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賾韜
2020年，正值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之際，以思考女性人生見長的德裔美國作家愛倫·瑪麗·懷斯曼出版了長篇小說《收養遺孤的人》（The Orphan Collector），該書出版後廣獲好評，登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單。小說的故事設定在1918大流感期間，講述了13歲小女孩皮亞·蘭格因流感痛失父母，以及皮亞鄰居伯妮斯·格羅夫斯因流感喪子之後發生的點點滴滴。
一如書名，懷斯曼聚焦了先前1918大流感歷史研究言之未詳的“流感遺孤”。揆諸史記，“流感遺孤”絕非小說家構想出來的虛擬角色，這個群體在1918到1922年疫情大流行期間廣泛存在，造成了復雜的社會問題，並在疫情平息後的歷史上留下了很多倫理、法治、社會經濟結構性方面的“後遺癥”。
《收養遺孤的人》（The Orphan Collector）書影
瘟神降臨孤兒院
當歷史行進至1918年，美國等國家已建立起相對成熟的現代孤兒收容、教養體制。不過與普通學校的情況類似，1918大流感期間諸多孤兒院因人員密集而暴發了嚴重的院內疫情，為數甚多的孤兒因此蒙受更大不幸，相當一部分悲慘地淪為了瘟神的“鐮下鬼”。
1918年9月29日，美國新澤西州特倫頓的聖米迦勒孤兒院鳴響喪鐘。當日，該院年僅11個月大的女童伊麗莎白·蒂多因罹患流感不幸夭折。伊麗莎白病死時，聖米迦勒孤兒院正因流感疫情面臨嚴重的人道危機。由於每日都有新增病例，這家孤兒院裏兒童、員工的總感染人數很快超過90人，止不住的劇烈咳嗽聲與撕心裂肺的兒童啼哭聲交織在一起，令人聞之心碎。囿於衛生條件及居住密度（無法像普通學校一般停課“避疫”），孤兒院往往是城市疫情的重災區。舉例而言，1918年10月24日至31日短短一周內，美國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的猶太孤兒院裏猛增123名確診病例，占到同期全市報告流感病例的八分之一強。
大疫之下，“無路可逃”的孤兒們並不“無依無靠”，多方力量都在積極介入，幫助他們度過難關。
許多孤兒院盼來了外界的有力支持。1918年10月，路易斯安那州新奧爾良市的聖文森特孤兒院暴發院內流感疫情，50多名兒童和絕大多數保育護士罹患嚴重流感。危難關頭，《新奧爾良婦女報》發布告示，征募誌願者、慈善物資支援聖文森特孤兒院。很快，愛心如潮水般湧來，先是多名富有嬰幼兒照料經驗的婦女請纓入院，接替病倒的保育護士開展工作。隨後，慈善人士征得的厚被單、毛巾等保暖物資，也被緊急送進聖文森特孤兒院用於患兒床鋪。經多方努力，1918年秋冬季至1919年春季的流感流行高峰期間，聖文森特孤兒院只有兩名兒童不幸因流感夭折。10月底，德克薩斯州達拉斯的“巴克納之家”孤兒院出現流感疫情，四名患兒伴有肺炎癥狀，其中一位素來身體強健的八歲兒童死於流感並發肺炎。疫情起初，受全社會醫療資源告急影響，“巴克納之家”無法找到醫生為患兒、確診保育護士提供救治。但情況在10月24日有所改觀，經過多方協調，四位職業醫生開始定期赴“巴克納之家”巡診，當地醫院的幾名實習護士也被抽調到孤兒院裏分擔保育護士的沈重壓力。由於流感患兒在病程中往往會大量出汗、嘔吐下瀉，因而“巴克納之家”亟需大量清潔的睡袍、被單耗材。消息一經發布，社會愛心人士踴躍捐贈，在極短時間內滿足了各項需求。
1910年代的美國孤兒院
