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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陽是一座“魔幻”的城。
2021年，“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裏，
它榜上有名。
近年大力發展“大數據”的貴陽，
GDP增速曾經連續數年位居全國省會第一。
同時，在“中國最沒有存在感的省會”榜單上，
它也屢屢有名。
有人說，它是“文化荒漠”，很“野”。
年初，我們和幾位看過世界、
又回到貴陽的青年聊了聊，
真實的貴陽，究竟是什麼樣？
他們中有人在此創業，
疫情期間將全球首個滑板式超級底盤推向世界，
有人專註於在地文化，即便文旅業放慢了腳步，
也盡力過著朝九晚五之外的另一種人生，
還有人曾接受4元“時薪”，用積蓄為理想買單，
剛開業便遇上疫情……
他們如何在起伏裏蓄力、突圍，
磕磕絆絆但終究走出一條清晰的道路、
握緊生活的微光？
受訪者之一的80後創業者曹雨騰說：
“貴陽的年輕人多元、能跨界，
保持獨特的’野’，不輕易被束縛；
同時，他們也有本土關懷，
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些事情，
讓本地的精神生活更豐富。”
編輯 徐瑩 責編 鄧凱蕾 攝影 代超
外界對貴陽的認識，似乎難免如同這裏的地理和氣候：雲山霧罩。據說，過去還有不少“貴陽省貴州市”的口誤。
在這座“存在感不高的小城市”裏，一群年輕人在持續地為它寫下註解，廣東人袁鑾便是其中一位。他是“孤獨星球”（Lonely Planet）在國內的第一批寫作者，主導編寫的黔東南指南、貴陽指南，曾是多少外來人入黔的必備之物。
如果指南只有風花雪月、吃喝玩樂的旅行者視角，就沒意思了。他翻閱過大量的當地府誌、文獻，和學者交流，到實地體驗、觀察，乃至在貴陽創業定居、結婚生子。因此袁鑾的口頭或文字敘述，多少能勾勒起貴陽的某些過去與現在。
從他的介紹裏，我們看到一個可以“懷舊”的貴陽。明朝初年，可考據的貴陽城開始建造。兩道城墻、九座城門、四所樓閣，圍起城內的生活。
如今，“九門四閣”只剩下文昌閣，但舊時格局存在於貴陽人的心裏：舊城門連綴起來的地方，即雲巖區、南明區的部分地帶，才是“老貴陽”，文昌閣和不遠處的噴水池，是無可爭議的市中心。
電臺街，老貴陽的市井魅力在此
貴陽不排外，畢竟城市最初就由各地移民共同建造。抗日戰爭時，它是穩定的大後方，沿海城市的各界精英與三教九流，一下子湧入當時只有十萬人的貴陽，哪怕這段往事已經不被多少人知道，可文藝、醫學、城市建設的一夕繁榮，仍然改變了小小的山城。
整個城市一邊混雜，一邊向西擴展。當貴州進入“基建狂魔”狀態時，貴陽也在著力發展“大數據”。這裏氣候涼爽、地質穩定，連電價也給出了政策性優惠，於是在城市西邊，出現了一些山裏的數據機房。中國電信、騰訊、華為、蘋果等公司的雲存儲服務中心，紛紛落地。
2015、2016年左右，袁鑾感覺到，身邊回到貴陽的年輕人多起來，他們辦起了展覽、醞釀全新的城市文化、用非同以往的眼光打量或包裝家鄉的“遺產”。“我忽然發現，貴陽的氣場好像聚集起來了，跟以前那種很標準的三線城市的半熟人社會的生活，很不一樣了。”
去年年底，貴陽的“獨特女性展”
為什麼到北京工作過，又回到貴陽？我們問他。“在這座城市認真地去做一件事，似乎總是能獲得超出我能力之外的承認，甚至是帶著偏愛的，給了我很多認可，這樣的一種’舒適區’，我覺得特別好。去北京工作那幾年，挺思‘鄉’的，思這個地方，離不開。”
