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宋詞，或清閑淡雅，疏梅暗影，或繁花鬧春，濃香襲人，或如長江一瀉千裏，奔騰澎湃，或似小溪潺潺細流，涓涓澗鳴；人們閱之賞之，見仁見智，各有喜好。
好詩好詞的受眾總是多多，但能被各個層次的人為之喝彩，如李杜蘇辛者，總是不多，更多的是另一種現象，這就是有的詞人或詩人，專家同民眾的意見總是相左，業內人士推崇之極而大眾卻並不認可，這在宋詞中尤為突出，如周邦彥，如姜夔，包括今天要說的這吳文英。
說起這吳文英可謂是大名鼎鼎，宋詞三百首中，他的詞所選最多，大概有二十五首之多，穩居第一，而如蘇東坡或辛棄疾等人同他相比，就少了很多了；但這吳文英的詞究竟好在何處，卻是沒有幾人能說清楚的。
年輕時我也曾讀過幾首吳詞，但總有種朦朧之感，如霧中看花一般；這倒並不是他用典過多，而是其思維之跳躍，讓人緊追不及，加之色彩斑斕，令人眩目，因此，除了感覺其辭句優美，神韻騷雅外，似乎又說不出好在哪兒，畫面感不是太強。
“宋詞家之有夢窗，殆猶唐詩人之長吉乎。”將詞家之吳文英比詩家之李賀，這評價是很高了，但吳文英的詞好像也屬除了能摘出個別句子感覺神美之外，很難品味出全詞之美，所以我相信，如果就一般愛好者來說，能背下一首吳詞者怕是不多。
吳文英，字君特，號夢窗，晚年又號覺翁。四明人，即今浙江寧波人。他一生未第，遊幕終身，於蘇州、杭州、越州三地居留最久，並以蘇州為中心，北上到過淮安、鎮江，蘇杭道中又歷經吳江、無錫，及茹霅二溪。遊蹤所至，每有題詠。
晚年一度客居越州，先後為浙東安撫使吳潛及嗣榮王趙與芮門下客，“晚年困躓以死”，享年六十歲左右。
吳文英的一生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少年時他長期在德清居住，而且也有戀情，後來故地重遊之時，亦曾寫下很多憶舊的詞章；成年後旅居杭州，這階段，又有浪漫的情感經歷，他與一位杭州女子同居，情合意投，時光如蜜，被人稱為“十載西湖”之戀。
及三十歲後，他移居蘇州，交遊甚廣，學人騷客頗多來往，十分歡娛；後來便在吳越間輾轉，雖寄人籬下，衣食能足，然終非長久之計，所以及到晚年之際，知音一去，終落到貧病困頓，寂寞而死。
吳文英是末代詞人，他去世時離宋亡國的崖山之戰僅距七年，吳文英吐亡國之音但未歷亡國之痛，但在他的詞中蘊藏著一種感慨故國殘山剩水的悲哀，讀來讓人頗為傷感。
作為一介布衣之身，一生未涉政壇，且又無花邊香艷舊事，不但正史無傳，就是各地方誌都沒有給他立傳，他就如差不多同時期的詞人蔣捷一般，家世生平不詳，我們只能從他詞作和其他的一些零星記載中，拼湊出一個大致的軌跡。
吳文英本姓翁，可能是過繼給吳氏而改姓吳，年輕時喜工文詞卻無意於科舉，故而一生未仕；他交遊甚廣，所存詞中贈酬之人就達六十余人，三教九流無所不及，既有文人政客，亦有普通民眾，當然也有權貴，其中最引人註目的便是名臣吳潛和權臣賈似道。
吳潛歷官兵部尚書和浙東安撫使等職。曾兩度入相。後為賈似道誣陷，被劾貶謫，卒於謫所，吳潛同吳文英的交誼較深，吳文英也曾為他的幕僚，而他品德的高潔也影響了吳文英，後來他被貶遇害，吳文英亦寫詞悼念。