也有孤兒院在主辦方的積極協調下得到了相對充足的抗疫保障。1918至1919年大流行期間，美國費城天主教孤兒院裏共有259名兒童罹患流感，五名駐院修女護士也病得很嚴重。為救孤兒院於水火，當地教會迅速指派多名供職於其他孤兒院的修女到天主教孤兒院接手工作。參與救治的醫生記述，馳援的修女們常常為照料患兒忙到深夜，“淩晨一點到三點還在值大夜班的情形很普遍”。同樣，1918年11月，當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孤兒院內暴發流感疫情，並因此封閉四周的灰暗時刻，該院較年長的孤兒在院方鼓勵引導下充當起照顧年幼流感患兒的“護士”。同時，這些年紀較長的孤兒還策劃了精彩的聖誕季活動，給處於疫情陰霾中的孤兒院帶來了一絲濃情暖意。
然而，也有一些孤兒院在流感疫情期間選擇退卻，為保護員工安全而侵蝕甚至漠視孤兒們的生命健康權利。1920年2月，美國肯塔基州梅德韋孤兒學校暴發嚴重的校內流感疫情。為保障教職工人生安全，校方關閉了學校，並暫時遣散所有未感染教工回原籍休養。受此影響，校內孤兒的看護、教育力量大為縮減。
總體而言，在1918大流感橫掃全球的艱難時刻，社會治理水平相對較高的城市大多積極對待孤兒院疫情，多方攜手盡全力捍衛孤兒們的生命尊嚴。不過，新的問題很快如潮水洶湧而來，只是這些問題不是發生在孤兒院鐵門內，而是越來越多的兒童因流感淪為孤兒，孤兒院的鐵門無力招架魚貫而來的“流感遺孤”。
成為“流感遺孤”
什麼是“流感遺孤”？與我們按今天習慣推想的“父母均死於流感”不同，當時西方世界的社會經濟背景，決定了1918大流感“遺孤”的定義要寬泛許多——母親在世而父親（主要撫養條件供給者）死於流感的兒童，也被時人視作“流感遺孤”。據1918年11月22日《拉什維爾紀事報》援引紐約衛生部門負責人透露的數據，截至當天，紐約市全城範圍內已有21000名兒童因流感喪失雙親或父親，成為“流感遺孤”。
紐約的數據驚人，卻並非極端個案。翻閱各地區文獻，“流感遺孤”的數量都很是龐大，這或許與1918大流感對青年群體“毒性更強”，而少年、老年群體反而“抵抗力較好”的臨床特征有關。舉例而論，截至1919年5月，南非開普敦城區範圍內也有至少2000名兒童淪為“流感遺孤”。又如1918年12月2日，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衛生部門據前期大致摸排指出，僅舒爾基爾縣就有大約5000名兒童符合“流感遺孤”定義。照此演算，全賓州那時至少已有50000名“流感遺孤”！同期賓州紅十字會落實的調研也顯示，該州“‘流感遺孤’非常之多，並且即便幸運地沒有父母雙亡，許多孩子的家庭還是在流感中遭受重創”，因而事實上，或者說情理上的賓州“流感遺孤”，人數要遠超五萬。
1918大流感期間兒童在排隊領取餐食
除了冷冰冰的數字，大流感期間，許多媒體也發布了兒童淪為“流感遺孤”前後的悲情故事。這些讓人動容的新聞，不單在當時的社會上引起一定憐憫思潮，時至今日，讀之仍覺萬分揪心。
1918年11月，美國阿肯色州山區的費伊·威茲德姆夫婦，在搬遷往愛達荷州魯珀特新居的路上感染流感，不久後便因重癥肺炎在17個小時內相繼過世。與其同行的，是剛剛年滿三周歲的幼子。可憐的小家夥就這樣在異鄉成了孤苦伶仃的“流感遺孤”。1919年12月15日，美國維吉尼亞州坎伯蘭縣不到一歲半的幼童瑪莎·馬丁因流感並發肺炎去世。而在小瑪莎出生才四個月的1918年10月，她的父母已經雙雙因流感並發肺炎暴亡。成為孤兒後，小瑪莎被祖父母帶到身邊撫養，但是沒曾想到，這孩子最終還是葬身於流感病魔之手。12月17日，小瑪莎魂歸橄欖山公墓，落葬在她父母身旁，可憐的一家子以如此催人淚下的結局，重逢相擁。
