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解夢夢見有人給我寫情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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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後的夜晚看一場音樂劇,為精彩的劇情、富有感染力的唱段和極致的舞美沈醉,已經成為越來越多都市人生活的一部分。

音樂劇火了,然後呢?除了引進海外名作,中國的原創故事在哪裏?制作人如何發揮作用,把更多動人的中國故事藝術地呈現在舞臺之上?

對此,深耕音樂劇產業30年的中國音樂劇協會制作人專業委員會主任李盾有自己的思考。《破繭成蝶:李盾和他的音樂劇世界》一書記錄了《白蛇傳》《蝶》《啊!鼓嶺》《重生》等中國原創音樂劇誕生的過程,和身為制作人的李盾對音樂劇產業、音樂劇教育等熱點問題的思考。

能不能用這種表演形式

講述我們自己的故事

讀書周刊:您原本學舞蹈,當時是怎麼突然下決心要去做音樂劇的?

李盾:1988年,我在英國學現代舞,偶然間在倫敦西區看了音樂劇《貓》和《悲慘世界》,一下子就著了迷。我意識到自己之前所學、所栽培的都是枝枝葉葉,而音樂劇是一棵大樹,就此我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我要做音樂劇。我當時的想法很簡單,我要是能做成這樣的作品,人生就不虛此行了。在我看來,音樂劇是每分每秒都要能抓住觀眾的表演。我想:能不能嘗試用這種現場表演形式,講述我們自己的故事呢?

讀書周刊:但您並非科班出身,要做成一部音樂劇,要經歷多少困難?

李盾:確實非常難。但我發現之前在深圳“炒更”(兼職)演出的那幾年,給了我很好的磨煉,成為我做音樂劇制作人的“前奏”。在深圳的一次次演出準備中,我慢慢鍛煉了導演的思維,審美也開始轉變:從高雅走向草根,再從草根回歸高雅,這個循環的過程很有意思。選音樂、剪輯音樂、裁剪服裝、告訴裁縫怎麼做以及用什麼色彩做衣服、選節目、優化節目、把世界名曲改編成現代音樂、根據流行歌曲編歌伴舞,我曾經很享受地投入上述這些鍛煉中。回想起來,那段“野生”發展的日子,使我漸漸具備了一些制作音樂劇所必需的素質。

我常和團隊說,沒有節奏,就不是音樂劇了。在深圳的那段日子,我幾乎每天都在創新,就是為了跟上時代的節奏。當時,每天下班後我都會“扒帶子”,學習全球最新的流行音樂、舞蹈和服裝,第二天就排練,快速吸收這些新元素。與此同時,在演出的排練中,我完成了審美的轉換。當時我不僅要顧全從動作設計到具體呈現的每個細節,要註意把控總體時間,也需要協調不同成員之間的配合。為了更好的效果,還要考慮音響、燈光、色溫等舞臺細節。因此,每次排練,都是對導演能力、制作能力和審美的積累。

光有這些還不夠。從1988年對音樂劇“動心”開始,9年時間裏,我一有機會就帶著團隊的演員、樂隊、舞蹈編導滿世界跑,到百老匯、倫敦西區、巴黎等地看演出,研究那些作品為什麼能夠直指人心。有了這些準備,在1997年,我才等到“天時、地利、人和”的機會,開始了我自己的東方音樂劇初試驗《白蛇傳》。

讀書周刊:為什麼是《白蛇傳》?

李盾:當時我一心想做東方的音樂劇,因此就要借助中國古典作品中的經典故事,我認為《白蛇傳》有意思,行當齊全,有神話色彩,也有民間基礎。整個創作過程很辛苦,但也很好玩。最後,《白蛇傳》在深圳一演就是1200場。當時有人看了60多遍,連劇場服務員都會唱裏面的旋律了。到現在為止,那個旋律還經常在我腦海中完整地出現。說實話,琢磨了多年以後的第一次綻放,往往是最純粹、最真誠的表達,也是最珍貴的。

真的有可能打動人

但假的一定打動不了人

讀書周刊:您多次強調,好的故事就是音樂劇的靈魂。打磨一個好故事需要耐心,也要克服很多艱辛,有時甚至是不計成本地投入精力。這是您一貫的工作方式嗎?

李盾:“好萊塢編劇之父”羅伯特·麥基先生曾告訴我,好萊塢和百老匯的三大法寶,第一是故事,第二是故事,第三還是故事。但我們回頭來看中國的音樂劇,又有多少創作者是肯在故事上花時間的呢?

