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握中懸璧（公號同名），授權讀史發布。點擊此處可查看上篇文章
鄧艾是我非常喜愛的一位三國人物，他的淒慘結局令人扼腕嘆息。今天我們就對他的悲劇命運做一個深入的剖析。
傳統觀點認為，鄧艾由於居功自傲引起當權者司馬昭的猜忌，再加上與其關系不睦的鐘會從中作梗，最終死於非命。
但其實，鄧艾的結局，是多種原因共同造成的，他在滅蜀後一系列居功自傲的行為，只是一個直接的誘因，給了鐘會下黑手的理由，但根本原因卻是更深層次的。
滅蜀之戰不是一場單純的軍事行動，其背後潛藏著權力的鬥爭，這些鬥爭源自於鐘會的野心，這一點在當時並不是什麼秘密，因為不止一個人對司馬昭發出過警示，但司馬昭卻置若罔聞。
我想要麼是他太信任鐘會，要麼就是想下一盤大旗，來個二桃殺三士。
當鄧艾立下滅蜀頭功的時候，他和鐘會就已經徹底決裂了。
不過這也不是說鄧艾就要倒黴了，因為如果沒有司馬昭的命令，鄧艾手裏有兵有將，鐘會還真不一定動得了他。
當時司馬昭下決心拿下鄧艾後，因為擔心鄧艾抗命，所以寫了手諭讓鐘會拿著去成都，這樣才能瓦解鄧艾手下士卒的軍心，令其屈服。
也就是說，如果不是司馬昭點頭，鐘會想除掉鄧艾的話，就只能和他兵戎相見了。
鄧艾在立下曠世奇功後，如果立刻急流勇退，那麼他基本是可保無虞的，畢竟鐘會巴不得他趕緊走，但可惜鄧艾太膨脹了。
首先，鄧艾自作主張封劉禪為驃騎將軍，然後又對自己的手下師纂、牽弘等人大肆冊封，美其名曰是依照“鄧禹”的故事。
然而，並不是說都是南陽人，而且都姓鄧，就能學得了鄧禹的（鄧艾是鄧禹後人這種說法沒有確鑿證據）。
當初鄧禹為迅速平定關中的赤眉軍，對占據隴右的隗囂進行拉攏，未經請示就任命他為西州大將軍。後來隗囂果然成為平定關中的一大助力。
當時劉秀還沒有平定中原，所以鄧禹雖然私自封賞隗囂，但畢竟情況緊急，而且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做法確實起到了極好的效果，因此也沒有引起劉秀的猜忌。
但是鄧艾面臨的情況顯然不同於鄧禹，現在蜀漢已經滅亡，益州的財富和軍隊都已經收入囊中，劉禪等人除了做吉祥物，已經沒什麼拉攏的價值了。
還有，人家鄧禹和劉秀是什麼關系，你鄧艾比得了嗎？他這麼做就太不把自己當外人了，在司馬昭看來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收買人心圖謀不軌。
因此從這一刻開始，司馬昭應該就對鄧艾有些厭惡了——顯然，赦免劉禪，獎勵兵士這樣收買人心的事，應該由他做才對。
之後，鄧艾更是對司馬昭提出了滅吳的計劃。平心而論，鄧艾所說的在益州造船、囤積鹽鐵以備軍需等等都是非常正確的策略，但問題是，這話依舊輪不到他來說。
司馬昭發動滅蜀之戰，並不是有什麼天下大同的願望，而是要以此功勛為自己篡位造勢，現在目的已經達到，何必再節外生枝？
況且，你鄧艾只不過是一個方面軍的統帥，有什麼資格對軍國大事指手畫腳呢。
不過，鄧艾卻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緊接著他又建議要厚待劉禪，封他為王，這樣東吳很可能會望風而降。
從這裏就能看出，鄧艾是個軍事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首先，他這個提議就不怎麼樣，因為這太低估東吳決策者的水平了。
劉禪被善待是因為蜀國滅亡後就只剩下吳國，需要給他們樹立榜樣。那麼如果東吳也投降了，他們作為最後一家滅亡的勢力，則不可能像劉禪一樣具有被作為榜樣的意義，因此厚待劉禪就能吸引東吳歸降這個邏輯是不成立的。
況且，當時司馬昭才是晉公而已，劉禪卻做了扶風王，這叫司馬昭情何以堪呢？
司馬昭這時已經非常不滿了，於是命衛瓘回復鄧艾說：這事得上報朝廷，不能草率行事。
其實，司馬昭就是朝廷，他這麼說明擺著就是拒絕了，這也是他給鄧艾的最後一次機會。
不過，鄧艾卻依舊沒有醒悟，繼續在作死的路上一去不回，終於讓司馬昭對其失去了耐心。
鐘會抓住了這個機會，利用自己善於模仿他人筆跡的天賦，對鄧艾的上書進行修改，將其言辭改得頗為傲慢無禮，這就徹底激怒了司馬昭，鄧艾的命運就此註定。
司馬昭是否知道鄧艾的冤屈呢？
他當然知道。鄧艾被殺後杜預就公開指責過衛瓘有違風度。因此可以看出這根本不是什麼秘密。
另外，在鄧艾死後，司馬昭生怕鄧艾的死訊會讓隴右生變，於是立刻派唐彬去探查。
如果鄧艾真是罪有應得，朝廷殺他有理有據，何必要擔心呢？
司馬昭真正擔心的，是鄧艾在隴右地區的威望。
初，鄧艾之誅也，文帝以艾久在隴右，素得士心，一旦夷滅，恐邊情搔動，使彬密察之。（晉書唐彬傳）
除了鄧艾自身一系列不理智的行為之外，他個人本身和司馬昭集團高層們也是格格不入的，如果他謹言慎行，當然沒人會動他，一旦他犯了錯誤，則必然會招致禍端。
司馬家在高平陵之變後逐漸取得權力，到了司馬昭這一代，為了篡逆之事，開始對魏國的高層人物進行拉攏，逐步形成了一個共同的利益集團。
