能讓我們回想起很多很多。當時，像我這樣的初學者，要想了解相關的一些基本情況，能夠獲取的信息，是十分有限的。自己想要查查歷朝正史都有哪些古刻舊本，只能檢索邵懿辰、邵章祖孫相續而成的《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註》和莫友芝的《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另外，還能翻看一下傅增湘的《藏園群書經眼錄》。了解到的情況，既不充分，更不準確，宋元古本，尤其如此。稍後，有了傅增湘的《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有了《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史部》，情況有所好轉，但所做著錄仍然不夠充分，更不夠具體，同時還不夠十分準確。
民國排印線裝巾箱本《郘亭知見傳本書目》
《正史宋元版之研究》這本書的內容，就是系統研究現存宋元刻本正史的版本問題，其主體部分實際包括《史記》以至《金史》共二十一部史書，即在傳統所說《史記》迄止《元史》的《二十一史》中，除掉編刻於明朝的《元史》，再增入《舊唐書》（也不含從明代中期以後就已無原本存世的薛居正等修《五代史》，亦即所謂《舊五代史》）。雖然作者實際調查和研究的範圍，似乎還不能說對存世正史的宋元舊本已經一一經眼，囊括無遺，但書中述及的中國大陸、臺灣、香港，以及日本諸地，當已涵蓋其中的絕大部分。
因而，其研究結果，最直接、也最廣泛的應用價值，就是為中國古代史研究，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為所有文史研究，提供了一份相當完善的正史宋元版書錄。業師黃永年先生稱謂此種目錄為“版本目錄”，普通文史學者，都可以通過這種目錄，來了解相關正史的版本狀況。憑借這部《正史宋元版之研究》，我們就能更好地判別相關宋元版本的正史；憑借它找到好版本，利用好版本。形象地講，也可以說是讀得到、讀得好正史的“正本”，亦即得當地利用得當的版本，可謂惠莫大焉，利莫大焉，便莫大焉。
尾崎康先生所做的研究，是職業版本學家所做的最基本的工作，在我看來，並沒有什麼特出的地方。其最大的特色，不過是一頁兒一頁兒地查看並逐一記錄下這些宋元刻本的刻工姓名，再相互比勘而已，以此區分開此本與彼本，原版與補版，乃至早印與晚印，實在看不出有什麼了不得的高見卓識。若是不這樣做，還能怎麼做呢？
然而，《正史宋元版之研究》這部著作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其成功的訣竅，就是花費人所不花的笨功夫。走遍日本，像尾崎康先生這樣專門以研究中國古籍版本為職事的學者也是屈指可數的，像著名的東洋文庫，二十多年前我在那裏做訪問研究的時候，竟無一人稍知一點兒古籍版本的皮毛，從“文庫長”，到下面的工作人員，不過謹司其庫而已。與此相比，中國的古籍版本學家卻是大有人在，不知有多少人是靠這個名頭兒獲取的高級職稱，在趙萬裏先生之後，多少年來，為什麼做不出一點兒可以與這部《正史宋元版之研究》並比的東西？
去年年初，我在《〈海昏侯劉賀〉書裏書外的事兒》這篇講稿裏曾經談到，做文史研究這門學問，最重要的，還是靜下心來花功夫讀書。道理，和棋牌類遊戲差不多，規則越簡單，施行起來越困難。治學的關鍵，不是采用什麼神異奇幻的方法，而是究竟投入多大心力（收入拙著《書外話》）。
當然，愚拙如余，只是一個很邊緣的“未入流”者，世之賢者巧者，自是競相爭新鬥奇。試看當今我的國各種學術活動，幾乎無不以“新思維”、“新路徑”、“新方法”、“新技術”、“新手段”等詞句來標榜其“新穎”之處（其情其景，不禁令人聯想到西漢時期《新語》、《新書》、《新序》之類以“新”相標榜的著述。不過一味求新的結果，最後是弄出“新莽”這麼個奇葩來，想一想也蠻怪異的）。在這樣的氛圍籠罩下，當然不會取得多少具有實質性意義的學術成果。
《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內文
在此書日文原版《正史宋元版の研究》出版之後，尾崎康先生就書中所論述的問題，繼續又做了許多研究，使相關認識更為完備。這次中華書局出版的中文本，之所以稱作“編譯本”，就是因為喬秀巖先生在翻譯過程中已把這些後續的研究編入書中，並得到尾崎康先生的審定認可。除此之外，喬秀巖先生還隨文附加了一些很重要的譯書案語，深化對一些重要問題的認識，為之增色不少。除了這些實質性內容以外，較諸日文原版，中華書局本還增多許多插圖，而且所有插圖的圖幅較日文本都已加大，印制也更為清晰，特別是卷首還增附有多幅日文本所沒有的彩色插圖。不管是獨立的彩頁，還是隨文的圖片，都是精心選擇，其中包含很多稀見的書影。對於一部版本學著述來說，這些插圖是非常重要的，對閱讀此書、利用此書，都助益多多。
