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所教授 劉永翔
《老子》雲：“侯王自謂孤、寡、不穀。”（三十九章）先秦時代，諸侯例取以自稱，這三種稱謂雖各有一定的使用場合和身分規定，但據說都是為了體現“以賤為本”。不過，地位擺在那裏，權勢擺在那裏，“名者，實之賓也”，給人的印象無疑是似謙實倨。試想誰能從成語“稱孤道寡”“南面稱孤”的詞義中找出半點謙恭來呢？
就談這個“孤”字吧。趙翼說：“‘孤’本小侯之稱，諸侯遭喪則亦稱之，此定制也。秦漢之間而‘孤’已為南面之雄稱。”“然《史記》《漢書》文內亦不見有稱‘孤’者，至漢末及三國群雄之割據，僭竊者始稱之。”（《陔餘叢考》卷三六《稱孤》）“袁紹、劉表、曹操、孫權、劉備之徒無不稱 ‘孤’。”（同上《寡人》）核諸《三國誌》及其書裴松之註，這個名單，除了說劉表稱孤不確外，餘皆無誤，不過還漏了董卓、袁術、袁譚、孫策、曹丕、孫晧、司馬昭和諸葛亮等人。
吳君金華《三國誌校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歸納諸史，得出結論，說：“皇帝稱‘朕’，諸侯王及公卿大臣稱‘孤’，實為漢魏六朝之通例。”（10頁）然而取《三國誌》自首至尾細閱，對吳君之說卻由不疑漸至於有疑，覺其說頗有鑿枘之處。遂別尋蹊徑，冀解己惑。茲略陳於下，以作芹獻。自愧平生吟風弄月，越界妄談，聊供方家一哂而已。
一
吳君所舉諸例中有劉備三顧茅廬求教諸葛亮時的一番開場白：
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按系引自《三國誌》卷三五《蜀書》五《諸葛亮傳》）
第一縷疑雲即緣此而起，我以為劉備當時是不可能稱“孤”的。這樣說，也許很多人不解：劉備“勢分三足鼎，業復五銖錢”（劉禹錫《蜀先主廟》詩，《劉夢得文集》卷三），難道還不能“稱孤道寡”嗎？
諸君且慢，聽我道來：我說的不是劉備不能稱“孤”，而是說他稱“孤”的不講場合、不顧對象。
劉備當時的官爵是左將軍、豫州牧、宜城亭侯（《三國誌》卷三二《蜀書》二《先主傳》），這大概就是吳君認為他得以稱“孤”的資格了，顯然將他歸入了“諸侯王、公卿大臣”之列。姑且認可這一說法吧，不過竊以為即使劉備具此資格，初見諸葛亮時也不可能如此自稱，此時而稱“孤”，未免於情於理、於時於地皆有不合。
劉備像
何以會生此鄙見呢？正如趙翼所揭，秦漢以後，“‘孤’已為南面之雄稱”。“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劉備此時不可能以王侯自居。他處境維艱，寄人籬下，方在荊州投靠劉表。何況官爵都是曹操上奏賜予的，既已脫離曹營，東逃西竄，狼狽不堪，早就有名無實了。此刻他正有求於諸葛亮，哪裏會一見面就端起諸侯的架子呢？
須知劉備禮賢下士，待人接物一向是非常謙卑的，任平原相時，北海太守孔融被黃巾軍所圍，派太史慈向他求救，“備斂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即遣精兵三千人隨慈”（同上卷四九《吳書》四《太史慈傳》）。對太史慈自稱其名，有自覺是無名之輩，居然為大名士知曉之意，當然其時官職尚卑。
可是我們分明還在《三國誌》中看到劉備向諸葛亮稱“孤”前後更為謙卑的自稱：當他在劉表座上聽到名士許汜對陳元龍（登）“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床臥，使客臥下床”的非議時，批評他說：
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主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臥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邪？”（同上卷七《魏書》七《呂布傳》附《陳登傳》）
“百尺樓”“上下床”也是有名的典故，自蘇東坡誤用為“元龍百尺樓”後（“懶臥元龍百尺樓”，見《蘇文忠公全集·東坡集》卷八《次韻答邦直子由四首》之四；“好臥元龍百尺樓”，見同上卷十六《趙令晏崔白大圖幅徑三丈》。邵博《聞見後錄》卷十六嘗指其誤），後人將錯就錯，用為陳家的典故了。題外話不提了，請看劉備在此居然自稱“小人”！對自己鄙視已極的許汜尚且如此，那麼，對仰慕已久的臥龍先生，他反而會傲然稱“孤”嗎？
再看《諸葛亮傳》接下來的敘述：
在關羽、張飛對他與諸葛亮“情好日密”感到酸溜溜，深表不滿時，他譬解二人說：
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
