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關部門查獲的犀牛角、象牙等物品。圖/廈門海關緝私局）
犀牛角走私的跨國鏈條
本刊記者/胥大偉
發於2021.7.19總第1004期《中國新聞周刊》
一艘捕魚船在閩粵交界海域隱秘前行。茫茫大海中，這艘長度僅為70余米的漁船在風浪中猶如一葉浮萍。然而這艘看似普通的漁船卻一點也不普通，船裏滿載的不是漁獲，而是來自非洲的犀牛角。2019年6月17日晚，中國海關緝私部門已在該海域集結重兵，正張網等待這艘漁船。
今年5月21日，廈門海關對外通報了破獲的這起特大犀牛角走私案，現場查獲犀牛角145件，總重250千克，價值約1億元人民幣。此案也刷新了近年來中國海關破獲的走私犀牛角數量紀錄。廈門海關緝私局相關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查獲的145件犀牛角中，110根整角是直接從犀牛身上完整取下的，其余的35件根據大小、外觀可以確認是從不同的犀牛角上切割而來，由此判斷大約有100只犀牛慘遭殺害。
犀牛角走私暴利堪比海洛因，為了遏制盜獵狂潮，第一個禁止犀牛角國際貿易的公約於1975年實施。目前，世界僅存的五種犀牛全部被列入CITES（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I，禁止國際貿易。隨著中國等亞洲國家持續加大針對犀牛角走私犯罪的打擊力度，走私犀牛角變得越來越困難。
走私犀牛角如今成為一門“黑色生意”。從來源地的盜獵、供應到終端消費者，有組織走私團夥的參與將來源地的犀牛角供應和消費國的市場需求進一步結合，使得犀牛角非法走私貿易變得更為隱蔽復雜。這起令人駭然的犀牛角走私大案，也揭開了跨洲際犀牛角黑色走私貿易鏈條的冰山一角。
狙擊海上“幽靈船”
2019年1月28日，正值中國農歷小年，一則情報線索引起了廈門海關緝私局的關註。線索稱，浙江溫州人王永明在南非組織犀牛角、象牙貨源，計劃通過海上及空運渠道走私入境，海上渠道可能是近期通過遠洋船舶運往國內沿海地區上岸。
福建沿海港口眾多，一些地區的雕刻產業發達，利於犀牛角、象牙的二次加工、分銷。廈門海關緝私局作出情報研判，“走私的犀牛角很有可能在福建海域上岸”。此時，王永明已從莫桑比克回國，情報信息顯示，他要到福建來“接貨”，警方對該團夥的偵查工作隨即展開。
中國與非洲相隔萬裏，一般船舶難以勝任遠洋運輸。“原始情報信息很模糊。”廈門海關緝私局情報處副處長包琦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研判最有可能是通過遠洋捕撈船進行走私運輸。海關緝私民警開始對遠洋捕撈船進行逐一排查，然而，直到春節過後，依然沒有任何收獲，這讓牽頭開展情報核查的包琦心生疑惑。“情報是預警信息，真實情況很有可能是‘人貨分離’。”包琦說。
2月9日，王永明抵達福建廈門。負責外線偵查的緝私民警得到消息，有人通知王永明，“貨”積壓在福建一個碼頭裏，“近期可能還提不了貨”。2月11日淩晨，王永明的賬戶突然產生大宗資金往來，這表明交易已經完成，但交易數量、地點卻無法得知。警方進一步偵查發現，犀牛角一旦進入到流通市場，轉手速度很快。“實際上它是分段交貨，而且不同的貨主給不同的貨。”包琦解釋，這給追查走私犀牛角的流向帶來不小的挑戰。猶如獵人一般，緝私民警們靜待目標的第二次交易。
一段蟄伏之後，信號出現了——王永明派出“馬仔”再次出發。3月5日，走私船離開浙江外海，前往莫桑比克。1600噸的目標船舶“海上先鋒”號進入了警方偵控的視野。“海上先鋒”號註冊國籍變更為中美洲國家伯利茲，船員以緬甸籍為主，這番“操作”的目的是規避檢查和刑事處罰。
（2019年6月17日晚，中國海關緝私部門查獲“海上先鋒號”。圖/廈門海關緝私局）
一艘千噸級的船舶航行在大洋上，海關緝私部門想要實現對走私船舶的追蹤，不啻於“大海撈針”。5月15日從莫桑比克的港口起航後，這艘走私船舶就關閉了船舶AIS定位系統，保持通訊靜默，成了海上的一艘“幽靈船”，這讓偵查和追蹤難上加難。“茫茫大海你不知道船去了哪，我們只能根據掌握的有限信息進行研判。”包琦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以船舶路過監測海域的零星信息，通過大數據分析，緝私民警們得以摸清走私船舶的航路、航向、航速及預計停靠點。