當時曹魏一代高層人物大多已經離世，司馬昭拉攏的這些功臣子弟大多都是一些二代三代，這些士族子弟與曹魏前期不同，他們與朝中的寒門逐步走上了對立面，也就是說當時司馬昭集團內部是一個割裂的狀態。
這一時期，士族豪門子弟普遍好清談、喜奢華，這一階層人物中的佼佼者會受到廣泛的推崇。
鐘會作為名士群體中的一員就是如此，他對投降的姜維說，以你的風采，諸葛誕和夏侯玄都比不過你。
會與維出則同轝，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三國誌蜀書蔣琬費祎姜維傳第十四）
要知道，諸葛誕和夏侯玄都是已經被定性的叛逆，但鐘會卻絲毫不忌諱，公開表達了對此二人的認可。
而姜維是鄭學的擁戴者，當時的士族都是要修習儒學經典的，因此可以認為姜維是和鐘會有著同等氣質的一類人，因此才會被引為心腹。
而鄧艾則大有不同，他出身低微，而且算是一個實幹派，再加上因為口吃不善言辭，自身又性格剛直，容易得罪人，所以和名士群體格格不入，自然也不會被那個圈子所接納。
另一方面，鄧艾是司馬懿時代提拔起來的，司馬昭為了打造自己的班底，肯定要重用自己提拔起來的人，對司馬懿時代元老的使用則會慎之又慎。
因此，司馬昭雖然依仗鄧艾為軍事上的柱石，但卻不可能讓他進入核心的圈子。
這從鄧艾平反一事中也能看出一二，265年，朝廷詔書中仍然稱鄧艾有罪，只不過他沒有反抗就伏法了，所以強過那些死硬分子。
而且這段詔書將鄧艾和王淩放在一起說也有些奇怪，王淩和鄧艾性質完全不一樣，王淩密謀另立新君，是洗不白的。但是因為王淩要反的皇帝曹芳，後來被司馬師廢黜，所以陰差陽錯成了正確的行為。
但用這樣牽強的理由洗白王淩，是沒有什麼說服力的。
王淩這種板上釘釘的叛逆，都能想辦法去洗白，這清楚地表明司馬氏集團要拉攏太原王氏。
而鄧艾這樣莫須有的罪過卻得不到平反，則說明為他平反沒有什麼好處，所以統治集團不願去做。
兩年後267年，晉武帝司馬炎已經成功代魏兩年了，段灼又提出鄧艾平反一事。他明確說出鄧艾是因為性格原因不被主流所容，並不是真正的謀反，而且他根本沒有謀反的動機。
不過仍然被朝廷無視了。
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七十老公，反欲何求！（三國誌魏書王毌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
其實有一說一，快七十了就不會造反，這個理由還真說不通，畢竟王淩造反的時候都快八十歲了。
又過了六年到273年，樊建再一次提出為鄧艾平反。這次終於得到了晉武帝司馬炎的認可。
朝廷赦免了鄧氏一族，任命鄧艾的嫡孫鄧朗為郎中。
但很可惜，詔書中仍然認為鄧艾有罪，他始終沒有得到徹底的平反。
值得註意的是，提出為鄧艾平反的兩個人裏，段灼是鄧艾的部下，而樊建是蜀漢降臣，這也說明當時朝中真正的利益階層對這件事完全不感冒，原因很簡單，他們毫無理由做這種費力不討好且會打自己臉的事情。
總之，鄧艾之死是多種原因造成的。他在滅蜀之戰後居功自傲的行為是蒙冤的直接原因，在開罪了鐘會後又對其沒有防備，則加速了這一進程，而根本原因則是他的出身和言行等與主流士族格格不入，再加上性格缺陷等因素，終於成為眾人的眼中釘，欲除之而後快。
其實，早在鄧艾出征之前，不詳的預兆就已經出現了。當時他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坐在山上，而旁邊有流水。於是他請爰邵為自己解夢。
爰邵說山上有水按照易經來看是蹇卦，孔子在關於易經的著作彖傳中對蹇卦做了解析：
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蜀國在西南，此去必然建功，但魏國在東北。按照孔子的解析，恐怕就回不來了。
鄧艾聽後，倍感失望，悶悶不樂。
這段記載在鄧艾的傳記中並不是按照時間線出現的，而是放在鄧艾之死以後，作為一個補充。
那麼，陳壽為何要加上這段玄之又玄的記錄呢？
其實，孔子對於蹇卦的解析，前面還有一句話：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只不過這些話爰邵沒說出來。
聖人就是有大智慧啊，風險總是和機遇並存的，只看到機會卻看不到風險，或者看不到隱藏在背後的風險，這都是不理智的。
孔子說遇到危險要停住，並不是說見到困難就退縮，而是說要權衡，規避那種極大的風險。
爰邵已經指出了風險，但鄧艾卻沒有引起重視，終於一去不歸。
我想陳壽加入這段解夢的描寫，應該是因為他對鄧艾的遭遇表示惋惜，借此說明鄧艾其實有機會得到善終，如果他能夠多加權衡，趨利避害，結果就不是這樣了。
不過話說回來，如果沒有偷渡陰平的壯舉，他在古代軍事史上的地位也不可能有這麼高了。
鄧艾在治軍方面是一流的，可惜在政治權謀方面有很大不足，若是他能及時功成身退，我想司馬昭也沒有必要去加害他了。這一點，滅吳第一功的王濬的做法要比他明智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