這是一句千古名言，是成語“如魚得水”的出處。但我總覺得，面對情類兄弟的關張，劉備不可能如此托大。
關羽像
不信請看“如魚得水”後劉備的自稱吧：
諸葛亮說先主攻（劉）琮，荊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同上卷三二《蜀書》二《先主傳》）
建安十三年（208），劉表次子劉琮投降曹操後，他的左右及荊州人多歸附劉備，劉備帶著他們一起撤退，“眾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裏”，有人勸劉備棄眾速行，他回答道：
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同上）
兩次都不稱“孤”而稱“吾”，不管是對諸葛亮還是他人。
十一年後，建安二十四年（219），黃忠在定軍山斬夏侯淵立了大功。次年，劉備自立為漢中王，想用黃忠為後將軍，諸葛亮擔心驕傲的關羽恥與噲伍，劉備就說：“吾自當解之。”（同上卷三六《蜀書》六《黃忠傳》）
試想已經稱王了，對諸葛亮還稱“吾”而不稱“孤”，那麼，怎麼會在三顧茅廬時如此妄自尊大呢？
我想劉備自己決不致失口如此，問題應該出在事後的記錄上。須知“隆中對”是“屏人”而談的，內容只有“你知我知”，談話內容的披露應該出於密談者事後的追述。那麼，劉備當時究竟是如何自稱的呢？
此雖無書可征可證，卻可從三國時代的兩段著名的對話中類推而得：
一是曹操曾對劉備說：“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同上卷三二《蜀書》二《先主傳》）這是“三國迷”們都耳熟能詳的。其時曹操已貴為三公，把持朝政，尚對劉備稱名如此。
二是禰衡為江夏太守黃祖作書記，“輕重疏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後漢書》卷八一《禰衡傳》）
對人互稱己名乃是古人交際中示敬的傳統方式，並不問對話雙方地位高低的。所以我認為原話應當是“備不度德量力”和“備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推想“孤”字乃記錄者為避劉備之諱而作的改筆，其時，“隆中對”中的策劃已一一付諸實現，其內容已可錄入檔案了。蜀雖“國不置史，註記無官”（《三國誌》卷三三《蜀書》三《後主傳》），但記室總是有的，是記室在記錄時不敢直書劉備的名諱。
二
說到避諱，先須知道後漢、三國時代於此規矩之嚴，甚至還從名“擴大化”到了表字。例如劉備的叔父名（或字）子敬，蜀將孟達本字子敬，為此改為子度（《三國誌》卷四十《蜀書》十《劉封傳》）。司馬朗（司馬懿之兄）和常林（魏國能吏）幼時都對父友當其面稱其父之字深表不滿（同上卷十五《魏書》十五《司馬朗傳》、卷二三《魏書》二三《常林傳》）。其時還出現了馬超因稱劉備之字玄德而險些被關羽、張飛所殺的傳說（同上卷三六《蜀書》六《馬超傳》裴註引《山陽公載記》），雖說裴松之認為馬超不致傲慢如此，與事實不符，但正如錢鍾書先生所說：“虛幻的癩蛤蟆處在真實的花園裏”（《錢鍾書集·七綴集》，三聯書店，2002年，181頁），當時嚴於避諱之風肯定是存在的，所以秉筆者對劉備初見諸葛亮時的自稱不敢如實表達。
“隆中對”文采斐然，顯非原話，肯定和其他史料一樣，也經過筆錄者的潤色，稱謂當然也包括其中。之所以把責任“推給”筆錄者，是因為我認為此非陳壽所為，他不過是對原始資料仍而不改而已。盡管錢大昕指出陳壽“於蜀二君，書‘先主’‘後主’而不名”（《潛研堂文集》卷二八《跋三國誌》），但細閱其書，也不是逢諱必避的。《蜀書》敘事時力避劉備之名，但引文或引語則不避，引文如劉備自立為漢中王時群臣上獻帝之表及他後來稱帝之文，引語如陶謙“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之語（《三國誌》卷三二《蜀書》二《先主傳》）皆是如此。其餘二書則不避。以曹操之名而言，則全誌於敘事時力避，《魏書》中據其經歷依次稱之為“太祖”“曹公”（簡稱“公”）“魏王”（簡稱“王”），唯《鐘繇傳》引李傕、郭汜語一處“曹操”二字未諱（同上卷十三《魏書》十三）；《吳》《蜀》二書在敘事提及時亦稱之為“曹公”或“公”，但在引語中則不全避。作為晉臣，對前朝君主之諱或避或不避，諒不會有人舉報深究，但書中也有直書司馬懿姓名多處，《蜀書》中有兩例在敘事中（卷三《後主傳》），或屬疏忽，而其餘都在引文。錢大昕曾指出：“《三國誌》於晉諸帝諱多不回避。”（《廿二史考異·晉書》卷一《韋曜傳》）看來陳壽對引述犯不犯諱並不十分理會，避與不避悉照原文，而劉備對諸葛、關張稱“孤”正在引語之中。
三
說到這裏，也許有人會問：就算稱“孤”不可能，那麼為什麼原話不是“吾”“我”，而一定是“備”呢？
