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13點07分，“雜交水稻之父”、中國工程院院士、“共和國勛章”獲得者袁隆平，在湖南長沙逝世，享年91歲。
袁隆平是我國研究與發展雜交水稻的開創者，也是世界上第一個成功利用水稻雜種優勢的科學家，被譽為“雜交水稻之父”。直到今年年初，他還堅持在海南三亞南繁基地開展科研工作。
為紀念袁隆平院士，紀事君（ID:bjrbjishi）推送一篇舊文，與您分享袁隆平當初研究雜交水稻的曲折歷程。
共和國誕生之初，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就預言：同歷屆中國政府一樣，共產黨政權也將因無力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而垮臺。
70年過去，艾奇遜的預言沒有實現。夢魘一樣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饑饉問題，在新中國得到了最終解決。
中國不但成功地用占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而且為全人類解決糧食問題帶來了福音。近25年來，世界主要農產品增長份額有20%以上來自中國。這其中，最大的貢獻來自被稱為“東方魔稻”的雜交水稻。以袁隆平為代表的中國科學家所創造的這份科技成果，被視為中國繼四大發明之後的第五大發明。
從1976年雜交水稻研究成功推廣至今，中國累計種植60多億畝，增產稻谷6億多噸，全世界播種面積共計1.5億公頃，每年增產的稻谷可以多供養7000萬人口。
1、保護對象
1966年，聲勢浩大的“文化大革命”席卷而來。偏居湘西一隅的安江農校，原本靜謐得有些與世隔絕，這時，卻像全國一樣陷入了躁動和喧嘩。
花花綠綠的大字報貼滿校園，各種各樣的“檄文”、“宣言書”、“戰鬥口號”在校園裏不斷回響，一個又一個的“革命組織”粉墨登場。
“文革”洪流襲來時，安江農校遺傳育種教研組教師袁隆平就是一個“預備黑幫”，幾乎註定了被批鬥的命運。
1953年8月，袁隆平從西南農學院畢業，被分配到安江農校做一名中專教師。
袁隆平在安江農校授課。
還在大學時，袁隆平就被同學定性為“愛好自由，特長散漫”。當上了老師，他一如既往的“自由散漫”，對任何政治活動都不熱心，只對實驗田中的各種作物感興趣，早就被劃為“中右”。他的父親曾在國民黨政府中任職，又添了一條“黑五類”出身。
而袁隆平正在悄悄進行的雜交水稻研究，也成了一條罪狀。這項研究依據的是西方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說，在當時被攻擊為“資產階級異端邪說”。
運動一開始，袁隆平就知道自己“躲不過去了”。
一天中午，安江農校“文革”工作組通知袁隆平去談話。袁隆平琢磨該對自己“宣判”了，惴惴不安地走進了工作組負責人辦公室。
沒想到，這位負責人客客氣氣，讓他介紹了自己的研究，隨後鼓勵他“抓革命促生產”，把研究和實驗搞好。同時，還把安江農校最好的一塊試驗田分給了他。
出乎意料的峰回路轉讓袁隆平摸不著頭腦。直到第二年，“文革”風雲變幻，那位負責人被趕下了臺，謎底才被揭開。
原來，工作組確實準備揪鬥袁隆平來著，牛棚裏的床位都給他準備好了。但在查閱袁隆平檔案準備批鬥材料時，意外發現了一封國家科委發來的公函。這封公函責成湖南省科委和安江農校要支持袁隆平的研究。
看著北京發來的紅頭文件，安江農校“文革”工作組不敢自專，帶著這個函件去請示原黔陽地委書記孫旭濤。孫旭濤是一位知識分子出身的老革命，看完公函，他明確答復：“袁隆平當然是保護對象！”
可惜的是，這位拍板保護了袁隆平的領導卻沒能在“文革”中保護自己，兩年後因不堪迫害而自殺。
而那封神秘的“北京公函”，卻給“預備黑幫”袁隆平撐起了一把“保護傘”，讓他避過了“文革”的疾風驟雨。
