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王諍
【編者按】翻譯家、德語文學研究專家、卡夫卡研究專家葉廷芳，因病於2021年9月27日6時在北京去世，享年85歲。
葉廷芳長期從事德語文學研究、翻譯和介紹工作，自1980年代開始出版大量卡夫卡、迪倫馬特的譯介作品，對於將這兩位作家介紹到我國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1990年代主持編撰的10卷本《卡夫卡全集》，是我國首套全面譯介卡夫卡小說、散文作品及書信、日記等研究資料的重要文獻。此外還著有大量介紹現代主義文學藝術的文章著作以及建築、戲劇和美術等方面的散文隨筆，社會影響廣泛。
上世紀80年代，瑞士，葉廷芳（右）拜訪迪倫馬特。 文中葉廷芳照片由家屬提供
初識卡夫卡：這就叫“頹廢派”？
盡管早已成為國內研究、翻譯卡夫卡的權威專家，但葉廷芳曾經自道，自己是快到而立之年，在北京大學西語系做助教時，才知道“Franz Kafka”的名字。“從1956年到1961年，我在北大西語系讀書。在大學裏，我們能接觸到的都是被官方認可的蘇聯、東歐作家。那時，周揚他們比較有眼光，覺得雖然有些作品不能公開發表，但內部應該有介紹，所以就以‘內部參考’的形式搞了一本《現代文藝理論譯叢》。”
就是在這本“黃皮書”裏（按內容性質劃分，“黃皮書”為文藝書籍，“灰皮書”則為政治書籍，通常這些“內部書”在封面與版權頁上都會印有“內部發行，僅供研究”字樣），讓葉廷芳第一次知道了那位“頹廢派”代表作家，並發現原來卡夫卡在西方文藝批評界有那麼大的影響，“我當時就比較留意，希望將來有朝一日環境變了，能把它翻譯出來。”
念念不忘，必有回響。一次從幹校回京，葉廷芳聽說北京外文書店在通州的一個倉庫，有數百萬冊外文原版書正在“清倉”，他當即通過公用電話把這一消息告訴了正在一同學習德語的何其芳。兩人結伴去“淘書”，除了各買了一套打三折的《海涅全集》，還發現了東德出版的卡夫卡作品。“一本是《卡夫卡選集》，包括兩部長篇《城堡》《訴訟》和若幹短篇小說。另一部是《美國》即《失蹤者》。”當年卡夫卡在國內是公認的“頹廢派”作家，他的作品合該也是“禁書”，葉廷芳有點內心打鼓，就問何其芳值不值得買。後者把嘴巴一撅，“當然要買！搞研究先不要管它進步與反動，研究以後再來下結論嘛。”
葉廷芳後來回憶說，買來書後當晚就看完了《變形記》。“我心想這就叫‘頹廢派’？總好像裏面有一種說不出的味道，不是僅僅用‘悲觀’二字就能概括的。不久，我又從文學批評家漢斯·馬耶爾嘴裏聽說，卡夫卡的威望已超過被視為20世紀德語文學泰鬥的托馬斯·曼時，更是堅定了我日後研究卡夫卡的信念。所以我後來研究卡夫卡的興趣，始終比翻譯他的作品的興趣要大。”
“文革”結束恢復工作以後，愛好詩歌的葉廷芳曾一度將德國詩人海涅作為研究重點，為此他甚至擬定了一份詳細的提綱，請時任外文所所長，老師馮至給予指點。馮至在瀏覽提綱後，向葉廷芳傳達了一個令他耳目一新的信息：時任社科院院長的胡喬木希望研究人員能研究一些新鮮的、沒有研究過的問題，不要總是做“研究的研究、死人的研究”。這話促成了他在近四十多年間的學術轉向，“我從少年時代就鐘情的詩歌，但那時覺得卡夫卡、迪倫馬特對於大家來說‘更新鮮’，所以就轉到了小說和戲劇領域。”
改革開放的春風，讓板結的社會土壤也出現松動。葉廷芳開始在自己所在的《世界文學》雜誌上嘗試突破過往的“禁區”。之前，同在社科院外文所供職的李文俊曾從英文翻譯過《變形記》，“李文俊的夫人張佩芬也是翻譯家，精通德文。她主張還是由我來介紹卡夫卡。於是，我趕出了一篇評論《卡夫卡和他的作品》，一同刊載在1979年第1期《世界文學》上。”
