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痊愈的手指，更多的問題難以治療，甚至難以被人意識到。 比如他的不通人情世故、他的拙，比如他動不動就出現的暴脾氣。
9月7日，劉忠林展示結婚證，登記結婚的日期是2019年1月30日。新京報記者龐礴 攝
“女人，猜不透。”
說起自己的婚姻，51歲的劉忠林像個為情所困的少年。他在長而柔軟的沙發上尋找適合思考的坐姿，一會兒把臉埋進懷裏的沙發枕，只露一雙眼睛；一會兒雙手握拳，把胳膊肘撐在膝蓋上，用食指揉揉鼻梁；一會兒又轉過身子，整個人撲在沙發墊上。
無論坐姿如何，他每隔幾分鐘就要擡眼看看沙發旁邊的墻壁。那裏掛著一張婚紗照，照片裏的女人扶著白色紗簾側身望向畫框外，鑲有水鉆的頭紗在頂燈的照射下閃閃發亮。
劉忠林本是吉林省遼源市東豐縣會民村的一個農民，21歲時，有人在村裏的耕地上發現了一具屍體，他被警方列為犯罪嫌疑人。
從那時起，劉忠林的命運被徹底改變。25歲時，他因故意殺人罪被遼源市中級法院判處死緩，47歲刑滿釋放出獄。49歲時，吉林高院對案件再審，宣告他無罪。51歲，他拿到了460萬元國家賠償。
拿到錢後不到一個月，劉忠林就和認識不久的女朋友結了婚，婚後半年他又要起訴離婚：他認為小他22歲的妻子是為錢而來，決定快刀斬亂麻，把她從自己的生活中切割出去。
墻上的那張照片，是一整套婚紗照中的一張，整套照片的相冊被他放在臥室的衣櫃裏。“早就想撇了，沒顧得上。”劉忠林說。但他空閑時間很多，之前幾次把相冊拿出來，始終下不了扔掉的決心。“要是我舍得，也就把這個照片摘下來了。”
愛情，它是個難題
劉忠林與妻子周曉（化名）的矛盾，源於8月初一個混亂的清晨。
吃早餐時，劉忠林接了姐夫王貴貞的電話，妻子問起時，他卻說是做櫥櫃的工匠打來的。周曉查看手機後戳穿了這個謊言，摔了筷子，給了他一個耳光，被他還了兩拳，之後摔門而去。
自打2019年1月結婚，這是她頭一次因為與丈夫吵架回娘家。她向自己的父親抱怨，“兩口子過日子，怎麼能瞞著？”
當時，在外地打工的周父不覺得女兒回娘家有什麼問題。他結婚三十多年了，夫妻倆種著40多畝玉米地，蓋起一棟寬敞的農宅，養著雞、鴨、鵝和一只肥壯的阿拉斯加犬，還生養了一個女兒。他知道夫妻會吵架，女人會賭氣或佯裝賭氣跑回娘家，男人則要提著禮物上門好言相勸，把老婆接回家。
臥室裏仍然處處是新婚的痕跡。新京報記者龐礴 攝
但周曉沒等來劉忠林，卻等來了一張法院傳票——吵架的第二天，劉忠林就向法院起訴離婚了。
就因為這點矛盾？“就是這點矛盾。”劉忠林說。他始終對那天早上的事耿耿於懷，把那支被妻子摔斷的筷子收在櫃子裏，逢人便展示，作為自己受到傷害的證據。
從起訴到開庭的20多天，他做足了心理準備，翻來覆去審視這段出現了裂痕的婚姻，越想越覺得有問題：
結婚前，周曉就要買車、買房，劉忠林沒駕照，車就登記在周曉名下；買房時，劉忠林掏出身份證，想被列為不動產權證書上的權利人，卻被周曉擋了回去；兩人說好要生孩子，備孕半年，依然沒有喜訊；周曉回娘家時留下了一件外套，劉忠林從外套口袋裏掏出一張周曉給別人轉賬的單據，這筆錢他從未聽說過。