這封公函緣自袁隆平發表在中國科學院院刊《科學通報》上的一篇論文。論文的題目是《水稻的雄性不孕性》。這是世界上第一篇論述水稻雄性不孕性的論文，並且指明了這一特性的巨大利用價值和通過雜交培育高產水稻的設想。
論文甫一發表，就被時任國家科委九局局長的趙石英發現，意識到袁隆平所進行研究的重大意義。他向主管國家科委工作的聶榮臻元帥匯報了此事。這才有了國家科委下發的公函。
袁隆平的論文發表在《科學通報》1966年2月第17卷第4期上。這期之後，《科學通報》因“文革”被迫停刊。袁隆平幸運地搭上了“末班車”。
2、天然雜交稻
《科學通報》發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論文，後來被視作中國雜交水稻研究的開端。而這篇論文實際上是袁隆平4年的研究成果。
當時的袁隆平還只是一位中專教師，他對雜交水稻的研究源自一次意外的發現。
1962年，袁隆平申請了安江農校門口西側的一塊早稻試驗田，每天課後都要去遛上一圈，觀察那些他親手栽下、已經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禾苗。
這是一片越長越讓他懊惱的禾苗。
上一年7月，早稻抽穗的時節，袁隆平在這塊實驗田中發現了一株“鶴立雞群”的稻株，植株高大，穗大粒多，一蔸稻秧分出10余穗，每穗有壯谷一百六七十粒。照這樣的長法，一畝水稻的產量能超過600公斤，超過普通品種的一倍多。袁隆平如獲至寶地把這些成熟的谷子一粒粒收好，冀望著這些金燦燦的谷子能夠繁殖、培育出同樣出色的水稻。
1961年春天，他把這些種子發育出的秧苗插進試驗田，滿以為播下的是龍種，沒想到收獲的卻是跳蚤。
秧苗長高了，但參差不齊，高的高，矮的矮，接著抽穗、揚花、灌漿了，但成熟很不一致，遲的遲，早的早，上一代的優勢蕩然無存。為什麼會這樣？
袁隆平開始對實驗田中的水稻仔細調查、統計。總計1000多株稻秧，看上去參差不齊，其實根據不同性狀歸納起來只有兩類，一類的數量有700多株，另一類有200多株，比例恰好三比一。
這個統計過程，幾乎就是孟德爾“分離法則”的精確演示。根據這一理論，純種水稻品種的第二代仍會和上一代一樣，只有雜種水稻的第二代才會有這樣比例的分化。
統計數據證實了袁隆平猜測：那株穗大粒多的稻株，是一株天然雜交稻！
水稻的天然雜交在自然界中概率極低，那株天然雜交稻能夠被袁隆平發現非常偶然。但在當時，也只有被袁隆平發現，才能認出它雜交稻的身份。只能說，機遇垂青了有準備的頭腦。
那時的中國，奉前蘇聯生物學家李森科學說為“無產階級革命科學理論”，而且像李森科一樣，視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說為“資產階級異端邪說”。
當時只是一名中專教師的袁隆平，也曾對李森科學說深信不疑，不但按照教學大綱向學生傳授這樣的理論，而且還虔誠地按照這一學說“無性雜交育種”的理論進行了自己的研究。他給紅薯嫁接上月光花——一種當地隨處可見的野花，期望能培育出用月光花籽繁殖的紅薯；他給馬鈴薯嫁接上西紅柿，期望能培育出地下長馬鈴薯、地上結西紅柿的新物種……
1958年，袁隆平的實驗田裏，“月光花紅薯”不但開花結籽，而且地下還長出了一蔸重達27斤的“紅薯王”。這個“成果”搬進了全國“躍進”成果展覽，袁隆平還受邀參加了全國農民育種專家現場會。
但這種成功只是園藝嫁接的成功，培育新物種的目標要到第二年“月光花紅薯”的種子播下去之後才能驗證。
真理和謬誤，往往只差一步。
第二年，“月光花紅薯”的種子只長出了月光花。“無性雜交”的制種試驗以失敗告終。
從那時起，袁隆平就不再相信李森科學說，他轉而研究起孟德爾-摩爾根學說。在當時的條件下，這種研究自然不能“見光”。袁隆平重新翻開了大學時購買的一本英文原版的《遺傳學研究》。他還用《人民日報》給這本書包了書皮，私下裏偷偷閱讀。
