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解夢夢見兩只螞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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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沈從文看到黃永玉的文章》,作者:張新穎,版本: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1年8月

要是沈從文看到黃永玉的文章,這個假設,卻有著極其現實的重要性,不是對於已逝的人,而是對於活著的人,對於活著還要寫作的人。——題記

在《沈從文與我》(湖南美術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的新書發布會上,黃永玉談到,要是他的文章讓表叔看了,會如何。“我不曉得他會怎麼樣說我,如果他說我好我會很開心。我的嬸嬸講過我一句好,她說:你的文章撒開了,我不知道怎麼把它收回來,結果你把它收回來了。這是嬸嬸說的話;他的就不知道怎麼樣了,一個字都沒有看到,真是遺憾!”

其實沈從文說過黃永玉的文章,不過不是對黃永玉說的。在文學家沈從文像文物一般“出土”的時期,一九八〇年廣州《花城》文藝叢刊出了一個“沈從文專輯”,發表三篇寫沈從文的文章,傳誦一時,作者是朱光潛、黃苗子和黃永玉,黃永玉的那篇,就是長文《太陽下的風景》。沈從文本人顯然是滿意這些文章的,他曾經在信裏跟人談起,老朋友朱光潛的文章“只千把字,可寫得極有分量”;接著又說,“黃永玉文章別具一格,宜和上月在香港出的《海洋文藝》上我的一篇介紹他木刻文章同看,會明白我們兩代的關系多一些,也深刻一些。”

“別具一格”,單就黃永玉而言;緊接著說要兩人的文章“同看”,他自己的文章指的是《一個傳奇的本事》,也是長文。李輝編《沈從文與我》,匯集黃永玉寫沈從文、沈從文寫黃永玉及其家世的文字為一冊,正是沈從文當年建議“同看”的意思。

沈從文(左)與黃永玉

《太陽下的風景》是一九七九年底寫的,比這篇長文長出一倍還多的《這些憂郁的碎屑》是一九八八年沈從文過世之後寫的。一貫撒得開風格。前一篇明朗,有趣,甚至那麼漫長挫折的兩代人經歷,也可以比喻為:“把我們這兩代表親拴在一根小小的文化繩子上,像兩只可笑的螞蚱,在崎嶇的道路上做著一種逗人的跳躍。”後一篇沈郁之極,哀痛彌漫,卻有刺破什麼的銳利和力量。

“三十多年來,我時時刻刻想從文表叔會死。”誰能寫出這麼觸目的一句話?憂傷、尖銳、真實到可怕的程度。這一句話裏面有多少說得出和說不出的東西?要體會這句話的分量,得清楚和懂得沈從文的後半生。黃永玉是見證者,是身邊的親人,他的沈痛只此一句,就讓人震撼得說不出話來。

黃永玉自己也是從那段歷史中走過來的人,他懂得時代和他表叔之間的格格不入,往簡單裏說,也就是一句大白話:“大家那麼忙,誰有空去註意你細致的感情呢?”

也正因此,那些和“史詩時代”格格不入的“細致感情”,才顯得“壯懷激烈”。

“壯懷激烈”這個詞大概很難用到沈從文身上,黃永玉文章裏出現這個詞,也不是說沈從文;可是,還真是覺得,用在沈從文身上也特別恰切。

黃永玉寫老一輩的交誼,說楊振聲、巴金、金嶽霖、朱光潛、李健吾……他們難得到沈從文這裏來,來了清茶一杯,端坐半天,淡雅,委婉,“但往往令我這個晚輩感覺到他們友誼的壯懷激烈。”——那樣的時代,他們各自的處境,這一些溫暖的慰藉,可不就是“壯懷激烈”。

