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解夢夢見和尚誦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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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腓特烈】

在這個世界上,三條腿的蛤蟆難找,四只眼睛的老牛更是難見,可一張嘴就可以把“經”念歪了的“和尚”卻一點也不稀奇。

整治“飯圈”的一系列政策相繼出臺後,違法失德藝人得到了應有的懲治,網絡空間得到了“清潔”和凈化,甚至引起了某些在違法失德的邊緣遊走者趕快“註銷工作室”並“跑路了之”,而人民群眾自然是紛紛拍手稱快,為黨中央、國務院整治“飯圈”的工作拍手叫好。

在一部優秀的電影作品裏,每當主線劇情的發展順利進行到這個程度的時候,“幺蛾子”或“轉折”就要出現了。果不其然,最近幾天,某些媒體上莫名其妙地開始刮起了一股“妖風”,一些所謂的“專家”,竟然開始建議,“對演藝人員也實行持證上崗制度”。

“專家”們要求,演藝人員應做到持證上崗,並有效考核其“思想、政治、理論、專業、道德修養”等水平,“凡是沒有註冊登記的,規定各類平臺均不予錄用”。“專家”們還聲稱,“通過資格認證制度來實現行業準入是常見的管理手段。”

實在難以想象,2021年的今天,竟然還有“歪嘴的和尚”,可以把好好的、清晰明了的“經”念歪到這個程度。更可怕的是,有些恐怕從未學過任何經濟學的“熱心網友”,竟然還會為該等“歪嘴念經”叫好。

正因為如此,筆者不得不在本文一開篇,就鮮明地亮出個人觀點——鼓吹藝人“持證上崗”,乃是再經典不過的“扛著紅旗反紅旗”,提出該觀點者,無論在口頭上如何聲稱自己多麼反感所謂的“飯圈”,其所作所為導致最終結果卻是恰恰相反,只會讓社會主義文藝事業完全變成“壟斷巨頭”、“流量明星”們的天下而已。

“整治‘飯圈’”——文藝產業的“反壟斷”與“反不正當競爭”

此次“‘飯圈’整治”專項行動,並不是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事業或法治事業建設過程中的孤立事件,相反,其乃是黨中央、國務院“完善公平競爭制度,改革市場監管體制,加強反壟斷監管,推進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推動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的大政方針,在文化藝術產業中發展過程中的集中體現。

若仔細研究與此次“‘飯圈’整治”相關的法律文件,我們便可以清晰地發現,與其稱之為“‘飯圈’整治”,還不如稱之為“文藝產業的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集中治理”更為直觀:

1、“取消明星藝人榜單”、“優化調整排行規則”、“規範粉絲群體賬號”、“堅決反對唯流量論”……——這是在剪除壟斷寡頭們刻意制造的“信息差”,避免消費者們被壟斷寡頭單方炮制的信息誤導,並推動多元信息在文藝產業的廣泛流通,使得消費者可以“兼聽兼明”;

2、“不得誘導粉絲消費”、“規範應援集資行為”、“堅決抵制高價片酬”——這是在規避壟斷寡頭們利用其特殊的市場(“粉絲市場”)支配地位,對消費者搞惡意的“剪刀差”;

3、“切實加強從業人員管理。嚴格執行主持人持證上崗,規範主持人參加社會活動和網絡信息發布”——這是在避免某些主持人“吃了公家吃私家”,濫用其特殊地位進行不正當競爭及“背書”等。

為何單單是“主持人”?因為不同於其他文藝工作者,絕大多數廣播電視機構的主持人屬於代表國家的公務員、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範疇,他們的影響力並非來自作品,而是來自於人民對目前絕大多數還屬於國營的廣播電視機構等的信任。因此,自然不能放任主持人通過國家的名義先積攢名聲,再通過消費這名聲賺私錢。

在中央已經如此清晰明確地表達,要打擊存在於文藝產業中、以“飯圈”為代表的壟斷、不正當競爭的態度的情況下,竟然還有些“專家”,想要以“持證上崗”這樣明顯有利於壟斷形成的手段,來“迎合”中央堅決反壟斷的追求。真不知道這所謂的“專家”,究竟是傻呢,還是徹徹底底的壞呢?