一些外文雜誌偶爾會透露些現代生物學研究成果，也給袁隆平開了一扇小窗。一次，袁隆平出差到長沙，在書店的一本英文雜誌上看到了國外學者發現了脫氧核糖核酸雙螺旋結構，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DNA。他立即把這本雜誌買了下來。
1962年，袁隆平在《參考消息》看到了這樣一條消息：DNA發現者獲得諾貝爾獎。
後來袁隆平說：“幸虧我猛醒得早，西方的生物學研究已經到分子水平了，我們還抓著李森科學說不放的話，沒有前途！”
3、尋找“水稻寡婦”
袁隆平在觀察雜交水稻。
袁隆平發現天然雜交稻，對李森科學說是“離經叛道”；而他隨後展開的雜交水稻研究，對經典遺傳學也是挑戰。當時的遺傳育種有一個定論：自花授粉的水稻“自交無退化，雜交無優勢”。
袁隆平並非第一個認識到水稻雜交優勢的研究者。早在1926年，美國農學家瓊斯就提出了這一觀點。美國、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家的育種專家，都在水稻雜交方面做過研究，卻無一取得成功。雜交水稻研究沒有任何經驗可循，只能從頭開始。
想讓水稻這種自花授粉植物進行雜交，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進行人工去雄。但這種方法沒有實際利用價值。因為水稻是雌雄同花，一朵花只結一粒種子，幾十、上百粒種子結成一穗，幾穗乃至十幾穗合成一株……人工去雄的工作量是無限大的。
另一條路，就是“三系”配套。這是一套復雜繁瑣的育種工程，即便是現在，袁隆平的學生、助手尹華奇在向記者這個外行解釋“三系”配套時還面露難色：“我是學育種的，第一次聽袁老師講‘三系’配套都沒明白。給你打幾個比方吧，能把大致原理講明白就行。
“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好比一出生就是夫妻成雙。想讓它出現雜交，就要找到天生的‘寡婦’，這就是不育系。水稻每年都要種，不斷地需要不育系，所以，要讓‘寡婦’只能生‘女兒’，這就要給她找一個特定的‘丈夫’，就是保持系。
“到‘女兒’這一輩，就要分兩部分，一部分再和保持系雜交，仍舊只生‘女兒’，繼續做不育系。另一部分則要找到特定的‘丈夫’，也就是恢復系，他們的後代要恢復成天生的夫妻成雙，也就是雜交水稻的種子。這樣‘三系’配套完成，才能循環往復地制造出雜交水稻的種子。”
走通這條路的先決條件，就是找到天生的“水稻寡婦”。
天然的水稻雄性不育株什麼樣？袁隆平沒有見過，中外資料上也未見報道。沒有任何捷徑可循，只能用最原始的辦法，去稻田裏一株一株地尋找。那份大海撈針的辛勞，如今我們只能在想象中體會。
每年的6月下旬到7月上旬，是安江地區水稻揚花的時節，也是一年之中最熱的時節。這時，安江農校的試驗田和周邊生產隊的稻田裏，總能看到袁隆平的身體躬成90度以上，臉貼著層層疊疊稻浪，一手拿放大鏡，一手拿鑷子，尋找著那萬裏未必出一的天然雄性不育水稻。
終於在尋找到第6400穗稻穗時，袁隆平發現了第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水稻。跟在他身邊為他做助手的夫人鄧哲，在筆記本上留下了這樣的記錄：
發現時間：1964年7月5日午後2時25分。發現地點：安江農校水稻試驗田。水稻品種：洞庭早秈。
隨後的一年，在14000個稻穗中，袁隆平又找到了5株天然雄性不育水稻。
1965年年底，袁隆平對獲得的材料和實驗數據進行了梳理，完成了關於雜交水稻的第一篇論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奠定了雜交水稻研究的理論基礎。
4、頑強的禾苗
“文革”剛一開始，各種大字報上，袁隆平屢屢被點名批判：“不準販賣資產階級反動學說”“打倒白專分子”……
針對袁隆平的“革命”很快由筆頭發展到了實際行動。一天，宣傳欄上出現了一張大字報：“徹底砸爛袁隆平資產階級學說的盆盆缽缽！”
