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盛
在安嶽南部一石窟中，發現一龕宋初的引路菩薩與地藏等四大菩薩的造像，是目前僅見的此類往生組合造像。龕中引路菩薩的形象，與流失海外的敦煌幡畫高度一致，為石窟中發現最早的一尊。而另一處明代石窟中，一尊罕見的抱膝而笑的釋迦苦修相，則完全摒棄了犍陀羅模式形如骷髏結跌端坐施禪定印的早期形象，神性大減而意趣十足，為中國晚期石窟梵漢結合的典範之作。
四川省石窟（含摩崖造像）專項調查最新數據顯示：目前四川全省現存石窟（含摩崖造像）2134處，居全國第一。作為四川石窟寺遺存最多的安嶽縣，最近在南部造像區又有新發現。
安嶽北宋引路菩薩龕 傅盛攝
在安嶽南部一石窟中，發現一龕宋初的引路菩薩與地藏等四大菩薩的造像，是目前僅見的此類往生組合造像。龕中引路菩薩的形象，與流失海外的敦煌幡畫高度一致，為石窟中發現最早的一尊。加上新發現的唐太和年間（827-835）隴西僧人（今甘肅省南部及東南部地區）造像題記佐證，推測此粉本源自隴西地區，經安嶽再傳播到大足。
而另一處明代石窟中，一尊罕見的抱膝而笑的釋迦苦修相，則完全摒棄了犍陀羅模式形如骷髏結跌端坐施禪定印的早期形象，神性大減而意趣十足，為中國晚期石窟梵漢結合的典範之作。
北宋初年的引路菩薩與地藏四菩薩龕
此龕主尊為引路菩薩與藥師佛、不空羂索觀音和地藏，引路菩薩身後有3位較小的往生者。引路菩薩像高50厘米，挽高髻，著長裙，戴耳飾，立於雲臺，左手於胸前執物，右手執長幡，幡帶迎風而起，菩薩身姿右傾，回望跟隨在身後的3位往生者。
引路菩薩像 傅盛攝
最右側地藏坐高35厘米，戴風帽披袈裟，持錫杖，左右各有一軀弟子立像。龕壁兩側有力士造像。旁有鹹平五年（1002）造小像的題記，應為此龕造像的年代上限。
引路菩薩又稱引魂菩薩，未見佛經記載，是唐代凈土宗興起後民間信仰所演變成的中國式菩薩。主要職能是引導亡者進入佛國凈土世界。
按佛經所稱，當人命終時，口念阿彌陀佛名號，就會有菩薩下臨接引死者西去佛國。唐末五代，石窟壁畫中流行以西方三聖為主尊，展現西方凈土盛境的經變造像，而後由其中的持蓮觀音逐步演變成單獨的“引路菩薩”。
大英博物館藏敦煌五代引路菩薩幡畫
在敦煌發現的幡畫上，引路菩薩均冠戴化佛，手持招魂幡，立於蓮臺。菩薩回首觀望著身後畢恭畢敬的往生者，正是主動接引之意，表示死者的亡魂將隨菩薩抵達西方極樂凈土。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現藏於大英博物館的《引路菩薩圖》。
在敦煌藏經洞中出土了11幅 “引路菩薩”幡畫，均已流失國外，石窟造像僅發現於安嶽和大足。此龕引路菩薩像與巴黎收藏的敦煌五代幡畫高度一致。
宋代民間的往生信仰觀念進一步強化，由於地藏菩薩主管地獄之事，民眾將其與引路菩薩組合在一起，成為死者求福升天信仰中的一組重要大神，意為令亡者在地獄中經過地藏救度後，直接由引路菩薩導入凈土彼岸。作為與“地藏王菩薩”相對應的稱號，引路菩薩在宋代也稱 “引路王菩薩”。
巴黎集美美術館藏敦煌983年的《地藏十王圖》
目前地藏與引路菩薩一起出現的最早圖像是巴黎集美美術館藏的北宋太平興國八年（983），出土於敦煌藏經洞的《地藏十王圖》，說明將冥界救贖與凈土信仰融合的組合模式最早出現於敦煌地區，但此圖的引路菩薩僅位於畫面下方，應是此信仰的濫觴。
安嶽此龕地藏與引路菩薩造像布局已趨完善，在引路菩薩和地藏間還加入了三頭四臂可蓮花化生，眾障凈除，往生凈土的不空羂索觀音和可前往凈琉璃世界、消災除病的藥師佛。幡畫和造像僅隔19年，可見此信仰組合的發展迅速。此龕中戴風帽的地藏形象，也最早來自敦煌《道明和尚還魂記》中的“覆頂披帽”記載。
安嶽引路菩薩執幡細節 傅盛攝
在目前隴西到四川沿途石窟中未見此組合圖像，在安嶽能率先出現此題材造像，其粉本應是由隴西一帶僧人直接傳播而來。最近，在安嶽晚唐石窟中新發現隴西僧人行蹤，一龕題記中有“維太和二年（828）歲次戊申年□乙月明十五日已亥隴西沙門貞䛚雋字記……”另有“隴西沙門釋子林道”等文字，可知至少在晚唐時安嶽已與隴西地區有佛事往來，甘肅僧人已直接參與安嶽石窟的營造。
此類以地藏王、引路王菩薩組合的信仰隨後迅速風靡全川，嘉祐四年（1059）蘇東坡的父親蘇洵在舉家遷居京城前，就曾捐資在老家的極樂院塑地藏、引路王等六菩薩像。
