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張瑾華
南北朝時的北魏版圖。
也許你讀過一本叫《草原帝國》的書，勒內·格魯塞創作的《草原帝國（上下）》一書，史事上起新石器時代，草原文化的黎明期，下迄公元18世紀晚期蒙古諸汗國。作者對草原各地各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民族復雜、政治紛亂、朝代更疊和關系錯綜的歷史，加工鉆研，清理精到，牽出一條中亞史的線索和脈絡，披荊斬棘，獨辟蹊徑，開創格局。格魯塞是啟蒙者，是開路人。
書中的“草原帝國”，範圍除大中亞外，還包羅了波蘭以東的東歐諸國，即東歐草原、俄羅斯草原、西亞草原、中亞草原和北亞草原。還有草原近鄰的許多高原山地。西起多瑙河，東達貝加爾湖，北起西伯利亞，南到巴基斯坦的廣大地區。據說，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主編的《中亞文明史》（六卷本）包羅的地區，正是格魯塞《草原帝國》的範圍，可以窺見格魯塞這部著作影響的一個側面。
今天我們又看到了一本書，也叫《草原帝國》，但本書講的卻是中國歷史上拓跋魏王朝的興衰。
《草原帝國——拓跋魏王朝之興衰》今年7月剛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書從拓跋鮮卑的“祖宗之廟”嘎仙洞開始，講述了拓跋魏王朝幾百年間的興衰沈浮，特別是孝文帝的漢化改革及其深遠影響，並呈現了幾位推動這一歷史進程的人物的富有傳奇色彩的面貌。此外，作為國際著名地理學家，作者不時從地理學的角度出發，分析水熱、地勢條件對北魏遷移、擴張、遷都之影響，使這一段歷史展現出了更豐富的面向。
“在中國歷史上，少數民族曾多次建立政權，有些且甚為強大。它們皆崛起於北方，也就是草原地帶；運用活動性較強的騎兵，擊敗走向衰落的漢族王朝，或長期和中原傳統王朝對抗，不斷地犯邊或侵擾，掠奪人口和物資。像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和蒙古，皆可稱為草原帝國。”
這是本書語境中對“草原帝國”的定位。
作者又說，其中最原始野蠻、興衰過程曲折、漢化非常徹底，而又最不受人註意和了解的，就是拓跋鮮卑族建立的北魏，或稱拓跋魏、後魏或元魏。它的全盛時期，疆域和中國的草原地帶最相符合，可稱為典型的草原帝國。
這個中國歷史上有點神秘的，持續了161年的王朝，正向我們走來。
北魏墓葬壁畫。
【刀光劍影，英雄美女，拓跋家的步步驚心】
如果你對金庸武俠小說裏的那個姑蘇慕容氏感興趣，或者曾感喟過慕容復執著蒼涼註定失敗的復國大夢，你可以打開這本書，進一步看看拓跋氏的崛起和沒落。
在歷史教科書中讀到的開國君主拓跋珪，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呢？
原來，著名的淝水之戰，謝安的謝家子弟們不僅摧毀了在北方龐大的前秦帝國，也使原已並入前秦版圖的拓跋鮮卑部族，得到了復國的機會。
而拓跋珪登上北方政治舞臺時，只有15歲，一個真正的北方少年。“自古英雄出少年”這句話用在他身上，可謂相當妥帖。他登基後窺伺中原。也許下一步，便是逐鹿中原？
但這位英才雄主於天賜六年（409年）冬十月突然死了，年僅39歲。《魏書》中說他因吃寒食得病，其實他是被兒子所弒。
弒父的兒子，卻跟拓跋珪當年的一起“英雄難過美人關”有關。
當年，拓跋珪避難於賀蘭部時，曾強納美女為妻，美人本是獻明賀太後之妹，已有丈夫，拓跋珪一時上了頭，非要得美人而後快，於是殺了美人的丈夫強娶。兩人生了一個兒子名拓跋紹，從小兇蠻無賴，很不成器，當父親的憤怒於兒子的不成材，曾將其子倒懸井中，吊到垂死才釋放，父子倆就這樣結了梁子。拓跋珪又遷怒兒子他媽教子無方，把她囚禁起來，說要殺她，結果，給自己招來了殺身之禍。母親情急中派親信給兒子捎了信，問，你要怎樣來救我，結果這“逆子”一不作二不休，16歲的拓跋紹幹脆把親父給殺了。
而遷都洛陽這件事，也使另一個皇帝孝文帝拓跋宏青史留名。
《洛陽伽藍記》這本著名的古書中所描繪的繁華的洛陽城，正是拓跋魏的都城。
當時洛陽城中，皇族的生活非常豪奢，而且外國人很多，僑居的超過一萬戶。相較現在的洛陽城，這個“一萬戶”的數字，有點難以想象。“商胡販客，日奔塞下”，而且，“天下難得之貨，鹹悉在焉。”那時候老百姓的生活，也還是過得不錯的。
但是盛極而衰，跟唐玄宗的天寶年間相似，孝文帝之後，北魏政權開始腐化了，貪官多了。舒適繁榮的都城生活，使原先的遊牧部族喪失了強悍好戰的性格，盛極一時的草原帝國，也露出了敗相。
歷史，總是以驚人的相似。此後草原王朝入主中原後，一再重復著“由簡入奢”後的重重危機，直至敗相顯露，不堪一擊。
讀歷史，好看處，便在這些人性的弱點無法克服之時，以及後果的顯現。
在這樣的草原帝國裏，女人的命運同樣沈浮不定。早些時候，太子的生母必須賜死，怕的是外戚掌權。但女人掌權的事依然難以避免，前有馮太皇太後，後有靈太後。這位靈太後本名胡充華，是一位漢人，差點因為“帝生母”而被賜死，結果卻幸運地當上了皇太後。
胡太後幾度“垂簾聽政”的騷操作，也將王朝推向了末日黃昏。這個意義上，後來的慈禧太後就有點像這位胡太後。
這位胡充華的宮鬥故事，有點像武則天了。若拍成歷史劇，同樣是“步步驚心”。
威赫一時的草原帝國，終因東西魏分裂而告滅亡。
打開一本書，刀光劍影，英雄美女，人性的高大與渺小，一樣也不會少。
樂清柳市鎮四板橋村陳正祥故居門臺。陳尚雲 攝
【浙江人陳正祥：中國地理學界第一人】
《草原帝國——拓跋魏王朝之興衰》的作者陳正祥，被稱為“中國地理學界第一人”。去年，是他一百周年誕辰。
“陳正祥的研究是被忽略、被遺忘的寶藏，我真的希望有更多人能知道，能珍惜，還能將之吸收並融入我們的中國歷史知識系統中。”有評論家如是說。
有評論家說，陳正祥對於中國文化有很深的造詣，雖然是地理學家，但陳述中國歷史卻如行雲流水，蘊含深情；在地理學語言上流露出文化藝術韻味，從高深學術中讓人獲得深入淺出的知識，足見其學識淵博、寫作功底深厚。
