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曹寅
Lucia Michelutti, Ashraf Hoque, Nicolas Martin, David Picherit, Paul Rollier, Arild Ruud, Clarinda Still, Mafia Raj: The Rule of Bosses in South As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374pp
《黑幫國度：南亞的幫派統治》是由七位作者根據他們於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在南亞（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國）的田野訪談和調查聯合完成的項目。2018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印度議會中有大概三分之一的議員有著有組織犯罪記錄。很多政客的罪行不僅限於指使幫派成員進行敲詐勒索和受賄，更存在嚴重的暴力犯罪（包括綁架和謀殺）。南亞其他國家也存在著相似的問題。這些罪行背後所展現的則是南亞政治與幫派之間的緊密聯系和互動。本書的研究對象就是那些政治與犯罪組織（幫派）的結合體，作者們將這一結合體稱為“幫派國度”（Mafia Raj）。實際上，“幫派國度”這個概念最早出現於1993年印度政府發布的一個報告。該報告形容當時印度的政客、官僚體系、幫派正形成一個緊密的聯合體，這個聯合體正在行使政府的許多權力，並將政府機構邊緣化了。在之後的二十幾年中，各種形式的幫派在南亞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迅速擴張，並對該地區的基層社會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書中，作者們認為幫派於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在南亞的崛起是與土地私有化、商品全球化、無序的選舉政治、緊張的族群關系等因素聯系在一起的。在這種宏大歷史社會變遷的背景下，幫派的話事人則通過暴力、恐嚇、渲染、誇張、結盟、賄賂等方式（書中將這些方式統稱為“藝術”）嘗試在其所在的地區完成某些政治和商業領域的壟斷。除了第一章的背景介紹之外，本書共用七章的內容講述了七位南亞不同地區的話事人的生活史。在文本和田野研究中，作者們使用了孟加拉語、印地語、旁遮普語、泰盧古語、烏爾都語等語言進行訪談，亦使用了那些話事人的個人文件（信件、賬簿、自傳、日記）、媒體報道、官方出版物、警察和法庭文件、政黨宣傳品、博客、個人社交媒體中的文字、視頻以及電影等材料。以往有關南亞地區的暴力犯罪研究，大多集中討論集體暴力和族群衝突等群體性行為，而對於經濟領域的個人化的暴力則著墨甚少。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主要關註殖民地時期的“犯罪團夥”和“流氓”研究，而對現當代南亞的幫派及其日常運作和管理卻極少關註。通過本書中的高度個人化的故事與深描，作者們嘗試對現當代南亞的暴力行為研究做出補充。最終，本書想要說明晚期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為政治的犯罪化和罪犯的政治化提供了溫床。