很簡單，這是因為，如果是“吾”“我”二字，不犯諱，那就不必換字了。再則自稱“吾”“我”在古人聽來顯得很不客氣，與“相爾汝”無異，不合相見之禮。劉備初見諸葛亮時自當稱名，待君臣名分定後，方可用“吾”“我”自稱。
我這樣推測，也許有人見了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劉備與關張君臣關系早定，為什麼他還要向他倆稱名而不稱“吾”“我”呢？
善哉問乎！這就牽涉到尊者向卑者自稱名的語境問題了。劉備當然可以對關張自稱“吾”“我”，如《江表傳》記赤壁之戰前周瑜邀劉備見面，“備謂關羽、張飛曰：‘彼欲致我，我今自結托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單舸往見瑜”（《三國誌》卷三二《蜀書》二《先主傳》裴註引）。竊謂自稱“吾”“我”，在此場合則可，在彼場合則不可。從上舉曹操、黃祖兩例可以看出，尊者向卑者自稱名時，有鄭重而言、直陳肺腑之意，而這個用法，遠在先秦就開始了。
張飛像
師徒、上下級、夫婦之間在古時是尊卑關系，即舉以為例吧：
《論語》中孔子對弟子的自稱是“吾”“我”與“丘”雜出，如《論語·述而》雲：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漢包鹹註雲：“我所為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也。”梁皇侃義疏雲：“丘，孔子名也。孔子已向雲無隱，故此更自稱名而說無隱之事，使之信也。言凡我所為之事無不與汝共之者，是丘之心如此。”（《論語義疏》卷四）
《論語》中孔子向弟子自稱名處，皆可作如是觀，茲不贅舉。其他諸子向弟子稱名處亦然，如《莊子·山木》雲：
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
上級對下級自稱名除上舉東漢曹操、黃祖二語外，上溯西漢亦不乏其例。史載大將軍霍光欲廢昌邑王帝位，與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商定，由他在未央宮群臣會議時發難。待田發言責備霍不能完成托孤大任時：
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漢書》卷六八《霍光傳》）
至於夫婦之間，漢代也恰有其例。史載丞相田蚡陷害魏其侯竇嬰的好友灌夫（字仲孺），灌夫被判棄市。
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後家忤，寧可救耶？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史記》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列傳》）
以上所錄諸人自稱名處若改成“吾”“我”雖無不可，但語氣迥乎有異，自稱名則“鄭重而言，直陳肺腑”之意甚明。劉備向關張解釋與諸葛亮親密之故時，正是出於這種心態，自稱名顯然更為妥帖合宜。
作為一個文學愛好者，走筆至此，不禁想看看文學作品中是怎麼表述這兩句話的，不是有人說過，文學比起歷史來更為真實嗎？
《三國誌平話》沒有“孤不度德量力”之語，劉備在談話中則自稱姓名。羅貫中《三國誌通俗演義》照抄《三國誌》，但在後來的對話中則也自稱“備”（卷八《玄德風雪訪孔明》），可見前面“孤”字未改當是出於疏忽。毛宗崗本《三國演義》則改為“備不量力”（第三十八回），顯然註意到這個問題。至於“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這句話，《平話》作“吾得孔明，如魚入水”，羅本作“吾得孔明，猶魚得水也”（卷八《諸葛亮博望燒屯》），毛本作“吾得孔明，猶魚之得水也”（第三十九回）。
三書如此處理，作者一定都感覺到劉備在這兩個場合稱“孤”的有違情理，故為之更換。雖屬小說家言，卻可謂部分恢復了歷史的真實；但將勸關張時所說之“孤”改而為“吾”，則於稱謂之道尚未達一間。
陳寅恪先生“以詩證史”，譽多毀少，我“不度德量力”，竟在此效顰學步，甚至變本加厲，不但以小說來“正”史，而且以後世小說來“正”史，時空錯謬，莫此為甚，恐怕難逃通人畫虎類犬之譏了。
四
上文是在劉備“隆中對”時已具稱孤資格的假定下推演出來的，那麼，這一假定是否成立呢？
否。
吳君既舉以為例，自是認定玄德公有此官爵即具此資格。抱類似看法的還有夏君傳才。他在註曹操《手書與呂布》中“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為作印”之句時說：“孤：古代王侯自己的謙稱，曹操這時封武平侯。”（《曹操集註》，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65、66頁；按曹操書見《三國誌》卷七《魏書》七《呂布傳》裴註引《英雄記》）
