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我從學校回來，天已經快黑了。七媽招呼我：“秉德，你伯伯就要回來了，今晚天氣也不太冷，你到大門口去迎一迎，陪他多走會兒路，這兩天他總在開會，活動太少了。”
“好！”我答應一聲，就蹦蹦跳跳來到大門口。
汽車進了大門，伯伯就下了車。我迎上去說：“伯伯，七媽說讓我陪您走回家。”
“好啊！”伯值隨和地笑著，與我一邊走一邊聊著家常，“秉德，剛剛接到信，你六爺爺就要到北京了。”
“哪裏來的六爺爺？”我忍不住好奇地問，“伯伯，我過去有爺爺、四爺爺，他們都去世了，現在又要來一個六爺爺，我怎麼有那麼多個爺爺呢？”
“我們周家是個大家庭，你爺爺輩親兄弟加堂兄弟共有11個。論大排行，你爺爺排行老七。這位六爺爺是你爺爺的堂兄，他是你爺爺輩裏過去做事地位最高的一位了。現在你爺爺輩還健在的也只剩下這六爺爺了。”
“六爺爺他現在有多大年紀？”
“六爺爺今年也有七十六七歲了。”伯伯擰起眉頭想了想說，“當年，你爺爺輩的兄弟們都去拜過紹興師爺，給人家做徒弟，但多數都沒學成，只有你二爺爺、六爺爺學得較好，你六爺爺還中了舉人，做了師爺，後來曾給袁世凱做過秘書，在中南海辦過公呢。”
“袁世凱不是壞人嗎？”我有些吃驚，不禁脫口而出。因為伯伯一向疾惡如仇，想當年爸爸脫離革命，伯伯都抹下臉來批評他，而六爺爺曾經給壞人當過秘書，當然是為虎作倀，伯伯為什麼反而和他親呢？那個時代，學校裏的教育都是非常直觀的，紅就是紅，黑就是黑，不革命即反革命，從來沒有什麼中間道路可選的。
“秉德，看事情不能那樣簡單，你六爺爺做事的那個年代，共產黨還沒有誕生嘛。他在袁世凱的大帥府辦事處任秘書時，曾經力主南北議和，並一再為南北和平統一而奔走呼籲。袁世凱一宣布要稱帝，你六爺爺就提出辭職回到淮安，帶著兒孫住在離駙馬巷不太遠的一幢條件比較好的房子裏，我小時候就聽說，這房子是《老殘遊記》的作者劉鶚的故居。”
“伯伯，你一說住那幢房子的爺爺，我記起爸爸和我說老家事時提到過他。就因為你學了洋學堂，參加了革命，那位爺爺就以你為反面教材，再不準自己的兒子讀洋學堂，都關在家裏請私塾先生講四書五經呢！”
“這我也知道。”伯伯點點頭抱著雙臂站住了，“不過，這也是事實。當年我如果不離開淮安，不到沈陽、天津讀書，也不會走上革命道路，也可能和留在家鄉的兄弟一樣沈淪下去呢！”
從隨伯伯住進中南海後，我才知道我們周家之大，親屬之多！真是隔三岔五就有人往西花廳自報家門，周姓為多，其次陳姓，魯姓也有過。我聽成元功等幾位工作人員算過一次，新中國成立後一兩年間，敲西花廳大門，自稱是周恩來親戚的不少於100人！我伯伯離開淮安老家時才12歲，對許多人都不清楚哪房哪門的，於是常叫我帶條子回家去問我爸爸。爸爸離家較晚，對各房親戚關系、名號有所了解。為了能對周家各房的關系、名字理出頭緒，1964年春天，由爸爸一房一房地說，我一筆一筆地記，列出了一張世系表，沒想到這張家表還真的派上了不少用場。
“秉德，你還小，但有一條你要記住：看人一定要從大處著眼，不能苛求，尤其是生活在舊時代的老人，只要他做過對人民有利的事，就應該記住他。就像你六爺爺，他當官時曾為人民做過兩件好事，這是不應該忘記的：第一，他在江蘇督軍李純秘書長的任上平息了江、浙兩省的一場軍閥戰爭，使人民的生命財產免遭了戰火的塗炭；第二，袁世凱稱帝時，他沒有跟著袁世凱走，這是他政治上有遠見的地方。你六爺爺是1929年舉家搬往揚州的，‘七七事變’後，揚州被日本人占領，他的舊交摯友中有些人當了漢奸，出於他的名望，日偽方面也曾多次請他出山，你六爺爺不卑不亢，堅持隱居。1946年，他從報紙上得悉我到了南京，即刻專程趕到南京梅園與我見面。如果不是國共和談很快破裂，我又離開南京，那時我就該把老人接到身邊。唉，忠孝不能兩全，對生我的父親，特別是養育我的四伯父，我都沒有報答他們的養育之恩。現在你六爺爺要來北京，我可以盡—個晚輩的義務和孝心了。”
