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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圖4）
（圖5）
本圖來自故宮博物院
（圖6）
◎黃文智
展覽：敦行故遠——故宮敦煌特展
展期：2021.9.17-11.18
地點：故宮博物院午門展廳、午門城樓西側臨時展廳
敦煌，這顆古絲綢之路上的明珠，銘記了過往行商的足跡，凝聚了善男信女的祈願，那些華美動人的石窟藝術，一再成為我們魂牽夢繞之地。金秋時節，京城迎來了“敦行故遠——故宮敦煌特展”，展覽由故宮博物院午門城樓展廳的“絲路重華”“萬象人間”“保護傳承”三個單元，以及午門西馬道下臨時展廳的復制洞窟展組成。展出的文物以來自於敦煌莫高窟的展品為主軸，以絲綢之路甘肅段出土文物和故宮博物院藏品為輔線，復制洞窟展出了敦煌莫高窟第285窟、第220窟和第320窟三個原樣復制洞窟，同時展示的還有數字敦煌虛擬展廳。這次大展雖然實行了預約和錯峰參觀等措施，但依然觀者如堵。
由於敦煌莫高窟壁畫、雕塑的不可移動性，展覽的洞窟藝術大多為臨摹品和復制品，但這絲毫不影響觀展體驗，更重要的是，展廳還人性化展示了今人對敦煌石窟藝術的解讀，比如壁畫的繪制過程和所使用的工具，以及塑像的制作步驟等。此外展出的出土文物和故宮藏品，與洞窟藝術組合，為觀者立體構建了古絲綢之路的繁華和古代物質文化的匠作之美。
285窟：北朝風範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開鑿於西魏大統年間（公元535年-551年），是敦煌石窟中最早有確切開鑿年代的洞窟。該窟因為窟頂為覆鬥形，故名覆鬥頂窟。覆鬥頂窟是莫高窟北朝晚期至唐代最為流行的窟龕形制。第285窟西壁（正壁）中央開鑿一大龕，龕內塑造倚坐說法佛（圖1）。這尊佛像是泥塑的，被破壞的頭部和斷手處均可以看到裸露的粗糙泥質，但這並沒有降低佛像的出塵神采。佛像身著寬大的袈裟，袈裟領襟圍合成拉長的U字形，在胸部內層佛衣上有儒雅的束帶。這種袈裟形式，是在北魏晚期流行褒衣博帶式袈裟基礎上的再發展，其與褒衣博帶式袈裟明顯不同之處是袈裟右領襟披搭在左肩（褒衣博帶式袈裟右領襟披搭在左前臂）和衣裝輕薄並貼身塑造（褒衣博帶式袈裟佛像衣裝厚實）上。這尊佛像還有一個顯著特點，那就是浮起並隨身流轉的長線狀衣紋極富韻律感，賦予佛像一種莊嚴的形式和脫俗的氣質。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精彩的壁畫內容很多，比如覆鬥頂四披上的繪畫，融合了佛教元素和中國神話內容，這是中西文明融合的真實體現。窟內四壁畫滿了各種佛、菩薩、禪僧、天王、護法、飛天、因緣和本生故事等圖像，以及飄逸華美的裝飾紋樣。洞窟南壁中段繪制的因緣故事《五百強盜因緣》是集中吸引觀者視線之處（圖2）。所謂因緣故事，就是佛陀度化眾生，以及有關佛弟子、信眾堅持不懈修行的故事。這幅連環畫長卷《五百強盜因緣》，講述了強盜被官兵征剿後遭挖眼放逐，然後聽佛陀說法、出家為僧，最後眼睛復明的故事。在畫面結尾處繪制釋迦佛與多寶佛並坐像，這一經典場面（二佛並坐）在石窟中頻繁出現，是北朝時期最為流行的《法華經》思想的象征性畫面。《法華經》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經典，主旨在於宣揚人人皆有成佛的潛質，甚至連犯罪的強盜放下屠刀後也可迅速獲得福報。