據《三國誌》所記，稱“孤”時，曹操是縣侯，而劉備則是列侯中最小的亭侯，可見在二君看來，只要是侯爵，不管其品級高低，都可以“孤”自稱的。《三國誌》中恰有一條記載似可為二君之說張目：
（楊奉等）遂共表太祖為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董）昭遷符節令。太祖朝天子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卷十四《魏書》十四《董昭傳》）
事在建安元年（196）。
但三國時代除曹、劉及上舉群雄外，其他列侯皆未見有用此雄稱者，而且據《三國誌》所載，曹操在襲封費亭侯前早已以“孤”自稱了：事在興平元年（194）為兗州牧時，其時並無爵位。在任曾舉一個名叫魏種的人為孝廉。兗州叛，他曾自信地說：“唯魏種且不棄孤也。”（卷一《魏書》一《武帝紀》）吳、夏二君如果註意及此，也許不會輕率下斷如彼。
那麼，究竟須具何等身分方可對人稱“孤”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只有到故紙堆中去爬羅抉剔了。費了一番“動手動腳”功夫，還真獲得不少材料：
（田）橫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史記》卷九四《田儋列傳》，《漢書》卷三三《魏豹田儋韓王信傳》略同）
（韓王）信報曰：“陛下擢仆起閭巷，南面稱孤，此仆之幸也。（同上）
太史公曰：韓信、盧綰非素積徳累善之世，僥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史記》卷九三《韓王信盧綰列傳》）
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越、黥布、臧荼、盧綰與兩韓信皆僥一時之權變，以詐力成功，鹹得裂土，南面稱孤。（《漢書》卷三四《韓彭英盧吳傳》）
以上諸人都是裂土封王的。
還有一例說得更為明白：漢高祖的從祖昆弟劉澤本封營陵侯，後托人走呂後門路，得封瑯琊王。《史記》的“太史公曰”和《漢書》的贊提到此事都稱其“卒南面稱孤”（《史記》卷五一《燕世家》、《漢書》卷三五《荊燕吳傳》）。可見封侯者是不能稱孤的，只有封王者才有此權利。
《後漢書》中還記有東漢初年同姓諸侯王稱“孤”的實例：
歲終，（北海敬王劉睦）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籲，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誌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此。（《後漢書》卷十四《北海敬王睦傳》）
數典至此，也許有很多人會笑話我在翻老黃歷，時過境遷了，居然還刻舟求劍如此！
諸君責翔是也！那就專檢《三國誌》吧，結果還真被我找到了：
建安七年（202），曹操要孫權送子為人質，孫權找周瑜商量，周對他說：
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仆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卷五四《吳書》九《周瑜傳》裴註引《江表傳》）
可見當時列侯的待遇與漢初無異，哪裏可以與南面王分庭抗禮呢？三國周郎已經說得清清楚楚了，今人吳、夏二君之說顯然不確。
五
不過，我說曹、劉二人不能稱“孤”，僅指上文所舉諸例所處的時地而言，而非統其一生。依照封王始可稱“孤”的規定，曹、劉後來是的確可以用此“雄稱”的。劉在建安二十四年（219）自立為漢中王之後；而曹的情況則有些特殊，我以為不待其建安二十一年（216）封魏王之時，而是前此封魏公之後就可以了。
據《三國誌》記載，建安十八年（213）五月，獻帝封曹操魏公，“魏國置丞相已下群卿百寮，皆如漢初諸侯王之制”，曹操假意謙讓，又指使群臣上書勸進，以“漢興佐命之臣張耳、吳芮，其功至薄，亦連城開地南面稱孤”為例，勸“功蓋古人”的曹操接受封贈。這反過來證明曹操前此是未嘗稱“孤”的。受封以後，既“如漢初諸侯王之制”，當然就可改稱，何況次年三月，獻帝又“使魏公位在諸侯王上”（卷一《魏書》卷一《武帝紀》）。
那麼，怎麼解釋二雄未享諸侯王待遇前就稱“孤”的記載呢？