周恩來夫婦和六伯父周嵩堯
“六爺爺來也住在西花廳嗎？要不要把我們的房子騰給他住？”
“不用，你六爺爺的住處我已經安排好了，住在遠東飯店。那是政務院交際處所屬的一個招待所，裏面已經住了不少知名人士。這次你六爺爺帶一個成年的孫子周華章來京，照顧他的起居生活。”
伯伯的聲音不大，卻非常有磁力，就像是從心靈深處發出的仿佛帶有歷史回音的聲音。他點頭的片刻，我已經把伯伯那種對前輩的真情和孝心深深地烙在心裏。
六爺爺到中南海西花廳的那天，伯伯、七媽特意把爸爸、媽媽及我們孩子們都接到西花廳，全家聚齊，為六爺爺接風洗塵。六爺爺滿頭銀發，白須飄然，一身黑布中裝棉衣褲，一雙白邊黑布棉鞋；雖已是七十有七，可腰挺背直，面紅帶笑，思維敏捷，談吐瀟灑。盡管一身布衣，可老人家見過大世面的坦蕩自若和日月風霜磨煉出的仙風道骨絲毫沒受影響。
伯伯、七媽站在西花廳的大門口迎接。六爺爺下車後，伯伯伸出雙手緊緊握住老人的手，親切地招呼說：“六伯父，一路上辛苦您老人家了。這次來，就不用再回蘇北老家了，既來之則安之吧。”說著，連忙招呼七媽過去和六爺爺見面。那天，伯伯和七媽一直陪坐在六爺爺身邊，與老人談笑風生。我坐在伯伯對面，註意到伯伯一雙烏黑明亮的眼睛一直註視著六爺爺，含笑的眼神中透露出尊敬和關切；而六爺爺的神態則是越發自然輕松，談天說地，不斷發出朗朗的笑聲。而那屬於伯伯特有的專註眼神，當時讓我印象特別深刻。
1951年7月29日，中央文史館正式成立，六爺爺由政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因為齊父曾和我六爺爺是同僚，齊對他比較了解，就提名了他）推薦，經擔任政務院總理的伯伯親自批準，正式被聘為首批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這也是伯伯對自己所有親屬中，親自做過的唯一一次職務任命或者工作安排。
後來，我常聽六爺爺的孫子華章哥哥說：六爺爺學習可認真了。那時《毛澤東選集》還沒出版，為了提高自己的覺悟，跟上新社會的發展，77歲的老人家，每天吃罷早飯便戴上老花鏡，鋪紙研墨，手握毛筆，用蠅頭小楷，工工整整，一字不漏地抄寫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華章哥哥怕老人累著，勸六爺爺不要抄，告訴他書很快會印出來的。老人家卻執意不肯，他說這是古訓，也是他多年來養成的學習習慣：買書不如借書，借書不如抄書，抄一遍，記得準，記得清，也更容易理解。他老人家也確實學有心得，聯系自己的滄桑經歷，提筆寫文章向報社投稿，贊頌新中國的成立，贊頌共產黨的領導。
1951年，在建黨30周年的紀念會上，六爺爺還被推選為中央文史館的代表，和擔任過毛主席老師的中央文史館館長符定一先生一起向毛主席敬酒，表示衷心的祝賀。
自從六爺爺來到北京後，西花廳再不用擔心找上門來冒名認親的人了。1951年11月，六爺爺曾特意給伯伯的行政警衛秘書何謙寫過一封信，詳細說明了當時在世的遠近親戚，近百人的關系、姓名及現狀等。他老人家親自用毛筆工工整整抄寫出的有3000多字，這是當時關於伯伯親屬最為全面具體的一份資料。
——摘編自《我的伯父伯母周恩來鄧穎超》 金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