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 | [美]麥迪遜·貝爾
摘編 | 徐悅東
拉瓦錫真心想改革法國的君主制
距巴士底獄被攻陷約一個月後，每年一次的“巴黎沙龍”的主管要求拉瓦錫撤掉大衛不久前為他和夫人精心繪制的肖像畫，那幅畫最近才參展。現在，沙龍的管理層擔心，這幅畫——畫於拉瓦錫夫婦事業和社會地位鼎盛時期——可能會從情緒越來越不穩定的公眾中引來非議。
畫展中取代這幅畫的是大衛另一幅描繪帕裏斯和海倫的作品——有著標準無害的新古典主義主題。在恐怖統治期間，瑪麗雖然失去了大部分財產，但仍然保留著她和拉瓦錫的這幅肖像畫，並最終將其傳給了侄孫女。1924年，她的侄孫女把這幅畫賣給了約翰·D.洛克菲勒。
1789年，拉瓦錫出版的《化學基礎論》鞏固了化學革命，但在其他方面，這一年的春夏時節，拉瓦錫過得有點艱難。那副高調宣揚拉瓦錫化學革命勝利的肖像畫的撤除，僅是拉瓦錫夫婦失去聲望的征兆之一。當時密切參與稅收和法國國家財政相關事務的拉瓦錫，盡管可能誤判了情勢變化的方向和力度，但顯然已清楚地意識到風向變了。
《死於理性》，[美]麥迪遜·貝爾著，李雪梅譯，萬有引力|廣東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版
1789年3月，拉瓦錫參加維勒弗朗克爾教區的第三等級代表選舉。法國的第三等級屬於政治集團，其成員既不屬於貴族，也不屬於神職人員。在這個地區，拉瓦錫擁有巨額財產。為了解決法國日益嚴重的饑荒問題，拉瓦錫用幾年時間在自己位於弗雷欽的莊園裏進行了農業改革試驗——這對周邊大片地區都有好處，因此，他相信自己在這一地區很受歡迎。
此外，為立即緩解糧食短缺問題，他當時還向羅莫朗坦（Romorantin）和布盧瓦（Blois）的城鎮發放了大量無息貸款。盡管這些行動本質上是慈善家的行為，但他宣布參選時的宣言多少帶有類似民粹主義的辭令，這種辭令後來在法國大革命中盛行一時。他承諾，自己將“放棄選民不能享有的所有的財政豁免”，並宣布“從現在起，我們之間將不再有財政上的區別，我們將成為朋友和兄弟”。這種說法有點虛偽，無論拉瓦錫放棄什麼豁免權，他仍是個大富豪，仍是弗雷欽大莊園的主人。
在3月9日布盧瓦的選舉中，拉瓦錫的對手以意想不到的力度抨擊他，稱他是貴族，是包稅總會成員。前一項指控有些諷刺，稱拉瓦錫為貴族，比拉瓦錫把自己重新定位為普通選民更沒說服力，他真正所處的社會階層是上層中產階級。拉瓦錫的父親在拉瓦錫結婚時為他買的爵位——“國王秘書”——並不牢靠，擁有這些爵位的人在世襲貴族中並沒有真正的立足之地，也尋求不到任何貴族的幫助和庇護。拉瓦錫與特呂代納·德·蒙蒂尼和吉東·德·莫爾沃等科學同行不同，他沒有在自己的名字上加上象征貴族的“德”（de），盡管他絕不是無產階級，但他真心想要改革法國君主制憲政制度。
盡管如此，這次惡意的攻擊還是成功了。他的一個對手煽動性之強，以至於拉瓦錫表示，如果不是因為自己“極其謹慎”，他都不知道“人們會對他做出什麼過分舉動”。布盧瓦集會上所發生的暴力事件只是拉瓦錫那一年所遭遇的困境之一。
之後，拉瓦錫想爭取該地區貴族代表的席位，但布盧瓦的貴族們對他參與包稅總會的事務感到不安。當時正接近完工的巴黎關稅圍墻，也許是包稅總會實施的最不受歡迎的項目。在選舉中，拉瓦錫同時受到貴族和第三等級的冷遇，這清楚地表明他包稅總會成員和貴族的身份正受到人們質疑。盡管如此，接下來兩年多的時間裏，他還是沒有辭去包稅總會的職務。
雖然貴族們拒絕拉瓦錫作為候選人，但還是邀請他作為秘書為布盧瓦的貴族服務。在這個崗位上，拉瓦錫起草了一份關於最佳法國憲法的說明。
