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事物，往往需要最漫長的尋找。執著有時像一種必勝的信仰，在漫長的尋找中充當引路的孤燈，一寸一寸地照亮前方的小徑，不知在哪個瞬間，關鍵線索會乍然顯現，猶如神佛降下的啟示。而發現它，則需要一雙訓練有素的敏銳眼睛。
對梁思成來說，找到一座保存至二十世紀的唐代木結構寺廟，或許就是他執著的信仰之一。但出於一位學者的嚴謹和冷靜，他對此並不抱有太大期望。這並非是因為他的眼光不夠訓練有素，而是現實一再給他兜頭冷水。在1932年發表的《我們所知道的唐代佛寺與宮殿》的開篇，梁思成坦率地承認：
“唐代建築遺物的實例，除去幾座磚塔而外，差不多可以說沒有。”
盡管常識告訴梁思成，佛塔本是佛寺的一部分。但現存的佛塔“不是巍然‘獨’存，就是與他腳下的殿宇在年代上有千二三百歲的差別。”造成這一切的重要原因，乃是因為中國建築作為骨幹的梁柱一向以木為主，“木本不是不朽的物質，加以歷代中國革命成功的列位太祖太宗們除了殺人之外還愛放火，假使他們沒有這種特殊的國民性，千余年的風雨剝蝕，蠹吃蟲穿，也足以毀壞不少了。”
縱觀隔海東鄰的日本，尚保存有相當於中國隋代的奈良法隆寺的金堂、五重塔和中門，但在中國，遼宋時代的山西大同上下華嚴寺佛殿、應縣木塔和嵩山少林寺的初祖庵，“已嘆為中國稀有的古建築”。它們在年代上比日本最古老法隆寺差四五百年，卻“已崩壞不堪”。就在梁思成撰寫這篇文章後不久，這些“崩壞不堪”的宋代建築中的一座，日本漢學家大村西崖1926年在蘇州甪直考察的一座宋代建築保聖寺佛殿，就在一場事故中塌毀夷平。
敦煌莫高窟的木構檐廊，也曾給梁思成帶來過一線希望。當他在考古學家伯希和《敦煌圖錄》中一幀照片的一角，看到“簡單雄大的鬥拱、八角形的柱、抹灰的墻”時，不禁推斷這是“唐代的特征”。梁上隱約可辨似為忍冬唐草的彩畫，似乎更證實了他的結論。可以想見他懷著何種心情給伯希和寫信，期望了解這幾張照片中鬥拱梁柱更多的信息，以證實自己的推斷。
但三個月後，伯希和詳盡的回信，還是帶給他一個失望的答案，檐廊梁上的題字表明，它的興建時代，是北宋初的太平興國五年（980年）。
宋代木構建築都已如此珍罕，“唐代建築更不用幻想。假使我們以後的學者或考古家，在窮鄉僻壤中能發現隋唐木質建築遺物，恐怕也只是孤單的遺例，不能顯出他全局的布置和做法了。”
梁思成的結論雖然聽起來讓人深感悲觀。但悲觀並不意味著就此沈淪放棄。埋首文獻汪洋，固然可以在深入鉆研中幻想昔日巍然屹立的唐代建築，但梁思成生來就是個行動派，不嘗試就舉手投降完全不符合他的性格。伯希和、沙畹、關野貞、常盤大定等等這些考古學家和探險家的事跡，從他在美國讀書時，就像耳畔呢喃一樣不斷重復著田野考察的重要性。他在文中寫到的那些珍貴的宋代建築，無一不是這些不憚旅途煩難困頓的先驅們，跋涉於鄉村山野之中，憑著敏銳的專業眼光發現於世的。
新發現的可能性或許正在向他招手。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4月16日專題《思城：梁思成的命運之城》。
作者 | 李夏恩
行行復行行，失望復希望
一張偶然發現的照片，成為了梁思成踏上田野考察之旅的奇妙機緣。那是在北京鼓樓的一場展覽中，梁思成的一位好友楊廷寶在巨大穹頂下的一面墻上，看到了一張“外表古怪的寺廟照片，下面清楚地寫著：薊縣獨樂寺”。當他向梁思成形容照片上鬥拱的形狀時，梁變得異常興奮，立刻跑去瞧個究竟。經過打聽，更湊巧的是，薊縣距離北京僅有85公裏，且每天早晨六點都有一班長途汽車，五個小時就可以抵達那裏。
