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8點半，本刊記者到杭州中級人民法院門口時，已經圍了不少人，他們都在等待“許國利故意殺人案”開庭，也就是人們更熟悉的“杭州殺妻案”。
2020年7月5日，杭州江幹區三堡家園的來女士失蹤，沒帶手機、沒帶身份證，監控中有其回家畫面，卻沒有離家畫面，遍尋不著，仿佛人間蒸發，其離奇程度是此案最初引起大量關註的原因。19天後，杭州市公安局江幹分局發布公告稱，來惠利已經遇害，丈夫許國利有重大嫌疑。而這位丈夫，曾在妻子“失蹤”期間，接受電視采訪，看上去鎮靜且淡定。
“鎮靜”也是許國利今天給我最深的印象。媒體被允許旁聽庭審，但並不在法庭現場，而是集中坐在新聞發布廳，通過視頻直播的形式觀看。許國利穿著白色防護服，戴著口罩，通過視頻，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提到被他殺害並碎屍拋棄的妻子來惠利，他一直用的是“我老婆，我老婆”，聲音穩定、自然。
整個庭審中，許國利也出現過多次激烈的情緒，尤其在談到他和來惠利的女兒時，一度泣不成聲。他在防護服的袖子裏提前藏了衛生紙，哭過後，從袖管裏翻出衛生紙擤鼻涕，這個翻衛生紙的動作還引得他身後的法警探頭察看。
那麼7月4日，也就是案發當晚，發生了什麼？許國利是有預謀地實施犯罪嗎？他與來惠利都是為了對方分別離婚再結婚，究竟為什麼要下此毒手？這些答案都在庭審中揭曉。
記者｜駁靜
那天晚上發生了什麼？2020年7月4日，是個周六。按許國利的話說，“上午蠻好的，下午也蠻好的”。夫妻二人上午去了醫院，下午，來惠利帶著女兒去了書店，還是許國利開車把母女接回家的。按許國利的說法，那天晚飯前，他跟妻子還一起做了肉圓，用到了絞肉機。
當天晚上發生的事，許國利在庭上作了約有5分鐘的陳述，其中一部分內容大致如下：“廚房小，我老婆就去衛生間洗絞肉機，刀很鋒利，不小心就被弄傷。很多東西我在交待材料裏也說過，這段時間，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自己好像變了一樣。我老婆出來就跟我吵，我很生氣，但是沒有特別大地還嘴，不然的話要吵起來、要打起來。女兒也在，也不想大吵。我們就自顧自吃晚飯，我氣憋在心裏。但我內心有很多積怨。我老婆以前做錯過事，我心裏放不下，這個我就不多說了。近幾個月，我覺得生活無望，考慮過自殺。”
庭審現場（圖源：杭州中院）
說到此處，許國利突然提到了張國榮。他們家當時正在裝修的房子位於28樓，許國利說他有時會站在陽臺，想要往下跳，他聯想到張國榮，“張國榮這樣的名人，一跳成永恒，但我缺少這樣的勇氣”。這句話引起庭審現場的騷動，大家大約對這個類比感到不可思議。
來惠利和女兒都有睡前喝牛奶的習慣，平常也都是許國利給她們加熱。那天晚上10點左右，許國利在來惠利的牛奶中放入了安眠藥粉末。藥物粉末的劑量，按照許國利的說法是，總共買了10粒，除了吃掉的三四粒外，剩下的都被放進了牛奶中。但根據檢方的說法，許國利總共購買了20粒相關藥物。
大約11點多，女兒已經睡熟。許國利用空調被把來惠利裹起來，發現她沒有醒來的征兆。接著，他再用膠帶把她的嘴巴和鼻子貼住，再用枕頭壓在來惠利臉上，用身體壓制她十多分鐘左右，她就停止掙紮了。許國利沒有提到，沈睡中的來惠利是何時開始掙紮的。