本書第一章介紹了幫派話事人在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的南亞逐漸崛起的歷史背景。在1980年代之後的數十年時間中，南亞中小城市和鄉村的經濟開始受到全球化的影響。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和基建使得這些地區更緊密地與該區域的國際都市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相連接，資本也在這些地區開始無序發展和擴張。同時，國家機器在這些地區並未相應地發展，反而被愈加邊緣化。新自由主義時代的私有化助長了幫派的發展。土地、礦產以及其他自然資源產業的私有化帶來了巨大的商機。這些產業所創造出的大量財富被用來支持政黨活動從而確保其保護者繼續執政，在政府保護下形成行業壟斷。土地開發和房地產生意是絕大多數幫派斂財的來源。同時，由於幫派不需要政黨撥款，且可以通過威脅和暴力的方式拉票，因此眾多政黨都選擇與幫派結盟。在政黨的庇護下，幫派無視法律，且普通人亦對法律失去信心，因此法庭外解決爭端的現象盛行。而話事人則在體制外又充當了審判者的角色。
印度兩個犯罪團夥火拼後的現場
第二章的標題為《菜鳥》，講述了初出茅廬的幫派話事人Jamal的故事。1991年孟加拉國恢復民主制度之後，各地幫派開始湧現。在孟加拉國，話事人（孟加拉語中稱為Mastan）常常是底層出身、對於物質和權力有著極大的野心、年輕而又不懼訴諸暴力、並被身邊無處不在的不公不義所困的年輕男性。這些對國家感到失望的年輕人想將法律握在自己手中，並以此來實現他們的抱負，其中最為常用的方法便是成為幫派政客。
幫派政客在孟加拉國的出現要追溯到該國二十世紀的學生動員和街頭抗爭運動。正是這些學生運動推進了孟加拉國1971年的獨立以及之後軍事獨裁的結束。學生組織也因此在該國獲得了普遍的尊敬和愛戴。1991年孟加拉國民主化以來，該國的不同政黨認為學生組織的影響力有助於擴大其政治影響力並實現基層動員，因此紛紛在大學資助和設立附屬於各自黨派的學生組織。進入二十一世紀，孟加拉國的學生組織已經不再以爭取獨立、民主、自由等抽象理念為宗旨，而是高度職業化，從屬於各政黨。通過向政黨效忠並執行其派發的任務，學生組織中的年輕人期望能夠借此獲得從政的機會。
第二章的主角Jamal就是一位希望通過組織學生運動成為話事人並最終獲得政治地位的青年。Jamal於1980年代出生在孟加拉國東北部Mauvi Bazzar的一個富裕且宗教保守的家族。由於Jamal有著較好的學習成績，並在寫作、表演、音樂方面都顯示出了才能，因此當他進入大學之後，孟加拉民族黨（Bangladesh Nationalist Party）的學生組織JCD（Jatiotabadi Chatra Dal）邀請其加入。Jamal認為自己優越的家庭背景以及表演才能能夠幫助他最終加入孟加拉民族黨，並成為一名政治家，因此決定加入JCD。隨後的幾年中，Jamal參加了JCD在Mauvi Bazzar組織的各類活動，包括暴力襲擊競爭對手以爭奪地盤和選票，向當地商戶收取保護費、賄賂執法官員、走私毒品、洗錢等等。Jamal在這些活動中顯示出的兇猛、智慧和領導力很快使他獲得了重視，被提拔為JCD在Mauvi Bazzar的話事人。同時，Jamal也在販毒過程中沾染上了毒癮，並不得不更加頻繁地從事非法活動以獲取毒資。正當Jamal認為自己即將進入政界時，2005年他的組織卻與另一個幫派發生了嚴重的暴力衝突，導致數人傷亡。該事件使得Jamal被警察逮捕並被囚禁了六個月之久。盡管Jamal的家人通過賄賂當地執法機關使其免遭審判，但他們也無法再接受Jamal的所作所為。Jamal被其家人安排與一位女子結婚，並遷居至距離Mauvi Bazzar六十英裏的Sylhet居住。但由於毒癮嚴重，Jamal的妻子很快就離開了他。Jamal之後在Sylhet建立了一個新的幫派，主要從事販毒。盡管Jamal的新幫派與政治沒有了直接聯系，但他仍然想要成為一名政客，因為他深信在孟加拉國只有政客才能獲得最大的經濟利益與社會影響力。
