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著一部即將上映的電影《午夜慢車》，我們敲開了精神分析家霍大同工作室的門。
↑霍大同
這部電影由佟大為、鄭秀文主演，曾在樂山嘉陽小火車等處取景，講述了一名精神分析家為解救未婚妻而踏上的一段奇妙的釋夢之旅。
電影中的那名精神分析家，就是以霍大同為原型塑造的。“裏面有我的影子，同時作品比較黑色幽默，我覺得他（導演戴思傑）也在用一種黑色幽默的方式表達對我的情感。”霍大同說。
1994年，霍大同把精神分析帶入家鄉成都，延伸了這一學說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他不但率先開展了精神分析在中國的臨床和實踐工作，還促成了中國首個精神分析方向的碩士點在四川大學設立。
（一）
精神分析可以治療強迫、焦慮等神經癥
也能給人帶來內心的平靜與安寧
紅星新聞：我們聽導演戴思傑說，《午夜慢車》裏的精神分析家是以你為原型的？
霍大同：我和戴思傑都是川大77級歷史系的學生，他就睡我上鋪。我們都屬於文學青年，大學時就對弗洛伊德感興趣。後來他到法國學電影，我在法國讀精神分析，也常常在一起，對彼此比較了解。這部電影改編自戴思傑的法文小說《釋夢人》，2003年，這部小說還獲得了法國文壇費米娜獎。（這部電影裏）裏面有我的影子，有一些內容和我身上發生的故事相似。同時小說比較黑色幽默，我覺得他也在用一種黑色幽默的方式來表達對我的情感。
↑霍大同
紅星新聞：對精神分析，公眾比較陌生。精神分析能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霍大同：19世紀末20世紀初，奧地利精神病學家弗洛伊德為治療神經癥，創建了精神分析。延續至今，精神分析仍然作為心理學界解決精神問題的重要方法之一。
目前我們把精神疾病問題主要分成三類，精神病、神經癥、精神問題。精神病最為嚴重，比如精神分裂癥，目前為止精神分析還無法系統地解決它。而像強迫癥、焦慮癥等神經癥以及一般的精神問題，可以通過精神分析治愈。此外，如果有了精神上的痛苦、難以打開的心結，也可以做精神分析。中國人講求內心的安寧與平靜，這恰好是精神分析能夠帶來的。當你覺得頓悟、豁然開朗，不再為此煩惱時，說明分析起作用了。
紅星新聞：那麼精神分析家的作用是什麼？
霍大同：精神分析家的工作有四個方面，傾聽、斷句、提問、解釋。傾聽分析者心底最為隱私、羞恥的念頭；斷句，把無意識看作一篇沒有標點符號的文章，分析者說完後自己沒懂或者理解錯了，需要分析家給無意識斷句，讀懂它背後的含義。再配合一些有針對性的提問，讓分析者繼續深入言說某個話題，以期理解更深。如果前三種都行不通，分析家才會給出一些間接的解釋。這樣目的是讓分析者自己讀懂自己的無意識。
（二）
藥物治療只能解決精神疾病的癥狀
精神分析可以找到患病的根因
紅星新聞：精神分析的釋夢與周公解夢有什麼區別？
霍大同：夢是弗洛伊德理解無意識的幾大形式之一。通常與分析者第一次會談時，分析家會讓他們把腦袋裏面冒出的全部東西都講出來，尤其是夢，對夢的理解是理解無意識的重要途徑。人們常說的周公解夢更像是一種投射，將夢境中的東西固定對應為某種解釋。但精神分析是讓分析者自己理解自己的夢，每個人情況不同，夢的象征意義也不同，強調每個主體的獨特性。
↑霍大同
紅星新聞：精神世界的確有很多未知的東西，比如像《盜夢空間》那樣進入別人夢裏盜取機密的情況，有可能發生麼？
霍大同：電影肯定加了很多想象。精神分析是引導主體來理解自己的無意識，精神分析家不是去控制一個人的無意識，而是引導他說破自己的欲望。目前在精神分析的臨床上，已經不再使用催眠。弗洛伊德最早進行精神分析治療時使用了催眠術，但他發現效果不好，一個癥狀消失後，另一個癥狀又顯現，說明癥狀的根本原因沒有找到。後來弗洛伊德換坐在來訪者對面，再發展為坐在分析者身後，這時講述者依然是清醒的。創傷往往因為人們無法接受而不斷被壓抑，形成無意識。在清醒的狀態下言說，是逐漸接受和消化創傷的過程，這個節奏由分析者自身把握。
紅星新聞：在醫學上，已有對精神病患者進行腦部CT掃描發現其病變的研究，會不會有一天我們能夠通過醫學的手段來解決精神病方面的問題？精神分析家可能因此“失業”？
霍大同：應該說這是兩個不同方向的探索。我們說精神的象（精神象是精神世界的基本內容與基本單位，它由形象、聲象（語言）與情緒組成）是登錄在神經元上的，精神象的紊亂，會導致神經元的紊亂。醫學上通過研究精神病患者神經元的病變，探求跟精神紊亂之間的聯系。比如現在治療精神疾病方面的藥物發展得很快，效果也非常好，甚至副作用也比較少，很嚴重的精神病人通過服藥之後，可以解決癥狀的問題，甚至維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比如狂躁、抑郁，藥物能夠讓他保持一個比較安靜的狀態，然後通過精神分析去找他得精神病的根本原因，整個癥狀才能完全消失。
（三）
父母與子女過分親密或過分疏遠
都可能導致精神問題的產生
紅星新聞：感覺現在精神類疾病處在一個比較高發的時期，我們應該更多從疾病的角度，還是從社會的角度來考察這個問題？