起訴離婚的幾天後，劉忠林為45萬的房子、28萬的車子向法院申請財產保全，以防周曉轉移財產。他說如果周曉真的心懷不軌、要騙他的錢，他就要拿出當年申訴的韌勁兒一路告下去，甚至“讓她也嘗嘗坐牢的滋味”。他還找到了介紹他和周曉認識的媒人，如果媒人與周曉合謀，他會一並追究。
離婚官司開庭時，周曉帶著律師出現了。這更讓劉忠林心寒：她居然請律師，居然跟我打官司，看來是真的想要分財產了。
可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周曉的善意。周曉曾給他發信息，表示可以離婚，但不要財產：“放心吧，你的車你的房沒想要，錢花不了一輩子，重要的是日子過得舒心”。申請財產保全時，法院也說周曉承認房子、車子都是劉忠林的，不會跟他搶。
八月秋涼，蟲鳴響亮，劉忠林常常徹夜難眠，她究竟是不是衝著錢來的？他幾次給她發信息，像個初次戀愛的少年一樣質問半年來的種種生活細節：轉賬是為什麼？究竟有沒有偷偷避孕？他想通過對方的只言片語確認這段婚姻的含金量，“你跟我結婚是真心還是假心，請你回答。”
周曉很少回復，只有一次發了一條長長的信息，裏面的幾句讓他心動：“以後不在身邊的時候肉要少吃，買點營養品，自己做點飯吃，別總在外面吃，不健康。畢竟夫妻一場，一日夫妻百日恩。”
“記者，你說她對我還有感情不？”已過知天命之年的劉忠林雙手捂著臉，從指縫間看過來。
9月7日，劉忠林家玻璃杯的托盤上還罩著喜慶的紅紗。新京報記者龐礴 攝
從小胖子到“殺人犯”
如果沒有那場牢獄之災，劉忠林體悟愛情的時間大概要提早20多年。
那時，他還是個小學輟學後就一直種苞谷的農民，家裏人都叫他“小胖子”。除父母外，小胖子還有一個大哥，家中有四間低矮、狹小的土坯房，推開木門是一片空地，空地外便是自家的5畝苞谷田。
小胖子的父親是抗美援朝老兵，在寒天雪地中的強負重、長行軍後累出肺病，只能做做飼養牲畜一類的事，母親的精神有些問題，沒有工作。
雖然自小便和哥哥一起打理家裏的田地，但劉家的日子始終不好過，吃穿用度經常要由親戚接濟。大姑家和小胖子家同村，表哥常春祥總叫兄弟倆來家吃飯，家中替下的衣服也會送給小胖子穿。
在表哥、表姐的記憶裏，小胖子自小寡言少語，既沒表現出對貧窮現狀的不滿，也沒講述過對優裕生活的向往。在一切親人聚會的場合，他都是配角，站在一旁很少插話。
但小胖子有他自己的樂趣。村子挨著水庫，水庫邊是筆直高聳的松樹。冬天時，他喜歡穿著厚厚的棉衣，戴著棉帽和手套，提著鐵桶，拿著手腕粗的錐子到水庫去，在冰層上鑿個口子。長時間悶在水裏的魚群感受到冷冽而新鮮的空氣，會爭先恐後往冰面上跳。小胖子站在一邊，撿滿一桶魚就提回去，父親會把魚收拾幹凈，剁成大塊和豆腐一起燉，煙氣從房頂的煙囪裏騰騰升起。
但這樣的快樂在小胖子成年時戛然而止。從18歲起，先是母親走失，之後父親過世，沒多久哥哥也外出打工了，家中只剩劉忠林一人。據封面新聞報道，他獨居時每日種地，空了便上山弄些木頭回來，不喜歡湊熱鬧，很少與人往來。
9月10日，劉忠林舊家的土坯房。因為多年無人住，竈臺已經不能使用。新京報記者龐礴 攝
