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河南信陽軍分區幹休所。百米長的花圈靠著圍墻，擺在靈堂外，從中午到晚上，仍在延伸。
除了父母兩邊的親戚，張計發的四個女兒，沒再通知其他人——更多人是在看到新聞後趕來的。
絡繹不絕的吊唁者，湧入靈堂。長明燈的燭光，跳躍在張計發遺像上，左胸掛滿了軍功章。“光榮在黨50年”紀念章擺在靈位右邊，這名1947年入黨的共產黨員，沒有機會再戴上它了。
6月15日7時30分，抗美援朝戰鬥英雄、電影《上甘嶺》連長原型張計發病逝，享年95歲。16歲參加抗日先鋒隊，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再到抗美援朝戰爭，他共打了10年仗，榮立特等功4次、一等功2次。離休後，為青少年作革命傳統報告1500余場次，光聘書就有一大箱，當地不少上歲數的人，都知道這位“張連長”。
張計發逝世當晚，信陽下起大雨，此後連日都是陰雨天。
6月16日，張計發的靈堂外，花圈擺了一排。新京報記者杜寒三 攝
“你打下的江山我守著”
在一眾黑衣的家屬中，外孫崔和平，穿著一身醒目的軍裝。
17日淩晨，靈堂外。崔和平練著禮步，從這頭走到那頭。他是孫輩裏唯一當兵的，當天出殯時，將抱著遺像，走在隊伍前頭。
每年回家探親，如果崔和平穿著軍裝，上下打量後，張計發會滿意地點點頭：“嗯，小夥子，部隊需要你幹多久，你就在部隊幹多久。”這次奔喪，崔和平特意帶上了軍裝，“看著我穿這身衣服，他會開心。”
天空泛白，離出殯時間近了，守了一夜靈的崔和平，又換上軍官禮服。
“穿這身送姥爺，他配得上”，崔和平說。金黃色的裝飾條，從肩上垂到前胸，兩夜沒有合眼，這身軍綠色卻襯出了精氣神。他和張計發都長著又黑又濃的眉毛，人們見著他，都會說上一句，“你和姥爺真像”。
最後的時刻到了，崔和平戴著白手套，從靈堂抱出遺像。
送行者將現場圍得水泄不通，有人舉起手機拍照，有人閉眼雙手合十。還有一個大叔弓著背，朝遠去的靈車敬軍禮。前往殯儀館的路上，下起大雨。一長串車隊，打著雙閃，一眼望不到頭。
信陽市殯儀館福壽廳，張計發的遺體被鮮紅的黨旗覆蓋，瘦削的頭上，罩著一頂空軍蔚藍色的大檐帽。
家人們哭得泣不成聲，崔和平卻憋著眼淚，“我不能穿著姥爺喜歡的衣裳，在送他上路的時候哭，這樣對不起這身軍裝，也對不起他。這是我作為一個軍人必須要有的堅強。”他左手托著軍帽，鞠躬向遺體告別：“姥爺，你放心走好，你們當年打下來的江山，我們好好給你守著。”
雨沒有停，更顯紅山公墓松柏青翠。
張計發的墓穴裏擺入了《上甘嶺》連環畫，一副墨鏡等物品。他一生守時，離不開手表，但住院時瘦得很，表在肘關節還戴不上。本想留作紀念，三女兒張愛民還是把這塊表放進了墓穴裏。
“老連長，我爹在隔壁，你們可以一塊兒喝酒啦”，有人跪在墳前說。
崔和平撐著一把黑傘，挺直腰桿站在一邊，迎接一撥又一撥叩拜者。“這傘該由我來撐，不管是他的家還是國家，都有一個從軍繼承他事業的外孫幫他守著”，崔和平說。
張計發生前常說：“我要好好活著，替那些犧牲的戰友，看看祖國美好江山”。說到這些，崔和平笑了，“姥爺的戰友叫他去報到了，回去看一看他們。”
6月17日，信陽市殯儀館，人們趕來送“張連長”最後一程。 新京報記者杜寒三 攝
“一個蘋果”和一籃子蘋果
6月17日，張計發下葬當晚，信陽當地電視臺重播電影《上甘嶺》。
1956年，正是這部電影的上映，使他作為誌願軍某部八連連長張忠發的原型，被全國人民熟知。三年內，他都不忍看完這部影片，但在看完後又說：“戰爭的殘酷和激烈展現得都不充分，不及十分之一。”
16歲參加抗日先鋒隊，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再到抗美援朝戰爭，張計發共打了10年仗，他最難忘的仍是上甘嶺戰役。張計發91歲那年，侄子張二順問起這場戰役，他還止不住掉淚，此後張二順再也問不出口，“他掉淚我心疼”。