袁隆平心裏“咯噔”一下。他對波詭雲譎的“文化大革命”並不上心，心思全在那些“盆盆缽缽”上。
在安江農校試驗園的一個水池邊，擺放著袁隆平的60個瓦盆。從1964年找到天然雄性不育株開始，他就在這些瓦盆裏開展著水稻雄性不育的研究實驗。
袁隆平跑到實驗園，眼前的情景讓他欲哭無淚：栽種著雜交稻秧苗的瓦盆已經全部被砸碎，試驗秧苗也被砸了個稀爛，丟得滿地皆是。
幾年的研究成果就此付之東流。袁隆平痛心不已卻徒呼奈何。可就在這一天的晚上，兩個學生悄悄地來到了袁隆平的家，帶來了令人驚喜的消息：有三盆實驗苗被他們事先藏到了學校果園的一條臭水溝裏，躲過了這一劫。
這兩個學生，一個是尹華奇，一個是李必湖。兩個人平時就常和袁老師一起侍弄那些盆盆缽缽，深知這項研究的意義。
聽到造反派要砸爛這些盆盆缽缽的風聲，兩人提前行動，前一天晚上就偷偷進了實驗園。想要保住所有的實驗苗是不可能的，造反派一旦發現這些盆盆缽缽不見了，更會下力氣尋找，一旦被發現就是滅頂之災。兩個人很有“策略”地只偷出了三盆，而且根據袁老師平時對這項研究的介紹，他們把水稻雄性不育三種類型的實驗苗各選了一盆。
隨後，國家科委的公函被發現，袁隆平幸運地躲過一劫，而且“因禍得福”。水稻雄性不育研究被湖南省科委列入省級科研項目，每年能得到600元的科研經費。
尹華奇、李必湖兩人是“社來社去”的學生，這一年面臨畢業。所謂“社來社去”，是安江農校曾經特招的農民學員，他們畢業時要“哪個公社來，回哪個公社去”。而袁隆平看中了這兩個在關鍵時刻保住水稻雄性不育株“血脈”的弟子，留他們做了自己的助手。
一切似乎變得“順風順水”了。到1968年，那三盆在臭水溝中躲過一劫的雄性不育秧苗，經過幾次繁育，已經發展到可以插滿兩分試驗田了。但就在這時，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卻遭到了更為嚴重的一次打擊。
5月19日一早，袁隆平師生三人像往常一樣去實驗田裏觀察禾苗長勢。然而他們看到的，是一片被踐踏得狼藉滿地的爛泥塘。昨天傍晚還好端端的實驗田，一夜之間，禾苗被拔得精光，不知去向。
李必湖形容當時的心情，就像“五雷轟頂”。這個明顯的人為破壞幾乎斷送了全部的研究成果。他們翻遍了實驗田，才找到了5株被掩埋在爛泥中的殘存禾苗。
這次秧苗被毀後來被稱作“5·18事件”，是雜交水稻研究過程中遭受的最大打擊。然而這次事件是何人所為？出於什麼目的？至今仍是懸案。
“5·18事件”疑案未破，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又遭遇到被中斷的危險。
6月份，袁隆平接到安江農校委派的新任務，去一百多公裏外的一座煤礦“宣傳毛澤東思想”，接受勞動鍛煉。隨後，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小組的科研經費被取消，尹華奇和李必湖的微薄工資被停發，實驗實際上被中止了。
尹華奇給記者回憶說，那時候他們兩個人真是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調走了袁老師，他們搞不成研究；停發了工資，他們連吃飯都成問題。又委屈又氣憤，讓這兩個人做出了大膽的決定——給國家科委、湖南省科委、農業廳發電報、寫信，越級告狀。
“我們兩個都是貧下中農出身，又年輕氣盛，再加上被逼得沒辦法，什麼顧忌也不講了。”尹華奇說。
不久，國家科委和湖南省科委、農業廳聯合派人趕到了安江農校，找尹華奇、李必湖了解情況。
尹華奇說：“當時我們自己吃飯都成問題了，怎麼招待上級的領導？我們倆湊了一塊錢，買了幾個西瓜，可西瓜不能當飯啊。李必湖就一挽袖子，跟我說‘抓田雞去’。”
好在兩個人都是農村長大的，不多時就在田裏抓了幾十只青蛙，湊了一盤菜。守著一盤炒田雞，尹華奇和李必湖把滿腹的委屈向有關領導說了一夜。