雖然他所記錄的是一個集體的綜合意見，但文件中有些內容還是帶有明顯的拉瓦錫風格。新憲法必須首先保障人身財產安全，同時將神聖的自由人權擴大到所有人。在法國境內取消所有關稅這點表明，拉瓦錫此時已充分認識到要與包稅總會以往的做法有所區別，這才是明智之舉。這部憲法建議所有稅收實現平等，改革司法、農業和金融體系；最後總結道，如果沒有制定和實施一部憲法，三級會議（選舉代表機構）不得休會。
和許多溫和派一樣，拉瓦錫沒有意識到這是一次階級起義
剩下的事情，都是老生常談的歷史。5月5日，路易十六在凡爾賽宮召開三級會議。經過約6周的激烈辯論，第三等級宣布自立為法國國民議會，並要求其他兩個階層即貴族和神職人員也都加入。國王的反應則是關閉了凡爾賽宮的會議廳，第三等級的代表們臨時在巴黎杜伊勒裏宮花園裏的一個網球場（Jeu de Paume）重新聚集。6月20日，代表們在那裏宣誓，在沒有憲法批準的情況下，他們的機構不會解散。7天後，至少在名義和形式上，國王屈服了，並下令要求貴族和神職人員參加新的國民議會。
拉瓦錫夫婦
與此同時，出於自身安全考慮，王室政府增加了巴黎城外雇傭兵的數量。城墻內蔓延著由食品短缺和軍隊調動引起的緊張氣氛，人們的情緒變得更加不穩定。7月12日，王室軍隊指揮官貝爾納-喬丹·德·勞奈（Bernard Jordan de Launay）下令將庫存的火藥從軍火庫轉移至附近的巴士底獄，在他的計劃中，巴士底獄將是一個防禦點，以防民眾失控。事實上，示威者們很受民眾歡迎，已經從駐守在榮軍院（Hotel de Invalides）和布雷頓維利耶酒店（Hotel de Bretonvilliers）（包稅總會的總部）未作抵抗的軍隊手中繳獲了數千支槍。其他王室指揮官計劃帶著部隊進入巴黎。
衝突一觸即發，拉瓦錫在不斷擴大的政治分歧中態度不明。拉瓦錫的實驗室還在軍火庫，由於他擔任火藥和硝石管理局要職，拉瓦錫分擔了將火藥運到巴士底獄的責任。7月13日，第三等級代表宣稱控制了政府，並任命拉瓦錫為該地區的秩序維持委員。同一天，民眾開始拆除包稅總會在巴黎周圍修築的關稅圍墻。
7月14日這一天，拉瓦錫大部分時間都待在現將總部設在巴黎市政廳的國民議會，試圖證明將火藥運往巴士底獄具有合理性，同時還向代表們保證，當事態發展到某種地步時，這些火藥將用來維護公眾的利益。當他還在爭辯時，這個假設就變得毫無意義，巴士底獄的114名駐軍勸說德·勞奈放棄了炸毀火藥庫的想法，並向外面成千上萬的武裝群眾投降。總共有7名囚犯被釋放。
7月17日，路易十六從凡爾賽抵達巴黎，在巴黎市政廳的選民代表面前，將新的革命徽章別在帽子上——標誌著他承認所謂的國民制憲議會的權力。這是值得慶祝的時刻，但整個國家仍處於極不穩定的狀態。農村地區到處都在發生農民暴動，巴黎城區激憤的民眾紛紛湧上街頭，極大程度地威脅著人身財產安全。
拉瓦錫明智地沒有參與摧毀巴黎關稅圍墻的計劃，現在他又被任命為拆除巴士底獄的名義負責人。這時，他對秩序的尊重，他在本質上的保守主義，以及他的良好判斷力都發揮了作用。7月14日，民眾便開始搗毀這座堡壘，但這項工作的工程量太大、難度太高，不可能一蹴而就。7月27日，拉瓦錫籌集了超過35 000裏弗爾的捐款（巧妙地分配到他的各種收入來源中，包括火藥和硝石管理局、貼現銀行和包稅總會）支付給承包商，以便用一種更有序、更安全的方式拆遷巴士底獄。7月底還在討論拆除這座建築的各種技術問題。當工人們用鶴嘴鋤拆掉巴士底獄時，這些討論同樣變得毫無意義。
