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6年解秘以來，“兩彈元勛”鄧稼先的名字可謂家喻戶曉。但對於他投身核武器研制的那28年，還是存在不少誤讀。
今年恰逢新中國成立70周年和“兩彈一星”科技功臣授勛20周年，關於鄧稼先的報道又多了起來。對於那28年，有些媒體是這樣寫的：“鄧稼先與妻子分開28年，沒有和妻子通過一次電話，也沒有寫過一封信。”“整整28年，鄧稼先生死未蔔不知去向，夫人許鹿希無怨無悔癡情等待。”“許鹿希在家苦等28年後，才見到了纏綿病榻的鄧稼先，最終等來的卻是離別。”
從1958年8月，錢三強推薦鄧稼先加入原子彈研制團隊，到1986年7月，鄧稼先在北京301醫院去世，整整28年。對鄧稼先來說，這是隱姓埋名、夙興夜寐的28年，不能公開發表學術論文，不能公開做報告，不能出國，不能和朋友交往，不能說自己在哪裏工作，更不能說在做什麼。夫人許鹿希工作的北京大學醫學部的領導，知道他是做什麼的，是在追悼會第二天的報紙上。
但這並不意味著，鄧稼先徹底斷絕了親屬聯系。真實情況是，雖然他長期在西部基地工作，但只要回北京開會或者中央領導召見，他都能和家人團聚。28年間，他親手料理了父母親的後事，前後共花三個月輔導一雙兒女參加高考，赴內蒙古看望在生產建設兵團的女兒，星期天還經常到嶽父母家吃午飯……
今年60歲的許進先生，是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全國政協委員。他的祖父母許德珩、勞君展是九三學社創始人，許德珩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許進的姑姑就是鄧稼先的夫人許鹿希。他從小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經常見到鄧稼先，並一起聊天。
如今，許鹿希先生已經年逾九旬，因患有哮喘，將近十年沒有下樓，也極少見外人。近年來，許進自告奮勇承擔了接待媒體采訪的任務。關於姑爹的有些問題，他還會當面或微信跟姑姑溝通後再答復。
在許進看來，那些以訛傳訛的說法應該得到糾正，需要向社會講述更真實的故事，還原那28年，才能更完整地了解真實的鄧稼先：這是一位嘔心瀝血、無私奉獻的科學家，也是一個熱愛生活、愛好廣泛的常人。
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走進鄧稼先和那一代中國科學家的內心世界。
今年國慶70周年群眾遊行的“致敬方陣”中，許進舉著祖父許德珩的榮譽牌。（受訪者提供）
人物檔案
許進：1959年11月生於北京。1982年7月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曾任北京第二十二中學教師，現任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清大築境規劃建築設計研究院副院長。
鄧許聯姻的原委
高淵：鄧稼先和你姑姑許鹿希是什麼時候相識的？
許進：鄧家和許家是世交。解放前，我祖父和鄧稼先的父親鄧以蟄都是北京大學教授，兩家關系非常好。所以他們小時候就見過，可謂兩小無猜。時隔多年後，他們再次相會在北大，是師生關系。那是1946年，鄧稼先從西南聯大物理系畢業後，受聘擔任北京大學物理系助教。我姑姑比他小4歲，剛考進北大醫學院，她那個班級的物理實驗課是鄧稼先教的。
那時候，鄧稼先有兩個在北大相遇的學生，跟他之後的人生關系重大。一個是我姑姑，後來成了他妻子；另一個是於敏，後來成為親密的同事，也是“兩彈一星”科技功臣，還先後被授予“改革先鋒”和“共和國獎章”。
高淵：對於這樁婚事，雙方家庭支持嗎？