讓我們來認識一下這位浙江老鄉陳正祥（1920—2003）。
陳正祥先生祖籍浙江海寧，於1920年6月24日出生在樂清象陽四板橋村（今屬柳市鎮），先後就讀於溫州第一中學、杭州省立高中。他一直熱愛鄉土、熱愛地理。
他是國際著名地理學家、生態學家。1942年，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地理系。1945年之後，留學澳大利亞、日本、英國等國，獲地理學博士學位。陳正祥雖多年遠離故鄉，但始終心系祖國，密切關註著祖國建設。1984年，闊別祖國40年後，陳正祥應邀，率團回國考察，受到熱情接待。
據報道，2002年3月23日，82歲的陳正祥攜夫人回到闊別了55年的家鄉樂清，這是他唯一的一次回鄉。
陳正祥教授研究廣泛，著述豐富。據統計，1932—1992年間，他中、英、德、日等4種文字的著述共計624種，其中專著和專刊256種、論文368篇，這在國際地理學界絕無僅有，其早期關於祖國西南、西北、海南島等地的著作，至今仍是研究這些地區的寶貴歷史文獻。國際地理聯合會前會長卡爾·特羅爾（Carl Troll）稱其為“中國地理學界第一人”，並推崇其為“東方的亞歷山大·馮·洪堡”。
具有國際學術權威性的《大英百科全書》，過去一向請外國著名學者撰寫中國部分的條目，但在最新出版的《大英百科全書》的中國部分的條目，卻破例特邀陳正祥執筆。陳正祥還主持亞洲和西南太平洋地區的調查和有關著作的編審工作，並協助完成五大卷的《農業世界地圖》，被公認為是學術界的鴻篇巨著。
在陳正祥書寫的魏歷史中，作為漢人的馮太後也是整個南北朝最能幹的太後，她先後統治了北魏24年。陳正祥評價她“比起後輩武則天來，要高明多了”。
可事實是北魏史有些冷。不論孝文帝還是馮太後，竟無人能給他們寫出半部合格的傳記。陳正祥生前就說，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史界的悲哀。
陳正祥發現隋唐兩代的許多規章制度，包括土地政策及戶籍，都起源於北魏的“均田制“和”二長制”，於是從大唐帝國的歷史一路摸進了魏的門裏追蹤起來。
“我讀過酈道元的《水經註》和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這兩部書都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著者皆為北魏後期人，反映了北朝文化的燦爛”，陳正祥曾說，孝文帝元宏堅持徹底漢化，把國都搬到洛陽，主要是受到馮太皇太後的影響，要他作真正的中原之主。
已經漢化得文質彬彬的孝文帝，是在親征南朝的途中因戰事膠著，勞累而死的。
在《草原帝國》這本書中，我們看到了陳正祥對孝文帝和馮太皇太後的著墨頗多，史家筆法雖客觀冷靜，文字也卻也能感受出隱隱的贊許之意，一點不比第一代皇帝拓跋珪少。
或許有這位英才的馮太皇太後的因素，促使“中國地理學界第一人”寫下了一本草原帝國北魏的書。
這位浙江老鄉雖已仙去，卻留下了一部《草原帝國》，這也是他贈給世人的一份寶貴的文化遺產。
這是格魯塞寫的《草原帝國》。
【搶先讀】
《草原帝國》書摘
道武帝拓跋珪的登場
拓跋珪是拓跋鮮卑第一個真正的皇帝，死後謚號太祖道武帝。他登上政治舞臺，使草原帝國的發展進入另一階段。但他也備嘗險阻艱辛，才完成卓越的事業。
他是拓跋什翼犍的孫子，誕生於什翼犍建國三十四年（371），他的父親是什翼犍的嫡長子實。當代國叛將長孫斤謀弒什翼犍時，“世子實格之，傷脅；遂執斤，殺之”。拓跋實救了父親的命，本人卻因傷死亡。他娶東部大人賀野幹（賀蘭部大人）之女為妻，有遺腹子。“甲戌，生男，代王什翼犍為之赦境內，名曰涉圭。”什翼犍很喜歡這個孫子。
在此之前所有的拓跋鮮卑統治者中，以什翼犍的性格比較寬厚；這可能和他長期在中原做質，接受了較多漢文化的熏陶有關。有一次他討伐“西部叛者，流矢中目；既而獲射者，群臣欲臠割之”。他說：“彼各為其主鬥耳。何罪？”就把射傷他眼睛的敵人釋放了。但他在位時，中原前秦苻堅的聲威正盛，使他沒有大作為；所幸代國比較僻遠，沒有徹底給前秦滅掉。較早在建國十四年（351），他還雄心勃勃地說：“石胡衰滅，冉閔肆禍（石勒所建的後趙在350年為冉魏所篡），中州紛梗，莫有匡救。吾將親率六軍，廓定四海。”他屬下諸部大人認為太冒險，力加勸阻，只得放棄這個念頭，而轉向北方發展。《魏書》卷一《序紀》有如下的記載：“（建國）二十六年（363）冬十月，帝討高車，大破之，獲萬口，馬牛羊百余萬頭……二十七年（364）春，車駕還雲中。冬十一月，討沒歌部，破之，獲牛馬羊數百萬頭……三十年（367）冬十月，帝征衛辰……衛辰與宗族西走，收其部落而還，俘獲生口及馬牛羊數十萬頭……三十三年（370）冬十一月，征高車，大破之。”關於俘虜牲畜的數量，難免有所誇張。但北征持續成功的聲威，對日後草原帝國的建立有好影響。
建國三十七年（374），什翼犍再討衛辰，衛辰南走，求救於苻堅，兩年後苻堅派大軍擊代，侵逼代國南境，什翼犍無力抵抗，不得已逃奔陰山以北，而當地的高車等部族又盡叛，處境狼狽不堪。拓跋珪母子跟隨逃難，幾乎性命不保。這是拓跋鮮卑空前的失敗。同年底什翼犍便死了，時年57歲，這時拓跋珪僅6歲，賴其母機智，被送到舅氏賀蘭部避難。
《魏書·序紀》：“三十九年（376），苻堅遣其大司馬苻洛率眾二十萬及朱彤、張蠔、鄧羌等諸道來寇，侵逼南境。冬十一月，白部、獨孤部禦之，敗績。南部大人劉庫仁走雲中。帝復遣庫仁率騎十萬逆戰於石子嶺，王師不利。帝時不豫，群臣莫可任者，乃率國人避於陰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四面寇抄，不得芻牧。復度漠南。堅軍稍退，乃還。十二月，至雲中，旬有二日，帝崩，時年五十七歲。”
著名的不尋常的淝水之戰，使北方龐大的前秦帝國頃刻瓦解，原已並入前秦版圖的拓跋鮮卑部族，因此得到了復國的機會。公元385年，拓跋珪從曾祖紇羅（力微的曾孫，封上谷公）與其弟建及諸部大人共請賀訥擁立拓跋珪為王。翌年春正月，戊申，拓跋珪大會群臣於牛川，即代王位，改元登國。