激動不已的梁思成立刻開始籌劃自己的第一次田野考察。1932年4月的一天，梁思成與幾位營造學社的社員一起踏上了這場首度田野考察之旅。但開局就不太順利：他們乘坐的那輛“若在美國早就當廢鐵賣了的”老破班車剛開出北京東門幾公裏，來到箭桿橋頭，司機便停車招呼乘客一起下來，步行過橋，讓空車開過去。而這不過是梁思成這趟短途旅程遭遇的一個檻。沒過多久，這輛老破車又陷進沙灘，動彈不得，“於是我們乘客只好幫著推車，一直把這老古董推過整個沙灘，而引擎直衝著我們的眼口鼻轟鳴。還有其他麻煩的路段，我們不得不爬上爬下汽車好幾次”。
八十公裏的行程，梁思成和他的同仁們走了三個多小時，但當他們終於抵達目的地，幸運女神終於在泥濘坎坷的道路盡頭，等待著他們的到來。眼前所見，成了梁思成千辛萬苦最好的報償：
“獨樂寺的觀音閣高踞於城墻之上，老遠就能望見。人們從遠處就能看到它栩栩如生的祥和形象。這是中國建築史上一座重要而古老的建築，第一次打開了我的眼界。”
這是一座遼代的建築，始建於984年，距離梁思成所執著追尋的唐代建築，相差不過百年。觀音閣及山門與敦煌壁畫中所見的唐代建築極為相似，“熟悉敦煌壁畫中凈土圖，若驟見此閣，必疑身之已入西方極樂世界矣。”
梁思成手繪薊縣獨樂寺觀音閣測繪圖。
薊縣獨樂寺的發現，讓梁思成初嘗田野考察的甘苦滋味，而這次考察還附帶了另一處新線索，薊縣一位師範學校的教員王慕如告訴他們，在他的家鄉寶坻縣的廣濟寺，與獨樂寺諸點約略相符，大概也是遼金遺物。兩個月後，梁思成與營造學社一行再度前往寶坻進行田野考察，正如那位教員所猜測的那樣，廣濟寺同樣屬於遼代建築，而大殿中梁棟結構的精巧，與北宋《營造法式》中“徹上露明造”的記載幾乎完全一致：“在發現薊縣獨樂寺幾個月後，又得見一個遼構，實是一個奢侈的幸福”。
天津薊縣獨樂寺觀音閣中高達16米的泥塑觀音像。圖片來源：IC photo
田野考察成為了梁思成尋找唐代木構建築的神佛啟示，連續兩次的重要發現，就像幸運女神在刻意指點梁思成應該沿著這條路繼續前行。在之後的四年裏，一批重要的宋遼時代的木構建築，在梁思成的田野考察中被陸續發現。其中包括河北正定隆興寺始建於1030年的摩尼殿，山西應縣全國僅存的遼代木塔，山西趙城廣勝寺元代的大殿和明代的琉璃塔。盡管隨著考察的深度和廣度不斷延展，新的發現層出不窮，但梁思成也更加意識到，這些陸續發現的古代建築傑作留存至今是何等僥幸。它們更像是不斷坍塌的廢墟中孤獨佇立的梁柱，提醒探訪者這裏原本有著更廣大的一片古建傑作。
但當梁思成趕到那裏時，看到的“所謂大寺廟不是全是垃圾，便是已代以清末簡陋的不相幹房子，還刷著藍白色的‘天下為公’及其他，變成了機關或學校”。在正定隆興寺，梁思成看到“觀音像由虔誠而又愚蠢的寺院住持修飾一新，塗上鮮艷的油漆，看上去像個醜陋的大洋娃娃。”
在山西廣勝寺的大殿裏，寺僧們正在對大殿的四壁進行粉刷，因為在六年前，他們將大殿兩山的壁畫以1600銀洋的價格賣給了古董商，還得意洋洋地豎碑紀念。如今，它們是美國紐約大都會美術館的鎮館之寶。
山西洪洞廣勝寺下寺大雄寶殿元代壁畫《藥師佛佛會圖》，1928年，廣勝寺寺僧貞達因大殿損毀嚴重無力維修，與當地鄉紳商議，將大殿內兩鋪壁畫出售，以修繕殿宇。次年，這幅壁畫被整體剝離、切割出售給古董商，旋即轉售出境。如今，這幅壁畫已經成為美國大都會美術館的鎮館之寶。圖片來自大都會博物館官方網站。