1990年10月28日，會民村的莊稼地裏挖出一具女屍，經鑒定為同村走失一年的少女鄭某。據封面新聞2018年報道，發現女屍的當晚，警察把睡著的劉忠林從被窩裏拽了出來，塞進警車，送到了遼源的看守所。
表哥常春祥說，那次事件不久，劉忠林的親哥回過村裏一次，以四千多元的價格賣掉了家裏的房和地，又到看守所給弟弟留下了200塊錢，之後便南下打工，又入贅到山西的一戶人家，再沒過問過劉家的事。
可常春祥不相信小胖子會殺人，每隔幾個月便騎上兩小時自行車到看守所轉一圈，留下新襯衫、黑色方口布鞋以及50元或100元現金就走——他當時每月工資28塊，錢都是從親戚朋友手裏湊來的。
案件偵查、起訴、審理的四年多，作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劉忠林不能會見親屬。直到1994年7月，劉忠林案一審宣判時，常春祥才在法庭上再次見到小胖子。
雖然只有劉忠林自己的口供，沒有目擊證人、沒有物證，遼源中院仍判劉忠林犯故意殺人罪，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常春祥與被告席上的劉忠林隔著老遠，只記得他話都說不利索，光顧著哭。
“拙”
判決後，劉忠林從遼源市的看守所被轉到了長春市的監獄。
東豐縣城離長春160多公裏，一早出發趕車，要三四個小時才能到監獄，等探視回來已是日暮。那幾年，常春祥得了肝硬化，不好兩地奔波，收入來源也斷了，家裏為治病欠下不少錢。他顧不上監獄裏的小胖子了。
劉忠林感覺自己被遺忘了。他給村裏人寫信，希望他們幫他伸冤，求他們去看看他，但最初的十幾年，始終沒人去探望。
他比過去更加孤僻，更加少言寡語了。12個人一間的號子裏，他只和一個自稱有冤在身的人說話，對別人不理不睬，也從不解釋自己的冤屈。他認為其他人都是罪有應得，和他“沒有共同語言”。
監獄裏，每個犯人都要勞動，織毛衣、做門窗框，但劉忠林不做：我沒罪，憑什麼幹活？他說自己為此挨了不少打，渾身是傷，鼻血直流。但他依然不服從，依然拒絕勞動，以致舊傷未愈，又添新傷。
被打後，他還是不肯和人交流，脾氣上來就亂砸東西，不銹鋼盆、飯碗，抓到什麼就使勁往地上一摜，或者砸在窗戶玻璃上，等著再挨下一頓狠打。
因為不做工、砸東西，劉忠林被送進了“小號”——禁閉室。在他的記憶裏，那是一張單人床大不了多少的監室，裏邊除了一個敞著口的抽水馬桶外，別無他物。
“小號”不在監獄的主建築裏，墻薄，四面透風。冬天，屋裏只有兩片薄薄的暖氣片，早晚供熱兩次。劉忠林被送進去時是一月，長春日均氣溫零下10攝氏度左右，雖然穿著棉衣棉褲，他的手腳依然冰冷。
從“小號”出來，劉忠林得到了不必工作的特許，平日裏只負責監室內的衛生。掃地、拖地、抹桌子，他有一搭沒一搭地做，心情不好時幹脆展開被子，縮在下面睡大覺。
他把自己在監獄裏的生存方式稱為“拙”——一個東北話裏罵人的字眼，意思是不懂變通，愚笨任性。
劉忠林就這樣“拙”了十幾年，之後才漸漸平靜下來，嘴上“認罪”以獲得減刑，也參加勞動，做門窗，綁掃帚。小學畢業的他，還從管教那裏借來一本新華字典，一個字一個字地翻找查詢後寫下了自己蒙冤的經歷，並寄往吉林省高級法院。他想為自己申訴，但信件一次又一次石沈大海。
26年的傷疤