1922年1月13日，加拿大自治領安大略省發生了一起人間慘劇。罹患流感的一對印第安夫婦在狩獵途中暴斃，他們的六個孩子一夜之間淪為孤兒。比之城市裏的“流感遺孤”，這六名印第安孤兒的處境更為兇險——他們一家獨自生活在大雪齊腰的深林中，沒有任何快捷通訊設備，最近的鄰居住在三十英裏開外。望著父母在病痛中咽下最後一口氣，六個孩子中的長兄阿奇莫決定獨自前往鄰居家求助，為自己和弟弟妹妹們謀取一線生機。經過長達兩天的艱難跋涉，阿奇莫終於領著鄰居約翰·欣古什趕回自己家中。當他們掀開帳篷外簾，眼前的景象讓他們淚流不止——還不會做飯的五個弟弟妹妹實在挨不住饑餓，直接啃食起又腥又硬的生駝鹿肉條。稍微年長一點的孩子把家中家具點燃，生起火堆，在攝氏零下幾十度的冰天雪地裏求取些許溫暖。孩子們父母的屍骨已然凍成堅冰。囿於體力所限，孩子們沒法幫助父母入土為安，因而即便兩具遺體都是高危傳染源，孩子們也只能與之共處一室，完全暴露在病毒魔爪之下。震驚之下，約翰·欣古什迅速將五個孩子放上狗拉雪橇，一路狂奔趕向最近的城鎮沃特科姆。接診醫生第一時間給五個可憐的孩子提供了食物，並給他們進行了身體檢查。可悲的是，五個孩子均已傷到元氣，醫生遺憾地表示他們可能活不了多久。
誰來照料“流感遺孤”
與憐憫之情同步擴散開來的，是棘手且不斷新增的“流感遺孤”安置問題。1918年10月12日，美國費城兒童衛生事務負責人向媒體表示：“目前我們面對的糟糕情況前所未見，數百名兒童因父母死於流感或罹患重癥流感而無人看管。最麻煩的是根本沒有地方可以安置這些特殊的‘流感遺孤’，（由於疫情風險）我們顯然不能把他們送去普通孤兒院。1919年5月4日，美國《特倫頓晚間時報》的新聞評論談到：“流感殺死了患者，也衝散了家庭。這場疫情留下了如此眾多的孤兒，以致兒童福利機構將因之耗盡資源。”
各方力量很快行動起來，共同守護“流感遺孤”。首先是以紅十字會運作模式為基礎的疫情期間臨時照護。1919年4月，正值澳大利亞流感大流行高峰。在危急時刻，悉尼的青年女誌願者主動擔負起照顧“流感遺孤”的重任，她們有的為孤兒們縫制衣服，有的給孩子們烹飪可口餐食以緩解他們的喪親之痛，有的更是整夜守護在“流感遺孤”床前，伴他們度過艱難歲月。而在1918年11月的美國費城，經衛生部門與紅十字會密切聯動，當地失去主要撫養經濟來源的“流感遺孤”家庭在疫情最嚴峻時收到了一筆相對可觀的救濟金，這對生計無著的“流感遺孤”無疑是雪中送炭。
隨後，慈善人士的家庭收養也運行起來，實現了少量“流感遺孤”的長期撫養。1918年11月初，來自紐約的凱裏夫婦宣布他們將盡己所能收養“流感遺孤”，這對膝下無子嗣的夫婦家境較好，丈夫是一名公職人員，夫婦二人均非常喜歡小朋友。凱裏太太接受媒體采訪時談到：“‘流感遺孤’的窘迫境況深深觸動了我的善心，因此決定收養那些由於疫情痛失父母的兒童。”1920年7月13日，賓夕法尼亞州哈裏斯堡的《愛國者報》發布求助啟事，為本地一名20個月齡的孤女征求代養家庭。這名女童的父親陣亡於法國前線，母親則在她未滿周歲時因罹患流感死去。消息發出當日，即有15戶家庭向政府遞交收養申請，最終韋澤伯格夫婦被選中，他們將撫養這名女嬰直至其成年。由於“流感遺孤”頗能在疫情期間引發慈善人士的憐憫，因而當時很多領養活動都會優先考慮“流感遺孤”。譬如1918年11月20日西弗吉尼亞州費爾蒙特舉辦的一場孤兒領養會上，十四名被收養兒童中有十二人系“流感遺孤”。
1918大流感期間佩戴口罩的兒童
家庭收養、友人領養雖好，但畢竟是杯水車薪。上文提及的1919年5月4日《特倫頓晚間時報》新聞就指出，沒有任何一樣個體慈善行動能長期、根本地滿足“流感遺孤”照顧需求。1918年10月底，華盛頓特區慈善家、社區服務領袖塞西爾·諾頓小姐對《華盛頓時報》表示：“各社區中心遞交上來許多報告，裏面有關‘流感遺孤’的記述觸目驚心……很多兒童的父母死於流感或正在遭受流感襲擾，他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諾頓也提到，雖然目前部分“流感遺孤”會得到善良鄰居的暫時撫育，但是這些鄰居的家庭往往成員眾多，本身開銷就很大，“流感遺孤”的加入對他們而言無疑是沈重負擔。有鑒於此，引入多元化的社會慈善力量，興建專門機構勢在必行。