第三章圍繞著一位名叫Sukhbir Singh的騙子展開。2005年印度政府下令實施《國家農村就業保障法案》（Mahatma Gandhi 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Act）。該法案規定地方政府需要為農村每戶家庭的成年人提供每年至少一百天的工作機會。這些工作應當是非技術性的簡單勞動（例如參加政府基礎設施建設和維護），薪酬則由政府按照當地最低工資標準支付。在印度旁遮普邦，有大量貧窮的達利特（即Scheduled Castes表列種性人口）農民符合《國家農村就業保障法案》的申請標準。然而由於法律條文和申請程序極為繁瑣，以及旁遮普地區占統治地位的賈特農民（Jats）對該法案的反對（他們認為《國家農村就業保障法案》將會間接擡高達利特人的工資，從而增加他們雇用達利特人的成本），絕大多數達利特農民不是完全不知道這個法案的存在就是不知道如何去申請政府提供的工作機會。Sukhbir Singh聲稱自己能夠幫助這些旁遮普的達利特農民獲得他們應得的工作和報酬，並以此口號來爭取達利特農民的支持，從而積攢政治資本和謀取經濟利益。
Sukhbir Singh出生於1970年代的旁遮普。他在成年後加入了當地的警察部隊，但由於經常曠工和酗酒，Sukhbir從未獲得升遷，並終於在二十一世紀初被辭退了。之後，Sukhbir參與成立了旁遮普國家農業就業保障法案工會（the Punjab MNREGA Union），宣稱要與邪惡和腐敗的當地官僚體系做鬥爭。Sukhbir對當地村民聲稱他自己本可以在大城市過著富足的生活，但是因為對腐敗官員和貪婪富人的厭惡，以及對窮苦農民的同情，所以放棄了自己的工作和財富，來為這些農民爭取《國家農業就業保障法案》所賦予他們的工作和報酬。Sukhbir信誓旦旦地向達利特農民宣稱他已經成功在某些地區迫使政府將就業保障法規定的最低工資從每日一百五十盧比提升至一百八十四盧比。而他最終的目標則是在將旁遮普農民的最低日工資提高至一千盧比。他聲稱自己與新德裏某些大人物的親密關系（包括印度國大黨的甘地家族甚至是當時的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將會使這些承諾很快兌現。Sukhbir還在旁遮普各個鄉村散播消息，稱其工會的註冊會員已經達到了五萬人，而只要加入其工會並繳納幾百盧比的會員費，他們就會得到政府分配的工作。盡管Sukhbir的幾乎所有宣傳都被證實是在撒謊或虛張聲勢，他仍然獲得了大概五百名追隨者。通過組織這些追隨者堵塞高速公路，在政府建築前示威，到新德裏請願等活動，Sukhbir成功引起了當地主要政黨的註意。Sukhbir暗中接觸各派政黨，為他們購買選票並從中賺取傭金。旁遮普國大黨甚至許諾如果Sukhbir能夠成功為其爭取到某村莊數千名村民的選票，那麼他將獲得六十萬盧比的酬勞。
本章作者尼古拉斯·馬丁（Nicolas Martin）發現旁遮普當地的政客與政府官員將Sukhbir視為一個不具威脅的小醜。這種認知給予了Sukhbir很大的活動空間，使其能夠在不被各派政治勢力打擊的情況下進行群眾動員。一方面，他通過吹噓和編造故事為自己塑造了一個劫富濟貧的豪俠形象爭取底層群眾的支持；另一方面，他又嘗試在當地政客面前吹噓自己在基層群眾中的威信從而獲得他們的重視。在馬丁看來，Sukhbir代表了當下印度普遍存在的底層出身的野心家形象——他們不願改變體系，但卻不斷嘗試在民主體制下批判體系而撈取政治和經濟資本從而變成體系的一部分。
在第四章中，大衛·皮舍裏（David Picherit）講述了印度南部安得拉邦Rayalaseema地區一位名叫Kondappa的話事人心腹的故事。印度獨立之後Rayalaseema地區的政治經濟資源長期由Reddy和Kamma兩大種姓所掌控。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和政府的私有化改革給Rayalaseema地區帶來了新的經濟發展機遇。在這些機會的誘使下，一些底層達利特人開始建立起他們自己的非政府組織（NGO），以暴力或選舉的方式挑戰兩大統治種姓，為達利特人謀取利益。然而這些達利特非政府組織因為內鬥和缺乏經驗而逐漸式微。到了二十一世紀初，一些達利特人決定加入上層種姓控制的幫派並為這些幫派的話事人效命。對於Reddy和Kamma種姓幫派的話事人們來說，培養達利特心腹則有助於他們榨取該區域達利特人口的選票和經濟價值。
