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見洗冷水澡周公解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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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電視劇《覺醒年代》正在熱播。該劇講述了1916年至1921年間,中國的熱血青年們追求真理,探索新知的歷程,刻畫了陳獨秀、李大釗、胡適、毛澤東、周恩來、陳延年等鮮明人物,也展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以及中國共產黨建立的紅色起點。

回溯歷史,以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愛國運動為引線,無數青年的熱情被點燃,他們在學習新知識、參加愛國運動的同時,也用不同的方式探索人生的正確道路。

在這一過程中,探索時間最長、心路和經歷最曲折的,無疑是毛澤東。今天,庫叔分享一篇文章,從細節處了解毛澤東尋找信仰的心路歷程。

文 | 劉統 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

編輯 | 謝芳 瞭望智庫

本文為瞭望智庫書摘,摘編自《火種:尋找中國復興之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原標題為《崢嶸青年》,原文有刪減,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1

刻苦學習

1910年,17歲的毛澤東考入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當他穿著農家的衣服,背著包袱入校讀書,許多孩子都嘲笑他。教員讓他寫了幾個字,覺得他能跟上,才允許他插班。在東山小學堂,他認識了蕭瑜(子升)、蕭三(子暲)兄弟,交了朋友。

2010年9月17日,巨幅青年毛澤東頭像呈現在長沙湘江橘子洲。圖|新華社

一天,毛澤東看見蕭三手裏有本書。

——你那是什麼書?

——《世界英雄豪傑傳》。

——借給我讀一讀。

過了幾天,毛澤東不好意思地還書給蕭三說:

——對不住,我把書弄臟了!

蕭三打開一看,書裏畫了許多圈點,圈得最密的是華盛頓、拿破侖、彼得大帝、惠靈吞、格蘭斯頓、盧梭、孟德斯鳩和林肯的傳記。

毛澤東說:“中國也要有這樣的人物,我們應該講求富國強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麗、印度的覆轍。中國有句古話:‘前車之覆,後車之鑒。’我們每個國民都應該努力,如顧炎武說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1912年,毛澤東考取湖南省立一中,來到長沙,初步打開了眼界。他來到省圖書館,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圖。他在這裏非常專心地用功讀書,自稱一到圖書館“就像牛進了菜園”,什麼書都找來讀:亞當•斯密的《原富》、達爾文的《物種原始論》、穆勒的《名學》、斯賓賽爾的《群學肄言》、孟德斯鳩的《法意》和盧梭的著作,以及古代希臘、羅馬的文藝作品……

總之,凡是當時從外國文譯成中文的名著,他差不多都讀遍了。

湖南第一師範學校,毛澤東於1913年至1918年在此求學,並在此完成了青年學生到職業革命家的轉變。圖|新華社

1913年,毛澤東考入湖南第一師範,這是他人生的一個重要階段。

湖南第一師範一是免學費,二是聚集了湖南最好的老師。毛澤東在這裏遇見了楊昌濟、黎錦熙、徐特立、袁吉六等老師。

楊昌濟先生很欣賞毛澤東、蔡和森、蕭瑜幾個學生。楊先生說:“沒有哲學思想的人便很庸俗。”他給學生講中國及西洋的哲學,講青年的前途,人們應有人生觀、世界觀。他的哲學雖是唯心論,但對毛澤東影響頗大。毛澤東寫了一篇文章《心之力》,楊先生大為稱贊。

由於基礎的原因,毛澤東很偏科,數學、外語都不行,只有國文好。國文老師袁吉六非常欣賞毛的文筆,幾次把他的文章作為範文在課堂上朗讀。這給毛澤東很多鼓勵,增強了自信心。毛澤東後來回憶:自己的文章寫得好,和袁老師的栽培是分不開的。

青年毛澤東、蔡和森註重培養自己的作風。毛、蔡和張昆弟三人經常到嶽麓山的愛晚亭讀書,每天清早打坐,然後下河裏洗冷水澡。毛澤東還在天氣寒冷的時候作“日浴”“風浴”“雨浴”,以此磨煉自己的品格。