8月6日，拉瓦錫在巴士底獄的工地上與承包商就拆遷的費用爭論不休。這時，“叛徒的火藥”事件爆發——這一事件實際發生在一艘即將卸貨的船上，這艘船正把受人懷疑的火藥運往埃松省。在這種情況下，拉瓦錫僥幸逃脫了非理性的處決，雖然他有著極強的在危機中保持冷靜的能力，但對這一事件也感到震驚。拉瓦錫給科學院和國民制憲議會地方委員會宣讀了一份自我辯護聲明，以洗清這些誤解給他的聲譽帶來的汙點。然而，兩周後他被要求從巴黎沙龍撤下自己的肖像畫，可見他的澄清沒有多大的效果。
1789年，拉瓦錫仍具有相當大的政治影響力，盡管他在幕後的影響力大於臺前。他在火藥和硝石管理局、貼現銀行，甚至是包稅總會都有職位，在政府的許多方面都具有影響力。受杜爾哥等重農主義者影響，拉瓦錫在這些領域扮演著改革者的角色。他相信改進方法能促進政府向好的方向發展，他與同時代的啟蒙運動者一樣,都相信將理性實證主義應用於經濟和政治層面可能會取得成功。
經過1789年夏天的動蕩，法國的局勢似乎重新恢復了穩定。理性似乎在8月28日的《人權宣言》中得到了重申。拉瓦錫肯定會批準通過這個宣言，因為這與他在那個春天為布盧瓦的貴族起草的那份說明中的許多條款是一致的，並且基本上是模仿美國1776年的《獨立宣言》而成。在大西洋彼岸，美國憲法以一種合理而莊重的方式在不斷完善。1789年9月，美國國會投票通過了構成《權利法案》的前十項憲法修正案。拉瓦錫與其他溫和派一樣，期待著法國國民制憲議會采取類似做法，建立一種在某些程度上與英國類似的君主立憲制，一種在表述乃至實踐上都更為自由的制度。
這種期望沒有考慮到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具有本質區別，這兩場革命的爆發時間非常近，確實難以分辨。美國獨立戰爭開始於抗稅運動，最終以殖民地與殖民政權分離結束。盡管美國獨立戰爭聲稱人人都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但其在擴展公民政治權利方面最開始是非常有限的，並且（就像法國激進分子很快開始抨擊的那樣）將大部分政府權力留在了依賴奴隸勞動的弗吉尼亞大地主手中。此外，美國獨立戰爭並沒有太破壞殖民社會的結構。
相比之下，法國大革命是一場真正的階級起義，爆發在國家中心而非邊緣的殖民地區。一開始，它在某些方面也做出了妥協——例如法國經濟非常依賴加勒比（Caribbean）殖民地，特別是富裕的聖多明戈（Saint Domingue）地區的奴隸制。隨著國內經濟在法國邊境日益混亂和多場對外戰爭的壓力下逐漸崩潰，殖民地成為唯一可以依賴的收入來源。然而，法國大革命總有激進派，他們不做任何妥協，決心不顧任何經濟或其他後果，最大限度地遵循解放思想的原則。當激進分子掌權時，舊法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將被連根拔起。
拉瓦錫和他的大多數溫和派同僚一樣，沒有及時意識到這一重要區別。1789年10月初還發生了另一起衝突。當時，由面粉長期短缺引發的食品暴動在巴黎已是司空見慣。10月5日，拉瓦錫夫人瑪麗遇到其中一起食品暴動，她（瑪麗此時依然是一個熱衷於步行的人）的馬車被一群憤怒的女人攔住，這群女人的行為比男人還要過激。瑪麗被迫走下馬車，走在這群危險的織女織女（tricoteuses），通常特指法國大革命期間在斷頭臺下面一邊看處決，一邊織毛衣的女性。
中間，直到她們厭煩了折磨她，才放她前去參加拉瓦錫和美國人古弗尼爾·莫裏斯在軍火庫公寓計劃好的午宴。事實上，這些織女有更大的獵物：她們正在前往凡爾賽的路上，準備捕捉“面包師、面包師的妻子和面包師的兒子”——這是她們對王室成員的諷刺語。10月6日，法國國王、王後和王子在受盡淩辱後，被押回巴黎，關進杜伊勒裏宮。國民議會也在毗鄰的大廳裏開設了辦事機構。這一事件之後，拉瓦錫開始盡其所能地遠離政治。盡管他在貼現銀行還活躍了好幾年，但他同時也發現自己很難與因對軍火的持續擔憂而引發的醜聞撇清關系。