在遼源老家，劉忠林的大姑、老姑兩家人始終惦記著這個外甥。他們相信他沒殺人。表哥常春祥曾到全村人家挨個敲門，希望找到女屍案的目擊者，或說服誰站出來為表弟的品行做證明。老姑則說服了女婿王貴貞，讓他幫忙替侄子伸冤。
王貴貞答應下來是2008年春節，那之後，他到長春的監獄會見室中見了劉忠林一面。他就問了劉忠林一個問題：“人到底是不是你殺的？是你殺的，就好好服刑改造。不是你殺的，姐夫幫你申訴。”
對面的劉忠林泣不成聲，伸出了自己的雙手——當初被翹掉指甲、血肉模糊的十根手指依然腫著，指甲支離破碎，指尖上結了痂。劉忠林說，那是他十幾年前招供的原因，“姐夫你替我申訴吧，我不能冤枉下去。”
2018年4月，劉忠林展示受傷的手指。 新京報記者 袁靜偉 攝
從那時起，王貴貞放下了內蒙煤礦上的車隊生意，頻繁來往於長春、北京，開始了10年申訴之旅。他總是坐夜車的硬座，省下一晚旅館錢，到了北京就住在天壇醫院旁邊的小旅館，一夜幾十塊。有時候天氣不錯，手頭又緊，他幹脆在橋洞和地下通道湊合。兩本案卷加起來一千多頁，王貴貞復印了帶在身上，每見一個律師就要留下一份，咨詢費一次至少幾百塊。
劉忠林、王貴貞和律師們的努力終於起了作用。2012年3月28日，吉林高院對案件啟動再審，但此後遲遲沒有開庭。2016年1月，劉忠林從監獄裏走了出來，不是被宣判無罪，而是刑滿釋放。
老姑的女兒、王貴貞的妻子王煥珍記得，表弟離開監獄，是農歷臘月裏一個寒風直往人心裏鉆的下午。她雇了一個司機，早上7點便等在長春的監獄門口。可幾個批次的刑滿釋放人員出來，她始終沒聽見表弟的名字。
下午3點，有人念到了“劉忠林”，一群穿著灰色單衣單褲的人了走出來。王煥珍使勁辨認，看到了那張熟悉的圓臉。她沒敢叫小胖子，問了一句“你是劉忠林？”26年前的少年彼時已經年近五旬，他低頭看看女人，“你是我二姐？”
王煥珍開始抹淚，拉著表弟到車裏，從內衣內褲到棉襖棉褲都換了新的，親手把扣子挨個系上。劉忠林說，“姐你別哭，人都出來了，哭啥？”他還想把監獄裏新發的翻毛大頭皮鞋留下，被表姐制止了，她說“這裏的東西一件都別帶出去”。
與入獄時的全乎人小胖子相比，出獄時的劉忠林身上多了許多深淺不一的傷疤，右腳大腳趾被截肢，十根手指指甲破碎。常春祥說，他的指甲是灰的，指尖腫著，血痂中偶爾會滲出血來，吃飯只能用食指和大拇指指肚勉強捏住筷子；腳趾的殘疾讓他行動不便，兄弟倆一起爬山，上山時還好，下山時劉忠林只能側身緩緩挪動。
2018年4月20日，拿到無罪判決書的劉忠林。 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治愈的和無法治愈的
為了醫治劉忠林皮膚、指甲的問題，王煥珍專門找了中醫，劉忠林隔一段時間就去敷藥，一次7天。如今，他的五指已經痊愈，長出粉白的指甲，未痊愈的五指也只是需要時間和耐心的治療。
比起痊愈的手指，更多的問題難以治療，甚至難以被人意識到。比如他的不通人情世故、他的拙，比如他動不動就出現的暴脾氣。
平日裏一有事，劉忠林會馬上給表哥、表姐打電話，交水電費、銀行打流水單等都耽擱不得。常春祥、王煥珍一聽見電話鈴響就知道有事要辦，常春祥至今記得表弟的“命令”：你給我辦事，就得辦完。