一組數據說明了上甘嶺戰役的殘酷：“聯合國軍”發射炮彈190余萬發，投炸彈5000余枚，山頭被削低整整2米，表面巖石被炸成1米多厚的粉末；誌願軍第15軍45師，27個步兵連有16個連兩次打光重建；最終飄揚在主峰的戰旗，布滿381個彈孔……
張計發曾回憶，上甘嶺陣地上濃烈的硝煙夾雜著血腥味，飛機、大炮不斷狂轟濫炸，整個陣地像大海裏行駛的船兒一樣不停地搖晃，表面陣地上根本無法站人。
1952年10月15日，張計發所在的15軍45師135團7連，奉命轉入坑道，在坑道裏堅持了10天。層層封鎖切斷了糧食和水的運送，嚴重缺水下戰士們的嘴巴裂開口子，渾身像是著了火，他們將身體和嘴巴貼在坑道壁上，用涼爽的泥石緩解身體痛苦。尿液由白變黃，又變成紅色，後來是紫色的，最後排不出尿液——腥臭的尿也成了寶貴的水源，戰士們端著自己的尿，謙讓給戰友。有的傷員緊閉著嘴，牙齒咬得嘎嘎響，有的咬掉了舌頭，但為不影響戰鬥情緒，沒有一個傷員喊痛叫苦。
10月31日傍晚，在陣地上苦戰近24小時後，7連大部分戰士都已犧牲，只剩下包括張計發、4名步話員、衛生員張樂、通信員邢誌林和受傷戰士蘭發保在內的最後八人。
上級命令四連派5個戰士前來支援，戰士劉明生塞給張計發一個蘋果。四個步話員喊啞了嗓子，遇到緊急情況喊不出話，猛抽自己的嘴巴打出血潤潤口，接著喊話。張計發先把蘋果交給他們，但他們聞了又聞，摸了又摸，誰也沒舍得咬一口。他又傳給了傷病員、衛生員、通信員，蘋果在8個人手中傳遞，轉了一圈，又完整地回到張計發手裏。張計發說：“同誌們，我們可以打退敵人一次又一次的衝鋒，卻連一個小小的蘋果也消滅不掉嗎？”他帶頭咬了一小口，蘋果在8個人手裏轉了三圈才吃完。
在張計發長女張愛黨的印象裏，上世紀60年代家庭條件困難，但只要一來賣蘋果的，父親就會買上好多，分給孩子們，“那麼多戰友都沒有吃上，現在可有蘋果吃了，你們多吃。”
張計發去世後，一籃蘋果，被黃白兩色的菊花簇擁，擱在靈堂。
上甘嶺戰役結束，張計發220人的大連隊，僅剩23人。2020年，張計發因病住院，護工張新麗說，每當有人探望時叫他“英雄”，94歲的張計發會收起笑臉，趕忙擺著雙手：“可不敢這樣說，我不是英雄，那些犧牲的戰友們，他們才是英雄。”
接著，他會報起一個個戰友的名字。
6月16日，張計發靈位前，擺著一籃子蘋果。新京報記者杜寒三 攝
“軍功章都是你的”
南征北戰，張計發有不少軍功章。他曾對妻子魏祖勤說：“軍功章不是我的，都是你的。不是給你一半，是全部給你。”
1955年，29歲的張計發已是大齡青年。在婦聯的動員下，19歲駐馬店姑娘魏祖勤和張計發花了5元錢，置辦了瓜子、花生、糖果和兩個西瓜，算是結了婚。“為啥人家那麼大歲數？為了國家，為了人民都有飯吃”，魏祖勤對濃眉大眼的小夥一見鐘情。張計發膚色黝黑，魏祖勤皮膚白白的，他老打趣說是“黑小子找個白妮”。
魏祖勤的臥室，掛著結婚50年後補拍的婚紗照。這是她第一次穿上婚紗，花白的頭發打著卷兒，捧一束紅花。老頭兒穿一套黑禮服，倆人貼在一起，露出燦爛的笑。
1962年，患上肝硬化的張計發，被醫院判了死刑，心情愉悅的情況下，還有可能活3到5年。他挺著肝腹水的肚子像個孕婦，幾家醫院都治不了。
張愛黨念小學的時候，張計發上她的學校作報告。望著臺上挺直腰桿的父親，張愛黨知道，那是因為弓腰窩著肚子犯疼。他每次入座，屁股都貼著椅子邊，褲腰則用一根細繩拴住。
魏祖勤四處尋醫問藥，用20顆紅棗、20個蓮子和20粒花生米熬制燉品，再擱點紅糖，睡前讓丈夫服下，一熬就是二三十年。
1966年，40歲的張計發因病離開部隊，來到信陽軍分區幹休所生活。他將當時三個女兒的名字改為張愛黨、張愛軍和張愛民。1967年，小女兒出生，他取名為張愛東，熱愛毛澤東之意。“他不能繼續為黨工作，就用這種方式來報答”，張愛黨說。
失落之下，張計發把勁使到了孩子們身上。每天清晨在家吹響哨子，規定穿衣服、疊被子、洗臉、刷牙的時間，不得超過5分鐘。三個孩子在院裏集合，跑步、投擲手雷模型。若是遲到，張計發就抄起小棍子打。到後來，幾個孩子都不敢脫衣服睡覺。