Kondappa出生於1960年代。他的父母是達利特人基督徒，在Rayalaseema當地的一家Reddy種姓富有人家做幫工。Kondappa因為成績優異在當地的天主教學校接受了教育，並獲得了大學本科學位。Kondappa的這些背景條件引起Reddy種姓幫派話事人Ganga Mohan Reddy（GMR）的註意，並將其培養為了心腹。在GMR的支持下，Kondappa建立了一個達利特非政府組織，並通過這個組織為GMR爭取達利特人的選票，與其他幫派鬥毆，收取保護費，強行征地拆遷，以及制造假公文等等。實際上，GMR依靠遍布Rayalaseema地區的心腹網絡（Kondappa只是其中之一）來攫取政治和經濟資源。他指使這些心腹為其強征土地，承包工程，走私檀香木從而獲得巨額財富。他再將這些財富投入到地方選舉之中以獲取政治權力。在當地具有了政治影響力之後，GMR則可以進一步制訂有利於自己的政策以方便從房地產開發工程中繼續獲利。Kondappa認為他自己個人的成功是與GMR的事業深度綁定的。只要GMR當選為邦議會議員，Kondappa相信他也會在政府中獲得一份肥差，並從此成為當地達利特人的領袖。
皮舍裏發現GMR從未兌現過自己的諾言，Kondappa也未能在政府中獲得一官半職。然而，Kondappa仍然表現出對GMR極大的忠誠和信任。以往研究旨在強調話事人和其心腹的關系並非只是單向性的順從和忠誠，而更多表現為互相依存。心腹會依據權力、利益、機會等因素不斷評估自己效忠的對象。皮舍裏借助Kondappa的案例促使我們重新思考“忠誠”在現當代南亞政治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五章則由保羅·羅利埃（Paul Rolier）講了一群在巴基斯坦拉合爾承擔了仲裁者角色的話事人的故事。羅利埃發現在拉合爾，黑幫話事人樹立和鞏固自己在其所在社區的權威的主要方法就是處理居民之間以及居民和警察之間的糾紛。在拉合爾，大多數居民都認為當地政府和警察是腐敗無能的，因此不僅無法給他們帶來正義，反而是正義的破壞者。另一方面，由於黑幫話事人都或多或少地犯過法，因此也就成為了那套非正義制度的挑戰者。居民們由此相信只有通過這些話事人才能獲得公正的對待。有趣的是，黑幫話事人也在盡力塑造著自己公平仲裁者的形象以響應居民對他們的期待。在對拉合爾幾個話事人的采訪中，羅利埃發現他們都會強調自己是被“逼上梁山”的，是被迫使用武力和犯罪的。他們也會宣稱自己對老弱病殘抱有慈善和愛心，而當面對敵人時則勇猛無情。通過這樣的一套話語敘述，話事人成功地被包裝成為了社區公平的提供者和大小事務的仲裁者，並因此鞏固了自己在所在地獲取經濟利益的合法性。
在羅利埃的田野訪談中，有一位叫做Yasser的話事人頗有代表性。Yasser曾是拉合爾電影娛樂圈小有名氣的演員，但是在二十一世紀初，Yasser的演藝事業因其家族被卷入了一場仇殺而被迫終止了。之後Yasser和親戚組成了一個幫派，專門負責在拉合爾的一個社區收取保護費、催債，以及協調各方衝突。1997年巴基斯坦政府將受害者補償金制度（blood money）法律化，殺人者可以通過私下和解並付給被害人家屬一筆補償金而免於被法庭起訴。仇殺事件的頻發也讓Yasser仲裁者的身份變得愈加重要，他不僅需要調解殺人者和被害者家族之間的關系，還要判斷罪行的輕重以及賠償金的數額。這些工作極大提升了Yasser在當地社區的權威和地位，使政府、警察和商人都願意與其合作。
印度孟買
在2010年代，拉合爾的土地和房地產市場因為大量農民工的湧入而一舉成為了當地利潤率最高的行業。Yasser也因此經常與房地產開發商、房產中介、政府官員、警察合作獲取廉價土地和住房，再將其高價租售。在這一過程中，Yasser主要負責派遣幫派成員去威脅或毆打居民，以迫使他們向開發商就範，而政府和警察則對這些暴力事件默不作聲。Yasser的另一個重要經濟來源則是協調房產糾紛。他的幫派會通過脅迫甚至暴力的方式幫助其客戶獲得有爭議的房產。
