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君按：“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吾豈好辯哉!吾不得已也”。有一批年過九旬的知識人，仍以“垂暮”之姿回應著時代的命題，不懼路之修遠，上下而求索。本期略作梳理，以表敬意，也歡迎讀者朋友留言補充（以下排名不分先後）。
吳敬璉
吳敬璉，1930年1月24日出生，南京人，祖籍江蘇武進遙觀（今常州市武進區遙觀鎮），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1954年畢業於復旦大學經濟系。著有《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中國增長模式抉擇》《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重啟改革議程》等。
世界各國都需要創新。和發達國家比起來，中國促進社會制度、規則現代化的任務更重要、更緊迫，因此需要各方面的社會創新。除了我們這些“90 後”，希望社會各界都參與推動社會創新。我們都盡自己的責任，就可以看到這個國家的希望。
資中筠
資中筠，1930年6月22日生，祖籍湖南耒陽，出生於上海，學者、翻譯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美國研究》雜誌主編。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著有《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和發展：1945-1950》《資中筠自選集》《蜉蝣天地話滄桑：資中筠九十自述》等。
我本一介書生，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沒有什麼值得傳世的事跡。但是，我所經歷的時代卻是大起大落，常有驚天動地之事，個人命運也隨之沈浮。
……
實際上我退休以後從生活到思想都進入了一個新階段。西諺雲“人生自四十始”，我卻是自六十始，甚至更晚。本來既無案牘之勞形，又無“課題”之催逼，清心寡欲，足以頤養天年。有書有琴，怡然自得。但是總是有一種戚戚於懷，揮之不去的情結。在這個物欲橫流、戰火紛飛、殺戮手段日益升級，人性中“惡”的一面展示得淋漓盡致的世界上，人類將伊於胡底？陶醉在“崛起”的豪言壯語中的吾國吾民何處是精神的家園？身居陋室，俯仰今古，心事浩茫，對斯土斯民，乃至地球人類，難以釋懷，如鯁在喉，不得不發出聲音。
余英時
余英時，1930年1月22日生於天津，祖籍安徽省潛山縣官莊鄉金城村，歷史學家、漢學家，先後師從錢穆、楊聯陞。曾任哈佛大學教授、耶魯大學講座教授、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等。2006年，榮獲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14年榮獲唐獎首屆漢學獎。著有《重尋胡適歷程》《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人文與民主》《余英時回憶錄》等。
在這個時代我能做什麼，那就是做自己。我沒有英雄崇拜主義，也不會自愧不如，因為我天生就只有這麼多本錢，只有這麼多才力。這不是我能決定的，這是遺傳決定的，還跟我的環境有關系。如果小時候沒有八、九年在鄉下，我對傳統的社會與文化便不可能有親切的認識。但我沒有機會上現代小學、中學，便註定不能成為數學家或物理學家了。我只有一點對中國文史的底子，就只能做我自己。我並不是傲慢或者自負，人只能知道自己有多少本錢，就做多大的生意。不要看別人是大富翁，我也要去做大生意，那就畫虎不成反類犬。總而言之，盡力完成自我，同時也知道尊重別人，這是所謂“博學知服”，即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的最好辦法。
葉嘉瑩
葉嘉瑩，1924年7月2日生於北京，號迦陵，土默特蒙古後裔，1945年畢業於北平輔仁大學國文系，自1954年開始，在臺灣大學任教15年，1969年遷居加拿大溫哥華，任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終身教授，1991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稱號。現任中央文史館館員、南開大學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長。著有《迦陵論詩叢稿》、《迦陵論詞叢稿》、《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等。
我有兩個心願，一個是把自己對於詩歌中之生命的體會，告訴下一代的年輕人，一個是把真正的詩歌吟誦傳給後世。
江 平
江平，1930年12月28日出生，浙江寧波人，法學家。1956年進入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前身）任教。1983年至1990年歷任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校長，2001年10月12日被授予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稱號。著有《西方國家民商法概論》《羅馬法基礎》《沈浮與枯榮：八十自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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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九十歲誕辰（虛歲），眾多先生的友人、弟子等相聚在北京京儀賓館，慶賀先生誕辰。據悉，江平先生在現場發表了三點感想（大意）：
一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二是只向真理低頭。
三是法治天下。法治高於改革。若改革無力，法治則為底線。
厲以寧
厲以寧，1930年11月22日出生於南京，祖籍江蘇儀征。195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後留校工作，曾任北京大學經濟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政策、經濟思想史。著有《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資本主義的起源—比較經濟史研究》《羅馬—拜占庭經濟史》《工業化和制度調整—西歐經濟史研究》等。厲以寧因其在上世紀80年代較早提出對產權不清晰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進行大規模股份制改造的構想，而被經濟學界冠以“厲股份”的綽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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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加無知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作為讀書人，總有些正心、齊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這是我堅持至今的動力。
李澤厚
李澤厚，生於1930年6月13日，湖南長沙人，1954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現為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巴黎國際哲學院院士、美國科羅拉多學院榮譽人文學博士。著有《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美的歷程》等影響巨大。80年代，李澤厚不斷拓展其學術論域，促引思想界在啟蒙的路徑上艱辛前行。他提出的“啟蒙與救亡雙重變奏”的命題，讓人們對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激發了知識分子對啟蒙的責任擔當。
看中國還是要用“理性”的眼睛。中國那麼大、那麼復雜，用別的眼睛看都不行，用階級鬥爭的眼睛、革命的眼睛、皇帝的眼睛、痞子的眼睛、道德家的眼睛，都不行。用簡單的、情緒化的眼睛就看不清楚。不管人們用什麼最高級的形容詞來捧中國或罵中國，我們都只管面對事實負責任地思考。我的口頭禪是我只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
許倬雲
許倬雲，1930年7月10日生於中國福建廈門，祖籍江蘇無錫，歷史學家，現為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學系榮休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許倬雲學貫中西，先後執教於臺灣、美國和香港的多所高等院校，善於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研究領域主要為中國文化史、社會經濟史和中國上古史。著有《萬古江河》 《心路歷程》《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等。
今天學術界非常顯著地崇洋媚外，也非常顯著地抱殘守缺，這兩者是相配而行的。抱殘守缺又不能見全貌，所以崇洋媚外，取外面東西來填補，沒有自發的精神，有聰明才智但是不敢放，不敢用自己的聰明才智來解決自己的精神困擾和饑渴，這是值得擔憂的事情。所以，假如改革開放真有大義而為的政府，一定要在這個時候放松人的思想，一定要放松資源鼓動民間的財富，也釋放若幹的資源，鼓勵在學術界、文化界做尋找價值、重建價值的工作。
許淵衝
許淵衝，生於1921年4月18日，江西南昌人，1943年畢業於西南聯大外文系，第二年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後赴歐留學。回國後在北京等地外國語學院任英文、法文教授，1983年起任北京大學教授。許淵衝畢生致力於翻譯工作，翻譯出版了《詩經》《楚辭》《李白詩選》《西廂記》《紅與黑》《莎士比亞選集》《包法利夫人》《約翰·克裏斯托夫》等中、英、法文學作品一百二十余部。
Truth can be known, but it may not be the well-known truth.