公訴人問，被害人這中間是否有醒來過。許國利說：“醒過一次，我也停下來過”，說到此處，許國利的情緒出現明顯波動，哽咽中繼續作答，“沒反抗，只是叫了我名字”。
庭審現場 （駁靜 攝）
殺人後，許國利說他曾在床上和地上坐了將近一個小時。之後，他將屍體抱到衛生間的淋浴房，使用美工刀，剪刀，切割機和絞肉機等工具進行碎屍，部分人體組織棄於馬桶，部分骨骼等組織分裝於塑料袋，於次日和第三天，分多次丟棄。主要有兩個丟棄點，一個是他所住小區的垃圾桶，另一個是他原工作單位附近停車場的垃圾桶。
不過，根據檢方出示的證據，檢方收集到的身體組織，主要來自三堡家園的化糞池。許國利的辯護律師在庭審現場提到，被害人的頭顱及重要臟器，並未收集到案。這也是本次庭審的另一個焦點，對此，公訴人並未作出具體回應。殺妻是否有預謀？
7月4號晚上發生的事，許國利是有預謀的嗎，還是屬於激情犯罪，這是庭審焦點之一。
偵查過程中，許國利曾有過12次供述和辯解，其中有4次拒不做有罪供述，期間經歷過“承認-否認-承認”這樣的反復翻供。但到了今日庭審，許國利又推翻了其中一個細節，這個細節事關作案工具，同時也牽連著“是否有預謀”這個關鍵點。
許國利曾供述，自己在2020年年初就有殺妻的惡念，因為屍體沒法處理，專門購買了4把美工刀和1個切割機。2019年12月，許國利兩次拜托自己的朋友，在安華鎮衛生院購買安眠藥10粒和安眠藥替代品10粒，這位朋友還在微信中提醒許國利說，常服安眠藥對身體不好，許國利回答他，“反正是給動物吃的”。
來惠利與許國利在三堡北苑的家門口。許國利被刑拘後，門上就被貼上了封條（陳中秋 攝）
按照公訴方的觀點及許國利過去的供訴，安眠藥是專門買來作案用的，但今日庭審現場，許國利卻提出來說，他本來就有睡眠障礙，買來的安眠藥除了他自己，來惠利也吃過。他說這些話，是為了證明安眠藥並非有預謀的作案工具之一。類似的自證方法也用在了美工刀和切割機上，他說，這兩樣都是家用工具，切割機還在裝修的房子裏使用過。
他還在庭審中宣稱，自己原來的供述是為了“把這個東西做得圓滿”，以為“交待越圓滿，判得越輕”，但此時此刻，他希望說出事實。
公訴人對此作出反駁，他們認為，從請朋友購買安眠藥，到去安華鎮取藥之間，相隔了一個月，這說明許國利並無服藥的迫切需求。除此之外，他如果需要服藥，他們夫妻二人都有醫保，為什麼不自己在杭州買藥呢。
關於許國利提到的切割機的用法，公訴人的反駁是，許國利曾在供述中提到，他擔心完好的切割機被人撿去使用，引起懷疑，所以在作案後將其拆毀丟棄。在庭上，檢方還出示了一張照片，顯示警方在一個公交站附近的綠化帶中找到了這個切切割機的金屬扳手。公訴人總結說，“整個殺人分屍過程，非常緊湊嚴密，不是臨時起意能夠做到的。”
動機去年在做《消失的愛人——杭州女子失蹤案調查》這期報道時，我們在三堡社區和章家壩（來惠利娘家）社區多次詢問，幾乎沒人說得確切，當年許國利跟來惠利是否談了戀愛，談了多久。
這次在庭審中，許國利提到，兩人認識的確切時間是1988年。當時許國利23歲，跟來惠利談了三年戀愛，已經在談婚論嫁了。他並沒有提到兩人為什麼沒有走到一起，而根據我們去年的調查，二人是因為來惠利家人的反對而分開。