一個多月後，袁隆平被從煤礦調回，帶著兩個學生借調到湖南省農科院。水稻雄性不育科研課題從安江農校收上來，交給湖南省農科院主管。同時從有關單位抽調業務骨幹，充實到科研協作組，以求加快科研進度。
近乎絕境時，雜交水稻研究柳暗花明。
5、愉快的南繁
遭遇兩次毀苗、毀秧的打擊之後，數年的雜交成果幾乎喪失殆盡。袁隆平急切地需要加快研究速度，搶回時間。
1968年的冬季，袁隆平一行三人第一次來到了海南島最南端的三亞。水稻的生長期是100天左右。在湖南，一年只能種一到兩季。到了海南島，則可以在冬天多繁殖出一代稻子。
海南島南部地區全年高溫多雨，日照充足，熱量豐富，是培育農作物新品種和加代繁殖、引種繁殖的天然基地。最早發現這塊寶地的是四川省農科院，1962年他們首次在海南島崖城良種場冬繁玉米獲得成功，引起了農業科學工作者的興趣和國家的重視。
國家南繁育種基地辦公室常務副主任林永平說：“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些用鐮刀鋤頭在海南島開展南繁的農業科技工作者，很多都成為了現在各領域的泰鬥級專家。袁隆平自不必說，還有中國‘半矮稈水稻之父’、中國工程院院士張啟發，中國‘轉基因抗蟲棉’創始人、棉花育種專家郭三堆，玉米育種專家李登海，西瓜育種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吳明珠……數不過來！”
而南繁培育出的優良品種更是不勝枚舉。幾乎我們現在吃到的所有糧食、蔬菜、水果，都經過了在海南南繁選育。
南繁是艱辛的。那時海南島還隸屬於廣東省，三亞這個今天的旅遊勝地也不叫三亞，它還只是中國最南端的一個小縣，叫崖縣，遠沒有今日之繁華，甚至在當時，也算得上中國最貧窮落後的地區之一。
袁隆平這些北來的農業科技工作者，多數都沒有固定的基地，只是租用當地生產隊或是農場的土地。更別提他們自己的住所了。
李必湖回憶，如果是在農場就比較幸運，可以借宿會議室或是倉庫打地鋪，如果在生產隊，他們的住宿就慘了，往往要住在窩棚之中，自己砍幾片巨大的棕櫚葉子就當床了。
三亞的一年四季都是酷夏，“頭上烈日曬，地上濕氣蒸。”李必湖說，“在太陽底下站上三分鐘，準能把人烤出一身大汗。正午時分，一天最熱的時候，恰好是農作物揚花授粉的最佳時期。那時候的南繁隊員都有被熱暈的經歷。”
不過，在他和尹華奇的回憶中，南繁更是一段自由快樂的時光。
在水稻生長的100多天裏，除了播種、授粉和收獲，多數的日子是不算繁忙的，有大把的空閑時間。袁隆平就會恢復他“孩子王”的本色，帶著自己的助手下海遊泳，上樹摘椰子，下象棋，打撲克。有時，還會邀上相近的其他南繁小組來場比賽。“袁老師的遊泳和象棋，那是打遍崖縣無敵手。”李必湖笑著說。
更為難得的是，天涯海角之地的崖縣，給了他們一個遠離世事的世外桃源。
席卷全國的“文革”中，崖縣也並非凈土一塊。尹華奇說，他們第一次找到的是個農場。剛剛住下，正趕上兩派“武鬥”，“乖乖，連機關槍都用上了，嚇得我們連夜轉移。”
但“文革”中當地的各派力量，都對這些候鳥一樣的外來戶沒有要求。他們當真成了自由自在的“逍遙派”，可以專心致誌地搞他們的南繁。
除了適宜的氣候和自由的空間，海南島豐富的天然基因庫也給各種作物的南繁提供了獨特條件。大自然就給雜交水稻準備了一份特殊而珍貴的禮物。
6、“野敗”定音
這份禮物，就是“野敗”。
由於“野敗”的發現，雜交水稻研究獲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但後來很多人聽音辨字，把“野敗”傳成了“野稗”。在雜交水稻研究成功後，報道此事的報紙都接到過讀者的來電來信，反映“野敗”是個錯別字，這其實是個誤讀。
李必湖給記者解釋說：“‘野稗’是一種稻田中常有的雜草，而我們的‘野敗’是一種野生稻，全稱叫野生雄性敗育稻。”
“野敗”的發現者就是李必湖。機遇再一次眷顧了有準備的頭腦。