羅利埃發現拉合爾黑幫與印度各大城市黑幫最大的區別在於前者的幫派成員和話事人對於參與選舉政治沒有興趣。他們會去與當地政府和警察保持較好的關系，但他們自己並不願意成為政府的一員。這主要是因為拉合爾的幫派已經具有了一定的國家功能，他們自己就可以制訂法條、執法並進行裁決，而國家機器則虛弱到無法加以幹預。在這種情況下，從政與否就顯得不再重要了。
露西亞·米切盧迪（Lucia Michelutti）在第六章講述了一個印度北方邦女話事人的故事。Lady Dabang來自於印度中央邦的一個低種姓貧困家庭。Lady Dabang從小就遭受生父的虐待，之後隨母親逃往北方邦。十四歲時Lady Dabang就被迫嫁給了一個年長她三十八歲的男人。之後她成為了當地一個警察的情婦，並在這個警察的安排下到一家醫院做護士。通過向黑幫大佬和警察倒賣情報，Lady Dabang逐漸成長為北方邦西部有影響力的掮客。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期，Lady Dabang開始自己組織幫會並參與北方邦的房地產開發和投資。利用在房地產行業獲得的巨額收入，Lady Dabang進入政壇，並數次支持其家族成員參加邦議會的選舉。2010年Lady Dabang綁架了區選舉委員會的全體委員，威脅他們投票給自己的小兒子，由此讓其當選為北方邦某個城市的首席部長。家族成員在政府中的任職為Lady Dabang的房地產生意提供了方便，使其成為北方邦西部首屈一指的富豪。
Lady Dabang的故事背後展現出二十一世紀初印度北方邦經濟和政治結構的劇變。由於靠近Noida和Faridabad等工業園區，北方邦西部的土地被認為具有很高的投資價值。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來自印度各地的投資者紛紛在此處收購農業用地並興建房地產項目。二十一世紀初開始建設的Yamuna高速公路方便了首都新德裏與北方邦的交通，因此進一步提升了該地區的土地和房產價格，並帶動了當地水泥、建築、裝修、運輸、旅館、餐飲等一系列產業的發展。這些行業所產生的巨大利潤吸引了北方邦當地各個派別勢力的爭奪。各派勢力又爭相試圖通過進入政界來為其利益攫取鋪平道路。
在二十一世紀初，北方邦主要由兩個主要政黨控制。一個是Yadav種姓主導的Samajwadi Party，另一個是達利特人主導的Bahujan Samaj Party。由於北方邦存在著非常嚴重的族群和種姓衝突，因此兩大政黨的支持者都傾向於選擇強硬的領袖以抗衡彼此。被大眾普遍認為是兇狠殘暴且不擇手段的幫派大佬因此受到了政黨的青睞。Lady Dabang憑借其殘忍和暴力的名聲而被各個政黨所重視。通過在政黨之間周旋，並選擇與得勢的政黨結盟，Lady Dabang成功地成為當地政商界舉足輕重的人物。
通過Lady Dabang的故事，米切盧迪不僅展現了女性在當代南亞幫派政治生態中的微妙角色，而且還將幫派之間的競爭與地方種姓族群衝突、行業競爭以及政黨選舉聯系了起來。得到了土地和房地產資源加持的幫派在動員能力和暴力程度上大大加強，並進一步激化了地方族群衝突和政黨爭端。
第七章聚焦孟加拉國達卡附近Nawabganj地區一位黑幫政客Fakhrul Khan的故事。Fakhrul Khan出生在Nawabganj地區的一個政治世家，其家族世代支持當地的Awami League政黨。Khan在1970年代後期進入當地的Fulbari College學習。進入大學不久，Khan就決定競選學生會副主席。當時Khan身邊有一群校外流氓黨羽，這些流氓用暴力威脅的方式迫使其他競選者退出選舉，幫助Khan成為學校的學生領袖。以學生會為平臺，Khan開始在大學中建立Awami League的附屬組織並在學生中發展成員。擴大了的幫派則通過向商戶收取保護費來維持運作。