好的作品、好的故事,必須是鮮活的,是首先能打動創作者的。當創作者融入了自己的生命情感和思考,真實地相信這個故事時,才可能創造出佳作。這就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對於我想做的作品,我和團隊都不會吝嗇投入準備的時間。

記得是2012年2月15日,從北京飛往福州的飛機上,我和曾在百老匯浸淫多年的王洛勇翻到了一篇紀實文學《啊!鼓嶺》。這篇作品講了一個叫加德納的美國人,小時候跟隨父母在福州的鼓嶺生活了近10年,但後來因為戰爭爆發回到美國,一直惦念著再回鼓嶺卻最終未能如願的故事。讀完這篇文章,我流淚了。我想,我一定要去鼓嶺。

每個人都有金色的童年,也會經歷童年的逝去。多少人有過這樣的經歷,也許前一天還和夥伴拉鉤約定,第二天就因為家庭原因各奔東西了。我想,少年加德納當時的經歷也是如此。根據加德納夫人後來的回憶,加德納直到離世前,還記掛著鼓嶺。他想念鼓嶺的味道,那是陽光的味道,是家的味道、愛的味道。

第一次到鼓嶺,我就被這個村莊打動了。那裏有一棵柳杉王,我捧著它粗壯的枝條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想嗅到加德納的童年。後來,我前前後後去了63次鼓嶺,翻閱一百多年前的膠片和影像了解鼓嶺的變與不變,聽那裏的老爺爺、老奶奶講故事。鼓嶺的每一棵樹、每塊石頭裏,都包含著我對這片土地的感情。正是在這樣一個溫暖的環境熏陶下,在充分的前期準備基礎上,我們制作出了音樂劇《啊!鼓嶺》。

讀書周刊:其實,有時候故事本身是足夠動人的,但一些戲劇作品在處理時為了所謂的跌宕起伏和好看而將其復雜化了。您是反對這麼做的。

李盾:做戲劇,真的有可能打動人,但假的一定打動不了人。好的作品不應該總是想著玩技巧、“灑狗血”,創作者不能是高高在上的姿態,必須要和人物原型平等地交流。2020年上演的《重生》講述的是一個發生在這個時代的英雄故事。制作的時候,我和團隊懷著敬畏,想著千萬不能把這個真實的故事給講“假”了。

故事的主人公是羅映珍,她和丈夫羅金勇都是緝毒警察。某個周六的下午,他們在返鄉的大巴車上遭遇販毒分子,等羅映珍從洗手間回來時,看到丈夫已經倒在血泊中。盡管搶救及時,但羅金勇還是變成了植物人。羅映珍沒有放棄,她每天寫情書讀給丈夫聽,讀了幾百封,終於在一天喚醒了丈夫。後來,他們還有了一個可愛的女兒。

幾年前,我剛聽到這個故事時,覺得駕馭不了這個題材。2019年,當我真的有機會在北京見到這一家人時,我被深深地打動了。我們團隊專門訪問了羅映珍,聽她心平氣和地講述這些年的點點滴滴,我覺得能走進這個故事是我們的榮幸。一個受傷的英雄背後,是一家人的犧牲,是他們的堅持、守望與愛,讓奇跡發生。決定制作《重生》後,我第一時間帶著藝術家團隊去雲南考察緝毒警察的情況。在那裏,我們聽到了太多戰鬥在生死邊緣的故事,見到了太多看上去平凡卻堅守著不平凡崗位的人。

2020年,《重生》面世,我們很自豪能以音樂劇的形式呈現出與影視劇、文學作品中截然不同的緝毒警察故事,以歌傳情、以舞表意,打造出兼顧現實底色與戲劇美感的作品。我們希望借著一個滿載愛意與崇高信仰的故事,向公安戰線上默默奉獻的英雄們獻上一首真摯的贊歌。

音樂劇要發展

必須形成劇院群有機體

讀書周刊:您在創作之初就聚焦中國故事。您曾說,中國有豐富的民族音樂,有數不清的動人故事,然而在國外鮮為人知。是否可以說,您是帶著一種使命感在創作?

李盾:音樂劇起源於西方,它是一種非常接地氣的現場娛樂方式,用音樂講述故事,生動自然、老少鹹宜,藝術形式集大成,非常適宜在國際舞臺上展示我們中國日新月異的變化。這個時代,我們需要更多中國原創的音樂劇,擔起講述中國故事的責任和使命。在創作題材的選擇上,一定要有中國特色的精神內核,盡力挖掘傳統美中的新意,真正以小見大,抓住動人的小細節,用人性深處珍藏的真善美直指人心,以平凡人的故事折射大時代的進步和變化。

我常說,做一首歌是容易的,做成一場演出也不難,難的是如何保持一部劇的生命力,讓它能夠一直演下去。最近我在補看電視劇《覺醒年代》,我感到裏面的人物故事值得深挖,有可能成為很好的音樂劇題材。這樣的聲音,是值得被世界聽到的真正的中國聲音。

讀書周刊:目前國內音樂劇演出很火爆,但大多是西方故事或版權在國外的作品,原創的中國故事還相對較少。

李盾:韓國、日本的音樂劇發展比中國早一些,也經歷過大批購買國外版權作品的階段。在2008年之前,韓國的原創音樂劇是極其薄弱的,制作人不做、投資人不投、觀眾不看,因此原創音樂劇都是在很小的劇場演出。後來他們認識到,再這麼演下去,文化特色可能要被磨平了,從國家層面對原創作品給予了極大支持,韓國的原創音樂劇開始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湧現了《英雄》《圖蘭朵》《那些天》等充滿民族特色的故事。

