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翟星理 實習記者 鐘藝璇
編輯 | 趙孟
一個江西男子要花多少錢才能娶妻？在撫州市崇仁縣的農村，這個數字可能是50萬元，相當於當地一個農村居民30年的可支配收入。
荒誕的相親場景讓電視臺欄目組成員震驚。第一次見面，男人把現金放在桌上就能把女孩帶走。鄉村婚戀圖景的底層邏輯頗具實用主義色彩：彩禮事關顏面，也是越來越不穩固的婚姻狀態的一種保障。至於這個數字是多少，男方是否有支付能力，則不是另一方需要考慮的。
在江西，經年累月的婚俗沈屙和逐年失衡的男女比例，將結婚的成本不斷推向新高 。天價彩禮現象一直飽受詬病，近期又因九江銀行推出的“彩禮貸”受到熱議。
輿情洶湧之下，九江銀行很快撤回“彩禮貸”廣告並向公眾致歉。但天價彩禮現象依然是“主流民意”，無數青年男女深陷的婚戀苦局依然無解。
婚前的戰爭談判剛開始，張翊國就感到大事不妙。
“上饒市的彩禮是18.8萬起步，我們隔壁村現在的彩禮是12萬。”未婚妻的舅舅說。
2020年3月的這天，離訂婚儀式還有三天，張翊國和未婚妻兩家的長輩見面，正式商量彩禮事宜。
碩士畢業後，江西省上饒市廣豐縣人張翊國在上海做程序員，年收入約40萬元。他的父母在上海做挖掘機生意，小有積蓄。
2018年下半年，張翊國經人介紹，認識了現在的未婚妻。雙方是同鄉，確定戀愛關系後，兩家常有走動。
對方父親在上饒市跑運輸，母親在超市做理貨員，兩人平時住在上饒市，很少回村裏居住。對方父親曾表態，“只要你們兩個幸福就好，什麼婚俗不婚俗的無所謂。”
張翊國深受感動。他知道當地畸形的彩禮婚俗：女方分文不出，要求男方支付高額彩禮，且不給女兒嫁妝。
因此，談判開始前，張翊國的心理價位是，10萬元左右搞定所有開支，包括彩禮、三金、酒席錢等，“最多11萬也就差不多了。”
未婚妻的舅舅一張口，張翊國的父母犯難了。他們希望按照當地農村的彩禮出錢，而女方父母希望以上饒市為標準。
雙方都是上饒市農村居民。按照鄉俗，男方如果出大錢娶媳婦，會被村民議論“你兒子是不是有什麼病娶不到老婆？”。而女方收的彩禮不多，同樣會被村民評價為“你家女兒怎麼這麼不值錢，培養這麼大白白送人了”。
妥協的結果是按隔壁村12萬元的彩禮標準，再加8000元，雙方的父母都沒折面子。但這不是唯一需要妥協的地方。
接下來是“三金”。按當地婚俗，“三金”包括金耳墜、金手鐲、金項鏈、一個金戒指、一個鉆戒，最少要38000元。
父親問，他已經為兒媳準備了兩根各100克重的金條，價值遠超38000元，“三金”能否免掉？
對方父親說，三金是訂婚當天擺出來給女方親戚看的，金條沒有首飾好看，“給金條也行，那就拿去融掉打成三金。”張翊國感到錯愕，“我嶽父要的其實是面子。”
接下來是女方的嫁衣，2萬元，當地農村的平均水平，雙方均無異議。
雖然超出預算幾萬元，張翊國能夠接受。好在重頭戲已經談妥，也沒有需要花大錢的地方了。
但未婚妻的舅舅又開口：“隔壁村女婿給嶽父母的紅包是3680元，給小舅子小姨子2680元……給女方家的晚輩小朋友每人380元。”
張翊國怒火中燒。
背離彩禮習俗初衷南昌市佳人婚介所負責人劉國英從業已有20年。 據她觀察，江西各地的彩禮總體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呈高度負相關關系，“越窮的地方要的彩禮越高。”