1918年10月22日，馬薩諸塞州公共衛生應急委員會表決通過了“流感遺孤”援助計劃，由政府出面組織力量撫養數以千計的本州“流感遺孤”。馬薩諸塞州的這項計劃明確界定，凡符合“父母雙方或家庭主要經濟來源提供者因流感去世”的兒童，均可納入“流感遺孤”群體享受公益照顧。同月，紐約衛生官員羅亞爾·科普蘭在該州斯塔頓島海邊的一所醫院裏開辦起托管機構，收養無家可歸的“流感遺孤”。11月14日，《太陽報》記者造訪時發現，這家孤兒院已入住了三四百名“流感遺孤”，且數據仍在增加。另一篇報道指出，除先期入住的數百人外，截至11月12日，羅亞爾·科普蘭張羅的“流感遺孤”院，已收到來自全美多個州的200余份入住申請。甚至有一位生活在加拿大自治領新斯科舍省的兒童，也寄來了他的申請表。為確保申請兒童陳述的真實性，特別是確定兒童父母是否因流感離世，羅亞爾·科普蘭組織人手對每份申請進行了專業復核，他本人也頻繁入戶走訪。
1919年7月11日，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兒童救濟委員會主任格林造訪紐卡斯爾指導當地“流感遺孤”安置工作。在和紐卡斯爾衛生官、流感疫情處置委員會秘書長召開的聯席會議上，格林建議紐卡斯爾盡快開辦一所專門照看“流感遺孤”的孤兒院。格林的提議很快付諸實踐，當年8月，紐卡斯爾流感疫情處置委員會決計，將恩莫爾大禮堂改建成本地“流感遺孤”收容所。同時，針對部分喪失父親，母親走出家庭工作謀生的“流感遺孤”，紐卡斯爾流感疫情處置委員會也貼心地籌劃了“白天幼兒園”，方便流感疫情造成的單親家庭在工作時段寄養兒童。
由於大部分孤兒將在孤兒院裏長期生活直至其成年，因而他們在院時間普遍較長，由此產生的收容成本也水漲船高。與此同時，多數孤兒的教育水平相對低，社會支持薄弱，成年離院後的生計普遍困難。為避免惡性循環，“流感遺孤”的勞動教育及“流感遺孤”院的經濟自給聯合提上日程。1919年4月10日，美國慈善誌願者發起捐款倡議，擬征集25000美元資金，在克利夫蘭開辟一座大型農場家園，讓“流感遺孤”得以安居，並在此培養將來足以供其謀生的勞動技能。如此轉變雖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流感遺孤”照料困境，卻在本質上、實踐上遠勝過其他慈善援助形式。
更深層次的問題
孤兒入院並不是“流感遺孤”安置的終點，仍有一連串的更深層次問題尚待解決。
首先是頂層設計層面的“誰來管”困境。1918年11月18日，《紐約論壇報》的一段新聞介紹了近期該市兩部門會同辦理“流感遺孤”收容的情況：“教育部門的特派小隊將繼續搜尋城中的‘流感遺孤’，該小隊受衛生部門調遣指揮，目前已經將400多名紐約‘流感遺孤’轉運至科尼島的海濱醫院。”這是當時“流感遺孤”收容的一般模式，即衛生部門（特別是流感疫情處置委員會）舞動指揮棒，調動各方力量具體落實。然而，這一制度的深層次漏洞是，一旦衛生緊急狀態結束，“流感孤兒”的撫養問題顯然不應再由衛生部門繼續負責。轉手交接之後，“流感遺孤”很容易連同1918大流感一起變為“被遺忘”者，相關物資、人員、政策保障很難有效跟進。
1918大流感期間一家臨時改建的兒童診療所內景
其次是“流感遺孤”無論喪失單親亦或雙親，都會陷入經濟窘境。除了“吃飽穿暖”的基本生存條件外，他們的心靈成長、童年生活也亟需外界援助。1919年聖誕節前夕，澳大利亞昆士蘭州布裏斯班各界聯合發起“玩具募捐”，向一戰陣亡將士遺孤及“流感遺孤”贈送玩具。一位接受當地《每日郵報》采訪的一戰遺孀表示，她的丈夫在前線因流感去世，此後她獨自撫養孩子，經濟異常窘迫，孩子從來沒機會像同齡人一樣擁有屬於自己的玩具。“沒有自己的玩具”應當是“流感遺孤”的普遍難處，而缺少創傷後心理疏導、低齡兒童從家庭進入孤兒院集體生活後不甚適應的問題，更是罕見關註。但這些“非物質”的關懷，對“流感遺孤”走出陰霾，重歸正常生活作用匪淺。