“機器人出沒，請小心避讓。”在貴陽白雲區的一處智能制造產業園內，貴陽小夥曹雨騰將這句標語貼在工廠外墻，這家企業是他和小夥伴喻川6年前一起創業的成果。盡管疫情阻滯了流動，他們也不得不暫時關閉一間海外辦公點，但還是通過元宇宙，與世界各地的同行們保持聯結。
“機器人”之一，一輛無人駕駛小巴正在測試道路上運行。看到我們新奇地打量一切，曹雨騰說：“很多時候，外界會覺得，貴陽在科技方面，不會做出特別厲害的事情。”
曹雨騰和PIX無人駕駛小巴
2014年，在北京工作的曹雨騰到家鄉辦活動，認識了當時正投入在無人機創業中的喻川，兩個同鄉人聊得很投契。那時候，貴陽的“大數據”發展政策剛拉開序幕。
再晚些，曹雨騰因為家庭原因回貴陽定居。“貴陽娛樂少，但還是有土生土長的力量想要做不一樣的事情，有給鄉村做互聯網公益教育的，有傳播苗族音樂的，有搞共創社區、屋頂種菜的。這個城市還是蠻有意思。”
喻川建築專業出身，從小學習編程，懂算法，喜歡動手做些發明、硬件。2016年，無人機項目終止，喻川邀請曹雨騰加入團隊，二人共同發起自動駕駛項目，想做一個通用的、最低成本的底盤，它能承載不同功能的移動空間，從而讓城市生活更智能且便捷。這是一個有技術含量、又能普惠更多人的創想。
滑板式超級底盤
無人駕駛小巴的不同應用場景
簡單說來，無人駕駛底盤就像一個“中臺”，以它為基礎，造車就像拼樂高一樣，搭出不同的“模塊化建築”——景區裏的自動駕駛巴士、商圈裏的移動商店、養老社區的巡檢車……
無人機項目打下了一定基礎，貴陽又有投資人、設備、工廠，無人駕駛項目順理成章地在這裏生根。最終，曹雨騰和喻川成功開發了全球首個滑板式超級底盤，現在正努力打造無人駕駛移動空間。
搭載於底盤上的一款機器人，可種樹
2018年3月，曹雨騰牽頭做了第一次線下社區活動“黑客馬拉松”，邀請到了30多位工程師，都是來自美國、新加坡、日本等不同細分領域的大牛，不乏知名公司的負責人與高校的科學家。這次活動後，貴陽政府也開始給予支持，最近的一次線下黑客馬拉松活動，就是在貴陽“數博會”上舉辦的。他們的無人駕駛底盤，也早已走出了貴州乃至國門，服務於不同國家的人們。到今年2月又要做活動時，考慮到新一波疫情風險，團隊發起了全球線上招募，給每位參與者提供一臺VR設備，預備在元宇宙裏造真車。
曹雨騰說：“貴陽這幾年發展大數據。這幫城市打出了一張科技型的標簽，過去，貴陽可能連一個標簽都沒有。而自動駕駛本身，也是把數據進行應用的體現，又是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的結合。其實貴陽一些服務普通人生活的數據平臺，也走得比較前。”
點綴在廠房裏的“小盒子”也是辦公區域
團隊成員們
團隊在北京、上海、意大利都靈等城市，都設有辦公室，而貴陽辦公室中，外地人大概占據了2/5。有曾經在大型汽車零部件公司工作過的貴州人，願意為了無人駕駛項目回來。
三年前，曹雨騰受到貴陽本地自媒體平臺的邀請，以“貴陽新青年”為主題做分享。貴陽新青年是什麼樣的？在曹雨騰看來，他們“首先是多元，能跨界，除了商業之外，也有價值追求；其次，保持獨特的’野’，不輕易被束縛；最後，要有本土關懷，做一些事情，讓本地的精神生活更豐富。”
付一浩和杜亞眉，算得上“貴陽新青年”。2021年，杜亞眉和袁鑾搭檔，主編制作了一本關於貴州的在地讀物《出山》，第一輯裏，一口氣討論了貴陽城的六百年，過去與現在，天上到地下，人文和生活。
杜亞眉在2016年回到家鄉貴陽，為這座城市的文藝生活帶來了改變。她原本在上海，從事廣告和展會行業，回來後，向前老板借了一個展覽項目，並斷續在貴陽做一些和商業藝術相關的展覽。
她也和朋友穆誌薇發起了關註本地年輕人生活方式的自媒體平臺“Guiyang Wow”。“有時候大家覺得貴陽是文化沙漠，但有很棒的年輕人回來了，圍繞著城市文化做些事，只是沒有得到系統的關註和梳理。”