張計發有午睡的習慣。吃完午飯來不及收拾碗筷，魏祖勤會把孩子們招呼到外頭的樹蔭底下。母女們圍成一個弧形，孩子們嬉戲打鬧，魏祖勤織毛衣、納鞋底子。待張計發睡醒了，才領孩子回去。
魏祖勤常同孩子們說：“不要惹你爸爸生氣，他有病，能活一天是一天。”
在魏祖勤的調理和包容下，張計發的身子，一天天好起來。他對妻子說過，“你是張家的功勞，沒有你就沒有我，臨死我得給你磕個頭。”
6月17日淩晨3點多，85歲的魏祖勤，又一次拄著拐杖挪進靈堂。冰棺上蒙著一層黑布，看看老頭穿得咋樣，成了她最後一個願望。“怕老了眼睛看不見”，早在20年前，魏祖勤就給老伴做好了壽衣。
操勞了一輩子，魏祖勤沒讓張計發做過一件家務，他出門兜裏甚至都沒裝過錢。魏祖勤說：“我沒啥了不起的，但沒拖過他的後腿。他為革命、為祖國出力，我好像也給國家盡了一份力”。她揉著自己的膝關節，“我要完成任務了。”
6月17日，85歲的魏祖勤在家中。她說這輩子沒給張計發拖過後腿。新京報記者杜寒三 攝
醫院裏的“張寶寶”
6月18日，張家人來來回回好幾趟，才把病房裏的東西搬走，“住了快3年，都成自己家了，跟搬家一樣。”病床上的墻上，貼著小學生看望張計發時送的手繪畫。一盒鐵罐子裏，堆著張計發沒有吃完的糖，藥苦，他愛含著甜的。
醫院清潔員劉玉蘭再往裏探腦袋時，空蕩蕩的病房，只有沙發上留著一沓X光片。劉玉蘭曾拍下張計發的一張照片，一張在張家人手上，一張擺在自己家裏。他們唯一的交集，是劉玉蘭打掃他房間時，張計發會揮手說：“你辛苦啦。”
胃癌晚期並多發轉移癌、營養不良性肝硬化、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聯勤保障部隊第990醫院信陽院區，4446號病人的最後診斷，密密麻麻列了12條。像這樣的病人，生存期或許只有3到5個月。心腎內科副主任蔣德軍說：“能活這麼長時間，是個奇跡。”
每天早上，蔣德軍見到張計發在走廊裏坐著輪椅，還能走路的時候，他由閨女攙扶著，走上兩圈。老人家愛唱歌，唱的最多的還是“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保和平，衛祖國， 就是保家鄉……”這麼多年過去，不忘詞也不跑調，有時整層樓都能聽到。
在張計發生命的最後幾年，家人們有時開玩笑，叫他“張寶寶”。
護工張新麗早年是幼兒園老師，躺在病床上的張計發，乖乖地跟她學唱兒歌。他擺出走路的姿勢，假裝給自己戴上軍帽，敬一個軍禮：“解放軍真正好，穿軍衣、戴軍帽、扛長槍、開大炮，打得敵人嗷嗷叫”。他還會改編，“花園裏花兒開，紅的紅，白的白，花兒好看我不摘，大家都說我真乖”，左右晃著腦袋，把最後一句唱成“大家都說我是一個好乖乖”。
張計發也有脆弱一面。
他告訴張新麗，他想老家兄弟，想媽媽了，“我媽可辛苦，沒有享到福。”16歲那年，張計發離開家鄉河北贊皇，加入抗日先鋒隊。在他的印象裏，小時候經常半夜娘還在納鞋底；淩晨雞叫頭遍，她又下炕打水刷鍋掃院子；天還沒大亮，娘一準兒在磨房推豆腐，“一年到頭，我娘的雙眼都是紅紅的。”
有時一覺醒來，張計發又掉下眼淚，說夢到戰友了，還是在前線，“特別想他們”。
6月15日7時18分，張計發被宣告臨床死亡，他終於和老娘、戰友們團聚了。
這些日子，張新麗常夢到張計發。每天六七點鐘起床，張新麗拉開窗簾。若是晴天，他兩只手在被子上打節拍，笑著唱：“這樣藍藍的天,這是什麼人的隊伍開往前線，老鄉們吶聽分明，這就是那堅決抗戰的八路軍。軍民團結咱大家一條心，打走那個日本鬼子咱享太平！”病房朝東，太陽像鴨蛋黃一樣，陽光灑在他的病床上。
張計發身體好的時候，駝著背彎著腰，每天在家門口的浉河邊上走兩圈。下葬當晚，河邊依然人來人往，有人遛著狗，有人搖著蒲扇，還有人在釣魚。他埋葬的紅山，離這不遠，在這條路上就能望到。
（文中崔和平為化名）
部分資料參考自《鐵血丹心：張計發回憶錄》
新京報記者 杜寒三
編輯 袁國禮
校對 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