Khan的幫派也積極投入到政治運動中。1982年孟加拉國發生軍事政變，Hussain Eershad推翻民選政府建立了軍事獨裁。隨後，孟加拉國發生了持續的學生抗議運動。Khan也組織他的幫派參與了Nawabganj的街頭遊行、罷課、堵路等行動。在這些行動中，Khan表現出了卓越的組織才能和領袖魅力，很快成長為當地學生運動的領袖，這也為他之後從政積累了足夠的政治資本。1996年Khan成功率領Awami League贏得了Nawabganj地區的選舉，他也成了國會議員。
Khan在成為議員之後仍然維持著自己的幫派。在政治與經濟手段都無法奏效的時候，他會指使幫派成員動用威脅和暴力的方式清除競爭對手。為了維持幫派運作以及為自己的政治活動提供資金，Khan打造了一個巨大的走私網絡，從印度和緬甸走私毒品（主要是上癮的止咳藥水和興奮劑）以及汽油在Nawabganj銷售。
阿裏爾·魯德（Arild Ruud）試圖通過Fakhrul Khan的故事展現一個不同於之前幾章中出現的黑幫話事人的形象。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絕大多數話事人都是從基層的幫派起家，在積累了一定資源之後才開始逐漸投身政界。然而在孟加拉國，很多話事人出生於政治世家，以政治活動為主要事業。他們培養幫派勢力則是為達到政治目的而采取的手段。
在本書的第八章，克拉琳達·斯蒂爾（Clarinda Still）還原了印度南部安德拉邦傳奇大佬Paritala Ravi的一生。通過這個故事，斯蒂爾不僅試圖幫助我們了解幫派話事人轉變為政治明星的過程，還展示了各方勢力在話事人死後是如何將其塑造為一個人民英雄，以服務於各自利益的。Paritala Ravi於1957年出生於安德拉邦Rayalaseema的一個Kamma種姓首陀羅農民家庭。Ravi的父親信奉共產主義，並在年輕時就參與領導了當地的毛主義遊擊隊。在遊擊隊沒收當地地主土地的過程中爆發了激烈的衝突，Reddy種姓的地主雇用殺手和買通警察分別在1975年和1982年暗殺了Ravi的父親和弟弟。Ravi在1980年代也加入了毛主義遊擊隊，並參與謀劃了一系列的暗殺破壞活動。1992年，Ravi帶領一部分遊擊隊員加入了活躍於安得拉邦的Telugu Desam Party（TDP黨）。1993年，Ravi使用遙控炸彈炸死了殺害他父親和弟弟的Suri Reddy家的五口人（Suri Reddy因當時不在家而得以幸免）。盡管Ravi多次逃過了Suri Reddy的報復，但2005年1月，他還是在一場TDP黨的集會上被殺手射殺。
在Ravi被刺殺之前，他僅僅是TDP黨的一個有幫派背景且行為殘暴的小話事人。在他被暗殺身亡之後，TDP黨發現了Ravi身上所具有的政治動員價值：Ravi的殘忍殺戮被描述為復仇與伸張正義的英雄行為；Ravi所主持舉辦的眾多集體婚禮則被認為是他為Rayalaseema地區的平民百姓做出的社會貢獻；Ravi對其他幫派和政黨的攻擊則被當作是羅賓漢式的劫富濟貧。通過這樣的形象建構，Ravi迅速成為當地百姓心中的草莽英雄，並獲得了極大的尊敬。TDP黨也借此將Ravi樹立為了該黨的標誌性人物和偶像，並以Ravi的名義舉辦了眾多活動：譬如TDP黨以Ravi的名字設立了信托基金（Paritala Ravi Memorial Trust）並用籌措來的經費為窮人分發食物；他的陵墓被修建成了一個公園以方便公眾參拜和紀念；Ravi的雕像則被TDP黨樹立在安得拉邦各地。這些活動不僅強化了普通民眾心中Ravi的正面形象，更為其背後的TDP黨不斷積累著政治資本。
通過以上八章的講述，本書為現當代南亞的“話事人的藝術”（the Art of Bossing）做了全面的概括。我們發現這種藝術是威脅、勒索、保護、合法或非法的生意、選舉政治、有關榮譽的傳統文化、男子氣概等行為和觀念的一種混合，這種混合則是話事人們進行統治的核心。這些故事進一步為我們解答了話事人們如何統治，到底做了什麼，幫會運作背後的脈絡等問題。本書的另一大貢獻則在於絕大多數的故事背景並非德裏、孟買、達卡等中心城市，而是在中小城市的幫會政治。通過這種研究視角的下移，讀者能夠更加深入地了解現當代南亞基層社會的運行機制。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