貴陽在地展覽——Pump Love環保主題展
“貴陽新青年”分享會，就是杜亞眉與她的團隊最先組織的。做到第三屆時，她們認識了一浩。那時，他已經參與拍攝了不少有關貴州的視頻，部分內容就發布在公眾號“黔視今聲”裏。此後，兩個團隊不時合作，繼續記錄當地的青年故事和生活方式。翻看他們近三年的“筆記”，能認識在樓頂開籃球公園的人，住在山腳、做自然營地的人，開便利店的說唱歌手，講相聲的人……
一浩和杜亞眉，也從工作夥伴成為夫妻。一浩是遼寧人，30歲辭去了體制內的工作、進入傳媒公司成了“貴漂”，就這樣“貴定”了。
2020年疫情剛爆發時，二人所在的平臺要麼時時整合新消息，要麼盡力協調貴陽部分商家，為醫護人員送上消費折扣，或是在疫情的起伏波折裏，收集貴陽人的生活記錄，將靜止中的色彩片段們做成“線上展”——疫情期間做的第一餐飯、第一次聚會、第一次旅行、第一場婚禮……就像杜亞眉說的：用生活治愈生活，“工作和生活都受到衝擊，憂慮也伴隨著種種變化和不穩定而生。焦慮之下，學著隨機應變，多閱讀、運動，接受慢下來的節奏，在疫情的縫隙間享受生活，而生活最終也給工作帶來靈感。”
一浩和杜亞眉
夫妻倆很認同一個觀點：大城市的生活、工作方式無法直接克隆到貴陽這個西南小城。生在此地、活在此地，往往多一些生猛。
比如機車，中國最高級別的摩托車賽事（CSBK）就是從貴陽走出去的，一浩曾在路口等紅燈的時候，數過摩托車的數量，“一個紅燈的時長，單從一個路口過去的摩托車就有42輛。貴陽多山地、隧道，總要過橋、上山、下坡，騎摩托車的人自然多。”
受訪者之一賀爽也熱愛越野摩托
貴陽人好飲，白酒不必多說，但精釀文化也在發展。一浩告訴我們：“貴陽本地有一個精釀品牌叫TripSmiths，他家的酒廠幾乎每年要開一個party，到水庫邊露營，到河裏劃槳板、遊泳、釣魚。”
一浩及其團隊記錄過的貴陽年輕人們
一浩工作現場
“貴陽周邊水多山多洞穴多，自己去玩，成本能很低。”2021年初，一浩和團隊夥伴們組織了一次探洞，由當地做過藍天救援隊隊長的探洞大哥做向導，備好頭燈、雨鞋，所有的成本無非油錢和一頓飯錢。
杜亞眉和一浩所記敘的，正是另一種生活的可能性：朝九晚五之外的可能性。至於商業收入，一浩說，這幾年貴州發展快，用在宣發、文化創意領域的錢，會多一些，但對以傳媒為生的人而言，貴陽沒有很大的甲方，金融類、酒類，已經是本地少有的大客戶了，也能養活自己。
我們和付一浩、杜亞眉見面的咖啡館，在太平路。不長的一條街，多的是咖啡館、新式餐廳。
這條新晉“網紅街”，在2019年還是貴陽市中心的冷清角落，卻在疫情期間，熱鬧了起來。說唱音樂團體SIDE的三位成員租下一座小獨棟，開了名為FRIDAY的便利店，一樓和一般的便利店並無二致，只是賣的酒多了些，二層像小酒吧，分享有質地的音樂，周末不定時辦派對，花兩塊錢買瓶水，就能參加。
SIDE的三位成員
曾經的FRIDAY
SIDE裏，有三位成員是貴陽人，賀爽和PT曾在深圳做hiphop音樂廠牌，解先永拿了不少和說唱相關的獎，又去美國讀書沈澱了一年。
陸續回到貴陽後，他們一邊開店來謀生，一邊做音樂追求理想。他們這麼解釋SIDE：不將音樂作為謀生手段後，更自由。
其實賀爽對便利店是有寄托的：“能不能成為社區化的去處？回家的路上，你和小夥伴約著來買點喝的，聊一聊，聽聽好音樂，不是那種躁起來的音樂。店裏再陳列一點小畫、小雜貨，營造一種不嘈雜、但年輕的狀態。”
市井中的音樂一角，圖：賀爽
沒想到，便利店火了。貴陽的夜生活其實很豐富，人們有時會玩到很晚。夏天的晚上，最熱鬧的時候，車幾乎開不進太平路，摩托車就有幾百輛，巷道內的車把後備箱打開，就地擺攤做生意。
