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被指加劇了韓國的“獨居”現象。圖為2021年7月9日，首爾居民在一處臨時檢測點排隊等待接受新冠病毒檢測。 （新華社/圖）
夏日午夜過後，首爾梨泰院商區依舊擠滿了無憂無慮的年輕人，他們坐在小酒館裏舉著伏特加或燒酒碰杯、歡呼，他們擠在散發著汗味的舞廳，跳舞到天亮。
距離梨泰院商區40分鐘車程的延南洞美食街也有類似的景象。不少二十來歲的年輕人獨自一人坐在餐廳一隅的隔間內，在燒烤架上烤幾份雞肉串，配上啤酒。吃罷，他們獨自回到不遠處的單身公寓。
一個人吃飯、喝酒、看電影，不需要任何人的陪伴，“獨居”正成為韓國年輕一代的生活方式。2021年8月2日，韓國統計廳發布《2020年人口住房總調查》顯示，韓國的獨居人口數量已達到664.3萬，同比增長了95萬，“一人家庭”占韓國家庭總戶數的31.7%。
“單身社會，正成為一次空前強大、無可避免的社會變革。”美國社會學家艾裏克·克裏南伯格在《單身社會》一書中所描述的“獨居”“不婚”現象正在韓國成為現實。
一種年輕人抵制傳統社會的方式28歲的金惠敏獨居已經兩年多了。2019年，她從父母家搬出來，在首爾大學城附近租了一間17平米的單身公寓。盡管房間不大、位於頂層，公寓樓老舊，還沒有電梯。
但惠敏覺得，能一個人生活比什麼都重要。她把墻壁刷成石板灰，掛上心形鏡子和雲形霓虹燈。她還從家具App的“獨居欄目”裏，網購了一張折疊床、一臺迷你微波爐和一個空氣炸鍋——大小正好適合一人食。頂樓的天臺更是惠敏的小天地。
獨居讓內向的惠敏松了一口氣。5年前，惠敏在首爾一家小型廣播公司擔任平面設計師，常常被工作壓得喘不過氣來。
“你表現得太差了”“你不夠好”，同組前輩會因為她工作遲到幾分鐘如此批評惠敏。
一些韓國年輕人時常用“地獄”來形容職場的壓抑。“我感覺我被生活推著前進，而這不是我自己的選擇。”當惠敏向父母傾吐工作壓力時得到的卻是揶揄，“你是唯一覺得壓抑的人”。
2017年，惠敏決定辭去工作，轉身做一個自媒體漫畫師。她在社交媒體Instagram上註冊了賬號，以一個環抱雙腿女孩的漫畫形象記錄她快樂的獨居生活，也畫出了韓國年輕人在求學、就業和婚戀上面臨的壓力。
“我就像一塊舊電池，需要待在房間裏慢慢充電。每當我獨自一人待在房間，就能感到世界是平靜的。可以一直充電，沒人可以評判我的生活。這樣的空間和時間，我太喜歡了。”惠敏現在是一個有著3.4萬粉絲的網紅。
在工作結束後，惠敏喜歡看看流行綜藝《我獨自生活》（I Live Alone）。當她渴望煙火氣息時，她會獨自去咖啡館坐坐、看一場電影，或是去投幣式的單人卡拉OK，或是站在屋頂感受喧囂的首爾。
在韓國，大約有40%的年輕人像惠敏一樣過著獨居生活，成為繼“三拋族”（Sampo Generation）之後的“獨居一代”（Honjok）。一署名為Ann Babe的韓裔美國媒體人寫道：獨居是一種年輕人抵制傳統社會的方式，獨居者可以將個人需求置於對傳統社會的等級制度的尊崇之上。
“店裏90%的韓國年輕人不願意加班，只要是能休息，絕對不加班。他們玩心重，不著急結婚。”在25歲的中國廚師宵鐳看來，獨居則是“韓國年輕人的及時行樂”。
宵鐳已在首爾江南區一家餐廳工作了兩年。他告訴南方周末，他的韓國同事喜歡下班喝點酒，後半夜打遊戲。有時候，第二天上班還能聞到他們身上的酒味。有時候，他們遲到了，直接打個電話給廚師長請假。他身邊二十多名韓國男同事只有1人結婚，他們的平均年齡都在30歲以上。
獨居經濟趁“疫”起飛“歡迎獨自飲酒！”在首爾弘大區街頭，很多酒吧門口會打出類似的招牌。酒吧裏，有更多的單人座位。一人食餐廳、單人卡拉OK和單人健身房，從單身公寓到為單人食客提供服務，獨居已經成為了一種新經濟力量，韓國社會對年輕獨居者也愈發友好。
韓國家具公司Hansem推出了一款可折疊的桌子，可兼作餐桌和單人家庭的書桌。獨居生活方式的網站Honjok.com推出了一款適配智能手機的迷你三角架，上面寫著：適合獨自旅行者自拍。
Honjok.com網站創建者張在英發現，自2015年以來，韓國社會對獨居者有了積極的變化，“以前，獨居意味著不擅社交的人。現在，人們開始覺得我們這群人是自信地選擇了孤獨，並樂在其中。”
新冠大流行也推動了獨居的興旺。單人餐、減少接觸、保持社交距離，過去一年裏，韓國服務業也朝著“非接觸式”轉變，快遞配送、外賣訂餐、線上出行等都在倡導“減少接觸”。