《魏書·太祖紀》：“登國元年（386）春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會於牛川。復以長孫嵩為南部大人，以叔孫普洛為北部大人。班爵敘勛，各有差。二月，幸定襄之盛樂。息眾課農……夏四月，改稱魏王。”他把國號改稱魏，表示不再受晉朝的封號。他用張袞為長史，許謙為右司馬，政治指導者仍屬漢族士人。
這一年拓跋珪15歲，北方的政治舞臺非常熱鬧，前燕宗室慕容垂重建燕國，稱為後燕，定都中山（編者註：今河北省定州市，下同），年號建興；姚萇稱帝於長安，是為後秦，年號建初；呂光在河西走廊建立後涼，定都姑臧，年號太安；苻登自立於隴東，年號太初。拓跋部因為自身剛剛恢復獨立，又鑒於中原的形勢，先行退回到土默川，使人民得以休養生息，穩定內部，收服鄰近部族，然後發動向中原的進攻。
拓跋珪可能在少年時就英勇善戰，但《魏書》和《資治通鑒》所載的下列幾次戰役，似乎應屬他人指揮，只是借用魏王珪的名分而已。
公元387年六月，帝親征劉顯（此人系前一年三月從善無南走馬邑）於馬邑南，追至彌澤，大破之。顯南奔慕容永，盡收其部落。
公元388年，魏王珪破庫莫奚於弱落水南。秋七月，庫莫奚復襲魏營，珪又破之。庫莫奚者，本屬宇文部，與契丹同類而異種；其先皆為燕王皝所破，徙居松漠之間。
公元389年，春正月甲寅，魏王珪襲高車，破之。二月癸巳，魏王珪擊吐突鄰部於女水，大破之，盡徙其部落而還。
公元390年，春三月甲申，帝西征，次鹿渾海，襲高車袁紇部，大破之，虜獲生口、馬牛羊二十余萬。夏四月丙寅，魏王珪會燕趙王賀麟於意辛山，擊賀蘭、紇突鄰、紇奚三部。破之，紇突鄰、紇奚皆降於魏。劉衛辰遣子直力鞮攻賀蘭部，賀訥困急，請降於魏。丙子，魏王珪引兵救之，直力鞮退，珪徙訥部落，處之東境。
公元391年，魏王珪攻擊高車、柔然等部，悉皆服從，獨柔然不事魏（前當苻堅滅亡代國時，柔然歸附於劉衛辰）。珪引兵擊之，柔然舉部遁走。珪追擊，大破之，虜其半部。劉衛辰遣子直力鞮帥眾八九萬攻魏南部，十一月己卯，魏王珪引兵五六千人拒之，壬午，大破直力鞮於鐵岐山南，直力鞮單騎走，乘勝追之。戊子，自五原金津南濟河，徑入衛辰國，衛辰部落駭亂。辛卯，珪直抵其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出走。壬辰，分遣諸將輕騎追之，將軍伊謂擒直力鞮於木根山，衛辰為其部下所殺。十二月，珪軍於鹽池，誅衛辰宗黨五千余人，皆投屍於河。自河以南諸部悉降，獲馬三十余萬匹，牛羊四百余萬頭，國用由是遂饒。
對付南邊的後燕和西燕（都並州），拓跋珪利用兩國之間的矛盾，先同比較強大的後燕修好，牽制西燕的侵犯；後來又和西燕聯盟，遏制後燕的擴張，從而保障了南邊的安全。迅速強大起來的北魏，卻對後燕構成了威脅。公元394年後燕滅西燕，占領了並州。第二年，慕容垂乘勝派太子寶率八萬大軍攻魏。拓跋珪為保存實力，遷徙部落牲畜渡河遠避。慕容寶軍到五原，擄獲了大批糧食，卻碰不到魏軍的主力。就在這個時候，傳來了慕容垂病死的謠言；這謠言很可能是拓跋珪散播的，動搖了後燕的軍心。慕容寶急於回去承繼帝位，於是下令撤兵。拓跋珪率領精騎渡河急追，到達參合陂時，連夜包圍了燕軍的營地；燕軍毫無準備，又急於東歸，士無鬥誌，在北魏軍的襲擊下，全軍覆沒。慕容寶單騎逃脫，其他散走的不過數千人。拓跋珪把被俘的四五萬燕軍全部坑殺。這一仗的結果，改變了北魏和後燕軍力的對比。
參合陂即今岱海，西漢曾稱鹽澤；在山西省北邊，長城以外。湖泊周圍有廣寬平原，形成小盆地，附近有溫泉。在平城西北約70公裏，參合縣城東北24公裏。當時的涼城郡治所，便在此湖北岸。從西南流註此湖的河川，名為沃水，其上遊南岸有沃陽縣縣城。因為在遊牧部落的爭奪戰鬥中，其戰略地位重要，故《資治通鑒》和《魏書》等史籍，不斷出現參合陂之名。
《資治通鑒》卷一〇八：
燕軍至參合陂，有大風，黑氣如堤（沙暴），自軍後來……魏軍晨夜兼行，乙酉暮，至參合陂西。燕軍在陂東，營於蟠羊山南水上。魏王珪夜部分諸將，掩覆燕軍……日出，魏軍登山，下臨燕營，燕軍將東引，顧見之，士卒大驚擾亂。珪縱兵擊之，燕兵走赴水，人馬相騰躡，壓溺死者以萬數。略陽公遵以兵邀其前，燕兵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禽……太子寶等皆單騎僅免。殺燕右仆射陳留悼王紹，生禽魯陽王倭奴、桂林王道成、濟陰公尹國等文武將吏數千人，兵甲糧貨以巨萬計。
拓跋珪盡坑降卒，十二月還雲中盛樂。
後燕太子慕容寶不甘心於參合之敗，要求其父慕容垂再次襲擊拓跋魏。於是在公元396年春天，燕兵又大舉攻魏，直陷平城……“垂之過參合陂也，見積骸如山，為之設祭，軍士皆慟哭，聲震山谷。垂慚憤嘔血，由是發疾。”垂老的慕容垂未能找到決戰的機會，因病重引兵而還，死於上谷的沮陽，年71歲。
拓跋珪乘慕容垂之死、後燕內部混亂的機會，大舉伐燕，魏軍40余萬分道而出，首先占領了並州，又率大軍東出井陘，和後燕軍連年大戰。公元397和398年，接連攻破後燕的信都、國都中山和鄴等重要城市，黃河以北諸州郡全為魏有。拓跋鮮卑後來居上，終於也進入了中原。
就在396年秋天，拓跋珪稱帝，改元皇始，並於兩年後定都平城，開始營建宮室。在此以前，拓跋鮮卑並無固定的都城。《魏書·太祖紀》皇始元年（396）：
秋七月，左司馬許謙上書勸進尊號，帝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於是改元。八月庚寅，治兵於東郊。己亥，大舉討慕容寶，帝親勒六軍四十余萬，南出馬邑，逾於句註，旌旗駱驛二千余裏，鼓行而前，民屋皆震。別詔將軍封真等三軍，從東道出襲幽州，圍薊。九月戊午，次陽曲，乘西山，臨觀晉陽，命諸將引騎圍脅……冬十月乙酉，車駕出井陘，使冠軍將軍王建、左軍將軍李栗五萬騎先驅啟行。十有一月庚子朔，帝至真定。自常山以東，守宰或捐城奔竄，或稽顙軍門，唯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別詔征東大將軍東平公儀五萬騎南攻鄴，冠軍將軍王建、左軍將軍李栗等攻信都；軍之所行，不得傷民桑棗。