在同一個城市，也是人均收入越低的區域平均彩禮越高。劉國英介紹，以南昌市為例，市區的平均彩禮目前約為12.8萬至18.8萬元，而南昌的縣域彩禮水準均高於18.8萬元，“南昌一些縣的農村彩禮更高，起步價已經超過20萬元。”
過去20年，經劉國英介紹成功的新人超過1000對。按照她的觀點，女方在相親市場匹配結婚對象時，經濟能力是硬性條件。
“在農村，這個硬性條件就是彩禮，在城市，雖然女方要的彩禮少，甚至不要彩禮，但對男方的隱性經濟能力要求更高，比如工作單位的性質、職務、學歷、在市區是否有房。”劉國英說，彩禮低並不意味著女方要求的條件低，“反而更值錢。彩禮你可以去借，工作單位、學歷你能借得來嗎？借得來的就是詐騙。”
劉國英的另一個直觀感受是，江西畸形彩禮的一個重要誘因是男女比例嚴重失調，男多女少，這一現象近年來在農村地區尤為突出。
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江西省90後人口性別男女比例達到120.8∶100，高居全國第一。這個群體正是近年婚戀市場的主力人群。
此外，農村男性限於學歷、工作性質、經濟能力等因素，大多數農村男性很少能娶到城市女性，而農村女性與城市男性結合的難度則小得多，因為男性普遍不太在意女性的經濟能力。
“江西的天價彩禮基本出現在經濟欠發達的農村地區，這些地區的男性在婚戀市場上處於絕對弱勢的地位。”劉國英說。
劉國英本人對畸高的彩禮持否定態度，她見過男方四處借錢給女方家湊彩禮，“這已經脫離了婚姻的本質，也背離了彩禮這種傳統婚俗的初衷。”
但她也不贊同一味指責女方父母貪婪。“離婚率越來越高了，現在的婚姻關系不穩固，這也是事實。女方父母會認為彩禮是婚姻的一種變相的保障。”她說，“你為了娶我傾家蕩產，那你就不敢那麼輕易拋棄我。”
劉國英介紹成功的1000多對新人，只有1例因為彩禮問題鬧過不愉快。當時，男方被迫借錢付給女方28.8萬元彩禮，但兩人結婚後，男方對女方很好，女方的父母見狀返還了彩禮，給兩人裝修新房。
“彩禮問題，從根本上說取決於女方和女方父母的態度。”這是劉國英的結論，“誰會不希望自己的女兒過得好呢？一個女人要是鐵了心嫁給一個男人，誰又攔得住？”
僵局張翊國有些生氣。他問坐在旁邊的外婆：“為什麼還要給他們親戚錢？”女方的父母、舅舅和幾個親戚都在，他的父母、舅舅和外婆也在，可他已經不想再顧及對方的顏面了。
外婆告訴他，“你不給也要給。”對方父親聽到後則說，“我們這裏就是這樣的，都是要這樣給的。”張翊國和未婚妻是同鄉，但談判之前對這項鄉俗一無所知。
父親見狀趕忙插話，“什麼錢不錢的，你們隔壁村出多少，我加200元，大家都圖個吉利。”嶽父笑了，“親家公蠻客氣。”
張翊國給嶽父拿來一張空白的A4紙，對方父親列的禮單寫滿三分之二：訂婚當天，婆婆給兒媳見面禮5880元，改口費5880元；女婿給嶽父母紅包各3880元，給小姨子紅包2880元；給女方大爺爺（嶽父的大伯）紅包1280元，大奶奶1280元，二爺爺1280元；給女方外公外婆紅包各1280元；女婿給女方三個舅舅、舅媽紅包各1280元；給女方叔叔嬸嬸紅包各1280元；給女方大姨大姨夫紅包各1280元；給兩個媒人各1280元；給女方親戚家8個晚輩小朋友各380元；給女方5個遠房表親各680元。
“這就是一場買賣。”張翊國徑直把未婚妻拉到陽臺上，“你爸怎麼要這麼多錢？這些錢都是從我們這個小家出的，留著給你買口紅不好嗎？”
“我也不知道。”讀過大學的未婚妻同樣一臉震驚。她把父親叫到外面。張翊國沒聽到未婚妻說了什麼，但對方父親的斥責清清楚楚地傳到他耳朵裏，“你小時候我多疼你，現在怎麼為外人說話了？”