1917年暑假,毛澤東和蕭瑜都不打算回家。他們突發奇想,要去遊學,身上一個錢不帶,去作長途旅行,以此來考驗自己的生存能力。他們說走就走,各自帶把舊雨傘和一個小包袱,包袱中包著可供換洗的衣裳、洗臉巾、筆記簿、毛筆和墨盒。

一路乞討不順利,沒人願意給錢打發叫花子。怎麼辦呢?蕭瑜提議去買些紙來,然後像送字先生似的,書寫若幹副對聯,分別送給那些商店的店主,這是知識分子的乞討方式。他們在每一副對聯的頂端寫上一間大店鋪名字,因為一副對聯只能送給某一家,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是不好拒絕的。

就這樣一路走一路寫字,他們解決了吃住問題,一個月遊歷了寧鄉、安化、益陽、沅江四縣,行程幾百裏。這次遊歷讓毛澤東實際地考察了中國農村和社會,增長了很多實踐經驗。

回到長沙前,蕭瑜問毛澤東有什麼收獲,毛澤東說:“首先,我認為克服重重困難並非不可能,只要我們能夠充分全面認清我們的目的就可以了。袋裏雖然不多一文,並不就是要餓死,我們一樣能設法過活。直到現在,還不致有餓死之虞。我們也設法解決了好些困難,克服了很多障礙。”

蕭瑜說:“不錯,人最棘手的問題是挨餓,肚餓時,連手腳也沒勁。很多人在這個世界上,大半生都是這樣挨饑抵餓的。”

毛澤東接著說:“我們發現社會上差不多每個人都是勢利小人,都是靈魂齷齪的拜金者!他們所想的只是金錢!我們離開長沙時,袋裏一個子兒也沒有,結果受過很多刻薄的話語和十分可恨的待遇!叫花子被視為下賤的討厭的人,因為他們沒有銅板!”

毛澤東後來的革命經歷,多數時間在農村,這與他年輕時期的經歷和經驗是有密切關系的。

回到學校後,毛澤東給黎錦熙寫了一封信,談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負:

今之論人者,稱袁世凱、孫文、康有為而三。孫、袁吾不論,獨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細觀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實在何處,徒為華言炫聽,並無一幹豎立、枝葉扶疏之妙。

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

今日變法,俱從枝節入手,如議會、憲法、總統、內閣、軍事、實業、教育,一切皆枝節也。惟此等枝節,必有本源。

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為宇宙之一體,即宇宙之真理,各具於人人之心中。雖有偏全之不同,而總有幾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天下之事可為,國家有不富強幸福者乎?

毛澤東還是青年,指點江山的豪氣已顯露出來。他對袁世凱、孫中山、康有為都有批評,對曾國藩的從政和個人修養非常佩服。他認為當時的改革都是枝節,他追求的是宇宙的真理,這才是本源。只有尋找到真理,才能平安天下。

2

成立學會

毛澤東開始一步步實現他的理想。

1917年9月,他給長沙的各個學校發了一個“二十八畫生征友啟事”(繁體字“毛澤東”共有二十八畫)。第一句是“嚶鳴求友”,下面是“征求有誌上進,願為救國救民出力者為同道”。

這個啟事在長沙報紙上也登了出來。熱情的青年(大部分是第一師範的同學)響應了這個號召。

1918年4月,毛澤東、蔡和森、蕭瑜等組織成立了新民學會。在蔡和森的家“為癡寄廬”內,集合了20余人,討論學會的宗旨、章程。學會的宗旨是:砥礪品行,研究學術,會規有“不賭博,不狎妓,不懶惰”等條文。長沙的先進青年第一次團聚在一個組織裏了。

新民學會最初只是精選品格良好、誌同道合的學生組織起來的團體。它的宗旨就是每個人自策自勵,增強道德和精神的力量,切磋學問以及改造中國等,還沒有明確的政治主張,亦不屬於任何政黨。蔡和森是個很激進的青年,立誌做改造社會的大事。

1919年11月16日,新民學會部分會員在長沙周南女校合影。後排左四為毛澤東。圖|新華社

7月,毛澤東給蔡和森寫信商量會務的事情,蔡回信說:“楊師東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過是能讀其書而已,其他究何所得!”