這說明桑樹和棗樹，在那時候的華北很普遍，也很重要。道武帝拓跋珪每戰必勝，迅速將帝國的版圖推廣到中原，除了他的勇敢善戰外，主要是運用戰利品“班賜群臣將士各有差”的辦法，這大大鼓勵了將士對打仗的興趣，使得屬下諸部大人及士卒明白戰爭中擄掠的利益，要比遊牧大得多。人人願意聽命打仗，很少發生叛逃的事。
隨著軍事力量的增長和征服地區的擴大，拓跋鮮卑的社會經濟結構也逐漸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它從一個原始野蠻的遊牧部族，轉而走向定居的農耕生活。它的人口本來就少，進入中原後必然變為少數民族；他們要面對華北地區的傳統生產方式，要加緊接納漢文化。因為直到此時，他們的文化水平仍遠落漢人之後。在拓跋珪以前，拓跋鮮卑基本上保持著單一的遊牧經濟，畜牧業相當發達。燕鳳出使前秦時，苻堅曾詢問代國人馬多少；燕鳳答以“控弦之士數十萬，馬百萬匹……雲中川（今山西省忻州北）自東山至西河二百裏，北山至南山百有余裏，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為滿川”。經常漫山遍野都是駿馬。其後爾朱榮家的牲畜要用山谷作單位來計量，也可以說明這點。
愈到後來，領土愈向南擴充，農耕在經濟生產中的地位愈見重要。連拓跋鮮卑的貴族，也逐漸轉變成為地主，除局部地區外，畜牧業已下降為次要地位。天興元年（398），北魏攻陷鄴城之後，強迫後燕境內的民吏和徒何、高麗雜夷36萬，百工伎巧10萬余口遷往代北。此等北遷的“新民”，計口授田，並由政府供給耕牛。他們獨立經營所分得的土地，接受政府嚴格管制。《魏書·賀訥傳》說拓跋珪正式下令：“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部落大人也被當作普通民戶看待，導致許多保守貴族的不滿。這就不再像是遊牧部族了。
道武帝又制定京邑，東到代郡，西達善無，南及陰館，北盡參合，作為“畿內”之地。其外分四方四維，名義上雖按照傳統的部落組織形式，設置八部帥從事管轄，但方、維的帥，卻是皇帝所委派的地方官，性質和原來的部落大人不同。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監督和勸課農耕，以收成的多寡來考核其業績。公元400年，道武帝親耕籍田，為百姓做表率。遊牧霸主要行農區皇帝的禮儀，充分證明了牧農重要性的消長。一個犯死罪的貴族和跋（曾任鄴城行臺尚書）在臨刑前，拓跋珪特地讓其諸弟去訣別，他吩咐諸弟說：“灅北（指桑幹河以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廣為產業。”（《魏書·和跋傳》）因為他知道農耕的利潤遠比畜牧優厚。
當拓跋鮮卑侵占漠南代北時，漢民族的生計甚為艱難悲慘。賦稅重，勞役多。現在統治區擴大了，而主要皆為漢人居住地。必須用漢人來幫助統治，依賴漢族塢堡主建立基層統治網，吸收大批漢族官僚和士族到中央政府做官。拓跋珪在占領並州後，便著手建臺省，置百官，封公侯將軍；中央官尚書郎以下和地方官刺史太守以下，一般都任用儒生。天賜三年（406）下令諸州置三刺史，其中一人為拓跋氏宗室，其余二人為非宗室的鮮卑人或漢人。郡縣也置三太守和三令長。拓跋珪開始註意招納漢族士人，凡詣軍門的都引見；只要稍有才幹，都會得到敘用。例如張袞和崔玄伯，皆成為他的得力顧問。清河崔家是北方的高門士族，崔玄伯的祖、父先後出仕後趙和前燕，他本人也曾在苻堅及慕容垂手下做過官。拓跋珪擊敗慕容寶時，崔玄伯被俘，拓跋珪召見他談話，非常投機，便委以重任。而他的兒子崔浩，後來對北魏王朝的影響就更大了。
公元397年，拓跋珪攻下後燕國都中山，燕公卿、尚書、將吏、士卒降者二萬余人。珪入城，得燕璽、圖書、府庫、珍寶以萬數，班賞群臣將士有差。這是中原經過長期大亂殘存的最大一批文物遺產。
公元398年底，拓跋珪命尚書吏部郎鄧淵立官制，儀曹郎清河董謐制禮儀，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晁崇考天象，吏部尚書崔宏總而裁之，以為永式。這些漢族士人皆來自中原，拓跋魏明顯地要模擬曹魏，加緊蛻變，除征戰掠奪外，政治上要吸取漢族文化，以改革野蠻的面貌。
《資治通鑒》卷一一一晉安帝隆安三年（399）：
珪分尚書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夫主之，吏部尚書崔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仆統事。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凡有幾何，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以至於今，不可勝計。茍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從之，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拓跋魏的采取漢化政策，此時已露出端倪。
到了公元四五世紀之交，亦即400年左右，拓跋魏以國都平城為中心，循山西高原南下，逐步侵略後燕，占領它的國都中山。於是東到上谷軍都關，西到山陜中間的黃河，南到中山隘門塞，北到陰山，構成草原帝國的穩固發展基地，被視為近畿部分，直到524年六鎮叛亂，百余年間沒有任何敵對勢力觸及此一地區。從此它的疆域持續擴大，直到統一整個黃河流域。拓跋珪不失為草原帝國的締造者。公元398年，“魏王珪命有司正封畿，標道裏，平權衡，審度量；遣使循行郡國，舉奏守宰不法者，親考察黜陟之”（《資治通鑒》）。
經過道武帝拓跋珪的努力經營，北魏在中原地區的統治逐漸穩固，而代北地區的農業生產也有了顯著的發展。若幹鮮卑貴族，已放棄原先的畜牧業，轉而熱衷於廣占土地發展農耕。並且在人口持續增加的情況下，必須振興農業才可解決糧食問題，特別是平城附近京畿地區的糧食供應。