韓國政府對“非接觸式”經濟的投資大幅增加。2020年5月，文在寅政府撥款76萬億韓元推出了一項“韓國新政”計劃，重點投資“非接觸式”互動技術，包括遠程工作系統、互聯網5G、無人駕駛汽車、無人機等相關人工智能行業。
這場由韓國政府主導的“日常隔離”運動也被認為變相推動了獨居潮流。高麗大學（Korea University）社會學教授安德魯·恩吉·金(Andrew Eungi Kim)認為，“韓國政府不斷建議‘保持社交距離’，仿佛是在間接地提出建議，‘準備獨居生活吧’”。
“經濟越發達，年輕人獨居現象越普遍”韓國經濟試圖擁抱獨居文化，不少年輕人選擇獨居卻被認為是一種對社會經濟的自我保護性反應。
“近年來，韓國年輕人開始學會用獨居生活來抵制集體社會的壓力。”美國韋爾斯利學院（Wellesley College）政治學教授、韓裔美國人凱瑟琳·穆恩（Katharine Moon）認為，“他們正在一點點地弄濕他們的腳趾，躡手躡腳地踏入個人主義。這可能體現在獨自一人午餐、拒絕和同事一起吃飯上。”
這幾個月，25歲的楊宇今（Yang U-jin）幾乎向首爾及其周邊城市所有的電子公司都投遞了簡歷。最終，他離開了這座人口近1000萬的國際都市，搬回了釜山附近的家鄉。
韓國年輕一代面臨著日漸惡化的就業環境。2021年第一季度韓國的就業率為58.6%，與文在寅總統上任的2017年同比下降了一個百分點。2021年6月，韓國統計廳發布的就業數據還顯示，由於沒有合適工作而放棄的韓國人達到5.83萬，同比增加了4.6萬人。
韓國就業質量也在下降，作為國家經濟支柱的年輕人就業崗位不斷縮減，只有不穩定的、收入不理想的臨時崗位在增加。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報告表明，15歲以上的在職韓國人中有15.37%是兼職雇員，臨時工則高達就業人口的26.1%。
高企的房價也讓韓國年輕人傾向獨居。在文在寅總統執政的5年裏，首爾大都市區的公寓價格翻了一番。據韓國央行（Kookmin Bank）統計，韓國全國的房價在5年間上漲了60%。
在首爾，只有五分之二的居民購買有房產，年輕人更偏好租房獨居。韓國政府推行一種名為“Jeonse”的房屋租賃政策，租客只需根據合同向房東支付購房價格60%到80%不等的押金，房東則利用這筆押金投資賺錢。兩年後，押金會全額返還給租客。
“Jeonse”的租房方式可暫時緩解年輕人的購房壓力。宵鐳說，他的唯一一名結婚的韓國同事在婚後5年才交了房子的首付，另一名男同事因結婚和談戀愛開銷過大開始過上獨居的生活。
“經濟越發達，年輕人獨居現象越普遍。他們自我意識上升，不願意與家人同居，搬出去獨立生活。”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與人口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周海旺告訴南方周末，在婚戀問題上，韓國社會整體依舊屬於東亞文化，遵循著先買房後結婚的模式；如果達不到這項目標，韓國年輕人只能優先工作，暫時放棄婚戀。
“孤獨韓國”邁入老齡化社會獨居人口增加的負面效應卻正在顯現：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晚婚晚孕、只婚不孕，甚至不婚不育。截至2020年12月，韓國女性的平均生育年齡已上升至32歲。韓國國家統計廳的統計還顯示，韓國女性的平均生育率為0.84，首爾的女性平均生育率則低至0.64。
韓國已成為世界上平均生育率最低的國家。聯合國相關機構預測，到2050年，韓國老年人的比例將名列全球之首。
“一對夫婦不可能一直拼命工作。整個韓國社會都在向年輕人施壓，讓我們別生孩子。”早在2016年，時年30歲的金潤貞（Kim Yoon-jeong）就做出決定，即使結婚也不會生孩子。
不斷上升的房價和育兒成本，讓以金潤貞為代表的韓國年輕女性放棄生育。2021年5月，韓國女性家族部發布的《2020年家庭形態調查》顯示，有七成獨居人群“仍打算繼續一個人生活”。
“韓國已經連續多年處於人口負增長狀態，最大的問題就是社會老齡化和勞動力嚴重不足，這將給經濟、社會福利和養老帶來一系列問題，甚至危及韓國的國際競爭力。”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與人口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周海旺認為。