許進：鄧稼先的大姐夫是鄭華熾，曾任北大教務長、物理系教授，他大姐家和我祖父母是鄰居，都住在北京府學胡同的北大教授宿舍，一個大院子裏住了20多位教授。他大姐鄧仲先常誇獎許鹿希聰明好學，還把鄧稼先介紹給我祖母。其實，我爺爺奶奶都記得，鄧稼先小時候特別頑皮，有一次他們去鄧家串門，鄧稼先一邊在自家門框上蕩秋千，一邊向他父母報告來客人了，這場景讓他們印象深刻。
對這樁婚事，兩家都很積極。1952年，我姑姑從北醫畢業，第二年就結婚了。那年鄧稼先29歲，我姑姑25歲，主婚人是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吳有訓教授。
高淵：當時鄧稼先已經在中科院工作了？
許進：對，他是1950年秋天進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在這之前，1948年10月他去美國普渡大學留學，他只有西南聯大學士學位，但直接攻讀核物理博士。只用了一年零十一個月時間，就在1950年8月20日拿到了博士學位。當時，普渡大學物理系的德爾哈爾教授有意帶他去英國繼續研究工作，這對於一個有誌於科研的年輕學者來說，是很有吸引力的。
但鄧稼先歸國心切，在拿到博士學位後的第九天，就在洛杉磯登上了“威爾遜總統號”輪船回國。那次，錢學森也想搭乘這艘輪船回國，行李都已經搬上船了，但人被扣了下來。同船回國的有100多名中國留學生，其中還有我祖母勞君展的侄女勞遠琇，她後來是北京協和醫院著名眼科專家。
高淵：他回國之初那幾年，工作生活還順利嗎？
許進：那時候，他各方面都很舒心。首先是家庭生活安定幸福。當時他們住在中關村的中科院宿舍，我姑姑在北醫上班，路挺遠的。鄧稼先就經常騎著自行車去接她，有時候兩人也會漫步在無人的小馬路上。
1954年和1956年，他們先後有了女兒鄧誌典和兒子鄧誌平。聽我姑姑說，鄧稼先每天一下班，進門第一件事就是逗孩子玩，要他們反復叫“爸爸”“好爸爸”“非常好爸爸”。他們住的樓房周圍一片空曠，他就經常和兒子在家裏曬臺上放“二踢腳”，比誰甩得遠，甩得高。
在工作上，他先擔任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兩年後升為副研究員，所長是彭桓武教授。鄧稼先原來是九三學社社員，1956年加入了中共。他還兼任中科院數理化部的副學術秘書，當時學術秘書是錢三強教授。可以說，工作上也是一帆風順。
1962年，鄧稼先全家攝於北京大學朗潤園。（受訪者提供）
音訊全無是訛傳
高淵：但人生道路的重大轉變就在這時候出現了？
許進：那是1958年8月，新中國成立快9年了，鄧稼先34歲。有一天，錢三強把鄧稼先找到了辦公室。他們彼此很熟悉，但錢三強講話還是先繞了點彎子。他說，國家準備放個“大炮仗”，準備調你去做這項工作，怎麼樣？
鄧稼先聽到“大炮仗”，馬上就明白是搞原子彈，他只問了一句：“我能行嗎？”錢三強就把工作的意義和任務詳細跟他說了，鄧稼先馬上表示服從組織安排。
高淵：為什麼鄧稼先對“大炮仗”這麼敏感？
許進：因為他在中科院就是做原子核理論研究的，他所在的近代物理所後來更名為原子能研究所。而且，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也在發生變化。建國初期，我們還在醫治戰爭創傷時，一場朝鮮戰爭讓我們吃了技術裝備落後的苦頭，一些美軍軍官甚至提議用小型原子彈或核大炮攻擊中國。
1951年10月，約裏奧·居裏請中國放射化學家楊承宗回國帶口信給毛澤東：“你們要反對原子彈，就必須有自己的原子彈。”居裏夫人還將親手制作的10克放射性鐳交給楊承宗，讓他帶回中國。