呼和浩特市東南美岱村寶貝染山溝中所發現的北魏墓葬，可能便是4世紀末拓跋珪建立魏國前後不久的遺跡。其中一個墳墓出土了“皇帝與河內太守銅虎符”，可以證明這是拓跋鮮卑貴族的墓葬。前述幾處拓跋鮮卑早期墓葬的特點，在這裏已經極少見了：不僅殉牲沒有了，弓、鏃的隨葬也不見了，骨角器全沒有了。此處墓葬最突出的隨葬品，為當時漢族墓葬中常見的大量細泥陶器。這表示他們已經定居，在他們的經濟生活中，農耕開始占了優勢。前邊設置墓道的磚室墓，附有鐵環的木棺，一些銅制用具如燈臺及鎏金飾品，漆耳環、鬥勺、漆鞘長型鐵刀以及較多的貨幣隨葬品等，都已經同當時漢族上層社會人士的墓葬沒有太大區別。
雖然定都平城，並且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拓跋珪還是不斷在巡行、狩獵，這和遊牧生活的積習有關；同時所轄部族，也真的需要監視。他窺伺中原，一度想定都鄴城。《魏書·太祖紀》載天興元年（398）春正月“帝至鄴，巡登臺榭，遍覽宮城，將有定都之意。乃置行臺……車駕將北還，發卒萬人治直道，自望都鐵關鑿恒嶺至代五百余裏”。但當年秋七月遷都平城，天興四年（401）夏四月罷鄴城行臺。五月在平城起紫極殿、玄武樓、涼風觀、石池、鹿苑臺，大概已經打消了遷都鄴城的計劃。
天賜六年（409）冬十月，拓跋珪突然死了，年39歲。《魏書》說他因吃寒食散得病，實際則為兒子所弒。《魏書》記載他出生於公元371年，祖父什翼犍死時他才6歲，登國元年繼代王位時他15歲，皇始元年稱帝時25歲；在此之前，曾說他在登國七年（392）做了父親（皇子拓跋嗣出生），當時他只有21歲。
拓跋珪的早死，有點自作自受，或佛家所謂報應。拓跋珪的父親拓跋實，是昭成帝什翼犍的嫡子，先昭成而死，追謚獻明皇帝。當拓跋珪避難於賀蘭部時，看到獻明賀太後之妹長相漂亮，雖分屬姨母，也要轉壞念頭。面告賀太後要納其妹，賀太後不許，回答說：“不可，是過美，必有不善；且已有夫，不可奪也。”但草原牧騎野蠻殘忍的習性難改，拓跋珪暗中使人殺了美女的丈夫，強納美女為妻，結果生了清河王拓跋紹。紹兇狠無賴，好逛遊裏巷，劫掠行人以為樂。拓跋珪憤怒，曾將其子倒懸井中，吊至垂死才釋放。拓跋珪又責備賀夫人，把她囚禁，說要殺她。只因天色快黑了，沒及時執行。賀夫人秘密遣人向兒子告急：“汝何以救我？”左右以珪殘忍，人人危懼。16歲的拓跋紹，連夜和帳下及宦官、宮人通謀，逾垣入宮。到了天安殿，“左右呼曰：賊至！”拓跋珪驚起，求弓刀不獲，遂被弒。太子拓跋嗣殺紹繼帝位，是為明元帝。永興二年（410），上其父拓跋珪謚曰宣武皇帝，廟號烈祖；泰常五年（420），改謚道武皇帝。
孝文帝時代的改革
改革需要特定的環境條件，也要付出相應的代價。又因環境條件是逐漸交錯形成的，故多數比較徹底的改革需要頗長時間。拓跋鮮卑原為文化很落後的草原部族，南遷以後逐漸接觸漢民族；因接觸交流而導致融合和改變，先進提攜後進，後進向先進學習。故文化落後的一方，經常會起比較大的變化。
他們從東北森林區遷移到蒙古高原南部邊緣時，適逢中原漢族王朝衰亂，因而順利地全面接替匈奴的空缺；軍團的勢力膨脹得很快，但文化卻不可能一下子也跟著向上。進入長城以後，統治者的少數民族，陷入汪洋大海似的以農耕為主的被統治者之中，於是社會經濟出現矛盾，並且愈到後來愈嚴重。另一方面，統治階級本身，特別是皇帝和部族酋長之間，也出現了權力鬥爭。
前秦的苻堅夠強大了吧，他迅速建立起一個龐大帝國，包括拓跋鮮卑部落。但因組成分子復雜，內部存在著許多矛盾，在淝水之戰失敗後，幾乎立刻土崩瓦解。北魏王朝會不會重蹈覆轍？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漢人所建立的傳統王朝會分裂或喪亡，甚至為期頗久；但漢文化卻永遠存在，與天地同其不朽；它非但是先進的文化，並且根植深厚。鮮卑族不可能同化漢族，但漢文化能使他們被融合。這在拓跋魏以前以後都發生過，是中國歷史和文化發展的主流。
自太武帝拓跋燾的征服高潮過後，北魏的軍事力量就趨向下坡；而拓跋鮮卑本身的社會經濟結構，卻起了加速的變化。漢化運動雖因崔浩的被殺而遭受挫折，但從文成帝拓跋濬以後便恢復進行。因為這是正常而必然的趨勢，也就是歷史的潮流。拓跋鮮卑的漢化，到孝文帝集其大成。此處我采用“孝文帝時代”而避用孝文帝拓跋宏其人，因為他在位長達29年，但大部分時間實際屬馮太皇太後統治，一直等到太和十四年（490）才親政。而太和二十三年（499）他便死了，故親政時期頭尾不過10年。當然，遠在孝文帝之前，拓跋鮮卑部族為適應統治上的需要，已逐步開始改革。但因所受的阻力大，進步很緩慢。直到孝文帝時才出現改革的高潮。
從力微到什翼犍的156年之間，拓跋統治者的王權雖尚未十分穩固，但基本上維持了“一系相承”的傳統局面。在公元277年力微憂死之後，雖然出現過部落離散、統治不穩的情況，但為時不久；比較嚴重的是在前秦苻堅的強大軍事壓力下，拓跋部不得已逃亡到陰山以北，幾乎失國。其余絕大部分時間，拓跋部落聯盟諸部，皆服屬於拓跋統治者。他們的統治權不但能維持下去，而且還能持續擴充軍事力量。在力微時，控弦上馬20萬人，到猗盧時增加到40萬人，再到郁律時，據說接近100萬人。這些數字雖不免有所誇張，但拓跋鮮卑統治者擁有強大軍力卻無可置疑。後來拓跋珪賴此參加中原的角逐，拓跋燾也賴此征服整個黃河流域，結束了十六國的混亂局面。
不過各部大人仍擁有頗大的權力，重要的事件，必須征求各部大人的同意才可實行。例如《魏書·序紀》記諸部大人勸阻什翼犍冒險進兵中原：“今中州大亂，誠宜進取，如聞豪強並起，不可一舉而定，若或留連，經歷歲稔，恐無永逸之利，或有虧損之憂。”就是拓跋鮮卑整個統治集團，綜觀中原形勢，衡量利害得失的結論，什翼犍也只得聽從。
