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13日，湖南常德市漢壽縣株木山鄉全賦村的老墳山墓群考古發掘工地。圖/IC
百年考古，“重寫”了一部怎樣的中國史
本刊記者/倪偉
2021年4月，在《推理與發現：考古紀事本末》的新書發布沙龍上，一位讀者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為什麼不認為二裏頭遺址是夏都？
《推理與發現：考古紀事本末》一書是二裏頭考古隊第三任隊長許宏回顧自己20年考古田野經歷，向讀者展示其親歷的考古發現及思考的考古普及讀本。
二裏頭遺址位於河南洛陽偃師，相傳這裏是孕育了華夏文明的中原腹地。自發現之日起，對其“姓夏還是姓商”就爭論不休。
對夏的執著追尋，交織著中國人對中國歷史的追問、對華夏民族身份的確認、對國家自信的重建、對考古學科的期許等等，堪稱中國考古學復雜使命的縮影。
20世紀30年代的殷墟王陵大墓M1217發掘考古現場。圖/FOTOE
100年前，一位瑞典人開啟了中國現代考古的大門，西方現代考古學就此傳入中國。“中國史前文化的系統論不是社會科學理論的套用，而是根據紮實的考古材料所建立起來的文化歷史。”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教授張光直在《論“中國文明的起源”》一文中如此寫道。
100年裏，考古學讓人們用另一種方式了解過去，知道我們從哪裏來，“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脈絡逐漸清晰。不過，這門學科帶來的疑問，或許比答案更多。
第一次考古高潮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與中國地質學家袁復禮帶隊，在河南仰韶村挖出了大量石器和彩繪陶片。這些出土文物，被確認為遠古文化的遺存。因此，仰韶村的新石器時代遺址被命名為仰韶文化。
安特生熱愛冒險，去過南極和北極，他本是北洋政府從中立國瑞典聘請的地質顧問，來幫中國尋找礦藏。剛來兩年，袁世凱去世，地質調查沒了經費。這卻給了他一個機會去做自己真正感興趣的事：收集和研究古生物化石，並申請到了仰韶遺址的考古發掘許可。
安特生。圖/FOTOE
這趟由個人愛好與特殊身份催生的出行，卻是個了不起的開始：1921年10月27日，以田野調查、發掘為特征的西方現代考古學，進入了中國。
仰韶文化也被稱為彩陶文化，其範圍以渭、汾、洛諸黃河支流匯集的關中豫西晉南為中心，北到長城沿線及河套地區，南達鄂西北，東至豫東一帶，西到甘、青接壤地帶，持續時間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
但是當時安特生對仰韶文化的解讀，讓很多中國人感到沮喪——他認為仰韶文化是從西方傳入的。因為仰韶文化的典型器物彩陶，在中國從未見過，在中亞卻大量出土。19世紀起，一些西方人就做出這樣的論斷：中國文明是源於兩河流域的古巴比倫。這種說法流傳到國內，甚至寫進了清末民初的歷史課本。
這次官方考古的初體驗，非但沒能喚回民族自信，反而又一次刺激到了中國人，也引發了中國考古發現的第一次高潮。
民國時期，傅斯年與史語所同仁在北京北海合影。前排右起李濟、吳稚暉、蔡元培、徐中舒、裴文中。後排右起趙元任、傅斯年、董作賓 、 姓名不詳、丁山。圖/FOTOE
1926年初的農歷小年夜，留美歸國的人類學博士李濟頂著寒風，帶隊前往山西夏縣西陰村。他希望找到更多證據，闡明彩陶的來源和與中國文化的關系。這是中國人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梁啟超給兒子梁思永寫信談到這次行動，針對當年安特生判斷的仰韶文化來自西方的論斷，梁啟超說這些中國學者“想翻這個案”。1929年春天，從西陰村等地考古歸來的李濟，出任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正式接任殷墟發掘負責人，從此他的名字與安陽不可分割。
