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夏商周到春秋戰國再到兩漢以後，基本奠定了“宇宙王權”為中心的政治結構。在“宇宙王權”結構中，“王”受“道”的統攝，人們稱這個“道”為天命、老天爺等。按董仲舒的說法，把天、地、人這三橫用豎貫通在一起的，就是“王”。所以，“王”從上要遵循最高的形而上的“天”，從下要統治最低的形而下的“民”；王不僅要順天命而為，而且要照顧老百姓的利益，因為民情如水，“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也”。這樣，“王”就在國家的政治結構中占據了至關重要的“天人合一”位置上。李慎之指出：“道家、中國化了的佛家、法家、陰陽家、兵家、農家、醫家，以至風水、氣功、武術、房中術……”都把“天人合一”作為自己的出發點與歸宿點。“天人合一”的“宇宙王權”“真理”從漢代到清代一直沒有實質性的變化，直到中國引進西歐思想，進行現代改革。
儒家認為政權的神聖合法性來自“天”。在儒家眼裏，天是至高無上的，是道的本原。聖人人不但能夠參透天道，還能“法天而行”、“替天行道”。儒家思想的要旨在於“天人合一”，核心的是天君合一，將原始人對天的恐懼式的崇拜，引導為對君主的盲目崇拜。
殷商人特別崇拜鬼神，他們心目中至高無上的主宰被設想住在天上，但甲骨文中是用“帝”來表示而不是“天”。殷人的最高神是上帝。蔔辭及文獻中，稱先王為帝、王帝、上帝，王與帝同格化。神化祖宗是為了神化自己。
周武王伐商誓師時責備紂王“弗敬上天，降災下民。皇天震怒，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他這是執行天的命令來了。三篇誓詞，不到八百字。“天”字出現了19次（《周書.泰誓》）。周人雖然用“天”來替換“上帝”這個概念，但沒有完全替換成功。《詩經》、《尚書》裏的“上帝”與“天”意思差不多，仍然混在一起用。《宋史》中記載理學家朱熹對天與帝的解釋：“帝即是天，天即是帝，卻分祭，何也？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帝即是天，天即是帝，朱熹說得很清楚。周這種“天”與“上帝”混用的習慣，一直延續下來。
到西周成王以後，王幹脆自命“天子”、“天君”、“天之元子”。所有的帝王都是天的寵兒，他們的生命本身就具有神性與超人的性質，他們是感天而生的神物，是天人交媾的產兒。“天子”這個概念中包括了說不盡的宗教意義，只要認同這個稱謂，自然便是自覺或不自覺的教徒。“天子”本來已經神化了帝王，但帝王們還嫌不夠，幹脆徑直稱“天”。《爾雅》“說天，君也。”《左傳》中也有這樣的說法。《孟子.離婁上》說：“天之方厥”雲雲；註曰“天，謂王也。”在古書中看到“天王”、“天元”、“天公”、“天父”、“天皇”、“天皇大帝”等等類似概念，需要細細體味，它既可以指天神，也可以指帝王。
秦王政十九年（前228），嬴政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自稱皇帝，他命工匠將李斯寫下的“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個篆字，刻在滅趙國時得到的和氏璧上，作為他的傳國璽。從此這塊石頭便成了神聖之物，後來被想當皇帝的野心家爭來奪去，以為得到這塊傳國璽，自己便也“受命於天”，即從天那裏得到統治萬民的合法性了。
《易經》開宗第一章有一句話，“天垂象，見吉兇，聖人則之。”這就是“人法天”的意思。
“天人感應”的觀念早在《墨子.天誌中》便有所反映，即：“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子為暴，天能罰之。”後來鄒衍以“陰陽五行”重申，但沒有做任何說明。