彼時，《世界文學》剛剛復刊不久，發行量多達三十萬份。葉廷芳的介紹立足於對卡夫卡的肯定，使許多人意識到過去飽受批判的現代派並非一無是處，因而引發了強烈的反響。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署名，葉廷芳用了自己名字的諧音“丁方”。“老家人用方言稱呼我，就念成‘丁方’。後來看發了也沒事，膽子就大了，又寫了《西方現代藝術的探險者——論卡夫卡的藝術特征》。之後陸陸續續以專著形式‘再論’卡夫卡，一發不可收拾。”
葉廷芳在一次采訪中介紹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尤其是“文革”十年，整個中國的翻譯、研究工作幾乎都停止了。“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徹底放棄了學習。比如說，從1975年到1977年，那段時間沒事可幹，我們就想了一個招——當時魯迅走紅，而魯迅對外國文學倡導‘拿來主義’的態度。我和所裏幾位不同專業的同事，搞了個《魯迅研究資料》的課題，我還寫了一篇題為《魯迅與外國文學的關系》的論文在上面發表。那時候的確碰到很多阻礙，但也不能說就沒有積累，沒有知識和精神上的準備。”葉廷芳研究魯迅，也借鑒於卡夫卡。他說，魯迅時時解剖別人，同時也隨時解剖自己。“卡夫卡也是一樣，他不斷地批判世界，也不斷地批判自己。一個人，要把這兩點結合起來才好。”
葉廷芳（左）與梁從誡夫婦在太湖
卡夫卡的中國情結，葉廷芳的“父親”心結
1994年，由葉廷芳主編的九卷本《卡夫卡全集》（漓江出版社），可以說是他研究和翻譯卡夫卡的一個總結。令人關註的是，在這套全集中，葉廷芳只是集中翻譯了書信和日記部分。在他看來，如果只是為了研究，似乎沒很大的必要把它們翻譯出來。“但卡夫卡的這部分創作有其獨特之處。一則，書信日記在他創作中占了五分之二左右的篇幅。它們不是流水賬，不是感情敘述，而是字斟句酌表達他的思想。他寫自己的感受，表達自己內心的需求，絕大部分就是他的個人獨白，很能反映出他的藝術觀、世界觀。”他特別點出，這對讀者認識卡夫卡，應該說是非常重要，“卡夫卡寫的情書，也會改變人們對卡夫卡的慣常的孤獨者的形象。他並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相反對愛情也很渴望，而且非常熱烈。”
“萬裏長城止於中國的最北端……”兩耳不聞一戰隆隆的炮火，1917年的三四月間，卡夫卡埋首在布拉格逼仄的猶太舊城的小屋內，寫作一部天書般的小說《萬裏長城建造時》——與當代中國學者和不少讀者對卡夫卡的癡迷相映，卡夫卡本人也對中國也有著情結——他曾說，自己就是一個中國人。通過閱讀大量經過翻譯的中國典籍、詩歌、傳說故事，認真研究西方學者撰寫的有關中國及東方的著述，乃至翻閱許多西方旅行家、神職人員、記者、軍人、商人等撰寫的旅行記或回憶錄，他的一生大致經歷了想象中國、閱讀中國、描繪中國和創作中國這一過程。
作為一名情感豐沛的作家，卡夫卡甚至懂得古代中國的同行們“紅袖添香夜伴讀”的旨趣。在《致菲莉絲情書》這封信中，他援引清代詩人袁枚的《寒夜》一詩，“寒夜讀書忘卻眠，錦衾香燼爐無煙。美人含怒奪燈去，問郎知是幾更天？”
而傾心研究、翻譯卡夫卡，也與葉廷芳特殊的個人境遇有關。在賞析《變形記》時，他就曾寫道，“人一旦遭遇不幸喪失工作能力的疾病、傷殘、政治襲擊等，他就不再被社會甚至家庭所承認，從而失去作為人的價值和尊嚴，成為無異於低等動物的‘非人’。”