6月中旬，根據航路推算，走私船舶自馬六甲海峽駛入了中國南海，廈門海關緝私局聯合廣東、福建海警局，在南沙群島、西沙群島、閩粵交界海域、廈漳海域、溫州海域連布5個“口袋”，張網以待。
6月17日下午14時許，船只信號出現在閩粵交界海域，意味著留給緝私民警們的抓捕時間只剩下不到12小時，時機一過，走私船舶極有可能逃竄駛入臺灣海峽，以規避查緝。廈門海關緝私局東渡分局緝私一科副科長曾雪峰有著多年的緝私經驗，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一些走私的大船往往停在中國海關緝私執法海域之外的公海上，再用小船去“接貨”，伺機運進中國大陸。
抓捕地點最終確定在閩粵海域。當晚，120名緝私警察、288名海警官兵、8艘艦艇、18個行動小組分布在閩粵交界海域以及福州、泉州、溫州、大連等地，海陸聯動同步開展集中收網行動。
“對面船只，停船接受檢查！重復！停船接受檢查！”當緝私警察們跳上這艘在風浪中搖擺的走私船時，負責押運的走私團夥成員劉何群還“自信”地認為這只是一場例行檢查，船員們甚至沒有向躲在幕後的走私頭目“通風報信”。千裏之外的廈門，海關作戰指揮部正緊張地等待查緝結果。經過一番搜查，緝私民警們發現，這幾乎是艘空船，僅有的4個集裝箱空無一物，廚房、駕駛艙、船員休息艙等也都沒有任何發現，這讓現場參與緝私行動的民警們有些懸心。此時，電話另一頭，廈門海關緝私局情報處副處長包琦很篤定地說，“放心，船上肯定有貨。”經過輪番搜查，民警終於在該船的機艙副油艙內發現了14個黑色尼龍行李袋，袋內均裝滿了長度不一的犀牛角，經清點共計145件、總重250千克。
海上傳來捷報，陸上的另一張大網也開始收網。在溫州遙控指揮的王永明等5名嫌疑人同步被抓獲，查獲象牙1根、豹皮1張、象牙項鏈等制品30多件。
不惜成本的走私路徑
王永明團夥的這趟犀牛角走私運輸耗時三個半月，沿途經過馬達加斯加、馬爾代夫、馬六甲海峽，再利用近海小型船舶在臺灣海峽附近接駁後，伺機從中國沿海非設關地走私入境。整個走私路徑中，不設中轉地、不載運其他貨物，往返總裏程超過2萬海裏，單趟走私成本就達上百萬元。此外，正常遠洋運輸的船舶，噸位一般都在萬噸以上，而走私團夥購買的這艘貨船只有1600噸，船況差，抗風浪性也差，遇到惡劣的天氣非常容易發生傾覆。如此冒險的背後，是犀牛角走私的暴利在驅動。
亞洲地區犀牛角黑市價格約為每千克6萬美元（約合40萬人民幣）。曾雪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犀牛角被走私偷運到國內，經過層層加價至終端買主手中，售價可以比最初“收貨價”翻出十幾倍。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一份評估報告顯示，在象牙和犀牛角非法貿易中，增值最大的環節是最終零售環節。例如，僅在亞洲批發商到零售商的這一環節，犀牛角價格就上漲了103％，象牙價格更是暴漲529％。多位緝私民警告訴記者，巨大的暴利空間，使得犀牛角走私團夥異常小心，反偵查能力很強。“真實的走私遠比影視劇情節更復雜。”包琦介紹，犀牛角價格昂貴，走私團夥投入的也都是“真金白銀”，走私路線規劃仔細，思慮周密。
“一般走私沒有這麼規劃路線的。”包琦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走私團夥通常利用集裝箱船，以夾藏偽報品名的方式，通過貨運渠道進行象牙、犀牛角的非法走私。“用小型遠洋漁船跨洲際走私，這是很罕見的。”包琦說。
中南屋創始人、曾臥底調查國際犀牛角走私的黃泓翔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犀牛角走私路線主要是非洲—東南亞—亞洲終端市場。黃泓翔在越南進行實地調查發現，很多犀牛角走私往往會選擇在緬甸、越南等東南亞國家進行“中轉”，原因在於當地寬松的執法環境，以及容易接觸到終端買家。