320窟：曹衣出水
莫高窟第320窟是盛唐時期開鑿的洞窟，該窟同樣為覆鬥頂窟，洞窟西壁大龕內泥塑一佛、二弟子（失一）、二菩薩，其中的佛像倚坐姿（圖3），高肉髻，發髻樣式為漩渦紋與波紋結合，面形飽滿，頭部特征與龍門石窟著名的奉先寺盧舍那大佛相似，只是盧舍那大佛的面容更為清秀。佛像身著中衣覆肩、露胸的袈裟，這種造型是在北齊隋代佛像著衣形式上的繼續發展。佛像衣裝貼身，衣紋作凸起的線棱和層疊狀組合，這比上述莫高窟第285窟西壁佛像更為自然和諧。
衣裝貼身、衣紋作凸線狀的雕塑傳統，應該是美術史上“曹衣出水”佛畫樣式的反映。所謂“曹衣出水”，出自於北齊著名佛畫家曹仲達之手。他畫的佛像衣裝貼身，衣紋緊束，猶如剛從水中走出，人物軀體形態和衣紋皆得以顯現。窟內泥塑二菩薩高發髻，均袒露上身，有胸飾、臂釧、絡腋等衣飾，下身著裙，跣足立於蓮臺上。菩薩裸露的上身有明顯的肌體起伏關系，皮膚質感較為寫實，且頭、胸、胯的空間關系富於變化，與北朝菩薩較為僵直的身體區別明顯。這是印度後笈多藝術再次傳入古代中國的見證，同樣造型者在內地唐代窟龕中尤為常見。
329窟：乘象入胎
體現本土文化包容性和生命力的壁畫作品，在莫高窟第329窟初唐時期繪制的《乘象入胎》中體現得特別充分（圖4）。《乘象入胎》是佛傳故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講述摩耶夫人夢見六牙白象自空中來，從右肋鉆入她的體內，頓覺體安欣樂，懷孕生下釋迦太子。有意思的是，在古代西北印度犍陀羅浮雕故事中，表現《乘象入胎》時，直接在睡覺的摩耶夫人上方雕刻俯衝而下的六牙白象，象背上並沒有坐人。莫高窟第329窟《乘象入胎》壁畫的內容要豐富得多。畫面中間大象背上半跏趺坐盛裝的菩薩，這就是釋迦太子的前世身。大象足踏蓮臺，蓮臺下有天人托起。大象前方有乘龍仙人引導，上方伎樂飛天伴行，後面還有菩薩相隨，其中一菩薩（仙人）雙手持杯侍於菩薩裝右側，杯中還冒著熱氣，這可能是在進行投胎前施行的某種儀式。整個畫面中畫滿了聖潔的蓮花和絢麗的雲氣，一副祥瑞又超凡的仙界氣象。在中國古人看來，這個佛傳故事中投胎的六牙白象應該是菩薩的騎乘，而不是六牙白象本身，並且這一畫面必然是充滿了無上的神聖氣息，匠師們的想象力在此得以充分施展。
值得註意的是，《乘象入胎》中的乘象菩薩、乘龍仙人、伎樂飛天等人物的膚色都變成深棕色或接近黑色，這是因為敦煌壁畫所用顏料中，一部分顏料混合了鉛等容易變色的成分。如某些紅色和白色顏料，在長時間和一定濕度的條件下，會變成我們現在看到的深色調。洞窟壁畫中也有一些顏色極為穩定，如礦物質顏料的石青、石綠就是如此，歷經千年後仍然宛如新繪。如此看來，在壁畫中如果混色多、層次豐富的話就容易變色，單色繪畫則能相對長時間保持原色。有趣的是，我們似乎已經接受了這種黴變和純色交相輝映的色彩，甚至先入為主地認為敦煌莫高窟壁畫的色彩本該就是如此。
第9窟：供養功德