1955年1月，毛澤東召開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這標誌著中國核工業建設起步。三年後，中央專門組建了組織領導核工業的第二機械工業部。
高淵：他那天回家是怎麼跟你姑姑說的？
許進：我姑姑後來回憶說，那天他回家比平時晚一些，但因為是夏天，所以到家天還是亮的。他一反常態，晚飯時沒有喝酒，而且晚上翻來覆去睡不著。我姑姑就問他是不是有啥事，他過了好一會兒才說，要調動工作了。但具體到哪裏、幹什麼都不能說，只說以後恐怕照顧不了這個家了。我姑姑當時心裏想：難道是被派到敵人窩裏去了？
那年，我姑姑30歲。她明白，以後需要她一個人帶兩個孩子，要照顧有病的公公和婆婆，還有自己的事業。她沒再問，只是說：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不久後，鄧稼先帶全家去照相館拍了張全家福。
高淵：有不少報道說，從1958年起，鄧稼先夫婦一別就是28年，等再次相見，已是1986年鄧稼先病重之時。這屬實嗎？
許進：這個說法不準確。應該說，那28年他們確實聚少離多，鄧稼先大部分時間都在基地工作。但他也會回北京，或者開會，或者向中央領導匯報工作。
當然，因為原子彈研究工作是絕密的，鄧稼先必須從此隱姓埋名，跟一些好朋友也不再聯系了。參加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就必須遵守保密紀律，個人的言行等一切行為都要服從保密規定，但他回京時和家人團聚是沒有問題的。
1966年國慶節，鄧稼先（右）與錢學森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禮。（受訪者提供）
核爆後千裏探母
高淵：鄧稼先去了哪個部門？
許進：二機部九局，後來改稱九院，就是中國核武器研究院。他是第一批報到的，連他一共三個人。1958年，九院還沒房子，就在北京北郊劃了一大塊高粱地，他們自己動手挑土、平地。不久後，九院就搬到青海的荒漠裏去了。
其實他剛去的時候，是跟蘇聯專家打交道。當時，中蘇兩國簽署了蘇聯援助中國建設原子能工業的協定，緊接著又簽署了國防新技術協定。根據協定，蘇聯將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型，有200多名蘇聯專家到中國核工業系統工作。但蘇聯方面對此事能拖則拖，沒過多久，蘇聯就中斷援助並撤出了全部專家。
1959年7月，周恩來總理傳達中央決策：“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8年時間搞出原子彈。”二機部劉傑副部長把鄧稼先找去，對他說，以後一切都要靠我們自己幹了。
高淵：當時，鄧稼先的擔子有多重？
許進：他一去九院就擔任理論部主任。對於這個部門的重要性，劉傑打過一個比喻：“中國研制核武器的龍頭在二機部，二機部的龍頭在九院，九院的龍頭在理論部。”簡而言之，鄧稼先是中國原子彈理論設計的總負責人。
同樣是領軍人物，奧本海默在美國受命時38歲，但已經是著名物理學家；鄧稼先受命時34歲，還只是中科院的副研究員。而且，奧本海默團隊集結了不少世界一流的物理學家，而鄧稼先一開始只領導了28名剛畢業的大學生。
高淵：他那時候狀態怎麼樣？
許進：九院搬出北京前，鄧稼先還是每天回家的。他本來很開朗，但那段時間回到家裏說話明顯減少，家裏原來晚間的歡樂氣氛漸漸淡了下來。晚上躺在床上，看上去閉著眼睛睡著了，但我姑姑知道他沒睡著，腦子裏還在思考原子彈的理論設計。這是他特有的習慣。
他從小受父親的影響，喜歡聽音樂。以前他最愛的是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那段時間他一個人坐在曬臺上，改聽命運交響曲了，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他上下班喜歡騎自行車，後來有一天院領導突然叫住他說，老鄧，以後不準你騎車了，你的眼神是直的。