為了加強中央政府的力量，道武帝拓跋珪首先采取“離散諸部，分土定居”的辦法。諸部大人失掉了自己的統治圈，勢力才見削弱。他又一再改革官號，以遏制鮮卑貴族的權力。同時牧民任意在草原上馳騁的自由喪失了，這對其後戰鬥力的減退也有影響，普通的拓跋族成員，已變為被束縛在土地上的編戶；他們和大批遷移到代北地區的漢人及其他少數民族混居雜處，逐漸同化。為解決日見嚴重的糧食供應問題，農耕受到了較多的註意，部分草地轉變成為農田。這是中國東北邊外草原土地利用最早的大改變。
太武帝拓跋燾太延五年（439）討伐河西走廊北涼沮渠牧犍，接收最後一批重要的漢文化遺產，暫由太子拓跋晃監國。《魏書》說此人曾下令“有司課畿內之民，使無牛家以人牛力相貿”。接下去的一段文字，史書記載不盡相同，並且文字也不很明白。他引用《周禮》下令“任農以耕事，貢九谷”。譯成白話文便是采取人力、牛力交換的辦法，使土地得到充分利用。有牛之家出牛一頭，為無牛之家耕田22畝；無牛之家出人，替有牛之家耘鋤農田7畝作為報償。像是一種變相的勞役地租。當時代北地區，特別是平城附近的人口大增，糧食供應已出現短缺，而平城的水熱條件，並不適宜於農業，故不得不多辟耕地。
《資治通鑒》卷一二四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444）：“太子（北魏太子拓跋晃）課民稼穡，使無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為之蕓田以償之。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蕓七畝，大略以是為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這說明農耕在草原帝國經濟地位的上升。
強有力而殘暴的統治者之後，往往會出現比較仁厚的君主，這是武功和文治輪流交替的相應現象。細心閱讀中國歷史，不難看見連串類似的情況。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把武功的使用臻於極致。他的孫子文成帝拓跋濬則比較註意文治，文治經常跟在武功後面。在太安年間（455—459），文成帝覺得除了常賦之外，人民還得負擔15項雜調，太繁重，應該消除。尚書毛法仁說這是軍國資用，不宜一下子廢除。文成帝回答：“使地利無窮，民力不竭，百姓有余，吾孰與不足。”就決心免除，於是“賦斂稍輕，民復贍矣”。這才是尚有良心的國主、文治開肇時的賢君。
在北魏初期，為適應北方人民顛沛流徙、戶籍紊亂以及塢壁林立的特殊情況，政府委任一些漢族鄉紳為宗主督護，通過此等宗主督護，向農民征收賦稅、派征徭役和兵役。當征收租調之際，要先召集三老，把本地戶口按貧富評定為九品，再把根據平均定額所規定的租賦總額按品級分攤；品級高的戶攤得較多，品級低的人戶攤得少些。政府規定的平均定額為每戶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另外再加地方征收的“調外之費”帛一匹二丈，唯每戶的實際負擔各品不同。此為沿襲西晉“九品相通”而來的“九品混通”的租調制。獻文帝皇興三年（469），又規定上三品戶租調送繳平城，中三品送別州重要倉庫，下三品送本州。這實際上便是按照“戶等”所規定的不同的徭役。
《魏書·食貨誌》：“山東之民鹹勤於征戍轉運，帝深以為念。遂因民貧富，為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裏內納粟，千裏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
北魏所規定的租調定額，並非絕對固定，每因臨時需要而任意增加。例如孝文帝延興三年（473），就曾命令黃河以南六州每戶交絹一匹，綿一斤，租三十石；同年為了儲積軍糧，又令各州每戶交租五十石。這是很重的負擔。孝文帝太和八年（484），更命令每戶增交帛三匹、粟二石九鬥，作為官俸。
拓跋魏政府原無俸祿，官吏都得自想辦法，故貪汙賕賂公行，中央官吏可以按等級分享擄掠的戰利品或接受額外賞賜，地方官則只要能夠上繳規定的租調，便可在管區內任意搜括，無法無天。諸州的軍府鎮將，幾乎全是代北來的鮮卑人，他們南下的目的，原來就在於撈取財富。《魏書·公孫軌傳》就說這些人往往“初來單馬執鞭，返去從車百輛”。這些鮮卑高官勢大權重，比州郡的官吏還兇暴得多。唯所有官吏之中，特別是漢族士人，也有真正廉潔可敬的，如中書侍郎高允便是一例。南朝同時期似乎很難找出同樣的好官。《資治通鑒》卷一二八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
時魏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采以自給。司徒陸麗言於帝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妻子不立。”帝曰：“公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指拜允中書令），乃言其貧乎！”即日至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缊袍，廚中鹽菜而已。帝嘆息，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長子悅為長樂太守。允固辭，不許。帝重允，常呼為令公而不名。
高允是漢文化的崇高結晶。像他這樣的人多了，社會就美，國家便穩固，民族才有光彩。
直到孝文帝太和八年（484）才有俸祿之制；該年九月，魏主下詔“班祿以十月為始，季別受之”。辦法是增加人民的租調，羊毛出自羊身上。《資治通鑒》卷一三六說：
魏舊制：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谷二十斛；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所調各隨土之所出。丁卯，詔曰：“置官班祿，行之尚矣；自中原喪亂，茲制中絕。朕憲章舊典，始班俸祿。戶增調帛三匹，谷二斛九鬥，以為官司之祿；增調外帛二匹。祿行之後，贓滿一匹者死。變法改度，宜為更始，其大赦天下。”