法國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獄
拉瓦錫想尋求庇護的知識分子團體分崩離析
敵視法國大革命的英國評論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曾這樣描述法國大革命：“狂暴的氣體，固定空氣，顯然掙脫了束縛——但是，我們應當等最初的泡沫稍稍消退，等酒再清澈一些，等我們看到動蕩不安的表面騷動下更深層的東西，再做評判。”伯克用這些話來攻擊拉瓦錫的老對手——革命同情者普裏斯特利。拉瓦錫可能喜歡這個類比，並贊同晚一點評判的觀點，他渴望革命的“泡沫”消退。
1790年2月2日，拉瓦錫寫信給本傑明·富蘭克林,表示自己相信革命已經平息：“我們認為（政治革命）是徹底的、不可逆轉的；貴族政黨徒勞無功，明顯更為弱小。另一方面，民主政黨人數最多，而且得到教育界、哲學界和啟蒙主義者的支持。溫和派以及在這種普遍狂熱中保持冷靜的人，認為革命形勢已經把我們帶得太遠了，不得不武裝全體公民，這很不好；把武力交到那些應該服從的人手中是極不明智的；我們擔心新憲法的制定將給那些受益於它的人造成障礙。”
在描述他認為的溫和立場時，拉瓦錫流露出對舊制度的懷念。在聲明法國大革命已經過了不可逆轉的臨界點時，他顯然也希望革命的某些元素能夠被逆轉。毫無疑問，許多溫和派人士與他一樣，對民粹主義可能達到的極端性十分緊張且不信任。無疑，他對富蘭克林說的這句傷感的話是絕對真誠的：“此時此刻，我們對你離開法國感到非常遺憾。您本可以做我們的指導，為我們劃定不能越過的界限。”
字裏行間，我們可以看出，拉瓦錫雖然非常希望法國大革命就此結束，但他的眼力十分敏銳，強烈預感到將來會發生更多更糟糕的事。然而，從他1790-1793年的行事軌跡來看，那種一廂情願的想法似乎削弱了他的洞察力。拉瓦錫一直走在化學革命的前沿，但在政治革命上，卻落在了後面。
拉瓦錫的科學宿敵馬拉曾於1789年9月出版了第一期《人民之友》。馬拉發現了真實的“火質”——以煽動性的新聞報道的形式。在馬拉生命的最後幾年中，他致力於煽動激進的左派，但總還是有些時間對付自己的舊敵。拉瓦錫揭露他是個科學騙子，馬拉則以譴責拉瓦錫為“騙子首領”作為反擊。到1791年，舊政權已經徹底倒臺，僅通過復述拉瓦錫的履歷：“包稅總會的包稅官，火藥和硝石管理局局長，貼現銀行董事，科學院院士，國王秘書……”，馬拉就能將拉瓦錫置於一種非常危險的境地。
曾指責國家科學院為專制機構的雅克-皮埃爾·布裏索，曾被拉瓦錫對催眠邪教的揭露所刺痛，他在《法蘭西愛國者報》上發表一篇文章，加入聲討拉瓦錫的隊伍：“包稅總會包稅官和科學院院士是專制統治嘉獎他的兩個頭銜，更糟糕的是，他還是巴黎關稅圍墻計劃的起草者。參加布盧瓦競選時，他被人群的抗議聲搞得啞口無言，獲得的選票都是通過慈善捐款得來的。拉瓦錫竟然成了一名化學家，如果僅追隨自己對黃金無法抑制的渴望，他本可以成為一名煉金術士。”
拉瓦錫沒有理會這些攻擊。他認識到，沈默也許是維持尊嚴最好的手段。不久前，由於誤判，他在《箴言報》上刊登公開信，聲稱本著手足之情與平等精神，將減少自己除火藥和硝石管理局以外的五個職位的薪水。這樣別扭的手法與他曾試圖在稅法下與維勒弗朗克爾的選民實現“平等”的做法很相似，但效果甚微。震耳欲聾的回擊立即從極左立場的《使徒行傳》雜誌上以諷刺詩的形式傳出:
慷慨的拉瓦錫，
我承認，
你可憐的信幾乎讓我流淚。
你向我們展示你的英勇行為，
一下子征服了所有人的心。
這是一個有關節制的多麼絕妙的例子啊!