高淵：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比周總理提出的8年搞出原子彈，要整整提前了3年。
許進：對，第一顆原子彈是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三點爆炸的。就在1964年八九月份，新疆羅布泊的上空不時有外國的偵察衛星掠過，有消息說，在中國核試驗迫在眉睫之際，美國和蘇聯可能聯手采取行動，進行外科手術式的定點清除。
當時只是傳言，鄧稼先去世後，我姑姑曾致信國防部長張愛萍詢問此事，他是第一顆原子彈基地總指揮。張愛萍回信說，在1962年到1963年，就有情報說美國可能破壞我們蘭州的核燃料工廠，當時國內有兩種意見，一是立刻撤到西南山嶽地帶，二是加速蘭州廠的建設，因為已經快建成了，中央最終選擇了後一種方案。後來因為總統肯尼迪遇刺，美方沒有采取進一步行動。
張愛萍在信中還說，對於核爆炸前夕經常掠過的偵查衛星，周總理直接打電話要求盡可能隱蔽，他也頻繁致電總理，匯報核試驗場的一切情況。
高淵：鄧稼先後來有沒有跟你們說起，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後的心情？
許進：他還來不及慶祝，正在判讀各種實驗數據的時候，九院黨委書記刁君壽突然遞給他一張回北京的機票，輕聲說：“你母親病危。”
這時候，組織上已經安排好一輛加足油的吉普車，並特地配備了兩名司機輪流開車，星夜把他送到烏魯木齊機場。等他飛抵北京，已經是第二天下午了。我姑姑等在機場，直接帶他到了醫院。
鄧稼先和母親感情很深，小時候他特別頑皮，打翻過茶館的大理石桌面，還掉到過北海的冰窟窿裏，母親都沒舍得打。等他到了病房，母親已經不能說話了，她因為哮喘肺炎發展到肺不張，動了手術也沒用。但她彌留不去，終於等到了見兒子一面。
從未舍棄的親情
高淵：鄧稼先千裏探母，說明不僅他自己沒有因為工作而拋棄親情，而且組織上也沒有因為他從事的是絕密工作，而讓他斷絕與親屬的往來，甚至提前替他安排好了探親行程。
許進：不僅他母親去世是這樣，他父親去世時他也在身邊。1973年5月，他父親鄧以蟄教授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1歲，一生平穩幸福。追悼會後，鄧稼先作為長子，雙手捧著骨灰盒走在家屬行列的最前面。
高淵：他對自己的子女關心嗎？
許進：他雖然長年不在北京，但把子女時刻放在心上。一開始，我姑姑承擔起了全部家務，但“文革”開始後，她因為擔任北醫一個系的黨總支書記，被打成“走資派”，下放天津茶澱農場勞動。她一走，這個家就散了。女兒鄧誌典還不到15歲時，就去了內蒙古烏拉特前旗的生產建設兵團。有一次，鄧稼先從西北基地回到北京，妻子和女兒都已不在家了，他把住在爺爺家的兒子鄧誌平接回來，父子倆在家裏的曬臺上站了好久。
那時候，鄧稼先特別想念女兒。鄧誌典小時候生病，鄧稼先為她輸過血，感情特別深。據說他在基地看到牛羊走過，就會想起在內蒙牧區的女兒。他終於利用一次出差的機會，順路去了烏拉特前旗。女兒比以前更懂事了，但那裏條件非常艱苦，連隊的糧食吃完了，女兒曾連吃一個星期的野菜糠窩頭，還要幹挖水渠之類的重活。看著女兒原先烏黑濃密的頭發變得細黃，狼吞虎咽地吃著他帶去的肉罐頭，鄧稼先很心酸。
我的大姐當時和鄧誌典在一個團的兩個連，走路要一小時。我和我母親也去看望過她們，印象最深的是縣城只有一個飯館，在泥堆上放塊木板就算桌子，熱菜只有一個肉末豆腐，而且不知道是什麼肉，根本咬不動。我母親給她們每人帶了一些豬油，讓她們吃窩頭的時候，可以偷偷蘸一下豬油。