這就不得不說到葉廷芳少年時代的人生變故。他最初讀到《變形記》，就感到非常震驚。“它讓我聯想到自己曾經的境遇，畏父與遭棄，在心靈上產生共鳴。”原來在葉廷芳九歲那年，他和同村的孩子玩騎“龍杠”（衢州當地的兒童遊戲）時，從硬木單杠上摔下來，摔傷左臂。因為誤醫，傷口感染潰爛，命保住了，卻永遠失去左臂。“這一下子讓我從家裏的寵兒變成了累贅。父親總覺得我給他丟了臉，日甚一日地厭煩我，生氣時忍不住就罵我‘活現眼’……我在他的面前總是戰戰兢兢。但父親畢竟是父親，考慮到我的生計，他背著我大哥做了份田契，將家裏最好的一畝半地給我。‘我將來不能養活你，這一畝半地你拿它糊口，老婆我就不給你娶了。’可我沒要父親的地契，我不相信我一只手就會餓死。”
1949年初，小學畢業後，衢州當地中學照例以不接受殘疾人入學為名拒絕他繼續讀書。在家輟學一年後，葉廷芳聽一位同村的高中學長說，解放了，共產黨和國民黨不一樣，你的身體狀況或許可以上中學。由此，他順利考取了衢州中學。當時貨幣貶值嚴重，學費以實物計算為70斤大米，父親說拿不出這筆學費，否則會影響全家口糧。雖然一心一意想上學，卻因為畏懼父親，葉廷芳不敢有絲毫的請求和抗辯。在一個下雪天，他獨自步行45裏泥濘雪路，來到縣城堂兄家，苦苦哀求，借到了大米，這才湊足了第一期學費。
在衢州一中讀書期間，葉廷芳分外刻苦。他曾經回憶說，為了鍛煉意誌，每天都要比別人早半個小時起床，不管冬夏，他在操場上穿著一條短褲、赤著腳跑步晨練。等同學們都起床了，他又跑到衢州古城墻上練嗓子。“衢州一中有位從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退役的司號員，參加過抗日戰爭。每天清晨起床、白天上下課、晚上自修和熄燈睡覺，他都會吹軍號。我就以‘軍號’聲，安排自己一天的學業和生活。”
這不由得讓人想起卡夫卡至死都未竟的長篇小說《城堡》。作家用23萬字來寫主人公K，為了在城堡治下的村子裏取得一個“臨時戶口”，奮鬥終生而不得。“臨死前，他不需要這個戶口了，卻又給了他了。這樣悖謬的例子，在卡夫卡的作品裏能舉出很多。”值得慶幸的是，起碼在讀書求學的問題上，葉廷芳比K要幸運。在他看來，卡夫卡活著的時候未必知道什麼存在主義，作品裏也沒有出現“存在”“異化”等概念。“但很顯然，卡夫卡是表達了這樣的意思。他筆下接近‘異化’的詞，可能當‘疏遠’來理解更恰當。其實，什麼叫‘異化’，無非指的人最終走到了生存願望的反面。卡夫卡作品主要表達的就是這個主題。”
“卡夫卡的父親同樣也是不茍言笑的，卡夫卡一直對他敬而遠之。寫作是他的事業，卻從未被家人所理解。他一直想擺脫職業崗位，到柏林去待兩年，搞創作。雖然父親的經濟狀況允許，但並不同意。他後來寫了著名的《致父親》，某種意義上這就是一篇檄文，一篇反家長制思想、反父權文化的宣言書。我想，這同時也是他‘父親’心結的一種釋放。”葉廷芳並不諱言自己的父子關系也是如此，“我有這麼一個心結。現在想來，我其實挺理解他（父親）。他曾在搬重物時摔倒導致吐血，最後變成肺結核，十幾年也沒有去過醫院，也不知道有X光可照。他死於肺結核。”
《貴婦還鄉》劇照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官網 圖
從書齋到廣場：和迪倫馬特喝酒，建言國家大劇院
除了卡夫卡，另一個在“黃皮書”裏的“頹廢派”作家迪倫馬特也令葉廷芳念茲在茲。實際上，先於《卡夫卡和他的作品》的發表，1978年，葉廷芳就翻譯了迪倫馬特與《老婦還鄉》齊名的代表作《物理學家》，並且馬上被上海的《外國文藝》刊出。“1979年，我在《外國戲劇》上發表了長文《別具一格的瑞士戲劇家迪倫馬特》，引起戲劇界乃至文學界很大反響。人民文學出版社馬上向我約
稿，譯一本迪倫馬特的戲劇選集；上海戲劇學院和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爭相上演迪氏的兩部代表作。”