南宋紹興年間，與安嶽毗鄰的大足也出現地藏王和引路菩薩王龕。北山觀音坡1號龕為紹興二十四年（1154）所刻，現造像已不存僅剩題記。在大足佛安橋，刻於紹興十四年（1144）的8號龕中，有單獨的引路王菩薩和一名往生女性形象，惜已被妝彩。與安嶽西交界的資中西崖45號龕千手觀音左壁也曾有一尊南宋時浮雕的引路菩薩和往生者，但早在90年代初就被鄉民妝彩改塑為善財童子。
《金瓶梅》第六十二回，李瓶兒死後做法事時就曾有“王姑子且口裏喃喃吶吶, ......請引路王菩薩與她接引冥途。”的描寫，可見到明清，引路王菩薩信仰依然旺盛，更發展成為水陸畫中不可缺的一組神眾，山西寶寧寺壁畫中出現的持幡引路菩薩，題跋便是 “引路王菩薩眾”。
安嶽這龕早期的引路菩薩與地藏等四菩薩往生龕，雖保存不佳但價值較高，對四川地區唐宋往生信仰有研究價值外，更證唐宋間，隴西與川中腹地的安嶽已有深入的佛教文化交流，於此雕鑿的眾多題材，再傳播到大足地區，成為巴蜀具有排他性的造像中心。
明代釋迦牟尼苦修像
在安嶽一晚期石窟內，發現一龕做主尊供奉的明代釋迦苦修像，表現的是釋迦29歲時未成佛前在雪山苦修的悉達多太子形象，為佛傳故事“八相”中的重要一相。
該像起源於犍陀羅石雕，十六國時傳入中土，以炳靈寺最早，北朝的金塔寺和敦煌中也有表現，均為泥塑。
炳靈寺第169窟西秦時代苦行像
《大般涅槃經》卷十四《聖行品》載，釋迦牟尼原是古印度迦毗羅衛國凈飯王的太子，因目睹眾生疾苦，即拋棄權位入雪山苦行，靜坐思維，不避風雨，堅持不懈達六年之久，身體也變得極度消瘦，筋骨暴露，“唯食諸果……絕形深澗，不涉人間，結草為庵，被鹿皮衣”卻終在痛苦中參透成佛。這一典故隨佛教傳入中國，到隋唐時，逐漸家喻戶曉，深入人心。王維、賈島、劉禹錫均有相關的詩句傳世。常被用來贊譽人們安貧樂道的誌趣。
巴基斯坦拉合爾博物館藏3世紀苦行相
在早期犍陀羅造像中，釋迦苦修相都狀如骷髏，筋脈湧動，視覺驚悚，被稱為“餓佛”，除偶見於早期的新疆、河西地區壁畫和泥塑外，中原無此造像，僅在小南海和兩宋的馬渠寺、寶頂山有此作為佛傳經變的一個情節展現。
元明時，世俗美術發達，受官方 “梵像提舉司”影響，工匠大膽借鑒印度 “胡貌梵像”特征，融合時代審美趨勢，註重意趣地創造出突破宗教儀軌的嶄新苦修相，民間稱雪山大士。著名文物大家王世襄曾激贊此類作品： “誇張而近乎浪漫”。成為到元明時最具鮮明時代特征的雕塑題材。
美國賓西法尼亞大學博物館藏元代雪山大士
此類作品之前常見於木銅玉器等小品工藝雕塑，美國幾大博物館中均藏有此類精品。王世襄舊藏的高34厘米明代木雕雪山大士像在2003年就以275萬元人民幣的價格拍出。
安嶽此像位於縣城東南部，刻於山腰一塊獨立崖面，距地1.13米，像高1.2米，頭長49厘米，肩寬80厘米，無窟頂，呈圓雕。形象為瘦骨嶙峋的中年人，頭頂發髻，雙耳垂肩，雙眉彎曲，唇上美髭蟠結成卷，姿態聳肩屈肘，左扶左膝，支撐下顎而坐。胸前有束帶，左肩半披鹿衣，坐於蒲團上，下有懸裳垂落。
安嶽明代苦修相石窟 小舟攝
與常見的雪山大士卷發戴寶箍形象不同，此像略帶笑意，肉髻螺發等佛陀三十二相中的特征已清晰可辯，表現的是他從帝釋天處聞知後半偈 “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時抱膝破顏而笑的頓悟之喜。
與常見小品比，此像寫實度更高，更顯血肉飽滿。在身體比例上做了合理調整，釋迦面部也塑為更符合傳統審美的國字臉，不再低顎沈思而是目光正視觀眾，大大拉進了信徒與偶像間的距離，並恰如其氛地融進一種不易察覺的詩意和禪趣，留白頗深。
此像長期被誤認為達摩，雖現代有局部塗彩，但基本忠於原貌，是石窟衰落期較特殊的一尊。
值得註意的是：在苦修像旁，有一龕寬超過4.9米的毗盧千佛像，主尊毗盧佛頭戴的多佛冠上兩道毫光間生出後壁314尊蓮臺小佛（現存數量），與兩宋的華嚴洞、大足寶頂毗盧佛表現形式一致。結合此處同期開鑿的華嚴三聖、巨型大悲像等，應是一處顯密結合的大型道場，此地又與川密盛行的石羊、頂新接壤，似乎暗示明代密教仍在安嶽一帶相當活躍。
責任編輯：李梅
校對：欒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