謎底我在上文就已揭曉了：是秉筆者因避諱而提前示敬造成的。這是三國時代才出現的一種特殊的避諱方式，以前的史家，遇到帝王名中之字，敘事時用換字法處理，如漢代諱“‘邦’之字曰‘國’”（《漢書》卷一上《高帝紀上》）；帝王自稱名時則用“某”字代替，如劉邦對其父所說的“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史記》卷八《高祖本紀》、《漢書》卷一下《高帝紀下》），顏師古《匡謬正俗》引作“今邦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卷六《名字》）恢復了劉邦之語的原貌。時移世換，此法逐漸廢棄不用，如在荀悅的《漢紀》中，劉邦此語中的“某”字就改成了“臣”字（《前漢高祖皇帝紀》卷四）。後來王者自稱名時，史家就逐漸用“孤”字來代替，不管在其受封之前還是之後。
《文館詞林》、《三國誌》正文和裴註都錄有曹操所下之令多篇，奇怪的是，《文館詞林》所錄，凡自稱處皆稱“吾”（卷六九五），但《三國誌》正文所錄，除一篇《與衛臻令》稱“孤”外（卷二二《魏書》二二《衛臻傳》），餘亦皆稱“吾”。而裴註所引諸書所錄則既有稱“吾”亦有稱“孤”者，那篇著名的《讓縣自明本誌令》引自《魏武故事》，誌得意滿之情溢於楮墨，稱“孤”處竟達十七次之多，居其令中之最。考《辨衛臻令》作於建安十八年（213），其年曹操已封魏公，此“孤”字恐是原文如此。而《讓縣令》下於建安十五年（210），疑“孤”字原本都是“操”字。
曹操像
考曹操遺留下來的文字，自稱“操”的有《〈孫子兵法〉序》（《太平禦覽》卷二七〇）和《與楊太尉書》（《古文苑》卷十），前者不知作於何時，後者作於建安二十四年（219），是殺了楊彪之子楊修後寫給楊彪的信，均未擺魏王的威風。奇怪的是上文提到的《手書與呂布》，還有建安十三年（208）前由路粹代筆的《與孔融書》（見《後漢書》卷一百《孔融傳》）、建安十七年（212）由阮瑀屬草的《為曹公作書與孫權》（《昭明文選》卷四二）卻都以“孤”自稱。按照當時的書儀，恐怕都該是“操”字，袁術有一封建安元年（196）寫給呂布的信自稱“術”就是一個旁證（見《三國誌》卷七《魏書》七《呂布傳》、《後漢書》卷七五《袁術傳》）。猜想是捉刀者不敢直書其名，空著讓曹操自填，而錄入檔案時悉改為“孤”字了。
至於曹操在封魏公、魏王後所下令仍有不少自稱“吾”的，包括《遺令》在內，這也毫不足怪，有此資格，可用亦可不用，畢竟叫了一大輩子“操”和“吾”“我”了，改口也不怎麼習慣。史載唐高祖初即位，還對群臣自稱“淵”，即是一例（《冊府元龜》卷四八《帝王部·謙德》）。劉備、孫權也是如此。聯想到在如今的古裝影視劇裏，扮皇帝的竟一口一個“朕”字，聽了未免令人失笑。
六
其實，曹操雖“挾天子以令諸侯”，但並不想及身代漢。封魏王後，孫權上書稱臣，稱說天命，曹操“以其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三國誌》卷一《魏書》一引《魏略》）又曾對勸進群臣說：“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同上引《魏氏春秋》）；周瑜說他“雖托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同上五四《吳書》九《周瑜傳》），但反過來也可說，雖實為漢賊，尚須托名漢相。一代奸雄，對漢廷進行的是“合法鬥爭”。試看其愛子曹植私出，違反制度，開司馬門至金門，竟激起其怒，“公車令坐死”，曹植也自此失寵，“由是重諸侯科禁”（同上卷十九《魏書》十九《陳思王植傳》）。篡位是有計劃、有步驟的，所以我以為他封魏公前是決不會迫不及待稱“孤”，正如劉備在自立為漢中王前也絕不會稱“孤”那樣。
七
董卓可能是後漢時代最早稱“孤”的軍閥，但《三國誌·董卓傳》未予記錄，惟《孫堅傳》裴註引晉樂資《山陽公載記》有一段董與長史劉艾的談話，一連口吐十個“孤”字（卷四六《吳書》一）。考劉艾著有《漢靈獻二帝紀》（《隋書》卷三三《經籍誌》），《山陽公載記》必是取資其所著，董卓稱“孤”當系劉艾親耳所聞。但董並未封王，何以能以“孤”自稱？而且他是歷代都否定的人物，史官絕不會代諱其名，所以“孤”字出乎其口應無疑問。那麼，難道稱“孤”是董卓妄自尊大僭竊的嗎？
董卓像
細讀董傳，發現他僭竊自是僭竊，所謂“為之符璽以信之，則並與符璽而竊之”（《莊子·胠篋》）；但僭越倒不僭越，他的確是有此資格的。據《後漢書》本傳記載，“卓諷朝廷，使光祿勛宣璠持節拜卓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卷七二）。這和曹操後來的待遇是一樣的，既“位在諸侯王上”，自可開口稱“孤”，史家照錄而已。
八