出資開鑿洞窟者稱為功德主，他們將自己的名字或畫像鐫刻（繪制）在洞窟中，實現永遠侍奉在佛、菩薩前的心願，這種人物畫像就是供養人畫像。在唐代以前，洞窟中的供養人畫像都比較小，盛唐以後，供養人肖像所占空間變大，所畫人物的時代特征得以更清晰的呈現。供養人像與洞窟中的佛、菩薩不同，呈現的是世俗人物的樣貌，不過，這些有具體身份的“肖像”大多彼此高度相似，似乎是按照某種理想化或程式化的模式繪制的，這和我們今天所理解的寫實性肖像並不一致。
莫高窟第9窟是晚唐時期歸義軍節度使張承奉修造的功德窟，洞窟包括甬道在內有多位尺寸高大的供養人畫像，史葦湘臨摹了其中的《女供養人像》（圖5），真實還原了原作樣貌。這幅臨摹品中繪制了三位貴婦、一位騎竹馬的童子和五位侍女。畫面正中的三位貴婦身著盛裝，前兩位各有持物，第三位雙手合十作禮拜狀。貴婦面容如出一轍，皆面部豐腴，設色艷麗，畫面極為工致，顯然出自當時名家之手。看到這幅供養人像的畫作，自然能使人想到唐代大畫家張萱、周昉等人的傳世畫作。不過兩種形式繪畫也存在明顯差異，繪制在墻上的人物著色顯得硬實明麗，而絹上的人物顯得纖秀淡雅，這種區別是由於畫面所使用的介質不同而造成的。
展覽中還單獨展出了多件名家臨摹的洞窟彩塑作品，在脫離了洞窟原生環境後，這些單體雕塑在展廳聚光燈下顯得精美又有點煢煢孑立。何鄂臨摹的敦煌莫高窟第159窟中唐菩薩立像（圖6），高發髻，面部豐腴，五官秀美，有胸飾，著僧衹支（內衣），披帛寬大，覆蓋了雙肩和兩臂的大部分，下身著裙裳。整身衣飾上繪滿了華貴的花飾。這尊菩薩像最令人印象深刻之處，就是那小巧且緊閉的嘴唇和石綠色繪制的小胡子，形成極富個性的表情。敦煌莫高窟第159窟開鑿於吐蕃占領時期，並且是該時期的代表性洞窟，其造像風貌與典型的盛唐氣象存在差異，尤其是這尊菩薩立像相對保守的衣飾，與此前那種大面積袒露胸部的菩薩像大相徑庭。
華蓋與佛塔
出自於洞窟的壁畫除了描繪佛經內容外，還大量展現了古代社會生活的內容。對於部分觀者而言，細究壁畫中的建築、道具等物件，也是興趣點之所在。令人驚喜的是，展覽中出現了20余件依據壁（絹）畫制作的華蓋、佛塔等，展品使用了傳統的手工藝制作和數字3D打印而成，這些展品擴展了敦煌石窟藝術的文化內涵。一件仿制敦煌藏經洞絹畫上的華蓋，使用了印度宮廷傳統工藝，制作材料包括金、意大利晶石瑪瑙、珊瑚、刺繡、印度手工絲綢、寶石珠網串，其華美程度遠遠超越了世俗的一般用具，再現了佛國世界的美好。這種從壁畫裏具現出來的佛事道具，一方面展現了敦煌莫高窟繪畫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拉近了觀者與古代文明的距離，似乎那縹緲遙遠的凈土世界變得可觸、可期。
此次展覽展出的雖然大多是復制品和臨摹品，但這並沒有減弱敦煌藝術的獨特魅力，並且在展廳聚光燈下，我們甚至能發現更多有意思的細節。當然，最明顯不足的是，展廳少了莫高窟原生地的獨特體驗。總體而言，此次敦煌研究院和故宮博物院再次攜手舉辦的“敦行故遠——故宮敦煌特展”規格極高，展品豐富，以超越時空、融匯古今的手筆，再現了絲綢繁華的迷人魅力，重構了莫高窟佛教物質文化的博大和精妙。
本版攝影/黃文智（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