這時期，中國考古界收獲非常大，包括對周口店遺址的大規模發掘，中瑞學者組織的西北科學考察團發現了大量漢代大小城堡，還有山東歷城龍山鎮城子崖遺址等。
殷墟遺址位於河南安陽西北郊區，跨洹河兩岸。對殷墟持續至1937年的15次挖掘，出土了著名的“大龜四版”“七塊龜版”、後母戊鼎以及藏有1.7萬片有字甲骨的YH127甲骨坑等。這些古老而新鮮的材料，與歷史文獻合攏，使得商代成為確信無疑的信史。
殷墟發掘和甲骨文研究，開創了中國人認識歷史的一種嶄新方法：用地下材料印證文獻記載，並補充古史的缺失，亦即“證經補史”。在此之前，歷史研究只能依靠古文獻和有限的青銅銘文、石刻碑文等材料。國際學界也因為殷墟的發掘對中國考古產生了興趣，美國學者評價，殷墟堪與特洛伊遺址的發掘相媲美，兩者都把傳說變成了現實。
1935年，傅斯年前往安陽視察第十一次發掘，右一為梁思永，右二為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圖/FOTOE
殷墟是星星之火，中國第一代最重要的考古專家幾乎都是從這裏走出的。除了李濟和董作賓，還有第一位受過西方考古學訓練的梁思永，以及石璋如、尹達、王湘、高去尋等。這群當時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稱兄道弟，在李、董、梁三位先生之下，戲稱“十兄弟”。
有個26歲的實習生參與了第十三次發掘，見證一具完整的女性骸骨出土時，他正站在坑邊，產生了詩意的聯想：“她的愛人灑著眼淚，將泥土遮沒了痕跡，哪裏知道數千年後有人來翻掘呢？”他叫夏鼐，新中國成立後，他領導了考古事業長達30余年之久。
殷墟的考古發現，特別是其所出土的蔔辭中關於商王室的資料，對歷史文獻中關於商朝的記載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即與《史記》中對商王朝的綜述基本一致。為此，研究古代史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們深受鼓舞，迫切地希望用同樣的方法，還原印證歷史文獻尤其是《史記》中關於夏朝的記載。
尋找夏朝
1948年內戰局勢漸明。11月，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決議選一批文物運往臺灣，李濟、董作賓受命參與押運，從此離開了大陸。
梁思永、夏鼐等人留在大陸。當年的殷墟考古“十兄弟”中兩人早逝，四人赴臺，四人留下，大多數人再也沒有重逢。次年，留在大陸的人組建了中科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屬社科院），夏鼐是繼鄭振鐸與尹達之後的第三任所長。
50年代，鄭振鐸、梁思永、夏鼐等人敏銳預感到，大建設將讓文物遭殃，考古所先後向西安西周豐鎬、漢長安城、隋唐長安城、洛陽東周王城、漢魏洛陽城、隋唐洛陽城等古代都城遺址派出考古隊，配合基本建設，這就是搶救考古。
這一時期最大的成果是對二裏頭遺址的發掘。主持這一考古工作的是中科院考古所研究員徐旭生。
徐旭生是留法歸來的中國第一代考古學家，30年代前後出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考古組主任一職。北平研究院是一個與當時的“中央研究院”齊名、同樣是大家雲集的地區性綜合國立研究機構，其下設的史學研究會考古組與李濟主持的史語所考古組類似。30年代，徐旭生率隊前往陜西關中地區調查周秦遺址，在寶雞至長安地段發現包括寶雞鬥雞臺遺址在內的7處遺址。
鄭州商城遺址、登封縣王村遺址的考古發現，從地層關系上判斷出這種文化的年代晚於龍山文化，又早於商代。這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註意，尋找夏朝的動議再次燃起。