要“純潔心靈”不要“戰狼”“地球”——藝人“持證上崗”對壟斷的裨益

壟斷的手段多種多樣,但建立一種新的“身份制”的市場體系,是最容易形成壟斷、戕害自由競爭的手段。而所謂的“藝人持證上崗”,正是典型的“身份制”。

一個最基本的經濟學原理是,如果某一產業,要首先獲得復雜的“證照”才能進入該市場進行經營,那麼顯然,只有那些有足夠“資源”的企業和人,才有“實力”進入該行業,因為只有他們才能承擔得起獲得復雜“證照”的成本。而在這種“天然”讓業內的資源和消費都被迫流向那些有“實力”者的機制下,此類產業的競爭自由,恐怕將是遠不如其他產業的。

正因為絕大多數莫名其妙的“證照”對市場競爭毫無裨益,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才在想方設法地取消不同市場中的各種證照——行政許可、職業資格許可、認定事項、證明事項等等,原因正在於,這些證照對行業的發展並無裨益,反而會對活躍市場、增加競爭、保障消費者權益產生消極的影響。

國務院及國務院各部委近年來取消一系列行政許可、職業資格認定、證明事項等的法規規章

有些“證照”對於行業的長久有序發展是有利的(至少目前沒有明確的有佐證的反例),如從事食品相關行業者應保證個人健康,從事法律、會計、安監、消防等行業的從業者應通過專業考試取得相應的資質資格等。

但這些證照均有共同的特點,要麼是“人人可辦,幾無門檻”(如食品相關行業需要辦理健康證),要麼獲得這些證照需要通過以客觀的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知識為基礎的考試,且這些考試的內容對日後的從業至關重要。

但顯然,要求藝人“持證上崗”,和以上兩種證照沒有一項有關系——“專家”們認為,藝人“持證上崗”,應有效考核其“思想、政治、理論、專業、道德修養”等水平。如果我們將這五項“要求”拆開看,便可以發現,若將其落實到現實中,會產生一項比一項更加啼笑皆非的結果。

首先,對藝人考察所謂“思想”、“政治”、“道德修養”,已經是相當可笑。因為所有人都知道,這些並不是只對於藝人這一特殊職業的要求,而是對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要求。

顯然,其他行業的從業者,是不需要自證“思想”、“政治”、“道德修養”合格的,因為這幾樣合格與否,並不是通過喊幾句口號、做幾道選擇題就可以證明的,而在於其到底做了什麼,畢竟,“出事之前哪個不是良民”——某位知名強奸犯罪嫌疑人沒犯事之前還是“正能量代表”,這妨礙他最終因為涉嫌強奸“進去”嗎?

媒體報道截圖

相對於藝人,“專家”們經常對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提出建議意見,有些建議意見甚至可能變為方針政策乃至法律法規,影響大部分普通人的生活。筆者想問問,在影響力遠高於藝人們的情況下,“專家”們自證清白了嗎?“專家”們又是如何自證自己“思想”、“政治”、“道德修養”合格的呢?

浪費大量資源要求藝人“自證清白”可謂毫無意義,而“專家”提出的另一個“觀點”——要求藝人在“理論”“專業”上自證,這一建議就更是滑稽。

眾所周知,文藝行業的生命在於創意,這導致了這一行業與其他諸多行業的截然不同——在文藝行業中,幾乎無法設置所謂“客觀”的“好”與“不好”的評價機制,唯一的“客觀”就是“主觀”。

即使是大多數人認定的所謂的“好”的作品,也只能被歸結為“絕大多數人都認同”,即上文所述的“得到了消費者的獎賞”。即使是各種普遍被叫“好”的作品、藝人之間,不同消費者的“好惡”仍然可能是截然不同的。

例如,喜愛《戰爭與和平》《解放》等勃列日涅夫時代的“大場面暴力美學”的影迷,可能會認為斯大林、赫魯曉夫時代的《偉大的轉折》《雁南飛》等同樣以戰爭作為題材的蘇聯電影“小家子氣”、“沒排面”,而喜愛《辦公室的故事》《意大利人在俄羅斯的奇遇》的喜劇片影迷,恐怕也會認為《莫斯科不相信眼淚》實在不夠“搞笑”,作為喜劇片“不合格”。