又說:“兄對於會務,本有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實極其同情,且尤不諱忌嫌疑於政黨社會黨及諸清流所不敢為者之間。以為清流既無望,心地不純潔者又不可,吾輩不努力為之,尚讓何人去做?”蔡和森還表示,“三年之內,必使我輩團體,成為中國之重心點。”

蔡和森和毛澤東都不滿足於像楊昌濟老師那樣做潛心學術的書齋學者,也不以清流自許而回避政治。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就是革命,改造中國。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毛澤東就是和新民學會的會員們一道探求中國的出路的。

後來新民學會發生了分化,毛澤東和多數會員接受了共產主義理論。蔡和森、向警予、李維漢、羅章龍、蔡暢、郭亮、何叔衡、夏曦、張昆弟、羅學瓚、陳昌等後來都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成員,在中國革命史上作出了卓越貢獻。

新民學會是中國最早成立的學生進步團體,對於後來湖南以及中國的命運,有極大的影響。

1920年5月8日,毛澤東(左七)與新民學會部分會員在上海半淞園合影。圖|新華社

1918年暑假,毛澤東、蕭瑜、蔡和森、張昆弟、羅章龍等湖南一師的10個畢業生到了北京,聯系留法勤工儉學的事情。當時,在蔡元培、李石曾、吳稚暉的鼓動下,國內學生掀起了去法國留學的熱潮,大家都想嘗試一下。到了北京,大家先寄住在楊昌濟先生家裏。但這不是長久之計,過些天,他們在北京大學附近的三眼井胡同租了兩間房子,擠在了一起。

蔡和森、蕭瑜等人參加勤工儉學預備班,學習法文,辦理出國手續,毛澤東也幫忙。但經過多次討論後,毛澤東終於決定不去法國,留在北京。

蕭瑜說:“有四個理由,使他作此決定。

首先是路費問題,毛澤東一文不名,船費雖然減低到一百大洋,但對他來說仍是非常龐大的數目,他知道無人會借這一大筆錢給他。

第二是在語言方面,他說不上純熟。

第三,留在北京,他可以繼續讀書,同時又能為我們的新民學會征求新會員。

第四,他認為要在政治上有成就,不一定要讀書或求學問,要緊的是一個人有能力去組織政黨。

基本上,毛澤東是行動派人物,他沒有為了讀書而跑到外國去的興趣。”

蕭瑜、蔡和森去上留法預備班了,毛澤東、羅學瓚等人還住三眼井胡同的出租房內,雖然能夠接受新知識,增長見識,但是生活壓力巨大。毛澤東後來對斯諾說:

北平在我看來非常浪費,我是向朋友借錢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時,從前師範學校的倫理教員楊昌濟在北京大學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幫我找事,他將我介紹給北大的圖書館長,這人就是李大釗。李大釗給我工作做,叫我做圖書館佐理員,薪俸是每月八塊大洋。

我的職位如此之低,以致人們都不曾和我來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記來館讀報的人名,不過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裏。在這許多人名之中,我認為有幾個新文化運動著名的領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想和他們討論關於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過他們都是極忙的人,沒有時間來傾聽一個南邊口音的圖書館佐理員所講的話。

北大的經歷,毛澤東有得有失。他在北大旁聽,得以認識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人,這對後來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至關重要。

但是他在北大受到的冷遇,也使他打消了從事學術研究的念頭,使他產生“我一生恨極了學校,所以我決定不進學校,自由研究”的想法。

3

發出吶喊

1919年3月,毛澤東離開北京,去上海送蔡和森、蕭瑜、蕭三等去法國,然後回到長沙當了小學教員。五四運動爆發,毛澤東在長沙積極響應。

當年7月,毛澤東以湖南學聯的名義創辦了《湘江評論》。這實際上是他自己辦的雜誌,也是他在社會政治舞臺上的第一次亮相。

《湘江評論》

在《創刊宣言》中,毛澤東發出了熱情的呼喊:

世界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麼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什麼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