1981年秋，葉廷芳親自帶著剛出版的上述譯本《迪倫馬特喜劇選》，去瑞士迪倫馬特家中拜訪。北京人藝的《老婦還鄉》（改名《貴婦還鄉》）導演藍天野與他同行。1982年，由藍天野執導，朱琳、周正、呂齊等一批人藝的“大角兒”，將《貴婦還鄉》搬上舞臺，戲劇腳本幾乎就是照著葉廷芳選編且主譯的《迪倫馬特喜劇選》一字不改。《貴婦還鄉》後來成為北京人藝的經典劇目，前年還曾復排上演。實際上，葉廷芳一共翻譯了四部迪氏的代表劇作：《物理學家》《老婦還鄉》《羅慕路斯大帝》和《天使來到巴比倫》。它們全部被搬上中國舞臺，在京、津、滬、沈等城市多次上演。他也順理成章成為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
葉廷芳一腳踩進戲劇界，搞研究、做學術的同時也常有戲劇評論見報。自上世紀80年代起，常有劇院在演出前給他和另一位研究俄語文學的學者童道明送票，等著聽他們對劇本編排發表意見。在葉廷芳看來，若論當代外國劇作家在中國的上演率，迪倫馬特的排名是最靠前的。“中國不少劇作家，都把迪倫馬特視為現代戲劇藝術楷模。上海的馬中駿、北京的過士行、長春的羅輯、西安的霍秉泉等人現在都已是知名的劇作家了，他們都是直接受到迪倫馬特的啟悟才走上戲劇創作道路的。過士行明確說過，‘沒有迪倫馬特，我還不會想到寫戲’。”
葉廷芳還曾饒有興趣地回憶過自己同迪倫馬特的交遊。“迪倫馬特是個很風趣的人。剛見面的時候，雙方都有些拘謹。他一喝了酒，話就多了起來。他帶我去看了他的書房，四五十平方米的空間，很寬大。其中一半都是藏書。我看了下，裏面有馬克思的《資本論》。也有中國的書，比如老莊著作。”迪倫馬特告訴葉廷芳自己對中國文化很著迷，有一次，他看京劇《三岔口》，看到兩個人在黑暗中打來打去，互相都沒看到人，他覺得很有意思。“喝了酒以後，他談興很濃，我們從十二點左右，一直談到下午四點半。”
9月27日葉廷芳過世後，他的女兒告訴澎湃新聞記者，父親生前愛好廣泛，喜歡交朋友，也喜歡親近大自然。“他通常都會隨著帶著一臺傻瓜相機，隨手捕捉鏡頭。在廣袤的田野間，興之所至，他有時候還會一展歌喉，清唱幾段。”
葉廷芳在田野間拍照
檢視葉廷芳生前的諸多頭銜，還包括“中國環境藝術學會理事”。早在1980年代初，他就寫出萬字長文《偉大的首都，希望你更美麗》，分三次被《北京晚報》轉載。文中提出，“城市，是一個大的雕塑品，會影響人的審美趣味。你看，那時北京的房子要麼看著像火柴盒，要不就是冰棍式樣的，太單調。”興利除弊，20世紀80年代，針對許多地方在古遺址上重建古建築現象，葉廷芳的另一篇文章《廢墟也是一種美》，發在1987年的《光明日報》上。後來，聽說圓明園要重修，1995年，他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美是不可重復的》。他後來笑言，“這兩句話（指兩篇文章標題）後來成了圓明園爭論中別人經常引用的命題，我也成了‘廢墟派’的代表。”
1998年，國家大劇院開始建設籌備。他先後三次在報紙上撰文，提出天安門周圍已經形成了既定的建築群，“再與它協調勢必臃腫，采用反差的審美原理倒是可取的。”由此總結出三個“一看”：一看是美的，不愧是一座建築藝術的傑作；一看是現代的，能與世界建築新潮流銜接，也與我國的對外開放態勢合拍；一看與天安門周圍的群體建築不爭不擠，單門獨戶，相得益彰，相映生輝。最終，法國設計師保羅·安德魯頗具現代藝術氣息的“巨蛋”設計雀屏中選，倒是同“三看”歸旨不謀而合。
“我的人生可以總結為‘置之死地而後生’。若無法置身洪流外，要在激流中生存並前行。有一分光，發一分光；有一分熱，發一分熱。”過往接受媒體訪問，葉廷芳曾以“不服輸”三個字概括自己的人生況味。左臂袖管空空如也，他用畢生書寫出一部人生的大書。
（本文寫作參考了《葉廷芳訪談：卡夫卡精神與後現代主義一脈相承》作者傅小平，等文。）
責任編輯：陳詩懷
校對：欒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