漢代的《淮南鴻烈》繼承了道家學派和陰陽家學派的觀點，發展了“天人感應”說。該書寫道：“蚑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世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又道：“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四肢五臟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為雲，肺為氣，肝為風，腎為雨，脾為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為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
董仲舒幾乎原封不動地把《淮南鴻烈》中的“人副天數”和“天人感應”搬到他的著作裏，從而終於建構起來“天人合一”說。董仲舒告誡人君，如果善待百姓，把國家治理好，上天就會降下祥瑞：黃河清，彩雲現，禾生雙穗等。否則，上天就會發出警告，直至給以懲罰，“自絕於天”會失去權位、改朝換代。董仲舒的“天道”，就是天之道，神之道。
“天人合一”的意思就是遵循天命，順從天意，正如《詩經》所說的，“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無貳無虞，上帝臨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無貳無虞”的意思是上帝在上，不要有貳心，不要隨意改變。敬事上帝，禮敬上天，這不僅是一種內在信仰，也包括一系列宗教祭祀儀式。這些儀式，在《禮記》中有不少記載。中國君王祭祀的傳統，是祭上帝和祭祖宗，以祖宗配上帝。《清史》提到“上帝”祭祀49次，這在二十四史中是最少的，《宋史》提到最多，有200次，《舊唐史》居中，有155次。除直接用“上帝”這個概念外，有時也有“昊天上帝”這個連詞概念，如《宋史》記載：“癸未，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大赦天下。”
董仲舒說“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言下之意王是代天行事的，雖然王自身沒有處置民的直接權力，但上天既然要王來代理它，也就賦予了王處置民的權力。“古之造文者三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蓋聞天生民，不能相理，為之君，使司牧之”。也就是說人民生來就不能自主、自理，必須由天父地母的王者來管理、來恩賜。人生而就是不平等的，有貴賤之分。他說：“民，瞑也。”百姓本性是愚昧的，是瞑頑難化的，王的任務就是管教百姓。對於百姓，必須用制度來管教約束；而民眾也就只能永遠服服貼貼地接受專制君主的獨裁統治了。在下者應當服從在上者，也就合於宇宙的公理。如果誰敢反抗，就是“天理難容”，身首異處；“順天者昌，逆天者亡”。“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只要天不變，道亦不會變。“天人合一”把統治者地位神聖化、絕對化、永恒化——皇帝“奉天承運”。所謂的“天人合一”，其實只是一套維護吃人帝制的教化理論。
道家的莊子最早闡釋了“天人合一”的理念。莊子說，“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萬物與我為一”那是上帝才可以達到的。一個局限、短暫的人，怎麼可能和永恒的無限與完美的絕對真理一樣，做到“萬物與我為一”？這是“妄議上帝 ”。既然“萬物與我為一”，我便能“天人合一”，我的意誌就是天意，就是上帝的旨意，別人若違背我，那就是違背天理，違背天意，違背上帝，是大逆不道的。這就是典型的專制霸權思維。
天人合一，都是以性本善為出發點，最終要求人都是要回到原來初始的狀態，都是反智的思想。性本善本意是說：人之初，原本是天人合一的，根本上不承認人是局限短暫與殘缺的客觀事實。孟子說“萬物皆備於我”；佛家講“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心外無物”。他們認為人可以與天齊，也就是說人即是天，天即是人，所以天人才能合一。程頤說：“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二程遺書.卷六》）。天人合一根本上就是一種“人神一體”論，是一種極其主觀自大的感性認知，並非客觀理性的認識。