上帝知道，你會滿足於自己掙到的10萬埃居的收入!
那麼，對於你們的國家，不要浪費時間，這個榜樣誘惑著我。
啊!唉，我怎麼辦不到呢? !
怎麼就做不到這些呢? !
布裏索在《法蘭西愛國者報》上揭示了一個並非完全不合理的觀點：如果不給予重要的公共職位以經濟補償，那麼只有富人才能負擔得起這些職位。與此同時，官方對拉瓦錫這番話的回應也不熱烈。為了保障軍火庫裏實驗室及其住所的安全，拉瓦錫最想保住火藥和硝石管理局的職位。他坦誠地寫信給負責這一塊的大臣路易·阿杜安·塔爾貝（Louis Hardouin Tarbé）強調：“我在那裏自食其力，創立事業，在實驗室、與科學相關的會議廳和儀器上都花了不少錢。”最後，拉瓦錫同意放棄火藥和硝石管理局的職位，因為塔爾貝答應拉瓦錫繼續保有軍火庫實驗室。拉瓦錫的地位變得愈加岌岌可危。
馬拉患有濕疹，需要長時間的浸泡來緩解癥狀，因此習慣躺在有蓋的浴盆裏見客。1793年7月13日，他接待了一位名叫夏洛特·科黛（Charlotte Corday）的陌生年輕女子，科黛刺死馬拉後逃之夭夭此處作者有誤，科黛刺殺馬拉後並未逃走。畫家大衛在一幅與拉瓦錫夫婦肖像畫風格和觀感截然不同的作品中描繪了這一死亡場景——像照片一樣真實得令人不快。馬拉包著頭巾，歪倒在棺材般的浴缸裏，皮膚因病或失血而發黃，一只胳膊低垂下來，手裏還握著羽毛筆，胸上的傷口已成了一道沒有血色的褶皺。這幅毫不討喜的無情畫像成為大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最終也化作了馬拉死亡事件的代表性符號。
拉瓦錫並沒有因敵人的死而感到解脫。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被暗殺的馬拉都被雅各賓派奉為聖人，他曾是這個團體的主要領導人，而現在雅各賓派在國民政府中逐漸占據優勢地位。作為國民自衛軍的一員，拉瓦錫被要求參加一場紀念馬拉遺體的閱兵式。為了這一場合，大衛還為馬拉的遺體穿上了羅馬服飾。幾個月後，他又一次被迫出席10月15日揭幕的馬拉半身像的致敬儀式。不知怎的，死亡讓馬拉變得更加強大，仿佛從他那軀體中釋放出的兇猛的精神，現在正支配著這個國家的統治者。
馬拉遇刺的前奏是法國國民公會上一場新的革命動蕩。這個機構於1792年9月20日取代立法議會，在過去的兩年中分為兩個派別：激進的山嶽派山嶽派（Montagnards）是法國大革命時期國民公會一個激進派議員集團。雅各賓派代表人物羅伯斯庇爾及其追隨者因在議會大廳中就座於最左側最高處位置的習慣，被人們稱為“山嶽派”。和較為溫和的吉倫特派。1793年6月初，由馬拉本人、喬治·丹東（Georges Danton），尤其是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庇爾領導的山嶽派成功地清洗了國民公會中的吉倫特派，一些人僥幸逃走。6月底，國民公會通過法國大革命的憲法，將權力全部移交給立法機關及其執行委員會，特別是此時由羅伯斯庇爾掌管的臭名昭著的公共安全委員會。
著名油畫《馬拉之死》
雖然夏洛特·科黛的殺人動機不明，但新成立的雅各賓政權認為馬拉的死是中間派和右翼人士所為。吉約坦醫生提議的斷頭臺已經安裝在革命廣場，7月17日，夏洛特·科黛在那裏被處死，距離她殺死馬拉僅僅4天。隨後的審判將會更加迅速。為鎮壓任何進一步的反動活動，鞏固自己的地位，威懾境外勢力及其在法國的內應，雅各賓派於1793年8月30日開啟了恐怖統治。9月17日，隨著《嫌疑犯法令》（Law of Suspects）的通過，恐怖統治成為官方行為。