明此可知，這部中文版《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實際上已經不是一部普通的譯本，而是尾崎康先生此書的最新、最佳版本，已經超出於日文原版之上。即使是那些整天酣暢觀賞日本動畫片和動作片的小朋友，要買也得先買這部中文編譯本，而不是日文原版。說不定哪天日本的出版商還要據此翻譯成日文，以供日本學人備置案頭，廣泛使用。
除了提供給我們系統可靠的宋元版正史的版本學知識以外，尾崎康先生在研究過程中通過紮實艱苦的努力還總結出很多鑒定中國古籍、特別是宋元刻本的一般方法，例如最晚的避諱字只能卡定一部書籍刊刻時間的上限而不是它的下限，等等。這些結論，使古籍鑒定的方法取得實質性進展，可以為具體的鑒定工作發揮重要作用。
鄧廣銘先生把這種辨析版本的工作，視為研治歷史最起碼的基礎，也許有許多新派學者不以為然。對這類問題，我一貫覺得各尊所聞、各行其是就是了。自己覺得怎麼好，就怎麼做。誰也改變不了誰，爭論也不會有什麼結果。不過在此我必須強調指出，至少在一個方面，版本學的基礎地位，是不可動搖的，是所有學者都必須予以承認並且立足其上的，這就是古籍整理工作。在從事古籍校勘時，是萬萬離不開版本這個必備基礎的。
這裏不妨舉述一個反面的例證，來說明這個道理，這就是中華書局最近印行的修訂新版本《魏書》。和整套新修訂本《二十四史》中金以前諸史一樣（所謂《舊五代史》當然除外），宋元古本的利用，情況多較為復雜，其版本選擇，見仁見智，一時不易說道清楚。不過這部《魏書》在所用“通校本”中列有“北監本”，乃“明萬歷北京國子監刻、清康熙補刻本”，卷首且彩印其書影一幀，清晰無誤，可證實際情況確是如此。對點校者這一選擇，即頗為令人困惑。
中華書局新點校本《魏書》卷首清康熙補修本書影
這個所謂北監本《魏書》，是明北監本《二十一史》中的一種。因北監本過去一向不為學術界所重，學人對它的版本狀況，往往不甚留意。實際上北監本《二十一史》的版片，在崇禎六年和康熙二十五年先後兩次統一做過補修。對這兩次補修的情況，我沒有見到中國學者做過說明。尾崎康先生這部《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在詳密考辨宋元古本之外，對明南北監本《二十一史》的版本狀況，也做了簡要的敘說。讀過尾崎康先生這部大作，我才清楚了解這兩次系統補修北監本版片的情況。按照尾崎康先生考察的結果，這兩次補修，“僅改刻卷首官銜與版心刊年而已”，實際並沒有更動正文的內容。
明萬歷二十四年原刻本《魏書》（左）與崇禎六年補修本《魏書》（右）
不過尾崎康先生並沒有逐一通審通校全部明北監本《二十一史》的前後三個版本，他講的話，也只能是一個大致的說法，很難確保晚至康熙的所謂補修本能夠一如萬歷原刻而沒有出現絲毫漫漶缺損或補版改版的地方。
在這種情況下，一般來說，還是盡量利用萬歷二十四年的原刻本為好。若是考慮到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的權威性地位和它對文史研究的重大影響，就無論如何也不該選用這種晚至遜清的補修之本了。
像這樣使用後來的補修印本，讓讀者很難放心。因為古書在補修版片的過程中造成錯訛是很常見的現象。即以北監本《二十一史》而言，其補修本中就確有一些重大的剜改。例如《五代史記》亦即所謂《新五代史》，萬歷原刻北監本乃一如宋代以來的古本，將其作者題署為“歐陽脩”這個本名，可是崇禎六年的第一次補修印本，卻妄自改“脩”為“修”，進而影響到清乾隆武英殿本亦同樣誤書誤刻，以至後世普遍誤以為這個“修”字就是他爹他媽給取的名字，當今的官府更不讓有別的寫法（說詳拙稿《哪兒來一個歐陽修？》，收入拙著《那些書和那些人》）。在未經一一核對之前，誰又能保證康熙時期補修的《魏書》當中不會飛出什麼幺蛾子來呢？
再說，萬歷原刻本《二十一史》並不是什麼罕見的孤本秘籍，找一部來“通校”應該是很容易的事情。像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這麼莊重的基本典籍，一開卷就有這麼一個後世補修北監本的書影赫然在目，也實在有礙觀瞻，顯得太外行了（新點校本《魏書》卷首還印有一幀《嘎仙洞石壁北魏太平真君四年祝文》的拓片，這也真的很不得體，因為它與《魏書》的版本無關，給人感覺像是插圖本《魏書》似的。要插，還可以插入很多元魏墓誌）。要是中華書局早一些印出尾崎康先生這部著作，使參與修訂《魏書》以及《二十四史》中其他諸史的學者都能多具備一些正史的版本知識，或許就不會造成這樣的疏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