1959年夏天，已經71歲的徐旭生，坐火車前往豫西，去尋找夏代都城的遺跡“夏墟”。這位白胡子老人待人和藹，不願給人添麻煩，總是隨身帶著鋪蓋卷，借當地政府、學校的空房下榻。一路行程很緊，一個多月調查了十多處遺址，常常一天步行十余裏，雨天光腳蹚泥，靠紅薯饃充饑。
順著文獻記載找遺址，是最有效的辦法。出發前，徐旭生梳理了文獻裏關於夏的七八十處地名，憑著自己深厚的古史底子，在地圖上畫了兩個圈：河南洛陽平原及其附近，山西西南部汾水下遊。
這次先去洛陽。
1959年5月中旬的一天，洛陽偃師忽然下起大雨，道路泥濘。這一天徐旭生到了二裏頭村調查，興致很高，堅持冒雨調查完畢，直到天黑。
這是對二裏頭遺址的首次考古調查。當時徐旭生認為二裏頭屬於商代早期，不過，後來學者的研究將二裏頭與夏朝直接掛上了鉤。
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龜甲及其上的甲骨文。圖/FOTOE
殷墟是商代晚期都城，考古學家希望證實更早的信史，目光自然投向商代早期，以及傳說中的夏代。據東周《竹書紀年》記載，從“成湯居亳”到“盤庚遷殷”，商代歷經七座都城，殷墟是最後一座。令人遺憾的是，二裏頭並沒有文字出土，無法直接定位年代，需要依靠其他無言的物證。
事實上，直到今天，人們再沒有發現比甲骨文（“殷墟文字”）更早的中國文字系統。“文字是可遇不可求的。”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文字如果寫在簡帛木牘等易於腐朽的載體上，即使存在，也留不下來。
二裏頭遺址出世，讓考古學家離夏朝從未如此接近。夏朝是文獻記載裏中國第一個世襲制王朝，如果將一個具有廣泛輻射力的王權國家定義為“中國”，夏朝就是作為國家的中國誕生之起點。尋找夏朝，從情感上延續了晚清以來重修國史的愛國熱情，也是考古學界自殷墟之後理所當然的下一個目標。王國維曾樂觀地判斷：“由殷周世系之確實，因之推想夏後氏世系之確實，此又當然之事也。”
搶救考古還在延續，從國家級考古隊到省級考古隊，甚至是縣級考古隊都出動了。
定陵是新中國第一座經國務院批準，有計劃、有組織、主動發掘的帝王陵墓。雖然夏鼐極力反對挖掘，但還是不得不親自主持挖掘工作。從1956年開始，挖掘工作持續了兩年，出土了大量珍貴的絲織品、玉器、金器等文物。然而，由於技術水平落後，無數奇珍異寶無法保存，發掘的絲織品變硬腐化，三口金絲楠木精制而成的巨大紅漆棺槨以及萬歷帝後的屍骨也在“文革”前後被毀壞。
痛定思痛的鄭振鐸和夏鼐上書國務院，請求立即停止再批準發掘帝王陵墓的申請，周恩來批準了這一申請。不主動發掘帝王陵從此成為考古界的一個定規。
上世紀60年代開始，以路易斯·賓福德為代表的一批美國年輕考古學者崛起，強調以人類學視角研究考古，重要的是解釋文化變遷的過程，被稱為“過程考古學”或“新考古學”學派。當時，中國考古人對這些還一無所知，他們忙碌在層出不窮的新發現中，甚至來不及做出解釋。
漫長的爭論
回到文章開頭提到新書發布沙龍。
作為二裏頭考古隊第三任隊長的許宏，如此回答現場讀者的提問：“二裏頭極有可能是夏，最有可能是夏，但在發現文字證據之前，如果有哪個專家說能給出定論，那這個人一定靠不住。”
這是一場漫長的爭論。
1978年春天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預示著“科學的春天”到來。而此前河南登封的冬季，考古界已經湧動著自由論辯的氣息。
河南偃師二裏頭遺址發掘的至少有3700年歷史的大型綠松石龍形器。圖/中新
1977年11月18日至22日，河南登封告成遺址舉行了一次現場會，主題定為夏文化。大會上來了個“攪局者”。會開到第四天，臨近結束，北京大學教授鄒衡拿起了話筒，作了長達6小時的發言，核心觀點是：“二裏頭文化不能從中割開，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會下，考古所的先生們竊竊私語，打算組織反攻。