歲月的侵蝕、無知的毀壞、強加的善意和愚昧的熱忱，都在攜手侵害著這些古代建築的脆弱的生命。而在上世紀30年代，它們所面臨的危機，不僅於此。“九一八”事變以來，日軍咄咄逼人的魔爪已經更進一步伸向華北大地。探尋古建築的旅程，幾乎成了一場與時間的賽跑。當梁思成和他的妻子再度踏上田野考察之旅時，命運將像神佛降下的啟示一樣，指引他們訓練有素的敏銳雙眼，見證那個他執著追尋多年的夢想成為現實。
千年前的啟示，千年後的追尋
神佛的啟示，在一千兩百年前的一天，降臨在一位西域僧人面前。這位名叫佛陀波利的僧人，從北天竺的罽賓國，遠涉流沙，抵達中土。他的目的，是尋找文殊菩薩的道場，傳說中的清涼山。
當他來到五臺山時，但見五峰聳峙，草木茂盛，心生歡喜，於是合掌頂禮。就在這時，一位白衣老人從山谷走出，以梵語命他從天竺取回《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屆時文殊菩薩定會在他面前顯現。
數年之後，佛陀波利終於取回經書，他再度來到五臺山，只見文殊菩薩親自現身接引，佛陀波利合掌端然而逝。
這一文殊顯像啟示梵僧的神異傳說，讓五臺山自此成為佛教聖地。聲名遠播，乃至萬裏之外的敦煌也被這一傳說深深感染。唐末五代的戰亂，讓敦煌與中原之間的交通中斷，虔誠的信徒無法親身前往五臺山巡禮敬拜，於是，他們便將五臺山的地圖繪制在洞窟壁畫上。面對壁畫上的五臺山圖，遙想自己虔敬的心靈已經跨越萬裏，來到傳說中的文殊道場。佛陀波利遇見白衣老人的故事，自然也被畫在壁畫上。同時繪制在壁畫上的，還有五臺山上眾多著名的寺院。其中，有一座寺院名叫“大佛光之寺”，在五臺山圖壁畫中的一百五十余座寺院中，它並不算最特立高標的一座，但卻神奇地蒙受時間與命運的眷顧，讓它在一千年後，與梁思成結下因緣。
敦煌莫高窟61窟壁畫五臺山圖中“大佛光之寺”。圖片出自趙聲良主編《敦煌壁畫五臺山圖》，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 , 2018年6月版。
梁思成發現五臺山佛光寺的故事，一直有一個流傳甚廣的傳奇故事。據說梁思成是在伯希和的《敦煌圖錄》中看到了莫高窟61窟的《五臺山圖》壁畫，將它作為“旅行指南”，才在南臺外豆村附近發現了佛光寺。在他發表於1945年的《記五臺山佛光寺建築》中，他如此寫道：“敦煌石室壁畫五臺山圖中有‘大佛光之寺’。寺當時即得描影於數千裏沙漠之外，其為唐代五臺名剎，於此亦可征矣。”六年後，梁思成又在《敦煌壁畫中所見的中國古代建築》中再次重申這一點，而這一次，《五臺山圖》便成為了發現佛光寺的“旅行指南”。
這段簡短的敘述，很容易被簡化為梁思成將《五臺山圖》當成惟一的導遊手冊，按照上面標識的“大佛光之寺”榜題，便按圖索驥徑直找到了佛光寺的所在。但真正的過程遠比梁思成簡短的敘述復雜得多。在每次進行田野考察前，梁思成和他的團隊都會翻閱大量文獻，尤其是當地地方誌的記載，以確定這些古代建築留存於世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敦煌石窟》中《五臺山圖》的照片，只是考察前參考的諸多文獻之一，而非惟一的導遊手冊。只是它確實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線索：這些被標識在圖中的唐代寺院，文獻中或許能找出證實它們依然留存於世的蛛絲馬跡。而最終的驗證，仍然需要親身前往考察。1937年6月，梁思成與林徽因，以及兩位助手莫宗江和紀玉堂前往五臺山。