未婚妻回來，拉住張翊國的手，低著頭不說話。張翊國明白了，攥緊未婚妻的手，也不說話了——畢竟他們真心相愛。
張翊國的外婆說，“女婿家都這麼客氣了，你做嶽父的不需要表示一下嗎？陪嫁輛車也不過分吧？”
對方父親臉上寫滿為難，“這兩年沒掙到錢，能力不足，陪嫁輛車的希望不大。”
張翊國的父親手撐在嘴上，冷笑一下。雙方人馬陷入沈默。父親笑著打圓場，“錢不錢的都沒事。”
最後是酒席錢。按照當地習俗，女方家的酒席錢也要男方出，酒席上隨的禮金女方收。嶽父說，這項費用需要4萬元。
張翊國的舅舅說，“現在都什麼時代了？你一個做嶽父的多少要出一份力量吧？”
激將法對恪守當地婚俗的嶽父毫無作用。他說，農村人把女兒培養成大學生很不容易，而且這些年他跑運輸確實沒掙到錢。
舅舅又拿張翊國的姐姐舉例子，她出嫁，張翊國的父母對女婿分文不取，還贊助了幾十萬元。對方父親卻說，“那是我親家能幹，有條件。”
張翊國一家無話可接，再次陷入沈默。
危險的彩禮如果男女雙方就彩禮問題談崩，最壞的結果是什麼？
“有可能會演變成刑事案件。”宗月英說。她年近70，2010年開始擔任江西衛視《金牌調解》欄目觀察員，在節目內外參與調解了2000多例糾紛，以婚姻家庭類糾紛占比最高。
2019年4月，江西省鷹潭市發生一起因彩禮糾紛引發的命案。一位農村青年舉債訂婚，共花費40多萬元。女方因生活矛盾要求退婚，兩人未就彩禮退還問題達成一致，男子將女子殺害。
宗月英調解過一起類似糾紛。2020年5月，南昌市青山湖區一位老人報警稱其子與兒媳協商離婚時因彩禮退還問題引發糾紛，雙方互毆，均有輕微傷。
宗月英團隊介入調解後發現，男女雙方均為青山湖區農村居民。男方舉債訂婚，共花費約30萬元。雙方經親戚介紹認識，見過三次面就登記結婚。女方父母將彩禮交給女兒，男方隨即外出務工還債。
婚後約半年，雙方因聚少離多、性格不合均同意離婚。男方要求退還一半彩禮，女方只願意退2萬。這對新婚夫妻多次互毆。兩人的家長調解失敗，雙方親友爆發肢體衝突。
宗月英團隊調解了至少5次——前三次勸和均告失敗，後兩次勸女方多退點彩禮。最終，女方退還6萬元，雙方相互退還金銀首飾。令她印象深刻的是，男方收到退還的鉆戒後，還找人鑒定真偽。兩人簽署離婚協議後，男方再次外出務工還債。
“這就是一場鬧劇，如果不是男方的媽媽報警，很可能就發展成刑事案件了。”宗月英說，“江西的彩禮有時候真能把人逼上絕路。”
以崇仁縣為例，宗月英介紹，當地的彩禮高達上百萬元——當然，這是她的經驗評估。2019年6月12日的一篇公開報道顯示，崇仁縣司法局成功調解一起發生於該縣三山鄉的彩禮退還糾紛，“訂婚花去的費用總計50余萬元”。
崇仁縣政府工作報顯示，2019年該縣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7574元。按照這個收入水平，在這起糾紛中，50余萬元的結婚成本相當於一個農村居民大約30年的可支配收入。
調解過2000多例糾紛的宗月英感到困惑，“彩禮是一種習俗，出於對女方的尊重，應該給。但是拿彩禮要挾男方，搞得男方傾家蕩產還一身債務，我無法理解。”
例外訂婚儀式在張翊國的農村老家舉行。當天，未婚妻為張翊國一一介紹禮單上他還沒見過的親戚，他則需要一個個發紅包。
彩禮放在八仙桌上，嶽父帶來一個公文包，全部塞進去。按照嶽父事前的口頭承諾，訂婚儀式結束後，他會把彩禮和一些份子錢交給女兒。親友們在傍晚散去，未婚妻回家找父親。彩禮和份子錢大約有24萬元。