人們衝著派對而來，這並不是賀爽他們所期待的。“在吵鬧的環境裏消費一些比較快餐的東西，和真正地聽音樂、去音樂節看演出，絕然不同。”
便利店關閉後，他們將原址整修一番，新開了融合貴陽口味的日式小酒館。開始把年輕藝術家朋友的作品掛到餐廳裏。
去年冬天後，疫情有所反復，生意也冷清不少。為了聚人氣，他們沒有停止分享音樂、做活動，有時還嘗試來一場簡短的戲劇快閃。
日式小酒館內
“做餐廳畢竟不是我們擅長的事情。好些活動，熱鬧一下就過了，曇花一現。可不做又不行。最好的攝影師、音樂人、藝術家，似乎都在北京、上海，如果自己都不做點什麼，生活在這裏還有什麼意義呢？也是尋求一個出口吧，否則開個餐廳、能生活就挺好的嘛，何必想那麼多？”
但賀爽與同伴們絕對看到了貴陽的好：慢得下來、靜得下來、停得下來，不會被一味推著走。
“在貴陽做事情，能沈澱。而在很多大城市，首先得解決生存問題，總是在取舍，而不是完善。你看貴陽的精釀啤酒，積累很好，走出去底氣很足。調整自己，做好準備了，才好再出發。”這說的是工作，也是生活。
三克島圖書館藏在貴陽市中心的居民區，不好找。但只要進了院門，就進了愛麗絲的“兔子洞”。書、周邊、展陳、家具，滿滿當當，在貴陽的陰雨天裏，小小的圖書館顯得尤其溫暖，像夢境。
2019年12月，三克島正式營業，不到一個月後，疫情開始，剛開張就關停了半年。館長方靜說，重啟的日子，主要是靠gap在貴陽的學生們渡過的。直到現在，三克島裏最常出沒的，還是那些富有朝氣的臉龐。
方靜是貴陽人，在北京不同類型的媒體裏洗淘過。2016年前後，她決定做圖書館，一個供人讀書的空間。辭去工作，斷續在北京嘗試了3年，場地、房租、商業模式……困難可想而知。雖然受到多方幫助，她還是在2019年回到了貴陽，將圖書館開在家鄉。“我算了算，在貴陽，靠我的存款來買單，實驗這件事的話，能夠維持5年。那就做。”
房子租來後，打通一兩面墻，為木頭刷上漆，搬來自己的藏書、別人的贈書和專門淘來的書，一個囊括文史、藝術甚至能供兒童閱讀的小圖書館，就齊備了。
方靜與先生
存放借閱證的角落
“我在北京經歷了互聯網的大繁盛，到現在，好像覺得，大家是不是有點累了？看過起伏了以後才明白，我追不了風口，我只能做自己擅長的事情和想做的事情，其余的，不會成功。”
來三克島讀書的，多是學生和剛上班的白領。方靜估摸著，如果在北京，可能白領所占的比重會更多些。“北京的許多職場成年人們，他們的壓力不是喝頓酒、蹦個迪就能解決的，也不是吐吐槽就能釋放的，畢竟身處一個復雜的系統裏，大家真的需要讓內心平靜下來，才能應對自如。還是需要讀書。”
方靜發在朋友圈裏的一張圖，她說
“時代遍地磚瓦，卻欠這種優雅”
方靜回來開圖書館，還有兩個很深的感觸。她說：“首先，在大城市，如果還有買房的壓力，你得先糊口。如果想要做點什麼感興趣的，都得掙紮一番，畢竟時間和精力有限。我回來了以後常常想，貴陽這個地方，能夠出很好的藝術和文學作品吧，因為有大把的時間去思考和世界的關系、和他人的關系。
其次嘛，有一回，一個從北京來出差的女孩兒，進來晃了一圈，問：你是不是想做一個‘體驗空間’？我笑了，人的思維會被環境規訓，這種對城市空間的理解和話術實在太帶有北上廣的氣息了，都成了思維定勢。其實，這就是個圖書館嘛。”
有讀者來得多了，自然熟絡起來，在方靜顧不上看店的時候，能承擔“一日館長”的職責。照看圖書館之余，方靜也在貴陽接一些品牌宣傳的活，而合力完成工作的各位小夥伴，大多可以從這些忠實讀者裏尋覓，“我就像個HR”。
方靜夫妻與一日圖書館館長們
方靜收到的讀者來信
方靜算過一筆賬，剛開店時，她的時薪是4塊錢，現在差不多漲到10塊了。如果有一天，積蓄燒完了，這個店真的支撐不下去了，怎麼辦？