復次，由於“流感遺孤”是短時間內密集湧現的孤兒群體，因而在收養的雙向選擇面前，他們往往是“供需失衡”，“沒得挑，被人挑”，這就觸發了假借收養非法奴役兒童的倫理風險。1919年8月，澳大利亞紐卡斯爾流感疫情處置委員會接到多份申請，希望領養“流感遺孤”。其中，一張岡尼達寄來的申請函引起了委員會的警惕——申請人是一家餐廳主理人，他聲稱想領養一位十四歲的女性“流感遺孤”，並保證會給她營造一個溫馨的“家”。經過審慎分析，委員會判斷這位申請人的實際目的是打著領養的幌子，騙取童工的廉價勞動力。鑒於此，委員會一致否決了餐廳主理人的提議，並在《紐卡斯爾太陽報》上曝光此事，呼籲兄弟單位關註潛在的“廉價童工”勾當。
此外，收養“流感遺孤”的家庭、機構本身也存在不確定性，因而“流感遺孤”可能會遭受二次衝擊，再次面臨何去何從的抉擇。1918年12月20日，來自馬裏蘭州的費舍爾夫人領養了一名“流感遺孤”。費舍爾夫人的家庭構成和她領養孩子的家庭背景都很特殊，她本人養育有11名男孩和2名女孩，因此新加入的“流感遺孤”是這個超龐大家庭的第十四個孩子。而這名“流感遺孤”並不是第一次被寄養，幾個月前，當他父母雙雙因流感離世，他就曾被轉移到親戚家中代養。然而天有不測風雲，不久後收養他的親戚也罹患流感，並命喪黃泉。這名兩次喪失撫養人的“流感遺孤”自然心理創傷嚴重，而費舍爾家庭已有那麼多親生子女，不難想象她在照顧“流感遺孤”方面會有多麼力不從心，養子與其他子女間的同輩關系恐怕也很難洽睦。另一批“流感遺孤”命運更為淒慘。1919年9月，阿拉斯加朱諾地區的一處“流感遺孤”安置所突遭大火，約六十名“流感遺孤”及照料他們的當地民眾失去房屋，在殘垣斷壁間無家可歸。誰來再次收容他們？這的確是一個“燙手的山芋”。
需要關註的是，1918大流感期間“流感遺孤”的產生、收容都與所在地區的社會經濟狀況緊密關聯。一般而言，經濟基礎、社會治理基礎較好的地區，“流感遺孤”帶來的影響相對較小（主要是能得到較充分消化）。反面案例就不那麼樂觀了。譬如1920年5月，肯塔基州克洛弗波特孤兒院的員工們梳理發現，在1919年冬季入住的230名孤兒裏，很大一部分是“流感遺孤”，且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都來自經濟社會發展滯後的山區。1919年1月，當時美國發展滯後的俄克拉荷馬州開始推動俄克拉荷馬城的“流感遺孤”收養計劃。經協商，俄克拉荷馬城孤兒院及其附屬學校被確立為定點機構。然而，孤兒院的負責人清醒地對媒體表示，雖然該院將接收“流感遺孤”，但囿於空間及前期收容存量，他們只能提供“有限的名額”，顯然無法滿足全州“流感遺孤”的收養需求。比照紐約等先進城市的收容能力，俄克拉荷馬城顯然是“小巫見大巫”，也由此“禍小麻煩大”。
值得一提的是，筆者在多份報紙上目睹了一樁令中國人頗感自豪的新聞——1919年4月，法屬波利尼西亞塔希提島上的華商，決議集資捐建一所孤兒院，承攬當地“流感遺孤”的養育事務。中國人素有慈幼局、育嬰堂的孤兒照料傳統，此次建設“流感遺孤”院，正是中華慈善根脈在海外的一次成功落地實踐。或許那時“排華”風氣正盛的歐美政客很難想到，當他們還在喋喋不休爭吵收容方案時，中國商人已然默默建起收容院，讓飽經流感折磨的孩子們重見人生光亮。這段湮沒在歐美故紙堆裏的中國印記，理應得到更充分書寫。
責任編輯：鐘源
校對：欒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