只要著急，劉忠林就不分時間地給人打電話、發信息。為他申訴的律師張宇鵬、為他申請國家賠償的律師屈振紅，常在深夜收到他的微信視頻電話，兩人從沒接過。“他白天有事做還不會胡思亂想，晚上閑下來就開始覺得不對勁。”屈振紅說。
2016年春節後，王貴貞和常春祥帶著劉忠林到內蒙打工，想讓他到草原上散散心。按照王貴貞的說法，春寒後，礦區外的草地冒出綠色，鳥鳴響亮起來。劉忠林在那裏為汽車補胎、打氣，很輕松，空余時可以去摘野菜、撿鳥蛋。
劉忠林卻不這麼想。“礦區那麼大灰塵，吹得滿臉都是，工錢也不高，總覺得手頭緊。”但他從不肯把這些不滿說出來，只是沈默地醞釀著心中的情緒。直到有一天，他被常春祥和工友誤解為多拿多占、撿食堂的便宜，抄起手邊的不銹鋼盆猛地摔在地上，發火、咒罵以證明自己的清白。一切都與在監獄時一樣。
那之後，劉忠林不聲不響地離開了礦區，王貴貞和常春祥開著皮卡車在草原上找了好幾天。常春祥至今不理解那次矛盾的由來，只覺得劉忠林的脾氣發得突如其來、莫名其妙。
9月7日，劉忠林向記者展示消費憑證、轉賬記錄等文件，這些將成為他離婚、分割財產的證據。新京報記者龐礴 攝
從2016年到2018年，劉忠林在表姐夫的介紹下在內蒙古、大連、長春和通遼等地換了不少工作，幫人看廠、在酒店做雜役，等等。他不時會與老板、同事吵架，一氣之下出走。這讓王貴貞很苦惱，逐漸減少了和他的聯系。
除了人情往來，困擾劉忠林的另一個問題是錢。出獄後第一次在表哥家過春節時，劉忠林便流露過這個意思。常春祥記得，“他有時候不大高興，覺得吃人家的，喝人家的，有點寄人籬下的感覺。”
最大的一筆進項出現在2019年1月。當時，劉忠林被吉林省高院再審宣判無罪已有9個月，在屈振紅的幫助下，他從吉林省高院拿到了460萬元國家賠償。這是他失去自由9127天換來的，除197萬精神損害撫慰金外，每蹲一天監獄可以得到287.74元的人身自由賠償金。他說自己出獄後最好的一份工作是公交車保安，一個月能掙差不多4000塊。460萬，夠他做將近一個世紀的保安。
屈振紅和法院的人反復交代，這是你後半輩子的養老錢，一定要多加小心。劉忠林也反復告訴每個人：“這是我的錢，是國家賠償給我的。”
他早就聽說過那些拿到國賠後揮霍殆盡的蒙冤者故事：趙作海拿到65萬，被大兒子偷著取走14萬，被傳銷組織騙去20萬，被理財公司騙去30多萬；陳滿拿到275萬，用100萬投資了一個傳銷項目，最終被吞走大半。他說：我不會做趙作海！
從後來的情況看，劉忠林確實守住了自己的賠償款。他曾向吉林高院借款50萬買了一套80多平米的房子，拿到賠償款後還了錢，又把200萬存進銀行，3年定期，剩下的留在卡裏，作為生活開支。
他曾主動提出要給表姐夫王貴貞5萬元，以感謝他多年的奔走。王貴貞覺得5萬少了，十多年申訴的花費，5萬連個零頭都不夠。
“給5萬還是情分，超過5萬就是明算賬，沒感情了。”劉忠林為此與王貴貞產生了爭執，之後，王貴貞帶著厚厚一摞支付票據來到劉忠林家，坐在茶幾前開始算賬，還找了另一位表姐作見證。半天的清算後，劉忠林發現表姐夫為他花了59萬余元，他加了點零頭，一共給姐夫60萬。