路易十六自1789年10月被革命者強令遷入巴黎以來，權力逐漸被架空，家族的處境也變得越來越艱難。1792年9月之前，君主立憲制在名義上是存在的，或者至少還在建立過程中，但國王越來越無法通過法令和否決權來控制局勢，還被徹底扭轉革命的可能性所誘惑。1791年6月，國王試圖帶家人逃出法國，投靠支持他的歐洲君主，但他在瓦雷訥（Varennes）被捕，又被押送回巴黎。7月17日，在慶祝攻陷巴士底獄兩周年的活動上，要求廢除君主立憲制、支持共和制的壓力達到頂點。拉法耶特（Lafayette）侯爵雖然因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的表現而備受愛戴，但他比大多數法國人更保守。當馬爾斯校場的公共儀式受到幹擾時，他命令國民自衛軍向騷亂的人群開火。
這些事件使左派有理由擔心，由於法國國內外保皇黨勢力的行動，革命可能真的會被鎮壓。盡管如此，1791年9月,憲法還是得以頒布，路易十六恢復了憲法規定的有限權力。但是國王和立法機關的關系很快就破裂了。1792年6月初，國王解除了雅各賓派立法委員的職務，拉法耶特侯爵支持這一行動。巴黎民眾闖入杜伊勒裏宮，迫使國王戴上紅色的自由帽向法國人民敬酒。羅伯斯庇爾受此鼓動，在雅各賓派的一次會議上公開要求國王退位。8月10日，杜伊勒裏宮被一群聲稱要推翻君主制的人洗劫。國王和他的家人成了國家的囚犯。9月21日，君主制被廢除，法蘭西共和國宣告成立。
路易十六於1793年1月21日被送上斷頭臺。1792年春天以來，法國一直與奧地利和普魯士交戰（王後瑪麗-安托瓦內特是奧地利皇室的一員）。1793年2月，法國對英國和荷蘭宣戰；3月，西班牙也被列入法國的宣戰名單。由於對戰時的新征兵制不滿，布列塔尼（Brittany）和旺代（Vendée）的保皇派發動叛亂。3月10日，國民公會設立革命法庭，用來審判共和國的敵人。4月6日，公共安全委員會使革命法庭的職能進一步擴大。公共安全委員會被國民公會賦予一項明確的任務，即震懾法國的敵人。馬拉之死是使天平完全倒向恐怖主義的最後一根稻草。
短短幾周內，這種恐怖主義就演變成一種癌癥，開始攻擊它本應保護的身體。最後，就連羅伯斯庇爾也因恐怖統治而死。與此同時，拉瓦錫和大多數資產階級一樣，盡其所能地避免被這個暴戾的國家機器卷入。他希望自己作為科學家的地位和在科學領域的卓越才幹所能為共和國提供的物質價值能夠使他免受指責，這種指責可能源於他在金融領域和火藥和硝石管理局的活躍，以及最危險的包稅官身份。但是拉瓦錫所想的可以尋求庇護的知識分子團體和機構已經分崩離析。
在職業生涯的一開始，拉瓦錫就把法國科學院尊為“小共和國”——法國內部的微型王國，保護對知識、科學和藝術的追求免受外界的壓力。而在國王統治時期，像馬拉和布裏索（作為吉倫特派的領袖，他曾有過輝煌，也有過衰落）等人就反對說，法國科學院本質上是精英主義的，甚至是一個專制機構。1793年8月，後一種觀點取得了勝利。畫家大衛是繪畫和雕塑學院最傑出的成員，他帶頭發起對學院的指控，在國民公會發表演講時，他流露出一種含蓄的自我批評的激情，這可能會讓大衛的密友羅伯斯庇爾高興：“永遠關閉這些充斥著奉承和奴性的學院……說到一所學院，就等於說到所有的學院。他們所有人身上都有同樣的精神，並且都是同樣的人……以人道的名義，以正義的名義，最重要的是以你們對青春的熱愛，讓我們破壞——讓我們摧毀——這些乏味的學府，在一個自由的政權下它們根本不應存在。雖然我是院士，但我已盡了我的職責。”