鄒衡的“攪局”，事關二裏頭遺址是不是夏都、是哪個時代的夏都的問題。此前20年，主流意見認為二裏頭遺址在200多年裏兼有夏商兩個時代，前期為夏代晚期都城，後期為商代早期都城。這個推論有時間與空間的雙重證據：時間上，二裏頭早期的器物比商代更早；空間上，史書記載偃師附近有個商代早期的都城“西亳”。現在鄒衡提出了另一個觀點。
後續幾十年關於夏文化的大規模論戰由此點燃。考古學家俞偉超曾說，在中國沒有另外一項考古學研究，曾經在那麼長的時間內牽動著那麼多人的心，一次又一次地引發出新的理論概念的思考。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慶偉在《追跡三代》中記述了這段故事，正是他給了鄒衡“攪局者”這個名頭。鄒衡當時是少數派，不過，他很快得到了考古發現的支持。1983年，二裏頭遺址5公裏之外，另一座商代城址“偃師商城”出土，與“西亳”位置吻合。那麼二裏頭遺址晚期就不是“西亳”了，整個二裏頭可能都是夏代。
1984年出土於河南偃師的青銅爵。圖/IC
“最大的爭論基本平息了，普遍認為二裏頭是夏，偃師是商。”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認為，“（二裏頭）除了沒有文字，其他一系列證據鏈都吻合，不能把這些全都無視。”
“夏找到了。”這迎合了以考古“證經補史”的心理。大概1980年代後期開始，“夏”在官方話語中正式登堂入室。二裏頭遺址考古隊前隊長許宏所在的社科院考古所“商周考古研究室”，不知不覺中改名為“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他後來問了很多人，都不清楚具體是什麼時候改的，“有一年從院子裏搬到樓上，木牌換成鐵牌子，可能在那時候就換了。”
鄒衡的意見也並非牢不可破。至今關於夏商王朝分界，仍有多種提法。鄒衡觀點的挑戰者之一，正是許宏。他認為二裏頭現在不是“姓夏還是姓商”的問題，只要沒有發掘出文字材料，它就既不能說是夏也不能說是商。他稱自己為另一個“攪局者”。
相差36歲的兩位“攪局者”屬於兩代人。鄒衡的老師是中國第一代考古學家郭寶鈞，曾參與過殷墟發掘。鄒衡與許宏的老師徐蘋芳是同代人，是新中國培養的最早的一批考古學家。
兩代“攪局者”曾多次相遇。2004年，二裏頭遺址公布一系列新發現，之後不久的一次會上，拄著拐杖的鄒衡遇到許宏。許宏將那次會議命名為“中國二裏頭遺址與二裏頭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鄒衡跟他說，會辦得很好，美中不足的是，名字要是改成“夏文化學術研討會”就更好了。
利簋。
二裏頭每一任考古隊長都幹了不多不少20年。“第一任老隊長的觀點，從跟隨殷瑋璋改成跟鄒衡一致，第二任隊長同意鄒衡的觀點。到了我，第三代，卻不知道是不是夏了。”許宏對《中國新聞周刊》笑道，“有人說是‘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但我作為考古隊長的價值，就是提供更詳實的材料，而不是明確觀點。”
看似是考古人之間的“代溝”，但分歧在同一代學者之間也會浮現，反映的是對考古學使命的不同見解：考古依然要“證經補史”，執著於與文獻記載“合龍”，還是突破文獻的文字世界，用客觀的考古發現重建一部更具人類學色彩的宏觀歷史。
傑出的架橋人
1979年8月，考古學家李濟在臺北病逝。同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布《告臺灣同胞書》，兩岸關系有了破冰的跡象。
當年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考古》雜誌第三期上，刊載了哈佛大學人類學教授張光直以“韓起”為筆名發表的文章《臺灣原始社會考古概述》。這是張光直1976年寄給夏鼐的，積壓了3年終於刊出。
祖籍臺灣的張光直生於北平，高中時隨父母回臺灣，後成為李濟在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教的得意門生。從臺大畢業後負笈美國，在美國任教三十多年間，一直致力於考古學理論和中國考古學的研究。
