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楊偲婷
近來，犯罪懸疑題材電視劇《也平凡》在東方衛視開播，鄭愷、林峰、張國立聯袂出演，由一場連環殺人案切入，牽扯出27年前的一出舊案。該劇目前全國網同時段連續多日收視第一，收視份額破3.1。借此機會，記者采訪了該劇監制、著名導演高群書。
《也平凡》海報
《征服》《風聲》《西風烈》《神探亨特張》，皆是高群書廣為認知的犯罪懸疑類作品。事實上，對於這一題材的深耕，高群書的創作能追溯到更早，九十年代中期風靡全國的紀實警匪電視劇，開風氣者是導演陳勝利的《九一八大案紀實》，之後引起全國各種公司導演仿效的百集紀實警匪系列電視劇《中國大案錄》，高群書是總制片人兼導演之一。
後來高群書又做了電視劇《命案十三宗》，豆瓣關於這部作品的高贊評論總結，該劇“給人最可怕的之處是太真實了，每一個兇手都不是大奸大惡之輩，反而在平時生活中都是受害者，是弱勢”。該劇當年在北京電視臺播出的收視率為16%。隨後，犯罪懸疑題材劇集，在國內再次掀起一時的創制作熱潮。
《命案十三宗》海報
《命案十三宗》的創作初衷，來自高群書的大量真實采訪，“當時，我在采訪中發現好多死刑犯不是我想象中的大壞蛋，反而在生活中，都是非常老實的人。”這一認知，讓高群書產生了創作欲。“中國的犯罪，大多跟生存有關。心理上也有關系，但主要是生存問題。所以從根上來說，它是有一些社會結構性的問題。”高群書說。
在2012年第十五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上，高群書憑借《神探亨特張》獲得最佳導演獎
中國犯罪懸疑題材：“全世界獨一份兒”
他認為，中文的犯罪懸疑題材，是“全世界獨一份兒”的。因為中國的犯罪形態，犯罪手段，犯罪動機有它的獨特性的。“我們試圖去做挖掘，但一直沒做好。我們沒有像日本犯罪懸疑劇或者歐美那樣，形成獨特風格和流派。”
“中國的犯罪故事，是有中國社會的特點的，這對外國人來說很新鮮。他們沒想到中國警察是這麼辦案的，就有新意。”像《白夜追兇》這樣出海成功的劇集，高群書認為根本原因是抓住了中國犯罪懸疑題材的優勢所在。
這些年來，高群書采訪過許多公安人員，“我們國家刑警們的偵破手段，案情分析，都非常有意思，他們很社會，很江湖，也很體制。”1995年，高群書采訪了幾十個公安局長，很多人都跟他說過一句話：在中國，只要領導重視，沒有案子破不了。
《中國大案錄》截圖
“當然，這個話是有其時代局限的，因為當時刑偵的科技手段比較落後，很多案子要靠摸排，而摸排你必須有一個體制系統內的全體發動，像以前很多大案全國發動聯防，某地有個線索就給到另一地的公安去配合，這些都得有更上一級的領導在多地之間去做協調。還有比方你在北京一個案子，在新疆發現了線索，你去不去？你去了報銷不報銷？”出乎觀眾們的想象，在“緊張刺激”的辦案過程中，其實有很多大家看不到的日常困難。辦案，需要一個系統內的群策群力和後勤保障。
中國刑警形象：在實踐和生活中積累
在西方偵探文學中，有許多神探形象，比如福爾摩斯，波洛等等，但國內似乎始終沒有創造出如此廣為人知的神探形象。說到這一點，“首先，中國大作家不願意去寫這種（犯罪懸疑的）東西。年輕作家有寫偵探小說的，但他們沒建立起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人所共知的、能某種程度代表中國文化形象的‘偵探’角色。像紫金陳、雷米，他們寫得很好，但他們的寫作是受國外偵探小說影響，寫的其實不是那麼本土的東西。”
高群書坦言，“我一直不太喜歡我們的犯罪懸疑劇裏大談心理分析，其中有些作品做的、寫的基本上邏輯自洽，可能觀眾覺得還不錯，看看熱鬧，但大量作品說實話，我看不下去，很多警察也覺得太可笑了。因為第一，中國沒有這樣的偵探，第二它不符合中國國情。”
《西風烈》劇照
高群書舉例真實的中國刑警辦案故事。早年石家莊某縣曾發生搶劫殺人案，被殺的是一位刑警隊長，大家都認為敢殺害刑警隊長，定是曾經被他辦理過的、跟他有仇的人回來報復。然而，“當年，石家莊市公安局副局長姓郭，是個老偵探了，胖乎乎的，很像大偵探波洛，老郭一到現場，轉了幾圈，就說是小孩兒幹的，沒仇。後來一查，真是個外地流竄到這兒的社會青年，見到這隊長，穿一皮衣夾一包，覺得他肯定有錢，就搶劫了。刑警被搶劫肯定反抗啊，一反抗，把人給捅了。”
抓捕嫌疑人的過程也很有意思，“老郭到了縣公安局，讓人給他一條大狼狗，讓警察去前院大門敲門，他自己帶著狗在後墻蹲著。前頭一敲門，那嫌疑人翻墻而出，一摔下來狗就上去，這樣把人抓住了。”
高群書認為，老郭這樣一位警察，他對案情的“無所不知”，來自於多年工作中的精心觀察，以及對生活的分析總結，對社會各階層的熟悉認知，“這些認知和手段是很‘江湖’很社會的，不是那種學術的、理論化的東西。”
《神探亨特張》劇照