史書上有關袁紹稱孤的記載有三處，一是袁宏《後漢紀》所述，袁紹向謀士沮授問計，說“孤歷世受寵，欲竭命致死以復漢室”。沮授遂建議其“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用，擁百萬之眾，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服”，“紹喜曰：‘此孤之本心也。’”(卷二七《孝獻皇帝紀》)
但檢《三國誌》、《後漢書》之《袁紹傳》，“孤之本心”均作“吾心”（《三國誌》卷六《魏書》六、《後漢書》卷七四上）。盡管如此，但我認為即使他此時不稱“孤”，也難保其以後不會：他占有冀、青、幽、並四州大片土地，誌得意滿，雖僅得侯封（先後封邟鄉侯、鄴侯），但自以為地位等同於諸侯王，“孤”字出自其口並不奇怪。況且《後漢紀》所錄並非一例，又記雲：
紹有三子：譚、熙、尚，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妻愛尚，數稱其才，紹以奇其貌，欲以為後，乃出譚為靑州刺史。沮授諫……紹曰：“孤欲令三子各據一州，以觀其能。”（卷二九《孝獻皇帝紀》）
記此事者，除《後漢書》“孤”作“吾”外，《三國誌·袁紹傳》正文及裴註引《九州春秋》均作“孤”。
袁紹像
何者為是？據公孫瓚向朝廷揭發的袁紹“十大惡罪”，其中有一條便是“矯命詔恩，刻金印玉璽，每下文書，皂囊施檢，文曰‘詔書一封，邟鄉侯印’”（《三國誌》卷八《魏書》八《公孫瓚傳》裴註引《典略》），僭上之意甚明。如果認為這只是政敵的誣陷之辭，那還可取其子袁譚的自稱來作輔證，《三國誌·王脩傳》雲：
（袁）譚之敗，劉詢起兵，漯陰諸城皆應。譚嘆息曰：“今舉州背叛，豈孤之不德邪？”（卷十一《魏書》十一）
“孤之不德”，儼然帝王口吻！袁譚勢力大不如袁紹，尚稱“孤”如此，顯是子承父業、父行子效而來。
袁紹尚有一份稱“孤”的材料，即《三國誌·公孫瓚傳》裴註引《漢晉春秋》所錄的《與公孫瓚書》，開首就是“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雲雲（卷八《魏書》卷八），但書中的自稱忽“孤”忽“余”忽“仆”、忽倨忽傲忽謙，不合書儀，恐非原貌，故不取為證據。
袁紹之弟袁術，則早蓄稱帝之野心。《三國誌·張範傳》載袁術問張承：
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眾，欲僥福齊桓、擬跡高祖，何如？（卷十一《魏書》十一）
《後漢書》卷七五《袁術傳》所錄其言無異。此外，袁術稱“孤”尚見於《三國誌·孫堅傳》裴註引《江表傳》（《吳書》卷一），系其對孫策的自稱。例多不舉。
三袁作為失敗人物，史家沒有必要為之諱名，稱“孤”當是據實而書。未獲朝廷王爵之封，以正統的觀點看來，自屬“僭竊”之舉。
九
孫權繼承父兄遺業，割據江東，有土有民。赤壁之戰前夕，他就對諸葛亮說：“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三國誌》卷三五《蜀書》五《諸葛亮傳》）雖未得朝廷任命，但他若如袁氏兄弟、父子那樣“僭竊”稱孤，也未嘗沒有可能。但當魯肅遊說他“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時，他還是表示要“盡力一方，冀以輔漢”（同上卷五四《吳書》九《魯肅傳》）。而若照《三國誌·吳書》所錄，他早就逢人稱“孤”了，包括與魯肅的這番對話在內。我們且看孫權在聽了周瑜主張抗曹的主張後的表態吧：
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同上卷五四《吳書》卷九《周瑜傳》）
口中“孤”個不停，好像生怕人家忘了他的身分似的。但我覺得孫權如此自稱，對別人則可，對周瑜則不可。據同卷裴註引《江表傳》，孫權曾將周瑜帶至母前商量是否要送兒子到曹操處做人質，其母贊同周瑜的意見：
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孫權既然兄事周瑜，在形跡上自不可能以主公自炫。所以我以為上述孫權語中之“孤”字同樣出於史家的改筆，原本應是“權”字。
須知吳國的避諱風俗是十分嚴厲的，第三任皇帝孫休甚至為了方便臣民避諱，倉頡自為，給幾個兒子造了幾個怪字為名（同上卷四八《吳書》三《孫休傳》裴註引《吳録》）。連皇子之名都要諱避，更何況帝王！
孫權像
那麼，孫權的“合法”稱孤當在何時呢？我想當在黃初二年（221）曹丕封其為吳王之後。當時群臣勸他拒封，以為宜忠於漢室，稱“上將軍”“九州伯”，但他忘了初心，還是接受了曹丕的封賜（同上卷四七《吳書》二《孫權傳》）。但未幾又變卦拒絕與魏盟誓，魏三公為此上奏曹丕，列數孫權罪惡，要求將他免官削土，追述前事雲：