高淵：後來鄧誌典是怎麼回北京的？
許進：鄧誌典是因為患青光眼病退回北京的。她先到北京一家皮箱廠當工人，一幹就是4年。到了1977年恢復高考，機會終於來了。但問題是，她這麼小就去了兵團，其實只有小學文化程度，連牛頓定律都不知道，請的補課老師覺得起點太低沒法補。
這時候，鄧稼先正好有工作要在北京待3個月，他就親自上陣了。但他發現，買不到教科書。我奶奶勞君展知道了，就送來一本她翻譯的法國微積分教材。她曾在法國勤工儉學，後來在居裏夫人的實驗室工作過。她和同去法國的嚴濟慈和她閨蜜魏璧等人，合作翻譯了法國的高等數學教程，她負責其中的微積分部分。
鄧稼先一邊教，一邊連說這本教材好。那時候，他們每天晚上學習到淩晨三四點。鄧誌平也一起復習迎考，他是高中畢業，起點比姐姐高了不少。但姐弟倆遇到問題，更喜歡去請教鄰居於敏，他們覺得於敏叔叔講得更加深入淺出，比爸爸好多了。
就這樣苦戰幾個月，1978年姐弟倆同時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姐姐學醫，弟弟學工。
高淵：鄧稼先跟他嶽父母許德珩、勞君展來往多嗎？
許進：他們常來常往的。鄧稼先只要在北京，基本上每個星期天都要來我們家吃午飯。鄧稼先家在北三環外面，我們家在景山。通常他們一家會先到王府井，他要去外文書店看看有沒有需要的物理方面原版書，逛完書店再坐車到我們家來吃午飯。吃完飯，我祖父母回房間午睡，我們會在客廳聊會兒天，他們再回去。
高淵：你們一般聊什麼？
許進：什麼都聊，但鄧稼先絕對不談工作。只有一次，他忽然跟我們說，他工作的地方條件太艱苦了，他還可以吃小竈，能買到好煙好酒，但那些同事們更艱苦，而且他們的孩子很難考上好的大學。那時候已經恢復高考了，所以他有這種感慨。他說，他們的父母已經跟著我為國家奉獻了一生，不能讓他們的孩子接著奉獻啊。
1986年2月，鄧稼先、許鹿希夫婦攝於北京頤和園。（受訪者提供）
等座吃飯的樂趣
高淵：你的印象中，鄧稼先有什麼生活愛好？
許進：他愛好很多，喝酒喜歡五糧液，抽煙抽中華，刷牙要用美加凈牙膏。他愛買書，愛看電影，常遊泳、打乒乓，酷愛京劇，還喜歡下館子。他非常熱愛生活，但從不要求特殊照顧，更不擺譜。有了好東西，也喜歡和同事們一起分享。
高淵：他每次來吃午飯，都會喝點酒嗎？
許進：因為我祖父不喝酒，每次午飯都是我父親陪他喝點，但我從沒見他喝多。鄧稼先喜歡喝酒可能是受他父親的影響。據說他每次回他父母家，都要陪著鄧以蟄教授喝一杯。他從西南聯大畢業後，在北大工作的第一個月，用全部工資買了兩壇茅臺酒和兩條好煙孝敬了父親。
高淵：鄧稼先對吃飯講究嗎？
許進：他很喜歡吃對蝦，我祖母一般都會為他準備一份。吃完後，他還會把剩下的蝦油送到廚房，請大師傅用蝦油蒸一碗雞蛋羹。
他喜歡下館子的習慣也是受他父親影響。有一次，我們全家等他們來吃午飯，結果他們姍姍來遲，說已經在外面吃過了。鄧誌典跟我祖母說，姥姥，剛才我爸帶著我們在飯館裏排隊吃飯，我們是等在吃飯的人身後，等人家吃完我們就坐上去。我祖母笑著說，家裏做好了飯你們不吃，幹嘛非要在外面排隊吃？
其實我們也明白，是鄧稼先想帶著家人享受一下小家庭的生活。那時候顧客多、飯店少，吃飯往往需要等座，鄧稼先還跟我們交流等座經驗：“要先判斷哪桌菜快上齊了，還要註意他們是不是拼桌，然後就等在這桌人的後面。”
高淵：他有時間看京劇嗎？
許進：他看戲有個特點，一般不會提前買票。因為他回北京主要是開會或者見領導，說回基地就要回去的。但他只要晚上有空，就會想著去看場京劇。他在劇場門口，一手舉著錢，一邊用標準的京腔問：“有富余票嗎？”
戲迷們管這叫“釣票”。於敏也愛看京劇，但他不好意思去“釣票”。鄧稼先不管這個，他還向於敏傳授心得，如何從來人的腳步和眼神判斷對方是否想退票。