在這兩個例子中,無論在中國、蘇聯乃至整個世界,喜歡前者的影迷(消費者)顯然要多於後者。然而,即使如此,蘇聯、美國、歐洲、我國,誰都不敢制定一個所謂的“標準”,來告訴公眾,戰爭片就應該像邦達爾丘克、奧澤洛夫那樣拍,像埃姆列爾、卡拉托佐夫那樣拍就是“理論知識不足”;或者說喜劇片就該像梁贊諾夫那樣拍,像緬紹夫那樣拍就是“專業水平不夠”。

藝人也是類似。

以我國文藝界為例,唐國強老師和王勁松老師都是國寶級的優秀演員,他們各自都有《三國演義》或者《大明王朝1566》這樣不朽的代表作。但這妨礙這兩位優秀演員及他們最近共同出演的《大決戰》電視劇被觀眾們各種“暴打”了嗎?他們被和電影版《大決戰》飾演相同角色的古月老師和趙恒多老師進行對比,被批評稱“把毛主席演成了雍正帝”、“把蔣介石演成了受氣包”……

這些批評代表了相當一部分觀眾的觀點,也對電視劇版《大決戰》的評價造成了直接影響——本片目前豆瓣評分為7.8,比電影版《大決戰》和前不久放映的《跨過鴨綠江》低了足足1分。

電視劇《大決戰》劇照(圖自中央廣播電視總臺)

問題是,是否因為這樣的批評存在,我們就要認為,唐國強老師和王勁松老師“理論知識不足”、“專業水平不夠”,下次再拍主旋律電視劇這二位就沒“資格”演了?當然不是,因為無論多優秀的演員,決定其表演是否能得到觀眾認可,除了本人的“演技”以外,還取決於諸多因素,鏡頭、編劇、剪輯、燈光甚至播放媒介,都可能影響表演對觀眾的最終展現。

以上論述只是為了說明,演藝事業,是一項非常“主觀”、復雜且隨時充滿變化的事業,這項事業中可以存在“合法”與“不合法”的標準,但絕不可存在所謂“專業”與“不專業”的標準。任何人妄圖在這個行業裏制定所謂“專業”與“不專業”、“充足”與“不充足”的“標準”,只會導致閉門造車、作繭自縛,甚至導致文藝行業的毀滅。

更重要的是,“專家”們口頭雖然各個“義憤填膺”批判“流量明星”,但他們提出來的政策,卻可謂處處為了“流量明星”服務。

既然“專家”們如此看重藝人的“專業性”和“思想素質”,那筆者不妨順著“專家”們的話說下去,現在有兩位藝人甲和乙,他們各自在所謂“專業性”和“思想素質”上的表現如下:

1.藝人甲是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碩士、北京大學影視學博士,其導演水平曾得到包括多位北大教授在內的120位業內知名人士的好評;

藝人乙畢業於體育學校,練武術出身,沒有公開資料表明他在學校接受過專業的編導演訓練;

2.藝人甲至今為止沒有任何和“違法失德藝人”合作的記錄;

藝人乙被實錘,曾經和因為容留他人吸毒被判入獄的典型“違法失德藝人”合作過;

3.藝人甲熱衷於表現愛國,今年8月15日,他不但轉發了央視新聞有關日本投降日的微博,還告訴他的粉絲:“4年浴血奮戰、3500多萬同胞傷亡……”,體現了充足的愛國之心;

藝人乙似乎對愛國這樣重要的一件事不甚熱心,今年8月15日都沒有轉發央視新聞有關日本投降日的微博;

……

顯然,若按“專家”們的意見來看,藝人甲無論是“專業性”還是“思想素質”,恐怕都遠勝於藝人乙,如果讓“專家”們來制定規矩,那我國的文藝事業,必然是需要以藝人甲為標桿,至於藝人乙?不給他“發證”都有可能。