聖朝含弘，既加不忍，優而赦之，與之更始。猥乃割地王之，使南面稱孤，兼官累位，禮備九命，名馬百駟，以成其勢，光寵顯赫，古今無二。（同上裴註引《魏略》）
後來魏明帝在詔書中也提及其事：“冀其可化，故割地王權，使南面稱孤，位以上將，禮以九命。”（同上卷八《魏書》八《公孫度傳》裴註引《魏略》）
既接受了曹魏的王封，稱“孤”當然就合法合禮，無往而不可了。
孫權後來稱帝，所下詔書有的稱“朕”，如《改年號詔》；有的稱“孤”，如《責數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詔》（均見本傳）。皇帝詔書絕不會具名，其自稱自是原文如此，不勞史家更改。而稱“朕”稱“孤”，用法上似無甚區別。
但我註意到孫權對孫氏宗屬卻是稱“吾”的，見《三國誌》孫韶、孫奐、孫皎諸傳（卷五一《吳書》六），對術士吳範也有稱“吾”的記載（卷六三《吳書》十八《吳範傳》引《吳錄》）。
值得註意的是他臨終時的自稱：
引（諸葛）恪等見臥內，受詔床下。權詔曰：“吾疾困矣，恐不復相見，諸事一以相委。”（卷六四《吳書》十九《諸葛恪傳》裴註引《吳書》）
可見盡管孫權在《三國誌》中一出場就稱“孤”，似乎叫了一輩子“孤”了，但退場時還是 以“吾”自稱，愈加令人懷疑有關他早年稱“孤”紀錄的真實性。
十
曹丕在當五官中郎將和魏太子時，對人是自稱其名的，兩封《與吳質書》、一封《與鍾大理書》，開頭結尾都是“丕白”即可為證（《昭明文選》卷四二）。繼位魏王之後，改稱“孤”，見所下諸令（《三國誌》卷二《魏書》二《文帝紀》）。稱帝後，詔書或稱“朕”，或稱“寡人”。稱“朕”的太多，不舉了。稱“寡人”的見《賜龐德謚策》：“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湣焉，謚曰壯侯。”（同上卷十八《魏書》十八《龐德傳》）
曹丕像
不但曹丕如此，三國君主莫不然：孫權所下《幽張溫令》兩度自稱“寡人”（同上卷五七《吳書》十二《張溫傳》）；連吾家阿鬥也有“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之語（同上卷三三《後主傳》裴註引《魏略》）。可見皇帝也不僅僅如吳君所言稱“朕”，還可稱“孤”、稱“寡人”。
十一
諸葛亮在《三國誌》正文中無稱“孤”的記載，唯《譙周傳》裴註引《蜀記》雲：
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況左右乎？”（卷四二《蜀書》十二）
但僅此一例而已，孤證不立。《三國誌》他處記諸葛亮對友人和下屬的自稱皆作“吾”“我”，見其本傳（卷三五《蜀書》五）及魏延（卷四十《蜀書》十）、楊洪（卷四一《蜀書》十一）、鄧芝、張裔諸人列傳（卷四五《蜀書》十五）。
諸葛亮像
檢《李嚴傳》裴註引《諸葛亮集》，有李嚴與諸葛亮書，勸他宜受九錫，進爵稱王，諸葛亮以魏未滅為由予以拒絕（卷四十《蜀書》十）。既無意於稱王，則稱“孤”自是不可能的。
十二
上文既作了“大膽的假設”，樹稱王方可稱“孤”之義，想起大才子曹植雖受其兄曹丕“煮豆燃萁”式的迫害，但“皇恩浩蕩”，好歹後來也得到了王封。記得《洛神賦》中禦者有“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則君王之所見也”之言，洛神有“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之語，言為心聲，“君王” 一詞在賦中一再出現（《曹子建文集》卷三），足見曹植對這個頭銜的看重。那麼，何不借其著作來作“小心的求證”呢？
翻開曹集，居然一索即得，不少“孤”字跳入眼簾。
《黃初五年令》雲：
諸吏各敬爾在位，孤推一概之平。（同上卷八）
《黃初六年令》中“孤”字更多：
孤小人爾，身更以榮為戚，何者？孤恐簡易之尤出於細微，脫爾之愆一朝復露也。故欲修吾往業，守吾初誌，欲使皇帝恩在摩天，使孤心常存地，以全陛下厚德，究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同上）
其時曹植正為鄄城王，文中對曹丕感恩戴德，筆下的“建安風骨”蕩然無存，令人不忍卒讀。
顧愷之《洛神賦圖》裏的曹植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陳思王集》輯得《寫灌均上事令》一篇，置於《黃初六年令》之後，是一封認罪服罪的檢討書，短短幾句，也忘不了寫上三個“孤”字，其文雲：
孤前令寫灌均所上孤章、三臺九府所奏事及詔書一通，置之座隅，孤欲朝夕諷詠以自警誡。