高淵：他外出有人隨行嗎？
許進：他當了九院副院長、院長後，出來會帶個警衛員，包括來我們家吃飯也是這樣。但他很少用公車，有時候會帶著警衛員坐公交車。
1986年7月17日，鄧稼先佩戴全國勞動模範獎章攝於北京301醫院。（受訪者提供）
鄧稼先和夫人許鹿希合影。
“福將”如何煉成
高淵：在你的印象中，鄧稼先是怎樣的性格？
許進：他的性格非常隨和，而我姑姑脾氣比較急，這點像我祖父。每次在家裏聊天，他都很喜歡聽我們講講社會上的新聞，他覺得挺新鮮，很感興趣，他自己說得很少。但有一次，他跟我說，他曾經一個人喝了一瓶五糧液，喝醉了。
高淵： 是因為工作上的壓力嗎？
許進： 在1986年前我國進行的32次核試驗中，鄧稼先親自在現場主持了15次，凡是他作出的重大決策無一失誤。他有一次說：“別人都管我叫福將，因為我是生在甲子年，甲是天幹之首，子是地支之首，所以叫我福將。”但在“福將”背後，有誰知道他付出了多少心血，受到了多大劑量的輻射？
核試驗起爆時刻，幹這行的人把它稱作零時。核爆零時前，需要技術負責人簽字確認，這是一副千鈞重擔。鄧稼先每次簽字後，都會出現一小段時間渾身冰涼，這是一種煎熬。他曾開玩笑說，簽字以後，就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了。
高淵：聽說幹這行的人，把受輻射稱為“吃劑量”。鄧稼先吃過最大的劑量是哪一次？
許進：鄧稼先和放射性物質打了幾十年交道，他經常出入車間，有一次開密封罐查看測試結果，原有防護措施擋不住新材料的放射，鄧稼先他們一下子受到超出常量幾百倍的輻射，但他自己沒太在意。
最嚴重的一次發生在上世紀70年代末。當時軍工事業受“文革”的嚴重破壞，降落傘質量不過關，高空投彈後傘沒打開，導致核彈直接摔在地上，沒有出現蘑菇雲。指揮部派出100多名防化兵，也沒能找回核彈，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鄧稼先不顧勸阻決定自己去。
在進入事故核心區前，他要求所有人退後，一個人衝進去，彎著腰在戈壁灘上尋找，終於找到了核彈碎片。這次遭受了極為嚴重的放射性鈈239輻射，對身體的傷害是現代醫學無法補救的。
高淵：那次事故後，鄧稼先身體狀況變化明顯嗎？
許進：那之後沒幾天，他回到北京檢查，醫生說他幾乎所有化驗指標都不正常。1980年後，他衰老得很明顯，頭發白了，工作疲勞也不易消除。有時候開著會，他會突然心跳加快，還會非常怕冷。
上世紀80年代初，當又一次核試驗臨近時，井下突然有一個信號測不到，鄧稼先冒著零下30多度的嚴寒，親自到井口檢查，迅速排除了故障。核試驗成功後，他很興奮，精神一下子松弛下來，只喝了一口酒，就暈倒在地。醫生護士趕過來，發現他脈搏微弱，血壓幾乎測不到，整整搶救了一整夜，他才醒過來。
高淵：他主持的最後一次核試驗是什麼時候？
許進：是1984年底，他60歲，身體已經極度虛弱。那次是試驗第二代核武器，跟老一代核武器相比，第二代核武器在高空爆炸後，在保持生物殺傷力的同時，對物質環境的破壞較小，沒有明顯的放射性沈降，所以比較幹凈。
那次試驗成功，讓鄧稼先非常興奮，因為這是他一生事業的第三個裏程碑。1986年8月，他去世幾天後，《人民日報》發文稱：從原子彈、氫彈原理的突破和試驗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試驗，他都作出了重大貢獻。
1989年7月，在鄧稼先去世三年後，我國政府為這次核試驗成功頒給他“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特等獎”，獎項為：核武器的重大突破。獎金1000元，我姑姑捐給了九院的“鄧稼先青年科技獎勵基金”。