至於湘江,乃地球上東半球東方的一條江。它的水很清,它的流很長。住在這江上和它鄰近的民眾,渾渾噩噩,世界上的事情,很少懂得。他們沒有組織的社會,人人自營散處,只知有最狹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時;共同生活,久遠觀念,多半未曾夢見。他們的政治,沒有合意和徹底的解決,只知道私爭。他們被外界的大潮卷急了,也辦了些教育,卻無甚效力;一班官僚式教育家,死死盤踞,把學校當監獄,待學生如囚徒。他們之中也有一些有用人才,在各國各地方學好了學問和藝術。但沒有給他們用武的余地,閉鎖一個洞庭湖,將他們輕輕擋住。他們的部落思想又很厲害,實行湖南飯湖南人吃的主義,教育實業界不能多容納異材。他們的腦子貧弱而又腐敗,有增益改良的必要,沒人提倡。他們正在求學的青年,很多,很有為,沒人用有效的方法,將種種有益的新知識新技術啟導他們。咳!湘江,湘江!你真枉存於地球上。

1939年5月26日,毛澤東在“抗大”成立三周年紀念大會上講話。圖|新華社

毛澤東把積蓄已久的話喊出來了。他在北大接受了新文化,看到了湖南的封閉與落後,他要改造這一切,要把舊的體制,特別是教育體制推翻。這篇宣言顯示了毛澤東的胸懷,顯示了他“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魄力。

《湘江評論》只存在了兩個月,出了四期便被政府封殺。但是短短的時間內,毛澤東寫了40多篇文章和評論,充分表達了他的政治理念和改革思想。

最著名的是《民眾的大聯合》:

我們豎看歷史。歷史上的運動不論是那一種,無不是出於一些人的聯合。較大的運動,必有較大的聯合。最大的運動,必有最大的聯合。凡這種聯合,於有一種改革或一種反抗的時候,最為顯著。

民眾起來之後怎麼辦?

毛澤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兩條道路:

聯合以後的行動,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辦法,同他們拼命的倒擔。這一派的首領,是一個生在德國的,叫做馬克斯。一派是較為溫和的,不想急於見效,先從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願工作。貴族資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夠工作,能夠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殺他。這派人的意思,更廣,更深遠。他們要聯合地球做一國,聯合人類做一家,和樂親善共臻盛世。這派的首領,為一個生於俄國的,叫做克魯泡特金。

【註:馬克斯即為馬克思,克魯泡特金為俄國地理學家、無政府主義運動的最高精神領袖和理論家。】

在《民眾的大聯合(三)》裏,毛澤東註意到了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一戰”後的歐洲革命,指出這是民眾聯合的力量,鼓勵中國民眾也行動起來,掀起一場人民的革命。

這時,毛澤東發動群眾幹革命的思想已經開始萌芽:

世界戰爭的結果,各國的民眾,為著生活痛苦問題,突然起了許多活動。我(俄)羅斯打倒貴族,驅逐富人,勞農兩界合立了委辦政府,紅旗軍東馳西突,掃蕩了多少敵人,協約國為之改容,全世界為之震動。更有中華長城渤海之間,發生了“五四”運動。咳!我們知道了!我們醒覺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刻不容緩的民眾大聯合,我們應該積極進行!

《湘江評論》得到了胡適的贊揚。

北京《每周評論》第36期胡適寫的《介紹新出版物》說:“現在新出版的周報和小日報,數目很不少了。現在我們特別介紹我們新添的兩個小兄弟。一個是長沙的《湘江評論》,一個是成都的《星期日》。”

“《湘江評論》的長處是在議論的一個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眾的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

胡適提出“多研究問題”,毛澤東予以響應,擬了一個《問題研究會章程》。文中列舉了教育、女子、勞動、國際政治、華工、地方自治、交通、財政等71個大問題,中間又包含許多小問題。他把《章程》寄給北大朋友鄧中夏。

1919年10月23日《北京大學日刊》刊載了鄧中夏的啟事:“我的朋友毛君澤東,從長沙寄來問題研究會章程十余張。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說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現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還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關心現代問題解決的諸君的雅意。”

毛澤東列舉了這麼多問題,可見其興趣廣泛。

此時的毛澤東是熱情有余,主義尚不明確。他一會相信無政府主義,一會相信工讀互助,他自己也感覺太浮躁。

1920年6月7日毛澤東給黎錦熙的信中說:“先生及死去了的(楊)懷中先生,都是弘通廣大,最所佩服,可惜我太富感情,中了慨慷的弊病,腦子不能入靜,工夫難得持久,改變也很不容易改變,真是不得了的恨事啊!”