談到發現“野敗”的功績，袁隆平對記者說：“有人講李必湖發現‘野敗’是靠運氣，這話不對。一是李必湖是有心人，當時就是在找野生稻。二是他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當時全國研究水稻雄性不育性時間比較長的就是我們三個，這個寶貝只要觸到我們手裏就能一眼認出。別的人即使身在寶山也不見得識寶。”
李必湖則告訴記者，他當時不但是在找野生稻，而且找的就是野生的雄性不育稻，這也是根據袁老師的安排。
在“野敗”之前，袁隆平師生三人已經進行了6年的水稻雄性不育性研究。6年來，他們先後用1000多個品種的水稻，與最初找到的不育株及其後代進行了3000多次的測定和回交實驗。實驗最好的結果是後代產生了70%的雄性不育株率，但他們需要的，是一個能使後代保持100%不育株率的理想組合。
幾年來的實驗都在栽培水稻的圈子裏進行，從地理環境到生物學特性，親緣關系比較近，袁隆平意識到這可能就是實驗沒有突破的癥結。“我們不能在一棵樹上吊死，要盡可能地進行遠緣雜交。”利用野生雄性不育株就是他的設想之一。
1969年，他們把產自雲南的野生稻種子帶回湖南種植，但因為氣候和地理條件的變化，這些野生稻沒有開花，實驗自然無法進行。
1970年9月，師生三人再一次來到海南島南紅農場進行南繁，李必湖就常向人打聽當地是否有野生稻。結果卻無人知曉。
其實，海南島一帶的野生稻資源十分豐富，但當地人視其為雜草，土名“假禾”。李必湖的湘西口音和當地的粵語交流，本來就像“雞同鴨講”，更何況野生稻和假禾這兩個不搭界的稱呼。
直到有一天，南紅農場的技術員馮克珊來到他們的駐地閑聊。李必湖又打聽起野生稻來。沒想到馮克珊聽了連連說：“野生稻嘛，我們這裏有的，好找好找。”
1970年11月23日的上午，馮克珊趕著牛車，把李必湖載到南紅農場中間的一塊沼澤地。叢生的雜草之中，成片的野生稻正在揚花吐蕊。
只用了20分鐘，李必湖就在野生稻中發現了三個不育稻穗。它們花藥細瘦，色澤淺黃，雄蕊不開裂散粉。這是典型的敗育型雄性不育。
三個稻穗同屬一株。李必湖小心翼翼地把這株野生稻連根帶泥挖了出來，用衣服包著捧回試驗田。
此時，袁隆平正在從北京返回海南的路上。多年研究始終沒有突破，袁隆平心底也很焦急。南繁的秧苗插下後，他就帶著多年得到的數據到北京向中國農科院的專家求教。
結果那一次北京之行，讓袁隆平更生緊迫感。在中國農業大學圖書館的一本外文雜誌上，他看到了一條震驚不已的消息：日本研究者於1968年完成了雜交水稻的“三系”配套。但由於雜交一代的優勢不明顯，遲遲不能投入生產。
袁隆平帶著焦慮的心情回到了南紅農場，剛一進門，卻得到了李必湖送上的大驚喜。他顧不上休息，直接趕到試驗田去看望那株野生雄性不育稻。
仔仔細細地觀察了一番，袁隆平忽然一拍李必湖的後背：“高級，高級啊！”
“高級”是指材料高級，袁隆平已經意識到這是一個絕好的雄性不育材料。“三系”配套中至關重要的不育系就要靠它打開突破口。
“野敗”讓袁隆平的“三系”配套一錘定音。
時至今日，雜交水稻的品種已經數不勝數，但每個品種的植株裏，都蘊含著這株“野敗”的基因。
7、增草不增谷？
還在“野敗”發現前不久，1970年6月，當時的湖南省革委會在常德召開了“湖南省農業學大寨科技經驗交流會”。懷化地區送去參展的就是“雜交水稻雄性不育研究”。
這次展覽，讓項目負責人袁隆平心懷忐忑。研究已經進行了6年，除了《科學通報》上發表的那篇論文，可以說還沒有成果。數千次的雜交試驗，結果都不理想，產生的只是越來越多的待解謎團。他能有什麼經驗拿出去交流呢？
也正因於此，“水稻雜交無優勢”的論斷越來越被人們相信，對袁隆平的質疑不絕於耳。
沒想到，那次會上，時任湖南省革委會代主任的華國鋒把袁隆平請上主席臺就座和發言，公開表示了對雜交水稻研究的支持。
會後，華國鋒還專門找袁隆平談話，鼓勵他說：周恩來總理經常過問雜交水稻科研的事，希望能夠繼續研究下去。要將水稻雄性不育系的材料拿到群眾中去搞，廣泛發動群眾性科研力量，合力把它搞成功。另一方面，華國鋒向湖南省有關部門吹風，要求他們對雜交水稻研究大力支持。