80年代前期，李濟仍是個不能提的名字，年輕一代學生基本不知道他是誰。社科院考古所所長陳星燦記得，直到1990年，一本《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在北京出版，宣布了李濟的“回歸”。
李濟沒能重返大陸的考古現場，但他的學生等到了這一天。1975年張光直隨美國古人類學家代表團一行來到北京，但那時與大陸考古界同仁接觸的機會仍然非常受限制，於是，1977年他又回大陸探親旅遊，1978年隨漢代史代表團到大陸訪問。
中美建交後，兩國學術交流逐步恢復，張光直往返於中美之間，他甚至提出想來考古所或北大工作，不是客座或兼職，而是成為一名正式員工。當時，中美生活條件差異巨大，他並不在意。90年代，他還跟陳星燦回憶過當時的想法，“一輩子都想回到大陸進行田野考古。”
1983年的一天，張光直訪問北京時，來到房山琉璃河西周燕都遺址。當時畢業不久的王巍正在這個項目上，張光直看到了傳說中的洛陽鏟，立刻讓王巍演示給他看，自己也試了試。洛陽鏟，最具中國特色的考古工具，起先是洛陽一帶盜墓者吃飯的家夥。桿頭裝一個卷成筒狀的鏟子，紮進地裏轉幾下，鏟子裏就帶上了土，有時還能帶出陶片、玉器等文物。考古人沿用了過來，一看鏟子裏層次分明的土層，就知道地下是城墻、墓葬還是灰坑。
直到1990年，國務院批準《中華人民共和國考古涉外工作管理辦法》，同年，張光直獲批組建中美聯合考古隊，在河南商丘紮下洛陽鏟，尋找他腦海中商人祖先的第一座都城。但天不假年，沒過幾年，他患上帕金森，只能坐輪椅到發掘現場看一看，已經無法親自動手發掘。
2012年12月28日，湖北十堰市鄖縣青曲鎮彌陀寺村滴水巖化石點考古發掘現場。該考古點發掘出距今約10萬-20萬年的舊石器時代手斧等。圖/新華
張光直將自己作為橋梁，溝通兩岸及美國三地考古學界。陳星燦說，那時將國外最新理論和方法引進國內，同時將中國最新成果向外介紹，張光直幾乎是唯一的渠道。
然而，對於張光直的一片赤忱，他的兩個故鄉卻都有所保留。1982年，張光直曾張羅哈佛大學與四川大學合作開展考古項目，被夏鼐阻斷了。他回臺灣與史語所合作，也並不順利。“他是代表外國，兩岸老一輩考古人都受過帝國主義侵略的苦，大概是過去受傷留下的陰影。”陳星燦說，“我估計他雖然有批評，但也理解。”
張光直聯合考古計劃告吹的同年，陳星燦進社科院考古所讀研，時代正在改變。
“滿天星鬥”說
變革之中的大陸考古學界，有陷入困惑境地的感覺。
1984年，蘇秉琦在北大考古教師會上說：“在以往的工作中我們習慣於整理材料，編寫報道、論文，進行專題研究和綜合研究。誠然，這些工作都帶有科學研究的性質，都涉及一些理論，但其中卻普遍存在著概念模糊的問題。說到底，是我們的實踐工作已經走在前面，理論工作落後了。”
同年，張光直回北京大學和山東大學講學。當時，許宏在山東大學當助教，現場聽了張光直學術演講，“傳統考古學”“新考古學”“後過程考古”等考古學理論方法不由分說地湧向中國大陸的年輕學子。張光直宛如學術明星，山東省考古所和博物館的人都跑來旁聽，後兩次不得不挪到更大的教室。
張光直做了充分的準備，他很清楚，大陸同行守著無與倫比的寶貴資料，卻“滿足於繼續采用李濟時代的方式來處理考古資料”。他直言不諱地批評：“中國（大陸）80年代以前的考古研究和解釋方法，仍然停留在三四十年代的水平。”
與世界隔膜許久的中國考古學，需要新的刺激。近20年裏，張光直不斷把國外的理論、方法和成果介紹回國，比如他有深入研究的聚落考古。聚落考古從50年代在美國萌芽，強調通過遺存來剖析聚落的社會結構，把考古學的“資料”轉化為人類學的“現象”。再比如他提出的“中國（文化）相互作用圈”理論，這一成果，最早刊於耶魯大學1968年版《古代中國考古學》，1989年，他親自翻譯刊登於《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中。
2007年，由31位水下科考人員組成的西沙考古工作隊，在西沙群島對華光礁水下Ⅰ號沈船遺址和北礁沈船遺址，開展了搶救性發掘和水下考古調查工作。圖/中新