1981年，鄧稼先攝於杭州西泠印社鄧石如塑像前。（受訪者提供）
1981年，鄧稼先與同事徐誌磊攝於杭州嶽王廟。（受訪者提供）
楊振寧的熱淚
高淵：你祖父母喜歡這個女婿嗎？
許進：他們當面管他叫“稼先”，但兩人自己聊天的時候，他們管我姑姑叫“希希”，管我爸爸叫“羅羅”，這都是他們的小名，而管鄧稼先叫“鄧孩子”。在他們心目中，鄧稼先跟自己的子女是一樣親的。
1986年7月，鄧稼先逝世時，我祖父已經96歲高齡，正住在醫院。他得知這個消息涕淚交流，寫下了8個字：稼先逝世，我極悲痛。
高淵：你怎麼看待鄧稼先和你姑姑的感情？
許進：他們的感情非常好。1958年，鄧稼先在錢三強的辦公室就答應去研制核武器，他心裏很清楚以後很難再管這個家，但他沒說要回家跟我姑姑商量一下。如果不是他對我姑姑充分信任的話，他不會就這麼貿然答應。
我姑姑現在還住在他們當年的老房子裏，北太平莊的一套老三居室，家裏陳設和我姑父在的時候完全一樣。
高淵：鄧誌典和鄧誌平姐弟近況怎樣？
許進：鄧誌典在1985年去美國學習，後來就生活在美國。出國前，鄧稼先專門跟她聊了一下《走向深淵》這部電影，電影講的是一個在非洲做機密工作的工程師的愛人去歐洲學習，被情報機關引誘竊密的故事。鄧誌典一聽就明白了。
1986年7月，鄧稼先病危時，組織上為鄧誌典買好回國機票，讓她趕回來見到了父親最後一面。鄧誌平現在就住在我姑姑家旁邊的樓裏，他們夫婦每天都會去照顧我姑姑。
高淵：鄧稼先還有一位老朋友楊振寧，1971年，他獲諾貝爾獎後首次回國，曾無意中幫助鄧稼先脫離困境？
許進：楊振寧和鄧稼先在北京崇德中學上學時就是好朋友，後來在西南聯大再度相逢，楊振寧高兩級，鄧稼先稱他是自己的課外老師。鄧稼先在普渡大學留學時，一度生活拮據，每頓飯只能吃幾片面包加一點香腸，楊振寧曾多次接濟他。
1971年夏天，楊振寧回國後，開列了一張朋友名單，第一個想見的就是鄧稼先。這無意中幫助了鄧稼先，因為當時他和一批高級專家被集中在青海一個基地辦學習班。最嚴的時候沒有行動自由，門外有人守著，吃飯由別人送進來。名單上報中央後，鄧稼先立即被周總理召回北京見客。
高淵：那次見面後，楊振寧還被鄧稼先感動哭了？
許進：他們在北京見面時，楊振寧沒問他在哪裏工作，具體做什麼。但還是沒忍住，他問起一個中文名叫寒春的美國人，是否參與了中國的原子彈工程。
鄧稼先欲言又止。面對老朋友的詢問，他不願意撒謊說不知道。但是無論他回答是或者不是，都會暴露他參加原子彈研制的身份，違反保密紀律。鄧稼先馬上將這件事向上級報告。周恩來總理得知後立即通知鄧稼先：“可以告訴楊先生，中國的原子彈、氫彈全部是由中國人自己研制的。”
鄧稼先馬上給楊振寧寫了一封信，派人乘飛機送到上海。在上海市領導舉行的餞行宴會上，楊振寧接到了這信封。他迫不及待地拆開信封，當看到鄧稼先寫的“中國的原子彈、氫彈全部是由中國人自己研制的”這段話時，楊振寧忍不住淚水奪眶而出，不得不起身離席到洗手間去宣泄一下感情。
高淵：鄧稼先病重後，楊振寧也曾多次去探望？
許進：1985年夏天，鄧稼先查出直腸癌晚期，363天後去世。他在北京301醫院住院期間，楊振寧曾兩次前去探望，相談甚歡。他去世後，楊振寧還去了八寶山祭奠。我姑姑拿出一個藍色的盒子交給他，說這是鄧稼先囑咐留給他的，裏面是安徽出產的文房四寶，是鄧楊兩位共同的家鄉特產。
我姑姑曾跟楊教授說，中國在核武器研制上花的錢比別的國家少得多。楊振寧默默地搖搖頭，輕聲說，如果從搭上科學家的性命來看，就不能這樣計算了。
高淵：楊振寧怎麼評價鄧稼先？
許進：他跟美國原子彈設計的領導人奧本海默曾共事多年，在他看來，奧本海默是個鋒芒畢露的人，而鄧稼先恰恰相反，非常忠厚平實，一個“純”字就能代表他的性格。楊振寧說，如果鄧稼先是美國人，他不可能成功領導美國原子彈工程；如果奧本海默是中國人，也不可能成功領導中國的原子彈工程。