正式頒行俸祿制度之後，官吏按季受祿；規定頒祿之後，貪贓滿絹一匹（約值二百錢）的要判處死刑。接著在頒布均田令時，又規定地方官吏從刺史到縣令，按官職高低分別授給公田六至十五頃，作為俸田，不得買賣，離職時移交給下一任官吏。官吏俸祿制度的頒行，頗有助於遏制貪汙的風氣，從而為其他重要改革的推行，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魏書·食貨誌》：“諸宰民之官，各隨地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同書：“魏初至於太和，錢貨無所周流，高祖始詔天下用錢焉。十九年（495），冶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鎮皆通行之。內外百官祿皆準絹給錢，絹匹為錢二百。”因為要按時發放薪金，錢幣也就變成必需品了。
“魏初，民間皆不用錢。高祖太和十九年，始鑄太和五銖錢，遣錢工在所鼓鑄……魏尚書崔亮奏請於王屋等山采銅鑄錢，從之。”（《資治通鑒》卷一四八）這說明晉豫交界的王屋山，在古代曾經產銅。
《魏書·食貨誌》：
太和八年（484），始準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匹、粟二石九鬥，以為官司之祿。後增調外帛滿二匹。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其司、冀、雍、華、定、相、泰、洛、豫、懷、兗、陜、徐、青、齊、濟、南豫、東兗、東徐十九州，貢綿絹及絲；幽、平、並、肆、岐、涇、荊、涼、梁、汾、秦、安、營、豳、夏、光、郢、東秦，司州萬年、雁門、上谷、靈丘、廣寧、平涼郡，懷州邵上郡之長平、白水縣，青州北海郡之膠東縣，平昌郡之東武、平昌縣，高密郡之昌安、高密、夷安、黔陬縣，泰州河東之蒲阪、汾陰縣，東徐州東莞郡之莒、諸、東莞縣，雍州馮翊郡之蓮芍縣，鹹陽郡之寧夷縣，北地郡之三原、雲陽、銅官、宜君縣，華州華山郡之夏陽縣，徐州北濟陰郡之離狐、豐縣，東海郡之贛榆、襄賁縣，皆以麻布充稅。
這對當時北方綿、絹、絲、麻布產區的地理分布，留下了有價值的記錄。
北魏統一北方前後，人民所負擔的運輸勞役也很重，甚至妨礙農事。關於這點，太武帝拓跋燾自己也承認。《魏書·世祖紀》：“頻年屢征，有事西北，運輸之役，百姓勤勞，廢失農業”。同書記載孝文帝太和六年（482），北魏要和南齊戰爭，於是“七州之民既有征運之勞”。而翌年又詔青、齊、光、東徐四州民戶每戶運糧二十石送瑕丘、瑯邪。而在遷都洛陽之前，每年要運輸大批租調去代京。當時凡居處距離代京千裏以外的人民，要自己負責把租調運送到平城。交納糧食的時間既很集中，入庫之前又需要經過各種驗收手續。官府工作效率低，要耽誤許多時間，交糧者只得設法行賄，力爭及早辦完交納以便回家，終於造成“遠近大為困弊”的局面。這也構成孝文帝遷都洛陽的原因之一。
明元帝拓跋嗣泰常六年（421）二月，“調民二十戶輸戎馬一匹、大牛一頭……（三月）乙亥，制六部民，羊滿百口輸戎馬一匹”。太武帝拓跋燾始光二年（425）五月，詔天下十家發大牛一頭，運粟塞上。始光四年（427），“赫連昌遣其弟平原公定率眾二萬向長安，帝聞之，乃遣就陰山伐木，大造攻具”。陰山山脈深處富有森林，古書上不斷提到。
史書還多處記載官府征發民戶車、牛、驢、馬，以及強迫大量勞動力擔任運夫的事；在這一方面，北方的人民真比南方水網地帶的百姓辛苦得多，特別是南北交戰的時候。《魏書·食貨誌》：“仍世經略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當時北方各個軍鎮之間，每每往來運糧，互相接濟。薄骨律鎮（今寧夏靈武市）鎮將刁雍曾說，從該鎮運糧去沃野鎮（今內蒙古河套平原西段），路程八百裏，每車載谷二十石，“百余日乃得一返，大廢生民耕墾之業”。繁重的運役，甚至逼得人民自殺！《魏書·崔光傳》：“東州轉輸，往多無還，百姓困窮，絞縊以殞。”
《魏書·食貨誌》：
自徐、揚內附之後，仍世經略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乃令番戍之兵，營起屯田，又收內郡兵資與民和糴，積為邊備。有司又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
北朝時代漢族人民所受災難深重，不斷的戰火、異族的蹂躪，使他們流離失所，無以為生。只有從5世紀中葉到6世紀初年的60年左右，有一段承平的日子。但到了北魏末年，又是戰禍連綿，農耕荒廢，民不聊生。《魏書·盧昶傳》：“兵革屢動，荊揚二州，屯戍不息，鐘離義陽，師旅相繼；兼荊蠻兇狡，王師薄伐……汝穎之地，率戶從戎。河冀之境，連丁轉運。又戰不必勝，加之退負；死喪離曠，十室而九，細役煩徭，日月滋甚……致使通原遙畛，田蕪罕耘。”
兵役一直是官府加在人民身上的一項重大負擔。它在形式上雖有征發和招募的區別，實際上皆屬強迫的服役。北魏初年的軍兵大抵是鮮卑族人。到太武帝拓跋燾時，常有“發天下兵”“發州郡兵”的記載，開始較多地征用漢人為步兵，而由鮮卑人任騎兵，承擔戰鬥的主力。據《宋書·柳元景傳》所載，在南北戰爭中，劉宋所俘虜的魏兵，有不少是河內的漢族農民。孝文帝延興三年（473），為了準備進擊南朝劉宋，“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遷都洛陽之後，又“選天下武勇之士十五萬人為羽林、虎賁，以充宿衛”。宣武帝元恪時，為了和南朝梁國交戰，景明四年（503）“發冀、定、瀛、相、並、濟六州二萬人；馬千匹，增配壽春”。正始三年（506），他又“發定、冀、瀛、相、並、肆六州十萬人以濟南軍”。壽春即今安徽省的壽縣，南北朝時為一極重要的戰略據點。
北魏征調州郡兵的數量常很大，幾乎使人民難以負擔。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497）六月，“詔冀、定、瀛、相、濟五州發卒二十萬，將以南討”。隔年，也就是他因戰爭勞瘁而死的那年四月，《魏書·高祖紀》還記載了“發州郡兵二十萬人”，準備同南齊交戰。他不知道自己沒有擊敗南齊的可能，徒然辛苦了他統治下的人民！