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IFAW）的相關分析顯示，近年來走私進入中國的犀牛角主要來自於南非和越南，兩條路線都呈現出明顯的有組織犯罪趨勢。由於中國海關對於瀕危物種走私打擊力度的增強，兩條路線中犯罪團夥都普遍采用雇傭水客或保貨團夥的方式來降低自身的風險。IFAW高級項目官員馬晨玥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來自越南的犀角主要是由犯罪團夥自非洲走私至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的，而後囤積在中越、中老等邊境伺機偷運入境。犯罪團夥選擇的偷運入境方式，主要有雇傭邊民人身夾藏通過口岸旅檢通道入境，以及雇傭保貨團夥通過非設關地偷運入境。近年來，跨境包裹寄遞走私也有高發趨勢。
作為犀牛角消費的新興市場，越南除了自身需求外，也成為了向中國走私犀角的最主要中轉國之一。根據EAL（大象行動聯盟）2016年的暗訪，中國貿易商表示越南是他們主要的犀牛角來源，而越南的賣家也證實了這一點，他們稱80％的買家是中國人。2016年8月至2017年6月，EAL針對中國邊境非法走私犀牛角的情況，進行了為期11個月的調查。EAL調查員了解到，走私者有四到五條不同進出中國某邊境城市的陸路通道。最短的路程只需步行三分鐘。
而來自南非的犀牛角則主要是由犯罪團夥雇傭的跨境帶貨人員，利用空港旅客進出境通道，以“螞蟻搬家”方式將犀牛角夾藏在行李中走私入境，犯罪團夥常選擇經由中國香港、多哈和胡誌明市等地轉機的國際航班。國際野生生物保護學會（WCS）北京代表處中國項目主管李立姝提醒，要重點關註空運走私入境的方式。李立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相比象牙，犀牛角價值更高、更方便運輸，通常是通過空運的行李箱進行走私。從非洲起運犀牛角後，走私者會在北非、亞洲等地的機場進行中轉，而香港則是一個重要的“通路”。從各國海關破獲的一些犀牛角空運走私案例來看，有的走私者會勾結機場的工作人員，以免除入關時的掃描檢查。
另一個值得關註的現象是日益更新的銷售途徑。“犀牛角不再像過去一樣擺在店裏出售。”野生救援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余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為了逃避打擊，絕大部分的犀牛角銷售轉移到了社交媒體上，特別是微信。賣家和買家可以通過微信私下交流和支付，賣家通常在朋友圈或客戶群中發布產品信息，這給執法增加了不小難度。
馬晨玥提醒，網絡交易在走私進境的犀角制品交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IFAW記錄的2019年審判的15起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犀牛角的刑事案件中，涉及網絡的有14起。“網絡平臺是犯罪分子常用的發布廣告、聯系溝通、轉賬支付的工具，需要受到重點關註。”
“國際化”走私網絡
隨著另外兩位幕後主犯陳有仁、國內貨主阮玉成的落網，廈門海關查獲的大型跨國犀牛角非法走私犯罪團夥的面紗由此被揭開。境外采購、跨國販運、走私入境、快速分銷，環環相扣且分工明確的背後是一個組織嚴密、專業性極強的走私團夥。在分工上，團夥中有專門的成員負責在非洲當地收貨、裝貨上船；海上跨洋運輸同樣交由專門的組織成員押運；負責偷運入境的則是遠洋船的股東。走私的各個環節相互獨立，條線切割清晰。作為一名老緝私警察，在曾雪峰看來，打擊這類走私犯罪，難點在於如何揪出潛藏在幕後的貨主。
在團夥中，王永明有多重身份，他既是貨主又負責組織貨源，是維系走私鏈條運作的關鍵角色。事實上，建立一條走私通道並非易事。“沒有非洲當地人的配合，‘貨’你是拿不出來的。”曾雪峰指出，類似王永明這類的走私商人，在非洲當地關系網復雜。包琦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王永明買通了一名當地警察，讓其幫忙將犀牛角運到走私船上。負責偷運入境的股東中，有一位是福建某葡萄牙商會的會長，而莫桑比克正是葡語國家，這也展現出了犀牛角走私網的層層復雜生態。