在同一場合，阿貝·格雷瓜爾（Abbe Gregoire）對科學院的批評則更有分寸，他尤其主張保留科學院，認為科學院能以新的度量衡體系等項目繼續為國家服務。在發言中，格雷瓜爾強調了約翰內斯·開普勒（Johannes Kepler）的天文學成就，“牛頓以其天才帶給我們的大量知識”，以及最後的“化學領域最崇高的研究”。他這番慷慨陳詞沒起到什麼效果。科學院最終同其他機構一起被廢除，格雷瓜爾沮喪地預測，人們將會迎來一個以“迫害學者”為特色的“悲哀的未來”。
但是這些學者——或者說他們中的一些人——自己制造了恐怖統治。雖然法國大革命有過真正的無政府狀態，但恐怖統治不屬於無政府狀態。相反，它是一種秩序的力量，盡管這不是拉瓦錫所認可的秩序。其結果的無意義性是它自身邏輯延伸到極致的產物。最重要的是，這種恐怖統治是合乎邏輯的。
法國大革命
政治的理性化，讓恐怖統治走得更遠
21世紀的評論家查爾斯·默裏（Charles Murray）甚至認為，這一切都應歸咎於牛頓，或者更確切地說，應該歸咎於18世紀末對所有事物進行徹底“牛頓化”的思潮。“理性是新的信仰，它的第一個政治產物是法國大革命後建立的扭曲的雅各賓共和國。”假設所有的現象（包括人類行為）就像物理和化學中物質的變化一樣，最終都必須屈從於理性，這被證明是一種政治上的魯莽。默裏指出：“牛頓的崇拜者們認為掌握了物質運動的規律，就能掌握人類活動的規律。人類可以通過運用科學理性來設計新的人類機構，從而從零開始，創造世界。”
隨著啟蒙運動逐漸陷入黑暗的恐怖統治，許多與之相關的文化思潮也支持這一觀點。本傑明·富蘭克林等人支持的基督教理性神論認為，整個宇宙是一個巨大的機器，最初由上帝創造，但有人類有能力維護甚至升級這個機器。拉瓦錫所推崇的孔狄亞克的《邏輯學》則暗示思想、語言和寫作的協同作用延伸到了行動領域。如果說化學可以遵循代數規則，那為什麼政治不能呢？當然，拉瓦錫不會讓政治的理性化走得如此之遠。和其他大多數處境艱難的溫和派一樣，他更傾向於在某個地方停下來，用一種更仁慈、更人道的政治觀點（用默裏的話說）來“處理棘手的、有問題的人性”。
孔多塞也是溫和派，作為吉倫特派被驅逐出立法機關，然後在1793年10月被缺席審判並定罪。他的罪行從本質上說，就是預見並抗議了6月通過的《1793年憲法》所造成的最嚴重後果，雅各賓派專政正是基於這部憲法建立的。結合孔多塞當時的處境（要躲避以前的同事——當時的國家恐怖分子），他在《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中流露出來的強烈的樂觀語氣看起來非常詭異，與他後來被人認出並遭逮捕的事實背道而馳。
然而，孔多塞仍然相信，思想、言論和修辭的相互協同能夠準確無誤地轉化為行動，甚至是政治行動。盡管如此，他（與羅伯斯庇爾和其他公共安全委員會成員）仍然相信“人類的真正完美”。在著作結尾，他問了一個在他看來顯然無須懷疑的問題:“自然科學領域唯一的信仰基礎是——指導宇宙現象的一般規律，無論已知的還是未知的，都是必要且恒定的。這一原則對人類智力和道德能力的發展怎麼可能不如對自然的其他活動有效呢？”
物理、化學的物質進步（一度是燃素論追隨者的孔多塞，此時已經認識到新化學的優越性，並在前文所述的《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中描述了這種優越性）必然意味著所有人類事務，甚至在政治領域都有類似的進步。在死於監獄中前不久，孔多塞曾愉快地預言：“因此，總有一天，太陽只會照耀那些只以理性為主宰的自由人；當暴君、奴隸、牧師和他們愚蠢或虛偽的工具只存在於歷史作品或舞臺上時，當我們想到他們只會同情他們的受害者和被其愚弄的人時，我們通過思考他們的暴行保持警惕；學會用理性的力量去認識和摧毀處於萌芽狀態的暴政和迷信，如果它們膽敢在我們中間重現的話。”當然，當孔多塞完成他的專著時，這種警惕狀態本身已經演變成了暴政。