吳文英同賈似道的交集最為後世所詬病，賈似道是被列入《奸臣傳》中之人，名聲一直很臭，而吳文英曾與他有較深關系。現存《夢窗詞》中有四首是贈賈似道的，以至於後人對吳文英的品行有著不恥之辭。
其實我們大可不必對吳文英的操行過多地苛責，吳文英與賈似道的交往，只是一種酬應關系。以詞章出入侯門，本是當時的風氣，吳文英既為詞人，以詞作結交權貴，並以此為生乃屬正常，他在詩詞中也並無諂佞幹求之語。
在宋代這種現象多多，何況吳文英並不是以此來搏個出身，他並不是一個趨附鉆營之人，否則就不會最後“困躓以死”了，所以，從各方面來看，吳文英還是個狷介自好之士。
“三千年事殘鴉外，無言倦憑秋樹。逝水移川，高陵變谷，那識當年神禹？幽雲怪雨，翠萍濕空梁，夜深飛去。雁起青天，數行書似舊藏處。
寂寥西窗久坐，故人慳會遇，同剪燈語。積蘚殘碑，零圭斷璧，重拂人間塵土。霜紅罷舞，漫山色青青，霧朝煙暮。岸鎖春船，畫旗喧賽鼓。”
這首《齊天樂.與馮深居登禹陵》的詞最能代表吳文英的風格，登高望遠，於蒼茫寥廓處懷古思今本是歷來文士喜作之題，但吳文英寫來卻別有高處，他從滄海桑田，大禹治水的神話，來對照而今國勢衰褪，一句“無言倦憑秋樹”，雖含蓄深藏，然其中之哀感，一望便知。
同李商隱一樣，吳文英也是個愛“吊書袋”之人，“幽雲怪雨”、“雁起青天”、“零圭斷璧”都是神話傳說，如果不懂這些典故，光從字面去理解，就會有晦澀隔斷之感；所以他同時代的詩人張炎評價他的詞如七寶樓臺，眩人耳目，碎拆下來，不成片段。
上片還在登高望遠，下片起句便忽爾人家，當讀者還在山頂品味“雁起青天”時，他卻早已坐在人家窗下喝茶，欣賞這“霧朝煙暮。岸鎖春船”美景了，茶未喝完，他一個跳躍，“積蘚殘碑，零圭斷璧，重拂人間塵土”，又回到山上去了。
這一會兒山顛一人兒山下的，讓人感覺很是突兀，就如同有人形容聽愛因斯坦授課，懂還是懂，就是跟不上趟，這也同我們習慣的柳七長調，漸次鋪陳，娓娓道來的風格迥異，方才秋樹，忽道春船，這節奏直讓人眩暈。
詞到了南宋，漸次變成了一個高度藝術化的載體，變成了純粹的文人制作，我們從吳文英的詞就能看出，想要欣賞讀透這詞，沒有很高的文學修養是不可能的，欣賞門檻越來越高，沒有十年寒窗之功實難窺其堂奧。
吳文英是僅次於辛棄疾詞數量的詞作大家，辛詞雖然也愛用典，但還不算太艱澀，辭句也平實，加上寫有不少清新可人的小詞，所以受眾多多；柳永的慢詞用辭也是如此，所以市井閭巷，酒樓歌臺，上至趙官家，下到販夫走卒，“凡井水處皆能歌柳詞”故而普及率極高。
而辛後之人填詞卻使事用典、精工細構，斟酌推敲、窮思極慮，“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作者寫得辛苦，讀者解得艱辛，於是，普及率嚴重受限，最後是曲高和寡，落入雕琢過甚的窘境。
“斷煙離緒。關心事，斜陽紅隱霜樹。半壺秋水薦黃花，香噀西風雨。縱玉勒、輕飛迅羽，淒涼誰吊荒臺古？記醉蹋南屏，彩扇咽寒蟬，倦夢不知蠻素。
聊對舊節傳杯，塵箋蠹管，斷闋經歲慵賦。小蟾斜影轉東籬，夜冷殘蛩語。早白發、緣愁萬縷。驚飆從卷烏紗去。謾細將、茱萸看，但約明年，翠微高處。”
作為南宋最有影響力的詞作家，古人評價他的詞是：“吳詞潛氣內轉，上下映帶，有天梯石棧之妙”，吳文英的詞，最大的特點是用詞用句精煉無比，在辭藻華麗的同時，不失內在的神韻。