也是在2008年,我制作的《蝶》受韓國第二屆大邱國際音樂劇節之邀,前往韓國演出,參加這個音樂劇節的還有來自18個國家的業內人士。《蝶》在韓國首演那天,我非常緊張,默默在一樓找了個角落,躲了起來。第二幕演到一半,就聽到臺下有觀眾的啜泣聲。整場演出結束,好幾秒鐘時間裏,全場鴉雀無聲。隨後,觀眾起立了,爆發出熱烈的掌聲。那一刻,我知道,十年化繭的《蝶》不僅感動了中國觀眾,也將中國原創音樂劇帶到了世界。不出意外,《蝶》獲得了當屆音樂劇節的最高獎項——特別獎。

我們有理由相信,好的原創可以贏得尊重與歡迎,除了引進,更要用心、用熱情做好原創。

讀書周刊:推動原創,需要什麼樣的孵化環境和演藝生態?百老匯和倫敦西區在這方面能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示?

李盾:音樂劇是現場娛樂的終極表現形式,必須到現場感受,成熟的劇院群和演藝生態系統是十分重要的。倫敦西區有99家劇場,百老匯裏有49家劇場,外百老匯則有上百家,外外百老匯就更多了。音樂劇產業實際上是一個很大的生態系統,是龐大的有機體,學校教育、培訓機構、商業系統都與之相關。從42街演變成為如今璀璨的模樣,百老匯用了140多年時間。百老匯的收入很高,不光是門票收入,還有大宗版權交易在這裏產生。百老匯的制度是這樣的,一部新劇開演,第一年主攻紐約市場,第二年是整個美國的市場,第三年、第四年是全球市場,第五年、第六年輸出版權。整個過程中,一部劇的價值不斷發酵,不斷帶動周邊產業發展,最後通過版權輸出實現最高程度的“綻放”。

我認為,中國音樂劇要有大的發展,首先應該建立劇院群、創造“有機體”。我們對劇院的概念不能停留在殿堂式劇場。倫敦西區和百老匯的很多劇場實際上並不豪華,正是造價成本不高的一個個劇院組成了集群的概念,實現了其商業價值。上海是文化碼頭,更是文化源頭,是中國故事走向世界的最好地點,應該有更多“小而美”的商業劇場為原創作品提供更多的演出機會。

舞臺上的自信背後

是艱苦的訓練和極度的自律

讀書周刊:除了音樂劇創作,您還投身音樂劇教育。要培養優秀音樂劇人才,需要提供什麼樣的土壤?

李盾:音樂劇《西施》裏有這樣一句話:一個時代夢見了另一個時代,一群人夢見了另一群人。音樂劇發展需要大量音樂劇人才,也需要大量能欣賞音樂劇的觀眾,這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靠長期的美育積澱下來的。

在音樂劇人才的培養上,我從1997年開始就和北京舞蹈學院合作,當時引進了一批國外教材。通過實踐我發現,光有教材沒有用,如果沒能達到充足的課時量,培養不出好的音樂劇演員。在過往的音樂劇劇組招募中,我也發現,到我們團隊裏的新演員,即使之前有登臺經驗,演出前也還要重新培訓,因為他們比較缺乏將唱、跳、表演各方面融合在一起的能力。後來,我與上海視覺藝術學院合作開設音樂劇領域的大師班,就是以此為目標,希望培養出一批綜合能力強的演員。

百老匯的演員一周演出8場,能做到連演10年,這是非常令人震驚的。當時我很納悶,他們的嗓子怎麼不會唱啞?高強度的舞蹈怎麼都能跳得下來?角色怎麼演得那麼惟妙惟肖?後來我才知道,他們經過非常專業的訓練,能夠科學發聲,具備很好的體能和舞蹈技巧,表演能力也很強,一開口就能讓觀眾感受到所飾演角色的特點。

這些演員釋放的魅力和他們在舞臺上強烈的自信背後,是艱苦的訓練和極度的自律。我們開設的音樂劇表演專業,以全球一流音樂劇院校的課程為標準進行課程設計,前兩年排的課程非常滿,幾乎從早上到晚,每周四十多節課。從早功到專業課、劇目排練、大師講座,老師對學生課業盯得很緊,為的就是讓學生打好基礎。我們還把作品制作和專業教育融合在一起,讓學生邊學邊實踐,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

讀書周刊:現在的學生是在豐富的作品中成長的一代,他們的接受能力和成長速度怎麼樣?

李盾:現在的學生不僅外形條件好,對新知識、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也很強,反應特別快。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每個人都能綻放出獨一無二的光芒。這些學生在大二時,就能演出完整的《媽媽再愛我一次》和《酒幹倘賣無》。第一屆學生畢業時,還把難度很高的《蝶》拿下了。由此可見,成體系的音樂劇專業訓練是很有必要的。

作者:吳越

來源: 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