“那就關掉。我嘗試過，如果市場的確不需要它，不遺憾的。開圖書館後，我新申請了一個微信號，現在有970多個好友，都是這兩年的收獲。如果我還在北京，也許如今面對的還是過去十幾年所熟悉的那一群人，我對人的認知不會拓寬。回來後，貴陽讓我逐漸脫離了被規訓的感覺，這個城市的人給了很多熱情的反饋，我也盡力給它帶去一點點東西，這是多好的事情呀。”
舒暢和天煥應該算80後的初代深漂、滬漂了，兩人學工藝美術出身，貴州人，在外看過世界後，到貴陽打拼。回看這十幾年，搶占過先機，錯失過時機。
十幾年前，貴陽的咖啡館很少，即便有，也是會所形式的、談生意的場合。舒暢和天煥在貴陽會合後，一合計，開一家咖啡館，正兒八經地賣咖啡，於是“土壤咖啡館”就這麼產生了，很成功。最熱鬧時，它有八家分店，人們拿著板凳坐在店門口，排隊等著喝咖啡。
土壤咖啡館內，天煥以及舒暢全家一家
為了開咖啡館，去雲南尋豆，舒暢用插畫做記錄
開咖啡店的同時，舒暢不忘做平面設計，也做過布藝、木工、首飾……2013年，他的妻子妮妮被陶藝吸引。一家三口就去景德鎮住了兩個月，妮妮學手藝，舒暢帶孩子、陪讀。學成後，夫妻倆又以女兒的名字，成立了陶藝工作室“舒與樹”，設計圖案紋樣，做杯盤器皿。
舒暢的妻子妮妮
舒暢
天煥則投入了更多精力到咖啡館中，選豆子、學習烘焙。與此同時，他一直做空間設計，還與朋友成立樂隊，他當鼓手。
如今，咖啡館最老的在職員工，已經做了爸爸，而更老的員工們，都有了自己的咖啡館。貴陽咖啡市場的競爭激烈起來，獨立咖啡館、連鎖咖啡館、社區咖啡館遍地開花。土壤從巔峰時期的9家店，收縮為一家。
天煥
天煥告訴我們：“如今貴陽的咖啡館林立，要喝一杯咖啡，實在不難。我們重新設計、裝修了這間門店，讓它變得更簡潔明亮，就像最開始時的模樣。疫情過後，有些支撐不下去的店，改成朝咖晚酒，我們也想嘗試，但最終沒有這樣做。現在來土壤的老客人們，或許想要的不只是咖啡，還有不能被取代的記憶。”
舒暢的插畫
一邊拼事業，另一邊，孩子們也到了上學的年紀。天煥的妻子工作忙，女兒進了貴陽非常好的學校，他必須在孩子讀書的問題上多費心，“盯著孩子讀書，真是一件令人崩潰的事。”
疫情開始後，舒暢就在想，倘若自己生病了，家人該怎麼辦？因此近幾年，他的許多精力都投入於，讓陶藝工作室進入良性的自循環，設計、金工等個人趣味被暫時地放低了。他在妻子眼裏很有危機意識，也很有行動力，“我剛說個點子，他就開始在本子上勾勒細節。總是在寫寫畫畫、思慮。”
這類思慮多了，舒暢對女兒的教育，倒越來越平和：“好成績、好大學、好工作，這是我們這代人的常規思維。但很多人從好的大學出來，卻要在陌生的城市一邊上班一邊尋找理想，然後下一代，也許還得經歷同樣的循環。
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做起事來，比我們剛出社會時更累，他們接收的信息量太大，而每個信息的有效時長又特別短，所以總在不斷地尋找。作為父母，我們幹脆做一點能讓孩子接手的、她也感興趣的事情。”陶藝工作室，就是朝著女兒能“傳承”的方向去努力。
舒暢一家
在貴陽，辭職返鄉或在不那麼平順的境遇中闖一番氣象，不是什麼新故事。袁鑾在《出山》裏就寫道，1901年，一位歷經滄桑的老人回到故裏，執掌教鞭，開展新式教育，之後又有一批人投身其中，長遠地改變了“這座城市的思想邊界”。
今天，當貴陽的各種邊界都在迅速拓展時，自然而然地，一群年輕人陸續回來，順應它的科技大勢、藝文生活、氣質底蘊與新陳代謝，添上屬於自己的一小筆，自負盈虧，自在自得。用袁鑾的話說，這是二三線城市裏長大的孩子們，在離開故鄉與回家尋個穩定工作之外，“過自己生活的可貴勇氣”。
不是所有人都要這樣，這或許也不是完美的生活，但一群人的努力，可能就會成為另一群人的勇氣。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