這首《霜葉飛·重九》詞，便能夠看到一些這樣的特點。據說這首詞是一首悼亡詞，是悼念亡姬之作，作者通過虛實結合的敘述，將該詞寫的生動華麗，十分具有氣韻，讀來不禁令人唏噓。
“斷煙離緒”“紅隱霜樹”“緣愁萬縷” 了了數語，便將淒迷的景象烘托著離恨之情浸潤，其淒涼心境直讓人心碎。一束黃花瓶中，花香四溢，戚戚瀝瀝的小雨中，顧四周，獨一人，曾攜手的攜手伊人何在，只夢中手執團扇，低聲吟唱，歌聲與寒蟬共鳴，是如此悲涼嗚咽。
人亡心死，歡顏不再，一個“謾”字，看似輕松，似乎是隨便說說而已；但看自己早已白雪飛頭，明年的許諾天曉得還是否能實現一切都只是作者強作歡顏之語，其極端沈痛之情，由此可見。
吳文英是個文學人物，於政治無甚可言，而他的遊歷範圍也僅局限一江浙一隅，他學周邦彥，但卻沒有周邦彥那麼多香艷的故事，筆記小說，野史話本中亦無他的行蹤，他之所以在南宋馳聲傳名，主要是由於他那《夢窗詞》中三百余首哀艷動人的詞篇。
他生活的時代 元已代金而起，南宋政權已岌岌可危。面對風雨飄搖的時局，吳文英既不能奮起吶喊，只能通過寫景詠物，傷今感昔，表達對國事的憂思。在他的詞中，或傷戚宋室的衰微，或隱喻南宋君臣的偷安，或描寫山河的雕敝荒涼，或痛悼被迫害的忠臣良將。同時，又夾雜著對人世滄桑的感嘆，把家國之感與身世之痛融為一體，其沈郁哀傷之情隨處可見。
吳文英被稱為“詞中李商隱”，不僅是藝術風格還是人生道路，二人有很多的相似之處吧，不同的是，李商隱的題材廣泛，即風情傷感，也涉及時事，或關心民生疾苦，或借古諫今，或嘲諷官宦。
而相比之下吳文英的題材就窄了很多，他走的卻依舊是“香草美人”的路子，仍是花間詞的老套路，一副“花前病酒”的模樣，多是表達對國家現狀的憂慮無奈和自身內心的愁苦。
在風格上，二人都晦澀艱深，纏綿悱惻。但就晦澀來說，二者的晦澀卻不盡相同；吳文英的晦澀，其實更像李賀，想象奇特，用字險怪，與李賀一樣，他很是喜好煉字煉句。
吳文英的詞後世是十分地推崇，而且一直將其視為周邦彥之後的正聲，所謂“夢窗深得清真之妙”是也；蔣兆蘭在《詞說》謂夢窗詞是“英思壯采，綿麗沈警”，“佳處正在密麗，疏快非其本色”，並將其詞風歸於“密麗”二字。
這個歸納有點玄妙，大致是說吳詞沒有晏歐的俊雅雍容，更不可能有蘇辛的悲慨曠放；他綺麗過周、秦而無其清越，哀感比馮、李卻失其真率，如此評價，不知是也不是。
我總是覺得，吳詞裏蘊藏著一種感慨家國剩水殘山的悲哀，這已是亡國之音！亡國之音哀以思，吳詞的哀思不是像李後那樣噴薄潑瀉， 而是以其精思細構譜出的一曲哀歌。
吳文英怎麼說都是文弱地書生一枚，可惜他生不逢時，處在那大宋滅頂在即之際，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我們不能指望他能如文天祥那樣，以救國為已任，亦不能如辛棄疾那般地慷慨高歌，一抒心中壘氣，他只能國祚衰微的時代，詠誦幾首哀詞來寄托自己的情思，他能做到的，也就只能是這些了。
至於懂吳詞之人甚少的緣由，這也是沒辦法之事，由來曲高和寡，知其妙者自謂其非人可及，不知其妙者曰神馬玩意兒，自己懂就好了，畢竟咖啡大蒜，各有滋味，各有愛好，不到空庭地，難解夢窗愁，您說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