1971年初，國家科委和農業部決定組織雜交水稻的全國性協作攻關，列為全國重點科研項目。袁隆平的研究升級成為了國家行動。
這一年早春3月，來自全國18個省市的水稻育種專業人員齊聚海南南紅農場。從第一株“野敗”分蘗扡插得來的46株野生雄性不育稻，此時正在南紅農場張開了它們病態的稻花，通過雜交，結出了第一代的“野敗”種子。袁隆平將這200多粒種子無償貢獻出來，形成了雜交水稻“三系”配套的大會戰。
100多名科研工作者用分到手中的“野敗”種子，與全國各地的上千個稻谷品種進行了上萬個組合的回交轉育。很快，捷報頻傳，“三系”中的不育系和保持系，在湖南、江西、福建等地分別通過不同品種育成。
1973年春，袁隆平又率先找到了一批優勢明顯的恢復系。這年10月，在蘇州召開的全國水稻科研會上，袁隆平宣告了我國雜交水稻“三系”配套基本成功。
這時，又發生了一個雜交水稻“增草不增谷”的插曲。原來，袁隆平的助手羅孝和，在湖南省農科院的試驗田裏試種了四分地的雜交一代水稻。禾苗的長勢非常旺盛，羅孝和得意地逢人就說，這會是一片超父本、超母本、超對照品種的“三超稻”。
結果到收獲時一統計，稻谷的產量只有二三百斤，和普通水稻沒什麼分別，倒是稻草增產了近七成。
羅孝和被湖南省農科院軍代表叫去狠批了一通，而且諷刺說：“雜交水稻搞來搞去，增產的原來是草。可惜人不是牛！”
袁隆平卻從這裏看出了更大的希望。稻草的增產恰恰證明了雜交水稻的優勢，沒有增產稻谷，只是恢復系的選擇並不正確。他給軍代表立下軍令狀：一年之內，拿出高產雜交水稻。
到此時，袁隆平已經建立起雜交水稻的全部技術規程，他有這個自信。
第二年春，袁隆平把他在海南育成的第一個雜交水稻品種播種在安江農校的試驗田裏。這個中國雜交水稻研究的肇始之地，又成了雜交水稻的強大增產優勢的見證地。那一畝試驗田產量高達628公斤，幾乎超過了常規水稻的一倍。
8、奇稻綠神州
在科技成果的推廣史上，雜交水稻的推廣速度和廣度在中國乃至世界上都是史無前例的。
1975年10月，在長沙召開了全國雜交水稻第四次科研協作會，雜交水稻的增產效果已經擺在眼前。湖南省農科院提出了要在全國大面積推廣雜交水稻種植。
那時，湖南、廣西等10多個省、市、自治區種植雜交水稻有4000多畝。但這樣的面積已經讓雜交稻種供應不上。要大面積推廣雜交水稻，必須有足夠的雜交稻種作保證。
在“文革”尚未結束的特定歷史條件下，如果沒有中央的重視和支持，在全國大面積推廣的想法是不可能實現的。12月中旬，主管雜交水稻研究的湖南省農科院副院長陳洪新進京找農業部領導匯報。結果在農業部招待所住了三天，等到的回答都是“領導很忙，請等候”。
陳洪新心急如焚。見不到農業部領導，他幹脆直接上報國務院。陳洪新是一位經歷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南下”幹部，曾任郴州地委書記。“文革”中受衝擊，降職到當時的農科院任用。憑著自己和時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華國鋒的戰友、同事關系，陳洪新寫了一封滿滿四頁的匯報信，信封上寫明“華國鋒同誌親收”，寄了出去。
兩天後，國務院辦公廳的電話打到了招待所陳洪新的房間：下午三點華副總理聽匯報。當天下午，一輛小車把陳洪新接進了中南海。
聽完匯報，華國鋒當即拍板：第一，中央拿出150萬元人民幣支持雜交水稻推廣，給廣東購買15部解放牌汽車，裝備一個車隊，運輸“南繁”種子；第二，由農業部主持立即在廣州召開南方13省(區)雜交水稻生產會議，部署加速推廣雜交水稻。
這一年冬，數以萬計的制種大軍雲集海南，發動人海戰術大規模南繁制種，雜交水稻制種面積達3.3萬畝。
第二年，雜交水稻綠遍神州。全國推廣雜交水稻208萬畝，增產幅度普遍在20%以上。中國的糧食產量實現了一次飛躍。此時，據雜交水稻研究發端整整十年。
從1976年大面積推廣至今，我國累計推廣種植雜交水稻60億畝，累計增產6000億公斤，每年增產的稻谷可以養活7000萬人。