然而,那位“專業性”和“思想素質”都“遠遠落後”的藝人乙,是“中國電影票房冠軍”、以一人之力對中國電影產業打敗“好萊虎”貢獻良多的吳京;而那位令“專家”十足滿意,“專業性”和“思想素質”各個“出色”的藝人甲,名氣也不小,他就是拍出了《純潔心靈·逐夢演藝圈》的畢誌飛畢導。

根據“專家”的說法,我國文藝界應當歡迎《逐夢演藝圈》和畢導,而將《戰狼》、《流浪地球》和吳京拒之門外——你吳京一個“練家子”,和房祖名一起拍過戲,愛國微博都懶得轉發下,怎麼能和北大博士畢導相提並論呢?

即使我們不討論如吳京和畢導這樣的極端例子,如果真的任由“專家”設置了這樣一項“專業性”考核標準,顯而易見的是,這種“專業性”考核標準,最終的結果只能是導致文藝產業資源流向文藝界的卡特爾以及他們包裝出的流量藝人。

不妨想想,如果真的要對藝人進行“專業性”考試,這考試會以什麼形式呈現?

如果“專業性”考試以類似於演出經紀資格考試的《舞臺藝術基本知識》考試為模板,那麼流量藝人們身後的卡特爾們可以幫助他們整理知識、猜題、培訓、模考……;

如果“專業性”認證以“受教育程度”作為依據,那卡特爾們就更好操作了——別的不說,韓國還沒幾個“早上讀聖經晚上讀聖經”的私立教會大學啊?這些私立教會大學有不少取得了我國教育部的認證,卡特爾們只需要將他們的流量藝人送進去“鍍個金”,不就萬事大吉?

實際上,不同於許多普通人想象中流量藝人們的“不學無術”,流量明星和他們背後的卡特爾們比一般人更註意所謂“學歷”對其打造“品牌價值”的影響,諸多流量明星即使“編”也要編個“克萊登大學”的學歷出來。

也不同於普通人想象的“流量藝人不愛國”,流量明星往往比正兒八經的藝人更加註重打所謂的“愛國牌”——吳京和林超賢都不需要轉發每條央視新聞的“愛國微博”,因為他們只要拍好手頭的電影,就能激發一般大眾的愛國情感;而流量明星無法通過作品吸引觀眾,並激發觀眾的愛國情感,除了每天鸚鵡學舌轉發微博外,他們再無計可施。

《湄公河行動》截圖

結語

黨的十八大以來,一批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的優秀文藝作品進入百姓視野,走上國際舞臺。從《中華詩詞大會》《朗讀者》《經典詠流傳》等電視節目的經典傳唱,到《戰狼》《紅海行動》《流浪地球》等國產電影票房口碑雙豐收,中國電影連續兩年擊敗“好萊虎”問鼎世界電影票房榜第一。中國人有了自己可以“名利雙收”的經典文化招牌,也不再懼怕、盲從於“好萊虎”……

然而,有些“專家”不知是不是對這樣的大好現實不滿,竟然想出“持證上崗”這樣的餿主意,甚至想讓中國回到所謂的“九十年代,表演需要‘演出證’”的年代——不知道那個年代是不是專家們認可的“黃金時代”,筆者只知道,那個時代,好萊虎們可以隨隨便便在中國“橫行霸道”,畢竟那是個比美國晚上映一年多、早就通過盜版錄像帶進入中國的《亡命天涯》也能輕松在1994年拿下近兩千六百萬票房的時代——而不用像現在這樣,好萊虎們畏懼中國電影產業的挑戰,甚至需要主動向中國電影產業拋出“橄欖枝”,進行合作,“共謀發展”。

想要整治“流量為王”、“藝人失德”,法學、經濟學上有的是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稅務監督相關的方法,如果有的“專家”放著這些成熟的治理方法不問,反而想要搞什麼“持證上崗”,扼殺中國自上而下的各類文藝工作者的創作自由,為擁有資源來獲得“證”的文藝事業卡特爾和流量明星鋪路,那麼,就不要怪我們給“專家”來點“檢疫”,看看他們到底想打“紅旗”還是“花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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