野生動物貿易研究組織，早在十多年前就開始關註犀牛角“黑色生意”中的“亞洲角色”。早些年的資料顯示，在南非逮捕的涉嫌犀牛角犯罪的亞裔嫌疑人中，最多的是越南籍，其次是中國籍和泰國籍。國際知名動物保護專家蘇西·瓦特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中國人很少涉及犀牛角犯罪的前端，即實施實際盜獵行為；相較而言，他們往往承擔從盜獵者手中收購犀牛角的中間人角色。
此前，南非反盜獵特警介紹，犀牛角走私利益鏈一般由五層構成：最底層的盜獵者往往是貧困的黑人；第二層是地方性的小規模收購和轉運者，被稱為“跑者”；第三層是全國性的收購者，從事更專業、有組織的集團犯罪；第四層是在非洲的收購者兼出口者，以越南人居多，也有部分是中國人；第五層是越南、中國組織銷售的頭目。
黃泓翔曾扮演中國買家，成為南非反盜獵部門的臥底。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現在有一個很大的誤解，認為參與非法野生動物制品貿易的華人都是黑幫分子或者窮兇極惡的走私犯，但其實大多數華人走私商都是普通的生意人。廈門海關破獲的這起特大犀牛角走私案的主犯王永明在非洲是名貿易商。“王永明的貿易公司並不賺錢，就是個空殼，平時幫人倒外匯。”包琦介紹。
“走私犀牛角不是說你到了非洲待一兩年就能夠搞定當地的關系。”黃泓翔指出，這些久居非洲多年的華人，在當地的資源網絡非常豐富。“一方面他們在當地創造了一個市場，讓更多的當地人看到野生動物制品可以賣錢，這在客觀上增加了當地人去盜獵的動機；另一方面，他們了解當地的情況，又知道在中國這邊的銷售渠道。”而非洲國家大多缺乏嚴格的監察和市場監管體制，給了這些走私商漏洞可鉆。
黃泓翔說，驅動這些華人從事非法犀牛角貿易的，依舊是背後巨大的黑色利益。目前，亞洲地區仍是犀牛角消費的主要區域。UNODC的數據顯示，每年，約有5.6噸的犀牛角進入市場。其中，0.4噸在非洲被查獲，剩余的5.2噸走私至非洲之外。絕大部分（約5.1噸）進入東亞和東南亞，其中0.5噸被查獲，剩余的4.6噸則進入到亞洲終端市場。國際野生生物保護學會（WCS）提供的一份資料顯示，2016年~2018年間，僅亞洲終端消費者市場，每年犀牛角非法貿易收入就高達1.7億~2.8億美元。
野生救援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余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近幾年亞洲對犀牛角的主要需求是入藥和投資品。傳統中醫認為，犀牛角具有涼血、解毒、清熱的功能。在越南，不少人把犀牛角視作昂貴的保健藥品。“迷信犀牛角能治療癌癥很可能與越南每年有15萬個癌癥案例有關。”余衝說。在中國，安宮牛黃丸曾因含有犀牛角成分被廣泛推崇。1993年中國完全禁止犀牛角入藥後，黑市上仍流通著不少使用犀牛角配方的“老安宮牛黃丸”“朝鮮安宮牛黃丸”。馬晨玥介紹，除了入藥，犀牛角制品也被很多人視為珍貴的收藏物。還有部分人相信，隨著犀牛種群數量的減少，犀牛角制品是具有保值增值功能的。多位海關緝私警察擔憂，“犀牛角越珍貴，對一些買家反而越有致命的吸引力”。
貧窮和腐敗是盜獵的催化劑
WCS近期給中國相關部門提交了一份風險提示。2020年12月至2021年2月，在南非和越南連續發生三起犀牛角走私案件，查獲量大，每起案件查獲的犀牛角都在 60 千克以上，並且全部都是以貨運方式走私。WCS預判，這是犀牛角走私犯罪團夥開始將此前囤積的貨物進行集中出貨，並且采用了更“優化”的貨運走私方式代替過往的人員隨貨走私方式，建議中國海關部門保持警惕。
因新冠疫情大流行，去年非洲的犀牛盜獵經歷了“平靜”的一年。南非農林漁業部近日發布的數據顯示，犀牛盜獵情況顯著下降。2019年共有594頭犀牛被殺害，2020年的盜獵數量為394頭，下降了33％；肯尼亞野生動物管理局（KWS）的數據也顯示出明顯的下降趨勢，2020年肯尼亞的犀牛盜獵數為0。