黃永玉

一九七一年六月,下放在河北磁縣軍墾農場的黃永玉,意外地收到下放在湖北鹹寧雙溪的沈從文寄來的小說《來的是誰?》,還有一封信。小說和信都沒有收入《沈從文全集》。這八千多字的小說,寫的是黃家前傳,黃永玉家世中不為人知的神秘部分,作為一部大作品的引子。這部大作品沒有寫出來,從信裏可以清楚地看到相關的信息和這位老人的構思:

照你前信建議,試來用部分時間寫點“家史並地方誌”看看……但這個引子,你那麼大人看來,也就會吃一驚,“這可是真的?”“主要點就是真的。”好在這以下不是重點,重點將是近百年地方的悲劇和近似喜劇的悲劇,因為十分現實,即有近萬的家鄉人,已在這個歷史過程中死光了。你我家裏都攤了一份。

前五章,第一章“盤古開天地”說起,“從近年實物出土寫下去”;第二章是二百年前為什麼原因如何建立這個小小石頭城;第三、四章敘述這麼一個小地方,為什麼會出那麼多人,總督、道尹、翰林、總理、日本士官生、保定生,還有許多廟宇,許多祠堂;第五章敘述辛亥以前社會種種。假定可寫十六章到二十章。近七十歲的人,在下放的環境中,沈從文自己也沒有確定的信心能完成這麼龐大的設想。

沈從文(左)與黃永玉

這些年,黃永玉幾乎全身心投入寫作自傳體長篇小說《無愁河的浪蕩漢子》,這部作品從一個意義上未嘗不可以看作,既是沈從文文革中開了個頭的黃家家史和地方誌作品的延續,也是更早以前《一個傳奇的本事》的延續。沈從文抗戰後寫《一個傳奇的本事》,本為介紹黃永玉的木刻,寫的主要卻是黃永玉的父母和家鄉的歷史事情,關於黃永玉倒沒有怎麼敘述。那麼,接下來——這中間隔了好幾十年——黃永玉就自己來寫自己。

這漫長的寫作過程,同時也是與表叔漫長的對話過程。他一次又一次無限遺憾地表示,要是表叔能看到,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景。他想象表叔會加批註,會改,批註和改寫會很長很長,長過他自己的文字。寫作,也是喚回表叔與自己對話的方式。

布羅茨基曾經斬截地說:一個人寫作時,“他最直接的對象並非他的同輩,更不是其後代,而是其先驅。是那些給了他語言的人,是那些給了他形式的人。”(《致賀拉斯書》)黃永玉與他的表叔之間的關聯,當然更超出了語言和形式。

要是沈從文看到黃永玉的文章,這個假設,卻有著極其現實的重要性,不是對於已逝的人,而是對於活著的人,對於活著還要寫作的人。

這個假設,不是要一個答案,來解決這個問題,從而結束這個假設。而是,活著的人把它展開,用寫作把它展開,並持續地伴隨著寫作。它成為寫作的啟發、推動、支持、監督、對話,它變成了寫作的動力機制中特殊的重要因素。

沈從文剛剛去世後的那些日子,黃永玉在香港寫《這些憂郁的碎屑》,這不是一篇普通的悼亡之作,他一次又一次在文中說,“從文表叔死了”,“表叔真的死了”,可是從他心中呈現到他筆下的那些憂郁的碎屑,抵抗著死亡和消失。從此,他開始了對表叔不能停止的懷念。

去年八月,黃永玉整九十歲生日那天,李輝帶我去順義黃先生住處參加一個小型聚會,一見面,黃先生就對我說:“你寫的《沈從文的後半生》,事情我大都知道,但還是停不下來,停不下來,讀到天亮,讀完了。”

——在“停不下來”的懷念裏,他的寫作就成為喚回沈從文的方式。不論是寫沈從文,還是寫自己,還是寫其他,他想象中最直接的讀者對象,是他的前輩們,一個又一個人影在他眼前,心中,在他意識裏明亮的地方或潛隱的深處,其中必定有,他的表叔沈從文。

作者|張新穎

摘編|張進

編輯|張進

導語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