檢陳君文新主編的《中國文學編年史·漢魏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447頁），此文系於黃初二年，乃據《三國誌》曹植本傳是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後故，貶爵安鄉侯”之語而定，蓋編寫者不明列侯不得稱“孤”之例而誤。
十三
關於司馬昭的自稱，《三國誌》裴註中有這樣一條記載：
司馬文王為安東，（王）儀為司馬，東關之敗，文王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曰：“責在軍帥。”文王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殺之。（卷十一《魏書》卷十一《王修傳》註引王隱《晉書》）
司馬昭時任安東將軍、新城鄉侯，尚未有稱“孤”的資格，此“孤”字當是史家追改，以其身後被追贈為晉文帝之故。
司馬昭像
其實他即使封了晉王，有了稱“孤”的資格，也是自稱名或“我”的。其間他曾寫過一封充滿威脅的信給吳主孫晧，雲：
若書禦於前，必少留意，回慮革算，結歡弭兵，共為一家。惠矜吳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此昭心之大願也。（卷四八《吳書》三《孫晧傳》裴註引《漢晉春秋》）
上文提起曹操寫給孫權的一封信，信內稱“孤”，曾斷為不是原文，這一點在司馬昭的這封信裏也得到了證實，其實曹操原信也是稱名的。
唐修《晉書》無司馬昭稱孤的記載，但錄下了他弒曹髦後對仆射陳泰說的一句話：“玄伯，天下其如我何？”
也許司馬昭之口從未稱“孤”，但司馬昭之心早已“路人皆知”了。
十四
說稱“孤”系史家所改，也許有人會說：你橫說豎說，都是猜測之詞，請拿出確鑿證據來！
僥幸這證據被我在《三國誌》裴註中找到了,目前檢得兩條：
一條是孫權之兄孫策，其自稱在胡衝《吳歷》和虞溥《江表傳》中有不同的記述，在《吳歷》中為“策”，而在《江表傳》中則為“孤”。且摘二書同敘太史慈告孫策願去召集揚州刺史劉繇舊部的文字吧：
《吳歷》雲：
策長跪答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豫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悅。（卷四九《吳書》四《太史慈傳》裴註引）
《江表傳》則雲：
策初遣慈也，議者紛紜，謂慈未可信，……多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語皆非也，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有士謨，誌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己，死亡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慈從豫章還。議者乃始服。（同上）
孫策生前是誌扶漢室的，本傳載：“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吳錄》記下了他請張纮代筆寫的勸袁術不要稱帝的書信，中用“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的下場予以警告（同上卷四六《吳書》一）。
既然如此，他自己並未獲朝廷封王，怎麼會貿然稱“孤”呢？所以孫策稱名乃是實錄，稱“孤”則是改筆。何故而改？自是因為孫權後來稱帝，追封他為長沙桓王之故（同上），身後已成王者，生前之名能不諱嗎？
孫策像
此證出於東吳先輩，還有一證則恰巧出於其末代子孫：
上文提到司馬昭寫信給孫晧，孫晧作了回覆，據裴註所引《江表傳》：“晧書兩頭言‘白’，稱名言而不著姓。”其意是說此信的開頭和結尾都是“晧白”，這和曹丕《與吳質書》用“丕白”、曹植《與吳質書》及《與楊德祖書》用“植白”是一樣的，只是被史家節錄時刪去了。但既雲“稱名”，則不當稱“孤”，而《孫晧傳》所錄卻有“孤以不德，階承統緒，思與賢良共濟世道”之句，顯為史家所改。
三國群雄稱“孤”之舉，以其時規制而言，唯有得到朝廷王爵之封者方為合法合禮。但際茲亂世，奸雄割據，禮崩樂壞，行事未必率由舊章。《三國誌》所敘，依上述制度衡量，有可稱“孤”而不稱者，有不可稱“孤”而稱者，有實未稱“孤”而記其稱者，有前不可稱“孤”而後可稱者。從史家記言角度來看，則稱 “孤”有的屬於紀實，有的由於避諱，有的甚至出於想象。情況復雜，辨析為難。而其實際自稱，則由時代、地域以及對話雙方的關系、地位和交談時的心情語境而定。我想不僅三國時代是如此，自古至今無不如此。
責任編輯：丁雄飛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