未婚妻帶來一個壞消息，嶽父去銀行為自己新開了一個戶頭，存了三年定息，這24萬元中甚至包括張翊國的父母給兒媳的改口費。“等你們辦完婚禮，我把沒用完的錢給你，這已經是莫大的恩情了。”嶽父說。
張翊國的父親感到震驚，“我活了四十多年第一次見到連女兒的改口費都要拿的。”
這都是當地習俗。一門婚事，女方父母可以不用出錢，也不需要給陪嫁。但恪守習俗的嶽父並沒有完全遵守習俗，訂婚那天他沒有給張翊國改口費——這也是當地婚俗的一部分。
“你嶽父為什麼不給你包紅包？”舅舅和叔叔問張翊國。他自己也不知道。
讀大學時，張翊國認為一些網絡信息和傳言以彩禮問題把江西妖魔化。他曾捍衛自己的家鄉，認為江西的彩禮問題無傷大雅。
如今深陷其中，他開始痛恨嶽父母的守舊和精明，甚至認為江西的彩禮已經異化為一場與婚姻本身毫無關聯的買賣。
“就像九江銀行想出彩禮貸這個餿主意，說明當地的彩禮市場多畸形。”他說，“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他語氣誠懇。
他聯想到姐姐的婚事。父母不但沒收彩禮，還贊助姐姐姐夫三十多萬元。姐夫感動不已，和張翊國的父親相處融洽。
張翊國的母親也疼愛女婿，不僅記住了女婿愛吃的菜，還稱呼女婿為“兒子”。但張翊國知道，這是家鄉的個案。
有時候，張翊國會羨慕姐夫。他和嶽父母的關系也許已經沒有可能像姐夫和自己的父母一樣。他和嶽父的微信對話框裏，只有逢年過節他的轉賬記錄和嶽父的收款記錄。他嘗試過和嶽父親近，問他吃了沒有、身體怎樣，嶽父的回答都很簡短。
他唯一能做的，是盡快忘掉這段經歷，不以此為借口和愛人吵架。
2020年5月，民政部印發《關於開展婚俗改革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確將著手對天價彩禮、鋪張浪費、低俗婚鬧、隨禮攀比等不正之風進行整治。
事實上，早在2017年5月，江西省民政廳就下發了《關於推動婚喪習俗改革促進鄉風文明建設工作方案的通知》，提出到2020年，江西全省100%的村規民約中，要包含婚喪習俗改革的內容。
“可問題在於婚姻法和民法典都沒有規定結婚不能收彩禮，至於收多少，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民不舉官不究。”宗月英團隊的一位法律工作者說。
宗月英的理想是解決矛盾背後的矛盾，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化解矛盾。但彩禮背後的矛盾究竟是什麼？
“女性越來越稀缺，尤其是在農村。所以農村男性除了出天價彩禮，沒有任何選擇。”宗月英說，這是一個社會問題，已經超出她能調解的範疇，只能寄希望於女方父母觀念開明。
彩禮引發的矛盾隨處可見。
2021年3月29日晚上，南昌市紅谷灘區鳳凰大道上的一輛網約車裏，後排年輕的拼車乘客不停催促司機提高車速。
他在發送微信語音，“我快到了。你知道以後見一面多難嗎？”“能不能再和我吃一頓飯？”對方無應答。
“結婚為什麼要這麼多錢？我才工作幾年啊？我能拿出來嗎？”“你不是說你會和你爸媽爭取嗎？”還是無應答。他降下車窗，夜風灌滿後座。
下雨了。他給對方打電話，語音提示對方正在通話中。他又發了一條微信語音，“讓我再見你一面。”依然無應答。
車子在鳳凰大道和翠苑路交叉口停下，前排拼車乘客下車。網約車駛入雨夜，往南昌西站的方向一路駛去。
（文中劉國英和張翊國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