道家莊子提倡“絕智棄聖”，“民如野鹿”般的活著，不思考，沒要求，簡單純粹，“無知無欲”才能與天合一。多麼荒謬！人性是區別於任何其他動物、植物或生物的獨有特性，就是思維和思想，而正確思維的前提是必須遵循思維的形式邏輯規則。這恰恰是中國人所缺乏的，因此華人難以擺脫弱肉強食的動物性，未進化到“理性人”的階段。
楊振寧認為，“天人合一”思想“起源於《易經》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與人道在內，天的規律跟人世的規律是一回事。”而“近代科學一個特點就是要擺脫掉‘天人合一’這個觀念，承認人世間有人世間的規律、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規律，這兩者是兩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
天人合一實際上天人不分，以人的主觀代替了天的客觀，喪失了對客觀真理的正確認識；因此，也就無法正確對待客觀世界。秦始皇自以為權力為天所授，便可以淩駕於自然之上而為所欲為。南巡至湘山，逢大風，幾不得渡，於是大怒，派刑徒三千人去把湘山上的森林砍光，直到裸露出紅色的土壤，作為對山神的懲罰；一次夢見與海神戰，解夢的方士說海神是看不見的，但要有大魚、蛟、龍出現，就表示他在那裏了，於是出海去找尋，在山東之罘見巨魚，自用連弩射殺。秦始皇為修煉成不畏水火、能騰雲駕霧與天地長久的“真人”，動用70多萬人修阿房宮，因為“真人”需要住這樣復雜深沈的房屋群，使外人不知他住在哪。為此，四川、湖北的許多山頭被砍光了。秦始皇築長城是信了“亡秦者胡”的預言，還有修馳道要求筆直，塹山堙谷。這些工程，對環境的破壞是巨大的。秦始皇幹出的一些事，比唐吉訶德還令人哭笑不得。
遠古的人們認為，日食就是太陽被某種動物吞食，就象猛獸食人一樣，所以叫日食。他們每逢這時就進行救援，敲鑼打鼓，弄出各種聲響，要嚇退野獸。大約從夏代開始救護日食就成了國家禮制的一部分。每到這一天，就在國家舉行重大祭祀的場所敲鑼打鼓，向神獻祭。假如歷法預報的日食沒有發生，人們就會說那是因為皇上的德行感動了上天，於是就要慶賀。唐玄宗時有兩次預報的日食沒有發生。一次是因為在中國看不到，一次是剛開始日食，太陽就落山了。但天文學家一行告訴玄宗說：這是皇上的德行感動了上天。
日食，表示君主受到了侵犯，或是說明有人搞陰謀詭計，在皇帝背後搗鬼。唐代孔穎達在《左傳正義》中寫道：“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能夠搞陰謀的人往往是親近大臣，所以漢代常常為日食免去宰相一級官員的職務，甚至把他們處死。
太子石宣驕奢淫逸，大造宮殿，役使民工數萬之多，百姓怨聲載道。禁軍領軍王朗上奏皇帝石虎，希望他加以阻止，因此開罪了太子石宣。建武十年，天空中出現了“熒惑守房”的星象。“熒惑”就是火星。火星本呈紅色，亮度常有變化，行蹤忽東忽西緦忽明忽暗，因此稱火星為“熒惑”。所謂“房”就是房宿，是二十八宿之一，它和心宿同被古代星象家稱為“天王布政之宮”。他們以為，反復無常的“熒惑”停留在天王布政的地方，自然是不祥之兆。石宣要除掉王朗，於是就收買負責天文星象的太史令趙攬，要趙攬向皇帝石虎進言，就說要想逢兇化吉，必須“以貴臣王姓者當之”。當石虎問“這王姓都是誰”時，趙攬說：“王姓大臣中最尊貴的，莫過於王朗了”。石虎不同意，要趙攬再舉個次一等的。趙攬只好再舉個次一等的中書監王波。於是王波就莫名其妙地做了祭刀鬼。
如果說“天人合一”是中國的大智慧，它反映了自然秩序的和諧；那麼，印度的種姓制就應當是印度人的智慧了。因為《摩奴法典》宣稱：梵天從自己的口、臂、腿、足創造了婆羅門、剎帝利、吠舍和首陀羅。婆羅門因從最高貴的肢體所生，理應成為世界主人。剎帝利是婆羅門的打手，而“溫順地服從上等種姓”是首陀羅與生俱來的義務。梵天作為印度教的至上神，其地位與中國的“主宰之天”相當，只不過它是被人格化了而已。種姓制度無疑就是印度的“天人合一”的體現與確證。由此不難看出，東方的“天人合一”的真正用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