針對大量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張光直指出：“所有的區域文化在經過一定的時間之後都更廣泛地分布，而它們彼此之間的相互作用趨於深化，終於在公元前第四千紀中間形成了一個‘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國歷史文明的地理舞臺。”
這一理論其實與蘇秉琦提出的中國史前文化“滿天星鬥”論不謀而合。
上世紀70到80年代，是蘇秉琦理論建構的關鍵時期。恰恰在這段時期，中國考古學界迎來了一系列難以解釋的難題，幾乎顛覆了對中國文明史的認知。
1986年7月24日夜裏，新華社發了一條通稿，以“中華五千年文明曙光”為題，介紹遼寧淩源牛河梁遺址的新發現。第二天，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早晨7點檔的新聞聯播，這條消息足足播報了三分鐘。報道稱，牛河梁遺址將中國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牛河梁遺址是距今5000年的一處祭祀場所，屬於紅山文化——紅山文化以赤峰東郊紅山後遺址命名，距今6500到5000年，分布於東北地區西遼河流域。
牛河梁遺址考古領隊郭大順起了個大早，守著廣播，又激動又忐忑。“討論中華文明起源是很敏感的事啊，是個禁區。”他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當時主流的中國史是從夏寫起的，總長度約4000年，比如範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
牛河梁遺址發掘的幾年裏，郭大順永遠難忘的一天，是1983年的11月2日。遼西山區初冬已相當冷冽，顯得分外安靜，遺址上只聽到小鏟刮土的聲音。就在這安靜中，一個完整的女性人頭塑像露了出來，仰面朝天，雙目圓睜。
2018年1月26日，考古工作人員對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園五號墓的內棺進行清理工作。圖/新華
郭大順的老師蘇秉琦端詳這位“紅山女神”許久，說：“這是中華民族的共祖。”因為牛河梁的祭祀制度與後世歷代似有傳承關系，其三重圓祭壇的模式，與明清天壇一脈相承。蘇秉琦覺得中華文化裏，紅山文化這一支基因強大。
中原一直被認為是中國文明起源的中心，而這一時期的一系列重大發現，表明距今4000~5500年，各個流域都已經形成復雜社會。比較重要的還有杭州良渚的大墓、山西襄汾的陶寺墓地，以及五六十年代發掘的石家河、屈家嶺等遺址，天南海北遍地開花。
“中原中心論”搖搖欲墜，中華文明的搖籃難道不在中原，而是東北？蘇秉琦預感到，一場關於中國文明起源的大討論，已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大家要有思想準備”。
這場討論觸及了中國考古最核心的問題：中華文明到底起源於何時何地？
蘇秉琦提出：認為文明只起源於中原的“中華大一統”觀念是個“怪圈”，需要跳出來。中華文明並非一燈燭照，而是滿天星鬥。這給了“中原中心論”最後一擊。
他把廣闊的中華大地分為六大區系，認為每一塊都有獨立的文明起源和發展體系，中原只是其中的一塊。“滿天星鬥”的說法則更容易理解。到夏商時代，隨著各地文明交流與融合，以及對域外文明的吸收，中原才成了中心。這種“多元一體”的構想，成為理解中國文明起源的核心框架。
回到中原
1992年，老一代考古專家中較為新銳的俞偉超，在河南澠池班村啟動了一個特別的考古項目，被稱為“新考古學的試驗田”。前後數年有14個單位40多位學者，以及三位美國考古學家，先後來到這個普普通通的史前遺址，試驗多學科聯合研究，史無前例。