所以他特別佩服錢三強和葛若夫斯，因為他們兩位有識人之才，分別選擇了鄧稼先和奧本海默作為各自國家的核武器研究領導者。
1949年，鄧稼先（左）與楊振寧胞弟楊振平在美國芝加哥玩彈球。（楊振寧攝，受訪者提供）
最後一次核試
高淵：還有一位必須再次提起的人，是今年年初剛去世的於敏。鄧稼先的人生最後時刻，他在301醫院的病床上，寫下了一份影響深遠的建議書，聯合署名者就是於敏。
許進：對，這是這兩位老戰友的最後一次重要合作。上世紀60年代，在基本完成原子彈理論研究後，九院理論部的重心轉向了氫彈。當時，黃祖洽、周光召和於敏三人領導的團隊，分別拿出了三個研制氫彈可能途徑。於敏還率人前往上海，用那裏的高性能計算機進行演算。緊接著，鄧稼先也率團隊趕到上海，他們晚上就睡在機房的地板上。
最終，在三個方案中，選擇了於敏的方案，國外把中國的氫彈研究方案稱為“鄧-於方案”。後來新一代核武器的理論研究，也是由他們兩位牽頭的。
鄧稼先和於敏。（央視截圖）
高淵：所以很多人說，鄧稼先和於敏是黃金組合。
許進：當時他們基地的氛圍很好，有些人喜歡給領導起外號。鄧稼先中年時體型比較壯實，而且臉方顯大，就管他叫“胖子”。於敏很早就謝頂了，他的外號是“禿子”。基地的人說，如果看到“胖子”和“禿子”緊著在一起忙活，那就是核彈又要響了。
高淵：那份最後的建議書具體說什麼？
許進：查出癌癥後，鄧稼先是在1985年8月10日動的手術。手術後沒幾天，他就要來一大堆書籍材料，還把病房變成會議室，約同事們來商量。他心裏放不下的，就是要趕緊向中央提交一份建議書。
當時全球核武器發展的形勢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美蘇英三個核大國的技術水平已經接近理論極限，他們無需再在空中或地下進行核爆炸，只要在計算機上就能取得核試驗數據。這時候，他們就想禁止別國進行核試驗，以此保持自己核強國地位。
而當時，中國的核事業處於十分敏感的階段，一旦受幹擾而停滯，可能就會功虧一簣。那份建議書的主旨，就是要爭取時機加快發展，為中國核武器試驗訂出了十年目標計劃，同時在實現途徑和措施上作了非常詳細的安排。
到了1986年3月，建議書終於完成。鄧稼先在病床上把它交給我姑姑，讓她趕緊送走，只囑咐了一句：“這比你的生命還重要。”
高淵：後來事態的發展，跟這份建議書的內容吻合嗎？
許進：鄧稼先去世後的十年，中國又進行了13次核試驗。於敏等人在後來的回憶文章中說：“每當我們在既定的目標下，越過核大國布下的障礙，奪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時，無不從心底欽佩稼先的卓越遠見。”
在1996年7月29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說，當天中國成功進行了一次核試驗，宣布從第二天起，中國開始暫停核試驗。一個多月後，聯合國成員國共同簽署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很多人不知道，中國進行最後一次核試驗的日子，是很有意味的。
高淵：這個日子的深意在哪裏？
許進：1996年7月29日，正是鄧稼先去世十周年的紀念日。這是當時高層特意選定的日子，就是要讓人們永遠銘記鄧稼先對我國核武器研制事業作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鄧稼先不僅是偉大的科學家，也是卓越的戰略家。
欄目主編：陳抒怡 文字編輯：陳抒怡 題圖來源：新華社 圖片編輯：笪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