比起第一次從北京前往薊縣的考察，這是一場漫長而又曲折的旅途。從太原開始，他們先是搭乘汽車，但在半路又要換成馱騾，沿著荒僻的山路，進入了五臺山。與那些熱忱的朝聖者的路線完全不同，梁思成相信，那些香客紛至沓來、香火旺盛的名勝寺院，很可能早已在歷次整修中面目全非，唯有荒僻之處才有可能保留最古老的建築。而佛光寺剛好就是這樣一座名聲湮沒在歷史中的寺院。
佛光寺遠眺，圖片出自梁思成著 林洙整理：《古拙 : 梁思成筆下的建築之美》，中國青年出版社，2016年1月版。
“佛光寺在南臺豆村鎮東北約五公裏之佛光山中，伽藍是依著山巖布置的，正殿居於高臺之上，俯臨庭院，有二三十棵老松環繞，氣勢魁偉。一層高，雄大、堅固和簡潔的鬥拱，深遠支出的屋檐，一望可知年代久遠。但能比我們先前所發現的最古木構建築還要老嗎？”
帶著滿腹的疑問，梁思成一行走進了正殿，高大的佛像居高臨下地俯瞰著他們，宛如置身仙林。就在這些大像之中，佛壇左端一位供養信女的塑像，卻與真人一般大小。“這尊像人性充沛，與諸佛菩薩是迥然不同趣味的。”在旁的寺僧告訴他們，這尊塑像乃是唐代篡位的武後。
1937年，梁思成在五臺山佛光寺大殿中。
盡管整個塑像群都“經過後世重裝，色彩過於鮮縵，輝映刺目，失去醇和古厚之美”，但仍能看出是晚唐時期作品。梁思成推測，如果這些泥塑像是未經毀壞的原物，“那麼庇蔭它的房屋必定是原來的唐構。因為重修房子必會損壞裏面的一切”。
然而，想要確認眼前的這座建築是否真的是他魂縈夢牽的唐代建築，梁思成還需要找到確鑿的證據。
蝙蝠、臭蟲與唐代女施主
幾寸厚的積塵，鋪在頂板的內部，斜坡殿頂的下面，猶如黑暗的空閣。數百年來，梁思成可能是惟一進入這裏的人。厚厚的積塵踩在腳下，就像棉花一樣。狹窄的空間，讓他只得屈著身體，用手電探視。但當燈光照到頭頂的房脊時，梁思成他們看到了駭人的一幕：千百成群的蝙蝠，黑壓壓地盤踞在脊條上，猶如密密麻麻垂下的陰雲，被照相機的閃光霎時照亮，驚動飛起，散發出陣陣難聞穢氣。
梁思成試著驅逐這些占據殿頂達數百年的黑色住客，但它們頑固地聚擠在上面，不願向這些揮舞手電打擾它們清修的不速之客，展現它們密集身體下的脊檁有無題字。寄生在蝙蝠身上吸血的臭蟲也伺機盯上了這些主動獻上的人血，蝙蝠的驚飛和臭蟲的叮咬，將在接下來的數日裏困擾這些辛勞的考察者。
梁思成發現了第一個令人振奮的細節：梁架上古法“叉手”的做法，是國內木構中的孤例。“這樣的意外，又使我們驚喜，如獲至寶，鼓舞了我們。”內柱額上殘留的小幅壁畫，又給梁思成等人帶來了第二個驚喜，其中的一幅與敦煌石窟的唐代壁畫，極為相似。這是梁思成所知道的在敦煌石窟之外，中國本土惟一現存的唐代壁畫。
梁思成手繪山西五臺山佛光寺大殿測繪圖。
關鍵的證據，在幾天狼狽而忙碌的工作後，終於以一種特殊的方式顯現在梁思成等人面前。他們註意到殿內梁底隱約有墨跡，且有字的左右共四梁。“但字跡被土所掩蓋，梁底離地兩丈多高，光線又不足，各梁的文字，頗難確辨。”眾人各憑目力審視許久，揣摩再三，才認出一二官職，但卻無法辨別出人名。這時，林徽因卻因為眼睛遠視，獨自看清了那個人名：
“女弟子寧公遇。”