當時，新考古學引發了一次著名的論戰，導致“同室操戈”，余波蕩及海外。與俞偉超師出同門的張忠培撰文批判，稱新考古學為了擡高自己，刻意貶低了傳統考古學，其實並未增加什麼新內容。張光直隔空調停兩位老友，也對新考古學提出不少批評，認為其熱衷於發明新名詞，中國考古學大可不必緊跟“時髦而毫不務實”的風氣。
當時，陳星燦問張光直屬於什麼學派，張說自己什麼學派都有。“你的興趣、學術背景等決定了你的研究方法。”陳星燦說，如今的中國考古學界，堅持各個學派的也都有，“文化歷史學派也好，新考古學也好，後過程考古學也好，都是從不同的角度來建構或者重寫我們的歷史。”
四羊方尊。
班村考古是一次激進的嘗試，參與的青年學者如今已陸續退休，考古報告仍遙遙無期。“從現在看，它是一個失敗的典型。”陳星燦說，“但概念是對的，現在已經成為研究型考古項目的常態，作為研究方法的一部分。”
一直以來，張光直利用各種資金資助邀請大陸考古學家去美國訪學進修、幫助大陸學生到哈佛攻讀學位。他與大陸幾輩考古學家都私交甚篤，視夏鼐為老師，包餃子招待訪美的考古學家徐蘋芳，每次回大陸都給晚輩陳星燦打個電話“匯報”：我回來了。他與長自己22歲的蘇秉琦更是惺惺相惜。
兩人見面次數並不多，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譽所長郭大順記得，有一次張光直到北京大學開會，午餐時間，看到晚到的蘇秉琦坐到食堂門口那桌，他馬上端起碗筷快步擠過人群，緊挨蘇秉琦坐了下來。那年張光直行動已有些不便，但這一過程卻相當麻利。
蘇秉琦以“摸陶片”著稱。陶器不起眼，但延續時間長、變化多，是文明演變的化石。他看到陶片、陶器就喜歡上手去摸，如癡如醉。他說：“根據我的實踐體驗，手感對於形象思維的作用，絕不是憑視覺得到的印象所能代替的。”
無論是摸陶片，還是想問題，蘇秉琦都有著強大的直覺。1977年的一天，他在良渚遺址考察，當時良渚還有點“平平無奇”。他坐在大觀山果園裏歇腳，問司機，杭州在哪？司機說，我們就是從杭州過來的啊。蘇秉琦神秘地笑笑，指指腳下：“古杭州就在這。”幾年之後，大觀山果園下挖出了宮城，輻射整個環太湖地區的古國揭開面紗。
王巍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那是蘇秉琦掌握了太多新資料。當時在考古所，王巍與蘇秉琦辦公室挨著，各地考古隊不斷進京給蘇秉琦送最新的資料，請教看法。有人開玩笑，國家文物局還不知道的資料，蘇先生就先知道了。
陳星燦說，自安特生起，關於中華文明起源，經歷了“西來說”“東西對立說”“中原中心說”“多元一體說”。“多元一體”是蘇秉琦最先大聲疾呼的，這是他對中國考古學最重要的貢獻。
劉勝金縷玉衣。
中華文明的拼圖上，依然還有很多殘缺。正如許宏所說，“我們說不清楚的，永遠比能說清楚的多得多。”
2021年4月13日，新一年度的考古界“奧斯卡”——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揭曉。入圍的項目中，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被認為填補了中華文明起源的一塊關鍵拼圖。河南文物考古部門稱，這是5300年前後古國時代的一處都邑遺址。重要的是，它位於中原，而且是在5300年前這一關鍵時期，換句話說，中原邁入文明社會的起點，可能就在這裏。
因其出土器物遠遠少於同期的其他古國，對於雙槐樹遺址的性質不乏爭議聲。“不急於解釋。”王巍說，“有人認為可能是發展模式不一樣，也可能還沒發現高等級墓地。”
能說服許宏二裏頭是夏都的文字證據，或許就埋在二裏頭的地下。二裏頭遺址有300萬平方米，60多年才發掘了4萬平方米，不到2％。
“我當然也期待有歷史信息豐富的大墓，但要慢慢來，未來的技術會更先進，交給年輕人去做吧。”許宏說。
參考資料：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劉莉、陳星燦《中國考古學》，許宏《何以中國》，孫慶偉《追跡三代》，李濟《安陽》，岱峻《李濟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