在他寫作時，神職已經成為歷史。1789年底，國家沒收了天主教會的所有財產（拉瓦錫也許有些不明智，他在維萊科特雷地區自己祖居的村莊買下了相當多的教會用地）。1790年，所有的修道院和大多數宗教秩序都被廢除。1793年10月，人們開始采用新的大革命歷法——使時間計量合理化，並將歷法從基督教日歷中分離出來，與他們的慶日、懺悔日和聖徒日的周期相脫離。羅伯斯庇爾像其他清教徒一樣需要一個表達虔誠的渠道，因此在牧月牧月（prairial），法國大革命歷的第9個月，一般（對於某些年份有一兩天的差異）對應於公歷的5月20日至6月18日。20日組織了“理性節”。
這個節日在昔日的巴黎聖母院大教堂內慶祝，其目的是用一種完全建立在世俗原則基礎上的意象來取代天主教會已被根除的象征意義。為了與他的官僚心態保持一致，羅伯斯庇爾將“對上帝的崇拜”寫成15條命令的清單。第7條宣布慶祝對象為：“上帝與自然；人類；法國平等；人類的恩人；自由的烈士；自由與平等；共和國；世間的自由；愛國主義；對暴君和賣國賊的憎惡；真理；正義；謙虛；榮耀和永生；友誼；自律；勇氣；誠信；英雄主義；公正；堅忍；愛；夫妻之間的忠誠；父愛；母愛；孝順；童年；青春；成年；老年；不幸；農業；產業；工業；祖先；後代；幸福。”
羅伯斯庇爾在1793年12月25日（如果當時聖誕節還存在的話）專門討論了立憲政府和革命政府之間的區別，前者是法國革命的目的，後者是現在戰時急需建立的。“立憲政府主要關註公民自由，革命政府則關註公共自由。在立憲政府統治下，除保護個人不受國家的侵犯外，幾乎沒有別的要求，而革命政府則有義務保護國家本身不受來自四面八方的派別的攻擊。”在這種危急形勢下，羅伯斯庇爾認為有必要“震懾法國的敵人”。因此，“革命政府應對良民給予充分的國家保護，人民的敵人只有死路一條”。這一邏輯看似無可阻擋，它背後有公共安全委員會的支持，以防有人會有不同的想法。
羅伯斯庇爾
即使在今天，仍有為羅伯斯庇爾及其追隨者辯護的人，他們認為恐怖統治有效地統一了法國，並確保了法國的生存和最終的勝利，當時法國正與歐洲其他所有國家處於交戰狀態。但這樣做的代價是把大約18000名法國公民送上了斷頭臺，並為有史以來最為極權的政府制定了系統的國家恐怖統治藍圖。
拉瓦錫傳記的作者普瓦裏耶確認了包括拉瓦錫在內的7名在恐怖統治中喪生的科學家。1792年9月，對大革命特別是革命法庭發起抗議的榮譽院士拉·羅什富科·德·恩維爾公爵（La Rochefoucauld de Enville）被殺。1793年11月，拉法耶特的政治盟友、天文學家讓-西爾萬·巴伊（Jean Silvain Bailly）被革命法庭判處死刑。1793年12月，化學家迪特裏希（Dietrich）男爵，因保皇派身份而被押上斷頭臺，而法國革命的聖歌《馬賽曲》就是在他家中誕生的。我們已經知道，孔多塞於1794年4月由於不明原因死於獄中。同月，曾簽署反對廢除最高法院的抗議書的天文學家、數學家博沙爾·德·薩龍（Bochart de Saron）和曾為國王路易十六辯護的拉穆瓦尼翁·德·馬勒澤布（Lamoignon de Malesherbes）也被砍了頭。
原作者 | [美]麥迪遜·貝爾
摘編 | 徐悅東
編輯 | 張進
導語校對 | 王心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