“施主是個女的！而這位年輕的建築學家，第一個發現中國最珍稀古廟的，也是個女人，顯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在之後的回憶中，梁思成興奮地驚嘆道。林徽因擔心辨識有誤，特意到殿前確定為唐代的石刻經幢上檢查刻在上面的姓名，果然看到了“女弟子寧公遇”的名字，開列在諸位僧尼的名字之前，並被稱為“佛殿主”。石柱上鐫刻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857年）”。
林徽因與寧公遇塑像合影。
佛光寺由此已經可以確認是唐代木構建築，但為了嚴謹起見，梁思成與林徽因請寺僧入村招募工人搭腳手架，好將梁下的土朱洗脫，以窮究竟。但寺僧花了一天，只找到兩名毫無經驗的老農，籌劃一天，才支起一座腳手架。
梁思成等人已經急不可待，他們撕開布單浸水進行擦洗。盡管做了半天只洗出兩道梁，而且土朱一著水，墨跡驟然顯出，但水幹之後，墨色又淡下去，隱約不見。一行人足足花了三天時間，才識讀完全文。
這一天是1937年7月5日。此時已是黃昏時分，“當時夕陽西下，映得整個庭院都放出光芒。遠看山景美極了。這是我從事古建築以來最快樂的一天！”
去去復去去，兵戈恨難歸
“營造學社調查組發現唐代建築寺院，梁思成由五臺山佛光寺報告。”
1937年7月9日的《北平晨報》第五版以粗體大字刊登出梁思成等人在五臺山佛光寺的重大發現。但對那天《北平晨報》讀者來說，卻無人關心這一重大發現。幾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報紙頭版刊登的消息：兩天前，中日軍隊在盧溝橋爆發衝突，戰火如今已經延燒到北平近郊。槍炮隆隆之聲，漸行漸近。
閉塞的山村隔絕了消息的來源，讓梁思成夫婦與助手們得以在短暫的平靜中享受片刻的歡欣。7月15日傍晚，在辛苦忙碌了一天後，梁思成拿到了一捆報紙，這些報紙是從太原帶來的，因為公路淹水延誤了幾天。當他和林徽因回到帳篷裏，躺在帆布床上攤開報紙時，頭版赫然映入眼簾的大標題讓他們大吃一驚——“日軍猛烈進攻我平郊據點。”
出發前，梁思成曾給費正清夫婦寫下一封信，講述自己考察華北古建的急迫性：
“對古物的愛好和保護，與日本軍閥全不相幹。盡管他們國家的人也同樣熱愛我們的古代文化（這是他們自己文化的源泉）。即便是早在1931年和1932年，我每一次考察旅行總是因為越來越近的日本大炮的震響而突然中斷。顯然我們在華北工作的日子已經不多了。在真正中斷之前，我們打算要在這個地區全力以赴。”
如今，這封信中急迫的憂慮，在逼近戰火中成了一句悲劇性的讖語。五臺山佛光寺唐代木構建築的發現，倒更像是命運刻意的安排，讓他們在戰爭爆發前，去見證這座千年佛寺在人世存在的證據。
戰爭讓存在與毀滅之間的轉化變得易如反掌，只消一枚炮彈，屹立千年的古建傑作便會化為烏有。
梁思成自然無法逆料這座寺廟的命運，就像他無法預知自己將來的命運一樣。兩年後，1939年夏天，猝然而至的洪水淹沒了半個天津城。水漫進天津麥加利銀行的地下室，營造學社存放在那裏的資料嚴重受損，其中就包括佛光寺考察的資料。
聞聽消息的梁思成與林徽因慟哭失聲，但卻無力拯救。天津此時已經淪入日軍魔爪之下，而他們如今也如同浮萍一般，自救不暇，只得在戰爭的洪水中漂泊浮沈。
今天佛光寺大殿內景，所有的佛像梁棟都被粉刷塗飾，修葺一新，與當年梁思成、林徽因來訪時見到的斑駁剝蝕的模樣已大不相同。圖片出處 IC photo。
作者 | 李夏恩
編輯 | 宮照華；李陽；王青
校對 | 薛京寧；李銘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