孝文帝太和十年（486），拓跋宏20歲，出類拔萃的皇帝真正成熟了。就在這一年，北魏進行了一連串的漢化改革。《資治通鑒》卷一三六齊武帝永明四年（486）：“春正月，癸亥朔，魏高祖朝會，始服袞冕。”二月建立三長之制。“夏四月，辛酉朔，魏始制五等公服；甲子，初以法服、禦輦祀南郊。”公服是在朝廷上穿著的制服，五等即朱、紫、緋、綠、青，法服則為袞冕以見郊廟之服，道地漢文化的產物。“八月乙亥，魏給尚書五等爵已上朱衣，玉佩，大小組綬。九月辛卯，魏作明堂、辟雍……是歲，魏改中書學曰國子學。”分置州郡，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州在黃河以南，十三州在黃河之北。北魏先置中書博士及中書學生，現在改為國子學，這是改從晉代制度。同書指出翌年春正月“丁亥朔，魏主詔定樂章，非雅者除之”。
公元487年，孝文帝太和十一年，魏國春夏大旱，特別是平城一帶；加以牛疫，民餒死者多。齊州刺史韓麒麟上表：
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誇，遂成侈俗。貴富之家，童妾袨服，工商之族，仆隸玉食；而農夫闕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今耕者日少，田有荒蕪；谷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裏；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異之物，皆宜禁斷；吉兇之禮，備為格式；勸課農桑，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才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為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谷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谷，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
“秋七月己醜，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過給糧廩，所至三長贍養之。”這時“三長之制”剛剛建立，孝文帝就使用上了。
草原上的遊擊劫掠雖持續存在，包括柔然的犯邊，以及公元488年遣兵擊百濟，為百濟所敗等，但在孝文帝太和前後五六十年間，北魏局勢承平，才能從事政治改革，並加速漢化。《資治通鑒》卷一三六公元487年：“是時，魏久無事，府藏盈積。詔盡出禦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仆乘具、內庫弓矢刀鈴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繒布、絲纊，非供國用者，以其太半班賚百司，下至工商皂隸，逮於六鎮邊戍，畿內鰥、寡、孤、獨、貧、癃，皆有差。”
臨時的救濟及恩賜解決不了問題。不斷巡行的皇帝比較容易知道人民大眾的疾苦。孝文帝年幼時，是由馮太皇太後帶著走的。太皇太後極為精明，她會較早地覺察到國家所隱伏著的問題，必然有機會和親信的大臣如李沖等人討論，想出應付的辦法，然後以孝文帝的名義頒發詔書。
他在太和元年（477），才11歲時，春正月辛亥就曾經下詔：“今牧民者，與朕共治天下也。宜簡以徭役，先之勸獎，相其水陸，務盡地利，使農夫外布，桑婦內勤。若輕有征發，致奪民時，以侵擅論。民有不從長教，惰於農桑者，加以罪刑。”三月丙午又下詔：“其敕在所督課田農，有牛者加勤於常歲，無牛者倍庸於余年。一夫制治田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余力，地有遺利。”因為上一年曾發生牛疫，死傷了大半。
“（二年春）二月丁亥，行幸代之湯泉。所過問民疾苦，以宮人賜貧民無妻者。”如果這些年老色衰的宮人缺乏建國初期的勞動生產習慣，叫貧民們如何養得起呢？
太和二年（478）五月下詔：
婚娉過禮，則嫁娶有失時之弊；厚葬送終，則生者有糜費之苦。聖王知其如此，故申之以禮數，約之以法禁。乃者，民漸奢尚，婚葬越軌，致貧富相高，貴賤無別。又皇族貴戚及士民之家，不惟氏族，下與非類婚偶。先帝親發明詔，為之科禁，而百姓習常，仍不肅改。朕今憲章舊典，祗案先制，著之律令，永為定準。犯者以違制論。
同年冬十一月庚戌，他又下詔：
懸爵於朝，而有功者必縻其賞；懸刑於市，而有罪者必罹其辜。斯乃古今之成典，治道之實要。諸州刺史，牧民之官，自頃以來，遂各怠慢，縱奸納賂，背公緣私，致令賊盜並興，侵劫茲甚，奸宄之聲屢聞朕聽。朕承太平之運，屬千載之期，思光洪緒，惟新庶績；亦望蕃翰群司敷德宣惠，以助衝人，共成斯美。幸克己復禮，思愆改過，使寡昧無愧於祖宗，百姓見德於當世。有司明為條禁，稱朕意焉。
“三年二月辛巳，帝、太皇太後幸代郡溫泉，問民疾苦，鰥貧者以宮女妻之。己亥，還宮。”這一年（479）南朝蕭道成廢宋主劉準而建立齊朝，改元建元。
九年（485）八月詔：
數州災水，饑饉薦臻，致有賣鬻男女者。天之所譴，在予一人，而百姓無辜，橫罹艱毒，朕用殷憂夕惕，忘食與寢。今自太和六年（482）已來，買定、冀、幽、相四州饑民良口者，盡還所親；雖娉為妻妾，遇之非理，情不樂者亦離之。
司馬光《資治通鑒》一再說北魏歷代富盛，富的是政府，人民大眾並不經常普遍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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