近來，高群書剛采訪完“公安八虎”之一、“七一勛章”獲得者崔道植。崔道植是中國第一代刑事技術警察、中國首席槍彈痕跡鑒定專家。“（崔道植）窮孩子出身，初中畢業就上了抗美援朝的戰場，後來能成槍彈痕跡鑒定專家，全憑自己下苦工夫。20世紀80年代，他已經把全國所有造槍廠出的所有槍支，都做了實驗記錄在案，所以一個槍打出去，他一看彈痕就知道這是哪個廠出的。他是靠大量很辛苦的工作得到了豐富經驗，他不是靠理論學習。”
高群書還提到中國老一輩的步法追蹤專家馬玉林，馬老先生沒讀過書，放羊娃出身。替人放羊時怕羊走丟，練出了一手“看蹄印就能聯想出羊的體態特征、是否丟失、丟了哪只”的硬功夫，順蹄印追蹤，不論遠近準能找回。他通過辨認人的足跡，就能判斷出人的性別、身高、胖瘦、年齡、體態。“他的本事就是靠生活積累形成的，很真實。”
“我們有沒上過大學的刑偵專家，也有中國第一代大學生出身的專家，但人家也至今保留著參加工作後所有工作筆記，辦案經驗和積累，全在裏面。我見過的優秀刑警，每個都寫工作日記，都有很厚的工作日記。”好的犯罪懸疑劇：時代性與真實性
在高群書看來，好的犯罪懸疑題材能寫出時代發展和社會氛圍。“哪怕同樣是入室盜竊殺人案，具體案件構成的因素都不一樣，而且會非常具有時代性。上世紀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到2000年代，每個時代犯罪構成的因素都很不同。”高群書近來在做一個新劇，講述從1990年代至今北京地區的案件，其中將世情人心、偵破手段、科技發展等社會變遷貫穿其中。“我跟編劇說，必須去公安局體驗生活。”
“前兩天我坐酒店裏看電視，50多個臺，放的電視劇沒幾個可看的，演員一說話，撲面而來的虛假感。”高群書直言，“我們跟國外影視劇有差距，別的不說，基本的問題就沒解決，比如表演的真實性。”
《征服》劇照
“我們也有好的作品，但總體來說，大家沒把‘表演的真實’當成普遍規律去遵守。而且說句實話，很本質的一個問題：寫也寫不真，演也演不真。我們很多編劇，抗拒體驗生活，不願意體驗生活。而之前我跟韓國那邊做一個論壇，聽韓國編劇講，就說他劇本裏70%的東西是真實的，只有30%是虛構的。好萊塢編劇也一樣，他們做東西細節那麼真實，是需要整個團隊去做大量調查調研工作的。”
“但大部分編劇覺得，我去警察局待個十幾天已經算體驗生活了。那不行，警察的世界是很大一個江湖，不是你坐那十幾天能看明白的。你看呂錚（公安文學作家，代表作《三叉戟》），他本身已經是警察了，但他為了采訪，還得帶著茅臺去找人家老警察喝酒。他本人不喝酒的，但你不拉近這個距離，人家最深刻的故事、感受，人家探案的絕招，能告訴你嗎？”
當下的創作：“你得寫好警察”
不同於《中國大案錄》《命案十三宗》那個時代，如今的犯罪懸疑題材，受到更多審查的規範和限制。對於新的創作環境，高群書坦言：“你得寫好警察。”
“社會需要善良正義，而這些力量得不到呼應或弘揚時，可能就會變得薄弱。但我們通過影視劇去弘揚的時候，沒辦法讓大家心裏感受到溫暖，那就沒意思了。好萊塢人家大量的也是以光明為主的主流作品啊。只是我們的問題在於，缺少有可看性、有感染力的主流作品。很多犯罪題材，大家願意寫陰暗的東西，根本原因是都想寫壞人怎麼壞。好人不好寫，你要把好人寫得有吸引力，讓人信服，還不覺得假；要發現生活中的善良、好意、美好，然後用大家能接受和感動的方式形成作品，這很不容易。”
當犯罪懸疑題材要講究真實性時，就涉及現實主義創作的尺度把握。高群書認為，這個把握沒法靠技術處理，“這種把握只和創作者的感受、創作者如何看待問題有關，所以創作者得修煉自己，把社會批判性的東西所謂的‘拿捏準確’，還是和作者本身的三觀有關系。創作者本身三觀歪了，這種社會批判的東西就容易片面，或者走到一個極端。為什麼好多主旋律作品‘偉光正’‘假大空’，因為創作者自己不相信，他就用一種表面正確，來掩蓋他自己的不相信。”
高群書表示，自己特別喜歡去采訪那些模範人物，“比如張桂梅、崔道植，他們人生都非常精彩，每個人都非常有個性，對外新聞宣傳裏，他們那麼‘偉光正’，但你面對他們和他們的家庭時，那都是活生生的非常有人情味的人，比如鮮活的幽默，生活中的質樸，都非常動人。但很多創作者，沒把這些東西表現出來，其實說到底還是沒把握人的‘真實性’，真實就會有魅力。”
中文系新聞專業畢業，高群書自認文學對他的創作影響很大。“文學對人是全方位的塑造。經典文學之所以成為經典，它實際上是書寫了社會人生的經典性。另外，文學的語感很重要，那在影視劇裏，語感就是節奏。一個沒有節奏的東西肯定不好看的。”
“創作是表達對人生、對社會、對自己的態度，可能也是在宣告你的存在感，它也可以讓你的生活過得還不錯。”對於自己未來的創作，高群書坦言，現在到了“人生後半程”，“就想再拍幾部，在百年之後大家還能記著你的東西，讓大家回看的時候，能看到時代的記錄和變遷。”
責任編輯：張喆
校對：欒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