除了可預見的養老負擔之外，生育率低下也會引發其他社會問題。韓國《東亞日報》不無擔憂地寫道：適齡勞動力不斷減少，就會造成養老金缺口擴大，老年人退休年齡也不得不後移，整個社會陷入消費不振、經濟活力減弱的惡性循環中。
長期的獨居生活還會降低人類的社交屬性，引發孤獨抑郁等心理問題。韓國KB金融集團研究所最近一項研究發現，盡管10名獨居者中有7人表示對自己目前生活感到滿意，但韓國男性對獨居生活的滿意度往往隨著年齡增大而降低。
40歲的趙京勛（Jo Kyun Hoon）就是一名越來越害怕孤獨的獨居男子。他在大邱一家汽車企業擔任科長，月薪保持在韓國的平均工資水平280萬韓元左右。
從28歲起，趙京勛就開始獨居了。每天下班推開門，他更希望能遇到一個說話的人。一些朋友則認為，有過7段戀情的趙京勛過於挑剔。
“我的生活狀況沒有太多經濟壓力，房貸也負擔得起。如果遇到合適的人，我想馬上結婚，也不排斥生孩子。”趙京勛告訴南方周末，他沒有購房的壓力，名下有兩套房，2020年還在大邱買了一套100平方米的三居室。
趙京勛的父母也經常催婚，他的生活開始回歸傳統。如今，趙京勛平均每一兩個月就會出去相親，“我的婚戀觀還是很傳統，想要結婚生子，上一段戀情就是由於女方堅持丁克而分手的”。
獨居生活方式網站Honjok.com創始人張在英也承認，“獨居是一種自給自足的幸福文化，但這也意味著孤獨，韓國社會正受到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齡化困擾。這確實不是一個積極現象。”
挽救“消失國家”年輕人獨居文化盛行，讓韓國政府備感焦慮。早在2006年，英國牛津大學人口學教授大衛·科爾曼就預言，韓國將是“第一個因人口減少而從地球消失的國家”。
這種“消失國家”的焦慮越來越迫在眉睫。據韓國統計廳發布的數據，2020年韓國人口自然減少3.3萬人，首次出現死亡人口大於出生人口的情況，這種現象被人口學家稱為“死亡交叉”。
按照這種下滑速度，600年後，韓國將剩下最後一個人。
跟很多人口負增長的國家一樣，韓國政府自2006年開始實施積極的人口政策。為了鼓勵生育，韓國政府累計投入了至少1285億美元，從免費托兒所到女性員工的生育津貼，甚至安排集體相親。但彭博社指出，這些措施並未真正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要在短期內改變人口負增長，填補人口空白，為社會提供勞動力，最快的方式是引進國際移民，接受海外勞動力。”周海旺認為，面對高房價給年輕人的壓力，韓國政府還要有效解決年輕人的就業和住房問題。
移民歸化是解決人口老齡化的直接方式。2021年初以來，韓國政府提議放寬嚴格的移民法規，引進更多的外國工人，包括三星電子等大企業所需的工程師等。2021年6月，韓國司法部提出修訂《國籍法》，建議把韓國公民身份擴展到在韓國生活了兩代或以上的永久居民子女，或具有“血緣或文化聯系”的永久居民。
改變年輕人就業仍是頭等大事。文在寅執政期間，韓國青年的失業率一度高達25%。2021年7月，文在寅政府提高了“人類新政”倡議（Human New Deal）的投入，財政撥款從160萬億韓元增加到220萬億韓元，主要用於資助失業或低收入青年。
不過，“人類新政”也備受爭議。韓國保守派批評，文在寅政府的現金補貼只照顧兼職崗位，提供的崗位多是低薪兼職和臨時合同工。提高最低工資、縮短工作周等措施，還抑制了企業的活動，導致私營企業高薪工作崗位減少。
當前，韓國政府已經開始改變傳統的人口策略，從扭轉韓國社會的低生育率現象為主，轉為尋求與低生育率社會共存。在鼓勵年輕人生育、確保未來勞動力維系養老金制度的同時，更加關註將現有的婦女和老年人留在職場，或者鼓勵他們自主創業。
“我們已經嘗試了各種提高生育率的方式，現在我們別無選擇，只能直面挑戰。”韓國財政部負責監督人口政策的官員南英俊（Na Yoon-jung）無奈地感嘆。
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夏慕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