霍大同：應該是多重原因，但根據精神分析的研究，其中一個原因可能和母親有很大關系。小時侯與母親過分親密或者疏遠，都可能導致以後在精神方面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母親這個角色很重要，尤其是在寶寶0到3歲時，女性首先應該滿足“母親”這一職能，其次才是一個工作者——當然，這需要我們在社會制度上做出一個安排，讓女性能夠更從容行使“母親”的職能，而不是更焦慮。
↑霍大同
紅星新聞：現在很多國家面臨生育下降的問題，這裏面有沒有你提到的“母親焦慮”呢？
霍大同：這可能涉及很多方面的問題，但女性壓力過大應該是其中一個原因。弗洛伊德曾觀察到很多癔癥的女病人，比如失明，但眼睛檢查沒問題；不能說話，但發聲器官沒問題；手不能動了，腳不能動了，但檢查結果都沒問題。這其實是精神上出了問題，這些婦女整天待在家裏，很壓抑。而這種病，二戰後在西方變得很罕見，因為婦女走出了家門。當然，隨著婦女走出家門，她們可能會遇到更多方面的壓力，除了原來的家庭、子女，還有職場、人際、與男性地位是否平等之類的問題。所以你看，癔癥少了，但抑郁、焦慮等或許更多了。
紅星新聞：你在一篇論文中提到了精神問題的根源，似乎跟母親有很大的關系？
霍大同：人格與認知是從上一代到下一代的傳承，子女在和父母的互動中，接受了父母的人格和認知，從而形成自己的。所以人類基本的精神疾病、精神問題與精神衝突，都應納入到這種人格與認知結構的傳遞、形成以及發展的過程中來理解。
而從臨床來看，精神疾病主要來自童年期主體欲望與父母欲望的衝突，童年期的問題是最根本性的問題。而這種親子間的欲望衝突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是被壓抑和回避的。因為“孝”的觀念，人們不能談論他們與父母關系中負面的一部分。精神分析家可以提供一個空間，讓人自由講述所有問題，直面自己和父母之間的欲望衝突，通過“說破”的方式解決衝突，從而重建一個新的親子關系。
（四）
不結婚、不生孩子違背了生物學的自然趨勢
但我們現在有能力說“不”
紅星新聞：說到壓力，我們應該怎麼樣去釋放自己的壓力？
霍大同：釋放壓力有很多種方法，首先在工作之外，應該參與積極的活動來放松自己，比如體育、音樂等。另外，多跟家人、孩子互動，從工作的狀態中抽離出來，回歸家庭，轉換心情，也可以做到精神狀態的平衡。如果自我調節不成，那就建議尋求專業的心理疏導。
↑霍大同
紅星新聞：這幾年，大家對“幸福感”這個詞討論得很多，人怎麼才能獲得幸福？
霍大同：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話題，我可以從一些小的方面做些啟發。從工作者的角度來說，你要找到你喜歡做的工作，這個很重要。再比如，你要根據你自己的興趣、自己的欲望選擇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不要受外界的壓力。
紅星新聞：比如年輕人的恐婚問題呢？其實很多人都面臨著父母催婚的問題，他們應該如何應對？
霍大同：人類從單細胞開始，生命就一直在傳遞。父母的這種願望不過是生物學的一個趨勢，不結婚、不要孩子，實際上違背了這個自然趨勢。但你要註意這個問題，我們人類現在有能力做選擇，可以不完全遵循自然的法則。這個選擇權當然在你，要麼遵循這個生物學法則，結婚生子，要麼不遵循，選擇一個獨立的生活方式。如果做出的選擇與父母的願望發生衝突，就要在溝通方面下功夫，坦白說出自己的想法，耐心解釋，讓父母理解你。
（五）
為什麼當前社會對心理治療接受度不高？
紅星新聞：提到心理治療，感覺目前社會接受度不是很高，好像只有嚴重的神經病才需要接受治療？
霍大同：其實我們國家在心理學方面發展的時間比較短，最近這40年取得了巨大的變化。汶川地震後，中國的心理咨詢、心理治療、精神分析有很大的發展，但相對來說，它仍然是一個新生事物，人們接受需要一個過程。我希望以後人們能夠像得了感冒去醫院一樣，遇到什麼心理問題也去看一個心理醫生。
紅星新聞：還有一方面，是不是現在心理咨詢比較稀缺和昂貴？
霍大同：可能也有這方面的原因，希望未來心理健康的治療、看心理醫生的費用也能夠納入醫保。
紅星新聞：會不會還有一個原因，心理方面的研究目前還沒有一個客觀標準，讓人覺得有些玄？
霍大同：確實，目前還沒有一個統一的理論體系。我們現在對身體世界的研究都還有很大的空間，精神世界比身體世界就更為復雜了。目前在心理治療方面，最大的兩個派別是精神分析法和認知行為療法。精神分析是對人們無意識的一種喚醒，與一般的心理咨詢相比，精神分析解決的問題更復雜，治療時間也更久，至少3個月，長則三五年，其中我做過時間最長的分析有9年，每周3次。
現在大家都在努力，希望有一個統一的理論來整合。這也是我的目標，在培養更多的精神分析家之外，建立一個精神分析的中國學派，創造出適合解釋中國問題的新理論和新方法。
紅星新聞記者 馬天帥 趙瑜 攝影記者 陶軻
編輯 楊渝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