4

最後選擇

1919年10月,湖南發生了反對督軍張敬堯的“驅張運動”,毛澤東積極參與,組織遊行,發通電,上北京請願。

1919年12月,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在北京除了政治運動外,他和李大釗多次接觸。由於李大釗的影響,他對布爾什維克主義有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特別留心搜尋和閱讀那時能夠找到的中文版馬克思主義書籍。

毛澤東認識的北大學生鄧中夏、何孟雄、羅章龍辦的“亢慕義齋”(意即共產主義小室),油印了中文節譯本《共產黨宣言》。

1920年1月4日下午,黎錦熙到北長街99號福佑寺平民通訊社去見毛澤東,在他的案上看到一本《共產黨宣言》,還有一堆關於社會主義的新書刊。

1920年5月,毛澤東從北京來到上海,一方面是會見留法歸來的同學,另一方面是拜訪陳獨秀,請教關於湖南自治的問題。毛澤東向陳獨秀談了“湖南改造促成會”的一些意見,自然也談到馬克思主義的問題。

毛澤東後來回憶說:“他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

回到長沙後,毛澤東與新民學會會員之間往來通信,編輯成兩冊,在1920年12月間印制出來。這是對他和新民學會兩年多來思想探索的一個總結性回顧。

1920年11月25日他給羅章龍的信說:

“中國壞空氣太深太厚,吾們誠哉要造成一種有勢力的新空氣,才可以將他斢換過來。我想這種空氣,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勵誌的‘人’,尤其要有一種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義’。沒有主義,是造不成空氣的。我想我們學會,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要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

這個“主義”是什麼?

毛澤東在《通信集》中討論驅張運動和湖南自治運動的信件上加寫了一段重要的話:“這兩種運動都只是應付目前環境的一種權宜之計,決不是我們的根本主張,我們的主張遠在這些運動之外。”

毛澤東提出,新民學會要開始“從事於根本改造之計劃和組織,確立一個改造的基礎,如蔡和森所主張的共產黨”。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提到共產黨。

這時的蔡和森正在法國,他“猛看猛譯”了幾十種革命書刊,接受馬克思主義比毛澤東要早,也更具體。

1920年7月,法國的新民學會會員15人在巴黎附近的蒙達爾尼開會,通過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學會方針。在如何進行改造上,出現了以蔡和森為首的激烈派和以蕭瑜(子升)為首的溫和派的爭論。

會議委托蔡、蕭二人將兩種意見寫信告訴國內的毛澤東。

蕭子升的信表示“頗不認俄式(馬克思式)革命為正當,而傾向於無政府(無強權)普魯東式之新式革命”,這種革命“以教育為工具”。

蔡和森的信明確提出中國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而“階級戰爭——無產階級專政”是實現“社會主義之必要方法”;革命政黨又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針對中國的情況,蔡和森說:“我認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他希望毛澤東“在國內不可不早有所準備”。

經過深思熟慮,毛澤東於12月給蔡和森、蕭子升以及在法會友寫了長達4000字的回信,明確表示:“我於子升、和笙(李維漢)二兄的主張,不表同意。而於和森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

因為改良的法子,實屬“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

“歷史上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

這是他從五四運動到驅張運動兩年的現實中得出的結論。

蕭子升於1920年12月底回國,帶來蔡和森9月16日寫給毛澤東的長信,詳細闡述了成立共產黨之必要,主張“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於1921年1月21日復信說:“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

受到李大釗、陳獨秀、蔡和森的影響,毛澤東終於表達了他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信仰,表明他經歷了曲折的心路歷程,在“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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