一些動物保護組織對此態度謹慎，他們認為盜獵減少的原因不只是因為疫情影響，還因為犀牛數量的減少讓盜獵更加困難了，尤其是在南非克魯格國家公園。根據CITES（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在2019年CoP18大會上公開的數據，截至2018年非洲的犀牛數量為23562頭，分布在南非、肯尼亞、納米比亞等14個國家。南非的犀牛數量占整個非洲的80％左右，以白犀牛為主。2020年有245頭犀牛在克魯格國家公園內被獵殺，占全南非盜獵數量的62％。余衝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數據下降並不能完全說明盜獵犀牛的企圖或行動減少了，例如在南非克魯格國家公園，2019年有記錄的盜獵企圖和行動高達2014起，所幸的是大部分的盜獵企圖和行動被成功攔截了。
黃泓翔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盜獵者一般分為兩種，一類是裝備精良的職業盜獵團夥，他們通常配備先進的熱感望遠鏡、夜視儀、GPS系統、全自動步槍甚至是直升機和軍用裝甲車輛；更多的一類則是當地的窮苦村民，“他們拿著老式步槍、弓箭甚至是毒藥”。
貧窮是盜獵的催化劑，在莫桑比克和南非邊境，部分當地人十分依賴犀牛角的偷獵收入。“因為貧窮，這些村民盜獵犀牛後，會把犀牛角賣給在當地收購犀牛角的基層收貨商。”黃泓翔介紹。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的數據顯示，在偷獵環節，每單位犀牛角的價格是象牙的55倍，一只大象的象牙價格為1000美元，一頭犀牛的犀牛角價格為24000美元。另一組數據顯示，即使作為當地犀牛偷獵團夥中的底層人員，參與一次偷獵活動也有2500至5000美元的收益，而當地農民或礦工一年的收入僅有幾百美元。
非洲當地一些動物保護組織告訴黃泓翔，疫情一方面加劇了當地的貧窮，導致更多的人會為了生計鋌而走險；另一方面，疫情影響了當地保護區的資金收入，反盜獵巡邏有所削弱。野生救援向《中國新聞周刊》反饋的信息顯示，新冠疫情使得非洲的旅遊業深陷泥淖，大量依靠旅遊項目的保護區瀕臨崩潰。當經濟陷入困境中時，在資金和執法投入的優先級上，保護工作被排在了最後的位置。
“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南非當前仍然是犀牛盜獵的焦點地區。”馬晨玥說。在2020年11月，南非誇祖魯-納塔爾省地方當局證實，在Hluhluwe-iMfolozi保護區的不同區域發現了7只白犀牛屍體，當局擔心大規模的盜獵活動還在繼續。南非克魯格國家公園生存著世界上最大的犀牛種群，保護區7580平方英裏的面積，導致克魯格公園缺乏足夠的監管人力，想要做到有效的監管則需要充足的資金保障。
缺人、缺錢、缺裝備，這是非洲國家在保護犀牛方面所面對的現實。南非誇祖魯-納塔爾省經濟發展、旅遊與環境事務部發言人德布爾表示，當地沒有足夠的護林員和反盜獵人員，隨著省預算削減了至少50億蘭特，當地政府無力雇用更多的護林員。
近些年來，為保護犀牛，非洲部分國家會在犀牛的角部植入芯片，以建立犀牛的身份系統。此次廈門海關查獲的這批犀牛角中，有70塊是含有芯片信息。“這說明，這些犀牛角曾經被查獲過，又被拿出來賣的。”包琦介紹，海關部門已經就此次查獲的特大犀牛角走私案中發現的非洲執法腐敗問題，向有關國家作了通報。
黃泓翔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一些非洲國家的倉庫中存放著大量的犀牛角，“每千克犀牛角的價格能達到4萬~6萬美元，而看管倉庫的工作人員月工資200美元已是極限。”黃泓翔認為，非洲當地的極端貧困、執法環境的低效以及腐敗問題，使得犀牛角盜獵和非法走私貿易難以禁絕。
“雖然一些盜獵者被抓，但犯罪團夥中的頭目和中間人卻沒有受到處罰。”余衝建議，應依據現有法律，逮捕、起訴和處罰高層賣家和買家，以及南非、莫桑比克的犯罪團夥及核心人物，同時打擊國家公園和保護區的腐敗問題。多位受訪的動物保護專家認為，終結盜獵，並不取決於阻止多少個盜獵者，而是需要更多的國際合作，以便在非法貿易鏈條的上遊瓦解犯罪。
（王永明、劉何群、陳有仁、阮玉成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