沒過多久，王貴貞又試探性地問，能不能再加點，“這麼些年，我在內蒙的車隊說扔下就扔下了，多少也要給點辛苦錢。”劉忠林嘴上應下卻不肯轉賬，拖來拖去不了了之，“反正他不該管我要這個錢。”
得知國賠下來後，劉忠林失聯多年的親哥哥也回來了，問常春祥索要弟弟的地址。常春祥怕他是衝著錢來的，就推說自己不知道。親哥哥住在縣醫院附近的賓館裏，滿縣城轉悠，卻見不著弟弟的影子，幾天後離開了。
2019年1月7日，劉忠林在遼源中院領取國家賠償決定書。 受訪者供圖
“她還能回來不？”
恢復清白之身後，成家的事被劉忠林提上日程。他50歲了，比他大5歲的王貴貞，兒子已經大學畢業，還交了女朋友。
常春祥、王貴貞先後介紹了兩個女人，都是四十多歲，與劉忠林年齡相當，劉忠林卻沒相中。倆人咂摸出了表弟的心思，“他想找個年輕點的，四五十歲的不行。”
2018年年底，經媒人介紹，劉忠林認識了1990年出生的周曉。她坐在他家客廳裏，長發、圓臉，說話響亮又實誠，劉忠林挺滿意。
親戚們不大贊成這樁年齡差異巨大的婚事，怕兩人婚後會有代溝，更怕女方結婚的動機不純。但劉忠林不管那一套，“他們說這個婚結不成，我偏要結。”在國賠款下來的第23天，劉忠林和周曉就到民政局領了證，緊接著又以周曉的名義買了房和車。
3月22日的婚禮上，劉忠林穿了一身黑色便裝，周曉穿了租來的紅色婚紗。表姐王煥珍為他雇了婚慶公司，車隊、攝像等環節一應俱全。50多人的婚宴上，只有9人是劉忠林的親屬——他沒有朋友，其余都是女方家人。
婚禮結束後的將近半年，劉忠林在親戚的視線裏消失了，深夜的電話和微信全沒了。直到8月，他的婚姻出現危機，頻繁的電話、微信才重新出現。
王煥珍記得，離婚官司開庭前夜，她在淩晨3點接到了表弟的電話：“二姐，明天你來嗎？”第二天她果真坐到了法院旁聽席上，看著劉忠林和律師的背影，像是為他撐腰。
法院並未當庭宣判，返回家中的劉忠林陷入了漫長的相思。他的家裏，至今留有新婚後各種喜慶的裝飾。天花板邊緣粘著一條塑料繩，上面是藍色粉色的小花，盛著玻璃杯的托盤用繡著金色雙喜字的紅紗蓋著，臥室墻上貼著裝飾畫，上面是一對肥白的嬰兒，用藝術字體寫著“龍鳳寶寶”。
兩人曾計劃要個孩子，墻上貼著“龍鳳寶寶”的畫。新京報記者龐礴 攝
他開始回想生活中的各種細節：兩人一起做飯時，他煮飯，她炒菜；一起出去逛街時手牽著手，他叫她的名字，她叫他“老公”。一天深夜，他還給自己的微信換了頭像，那是兩人的合影，頭湊在一起，微笑註視著鏡頭。
9月12日清晨，距離那次摔斷筷子的爭吵一個月後，劉忠林終於決定去周曉的娘家走一遭。他曾在那個60多公裏外的農家院度過了2019年的春節，一大桌子菜、一大家子人，異常熱鬧。
路上，他撥打了周曉微信視頻電話卻沒有接通，他馬上讓司機調頭，打道回府。他有些害怕，擔心被老丈人責難，“我膽小，直接上她家，萬一被她家裏人打了咋整？”
可兩天後他又去了。那是中秋節的前一天，他到商店買了月餅禮盒，打車直奔周曉的娘家。茂密的苞谷地邊，農家院裏沒有周曉，嶽父嶽母正在殺豬，看見他來了便請進門。他留下月餅，沒說什麼就離開了，想著下次去，或許就能見到婚紗照上那個穿著亮閃閃的白紗的女人。
“記者，你說她還能回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