後來，二人各自組建了家庭。但2008年前後，兩人重逢，各自離婚，並結婚再續前緣。描述這個決定時，許國利使用了“衝破阻礙”這個詞。關於他的這一段婚姻，許國利說，他們前十年“很好，過得很美滿”。
案發後，三堡北苑4幢的窗戶成為各路視頻拍攝的主角（陳中秋 攝）
但後來，夫妻二人經常爭吵。許國利沒有提到，兩人是如何漸生嫌隙的，但起碼在這些年裏，包括女兒的教育問題、新房裝修問題、經濟問題和戶主問題，兩人的矛盾已經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尤其是兩人的女兒上小學四年級，學習下滑後，兩人在女兒教育問題上的矛盾就更加突出了。按照許國利的說法，他認為形勢已經“刻不容緩”，但來惠利卻不允許他插手孩子的教育，“我管她就要跟我吵”。
更新的導火索是，2019年12月，來惠利拿到的一處拆遷安置房，為了裝修，許國利曾向浙江“樂享貸”公司提出裝修貸款申請，金額是15萬，但是需要來惠利簽字，作為戶主的來惠利卻不同意。
另外，許國利還提到，在裝修新房時，煤氣電等用的都是來惠利的名字，他們經常為誰是一家之主這樣的問題爭吵。而在去年的調查中，我們得知，許國利一家三口，戶籍本上的戶主的確是來惠利。
庭上，審判長讓許國利解釋自己7月4日晚殺人時的想法，許國利說，“權威和自尊心，都化作怨恨了”，“這種壓抑，又無法訴說，白天，無論是跟鄰居還是在單位，還需要正常地生活，這種生活，我真的沒法過，難受，難受，30年來的愛，都變了”。
在許國利看來，兩人的不平等還體現在其它方面。比如來惠利的工資比他高，家裏所有開支卻是許國利在出，“但她還是埋怨我不給她買禮物”。此前網絡傳聞稱許國利炒股失敗，這次在庭審現場，許國利也提到，他平時的確會投資股票，而來惠利投資的則是理財平臺。
許國利說，來惠利歧視他是外地人。
深夜中的錢江路。這裏同樣處於三堡拆遷片區內，但已經完全融入城市
用攝影師的話說，是“一個平平無奇的案發區域（蔡小川 攝）
去年，我們在杭州采訪時的發現是，周圍人眼裏的許國利和來惠利，感情和睦，並無不和。但按照今天許國利的說法，夫妻矛盾已經相當白熱化了。他宣稱，兩人發生口角後，來惠利會動手，甚至當著孩子的面，用凳子砸破過他的眉骨。
許國利說，自己表面隱忍，但心裏怨氣越積越重。他說，“我也愛她，也恨她”，“把她做掉是這種不好的想法，當時看看，好像只有這一條路好走”。
庭審今天上午的庭審包括了刑事訴訟和附帶民事訴訟兩部分。
刑事訴訟部分的庭審於中午12點10分左右結束，庭審期間，許國利的辯護律師一共提出10條辯護意見，請求法庭不要對被告處以極刑。杭州中院稱，將在合議後擇期公布判決結果，許國利則表示，無論判決結果怎樣，自己“保證不上訴”。
許國利案的附帶民事訴訟原告有兩方，即許國利與來惠利的小女兒許欣（化名），以及來惠利的大女兒余芳，其中余芳是本人出席，而許欣則由其代理律師代為出席，雙方分別提出賠償訴求。余芳要求被告賠償113萬1692元，許欣則要求158萬3153元。但許欣的代理律師看起來並未準備充分，他多次被審判長打斷，要求其“圍繞民事賠償訴訟發表意見”。對兩方的訴求，許國利表示，原則上不同意許欣代理律師的賠償訴求，因為他認為這不是12歲的女兒提出來的，但對余芳的訴求“全部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