而時至今日，日本於1968年完成的雜交水稻“三系”配套也沒有應用於生產。
同是雜交水稻“三系”配套，為什麼日本沒有搞成高產雜交水稻？袁隆平在向記者解釋了地理、氣候、品種等等諸多方面的因素之後，看記者似懂非懂，他沈吟了一下說：“可能根本原因是，他們沒有過像我們那樣饑餓過。”
袁隆平對饑餓的記憶，來自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難時期。那是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的共同記憶。
轟轟烈烈的“大躍進”“浮誇風”之後，全國各地爭相放出的“高產衛星”被現實輕易戳破，那些數字中高產的糧食只是不能充饑的畫餅。緊隨而來的三年自然災害，更把全國帶入了難以承受的饑饉之中。
時隔50年，現在的袁隆平回憶當年時還說，那時候為了哄飽肚子，食堂都是做“雙蒸飯”，米少水多，剛吃完飯就餓了。為了能多吃一點，飯裏放上糠，但粗纖維反而讓人消化得更快。那時的他，經常餓得睡不著覺、走不動路，一生酷愛的遊泳，也因為餓得沒有力氣而中斷了三年。
全永明是那時袁隆平任班主任的農學20班班長，他回憶，那時候自己好像就沒有吃飽過，一天到晚都餓得心裏慌慌的。一天，他到袁隆平的宿舍去請教問題，正趕上袁隆平和另外一位老師在“打牙祭”。
因為糧食供應不上，安江農校給部分學生放了長假，又給每位老師分了一小塊田，自己打理以補糧食定量的不足。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袁隆平把自己田裏還未長成的蘿蔔拔了，邀朋友“打牙祭”——清水煮蘿蔔。
全永明趕得巧，被請上了桌。結果請教的問題忘到了腦後，他一個人就吃掉了一臉盆的煮蘿蔔，吃得兩位老師目瞪口呆：“這伢仔真是餓得狠了。”
這三年中，袁隆平曾經親眼看到5具倒斃路邊的餓殍。他說，那三年的饑餓讓他明白了“民以食為天”，刺激他下決心研究高產糧食作物育種。
他的夢想通過雜交水稻實現了，饑餓不再是中華民族的威脅。
在國家雜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大廳裏，有這樣一幅壁畫，金燦燦、沈甸甸的稻穗垂著頭，圍攏著禾下的一位老人。這幅畫取材自袁隆平的一個夢。
“我夢見我們種的水稻，長得跟高粱一樣高，穗子像掃把那麼長，顆粒像花生米，人能在稻穗下乘涼……”關於水稻的夢，他一做就是40多年。今天說起，年屆八旬的他依然激情滿懷。
當記者稱呼他“雜交水稻之父”時，袁隆平卻說：“我只是個領頭人，雜交水稻是全國科技工作者克服各種困難，共同搞成的。”
當記者像很多人一樣贊其偉大時，袁隆平又笑著說：“我又沒有尾巴，哪裏‘尾大’。不過尾巴大了倒是好事，不會‘翹尾巴’，還是要踏踏實實到田裏去。”
這位年屆八旬的老者，時至今日仍堅持每日下田，而且仍像候鳥一樣，每年還要到海南南繁。
“三系”配套法雜交水稻成功後，1995年，袁隆平主持的兩系法雜交水稻研究再獲成功，雜交水稻平均畝產再增10%。1997年，袁隆平再次發起研究超級雜交稻。
就在前幾天，袁隆平研究的“超級稻”平均畝產達到1149公斤，其中一塊最高產量達到1181公斤每畝，再次刷新了世界單產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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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北京日報紀事微信公眾號 | 記者 董少東
編輯：胡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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