真理可知，但未必是。
王鼎鈞
王鼎鈞，1925年4月生，山東省蒼山縣蘭陵人。筆名方以直，當代著名華文散文作家。他1949年去臺，1978年赴美，退休後，定居紐約。王鼎鈞一生淡泊名利，力求窮畢生之力於“寫出全人類的問題”，對散文藝術的努力開拓，終使之成為一代散文大家，被譽為“一代中國人的眼睛”、“崛起的脊梁”。其“人生四書”、“作文四書”等作品銷行極廣，至今不衰。1992 年至2009 年，王鼎鈞歷時十七年陸續發表“回憶錄四部曲”。這四卷書融人生經歷、審美觀照與深刻哲思於一體，顯示一代中國人的因果糾結、生死流轉。
我一直相信作品和作家沒有道德上的關聯，人格是人格，藝術水平是藝術水平。現在我知道，卑鄙的心靈不能產生有高度的作品，狹隘的心靈不能產生有廣度的作品，膚淺的心靈不能產生有深度的作品，醜陋的心不能產生美感，低俗的心不能產生高級趣味，冷酷的心不能產生愛。一個作家除非太不長進，必須提升自己的心靈境界，他得“修行”。
聶華苓
聶華苓，1925年1月11日生於武漢，1949年與家人逃到臺灣，因編輯《自由中國》受白色恐怖牽連，後赴美與丈夫Paul Engle創辦影響力龐大的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1979年，大陸、臺灣和香港的作家隔絕三十載，首次相見於愛荷華。 白先勇、林懷民、莫言等曾是她家客廳的座上客。而她本人也被稱為“世界文學組織之母”、是20世紀華人文學界最重要的推手之一。著有《桑青與桃紅》《夢谷集》《百花文集》（翻譯集）等
現在的人，大致可分三種：一種是糞坑裏的蛆，一天到晚逐臭地活著。一種是失掉人性的軀殼，只是本能地生存著，沒有笑，沒有淚，沒有愛，也沒有恨。還有一種人生活在精神境界裏，用毅力和信心保護自己。物質的世界是狹小的，充滿欺詐和各種利害衝突。只有在精神世界裏，才能開拓無限樂土，自由自在，與世無爭。
茅於軾
茅於軾，1929年1月14日出生於南京。1950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1975年開始從事微觀經濟學研究，1986年赴美國任哈佛大學註冊訪問學者，1990年受聘為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經濟系高級講師，講授研究生班的微觀經濟學；1993年從社科院退休創辦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並任所長、理事長，現為天則經濟研究所榮譽理事長，人文經濟學會理事長。著有《生活中的經濟學》《誰妨礙了我們致富》《中國人的道德前景》《中國人的焦慮從哪裏來》。
對於中國的年輕人，我對他們的囑托就是，我希望他們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我非常希望他們追求真。什麼是假的？什麼是真的要追求？還要追求理，就是要有邏輯。這兩點能做到，我們下一代就有希望了。
楊 苡
楊苡，1919年9月12日生於天津，先後就讀西南聯大外文系、重慶國立中央大學外文系。翻譯家，主要譯著有《呼嘯山莊》《永遠不會落的太陽》《俄羅斯性格》《偉大的時刻》《天真與經驗之歌》等。著有兒童詩《自己的事自己做》等。
當我能將心裏的話痛痛快快變成紙上的文字時，而且當然是說真話，不用假話騙人，這可能意味著我沒有白白浪費掉生命。
何兆武
何兆武，1921年9月14日生於北京，祖籍湖南嶽陽，1943年畢業於西南聯大歷史系。1986年至今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長期從事歷史理論、歷史哲學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經典著作的翻譯工作。譯作有《社會契約論》《思想錄》《歷史理性批判文集》等，著有《歷史理性批判散論》《歷史與哲學》等。
一個所謂好的體制應該是最大限度地允許人的自由。沒有求知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沒有個性的發展，就沒有個人的創造力，而個人的獨創能力實際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產力。如果大家都只會念經、背經，開口都說一樣的話，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當然，絕對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幹什麼就幹什麼，那會侵犯到別人，但是在這個範圍之內，個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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