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周刊》2020年第37期，原文標題《職校年輕人》，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我國1萬多所職業技術學校裏容納了2600多萬職校生，他們是在中考和高考當中落敗的人，幾乎占到了年輕人的一半以上。他們也是最容易被忽視的一群人，與大學失之交臂後，他們走的是一條什麼樣的人生道路？在職業教育的世界裏，應試失敗的陰影繼續籠罩著他們，為了擺脫它，個體的努力與社會的桎梏發生了怎樣的碰撞？
記者/張從誌
疫情之下，企業大幅減招，造成就業壓力下移，許多職校生面臨著比以往更大的就業困境（視覺中國供圖）
2600萬職校生
李靜怡1995年出生，2010年進入徐州財經高等職業技術學校（以下簡稱“徐州財校”），5年後畢業時，她剛滿20歲。22歲的時候，她通過專升本考試，拿到蘇州一所大學的本科文憑。現在，她在一家業內知名的人力資源公司做項目經理，和一幫“985”學校的碩士成了同事。
李靜怡的這段經歷完全可以當一個勵誌故事來講，畢竟在她身後的2600多萬職校生裏，只有鳳毛麟角能夠進入大公司，獲得一份有潛力的工作。不過，徐州財校沒有邀請過她回去分享經驗——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她的故事與一所職校所需的勵誌敘事是錯位的。
把李靜怡介紹給我采訪的是徐州財校的前副校長劉景忠，他雖然已於2016年退休，但仍是一位職業教育的敏銳觀察者，筆耕不輟。劉景忠特地在電話裏提醒我，李靜怡的經歷並不典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她是職校生裏的“異數”，其中有運氣和天賦的成分，當然更離不開她的個人努力。對徐州財校的大部分畢業生來說，留在徐州市裏或者回老家的縣城，在一個小企業（通常是商場或者超市）或境況好點的單位，找一份收入不算高，但在當地足夠生活的工作，然後結婚生子，這是他們人生的標準模板。
雖然簡單地評判在一個大企業工作和待在一家小超市做收銀員孰好孰壞是非常草率的，但這幾千萬年輕人到底是如何一步步走入他們所處的位置，當其中有人拒絕這種人生設定時，他們將會面臨什麼，這是個值得考察的問題。
如果你環顧身邊，發現你實際上碰不到幾個職校生，那本身就能說明問題了。數字會告訴你，職校生是一個多麼龐大的群體：2018年，全國有職業院校1.17萬所，年招生928萬人，在校生約2685萬人。其中，中職學校1.03萬所，年招生達559萬人，在校生約1551萬人，招生和在校生分別占高中階段教育的41.37%、39.47%；高職（專科）院校1418所，年招生約368萬人，在校生超過1133萬人，招生和在校生分別占高等教育的46.63%、40.05%。這是來自中國教育部的官方數據。
數字顯示的真相是，在中國，有一半以上的年輕人上不了大學，他們在中考和高考中落敗，從“獨木橋”上被擠下。“上了大學，前途就會一片光明。”這樣的觀念也是他們從小就被灌輸的，但他們早早地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家長和老師們幾乎不去提及或者描繪，這些被擠下“獨木橋”的孩子後來到底經歷了什麼，他們通常只是作為同齡人或者低年級學生的反面教材而存在著。
近年來，畢業生以創業代替就業成為政府和學校鼓勵的方向，但真正去創業的學生占比並不高（視覺中國供圖）
李靜怡家在徐州市區，她在初中讀的是重點班，全年級1200多人，她的成績穩定排在前300名，屬於她所說的那種“中不溜的”。她沒考上重點高中，也不願意去一般的高中，加上她那進入青春期以來就越發強烈的獨立願望，選一所在市裏口碑還不錯，離家也近的職業學校怎麼看都是個合理的選擇。不過對她的同系師姐陳慧來說，要不是考慮到家庭經濟困境，已經考上高中的她內心是瞧不上職校的。她家在徐州郊區農村，父母以務農為生，貧困的記憶貫穿了她少年的時光。她們的同學大多是在父母的意誌和考分的現實面前無奈妥協，進了職業學校——幾乎沒有人是興高采烈、滿懷希望進來的。
蘇州工業園職業技術學院黨委副書記兼浙江永嘉學院副院長王壽斌介紹說，大部分職業院校雖然也實行“報考”制度，但事實上已經是敞門招生，“寬進寬出”。以江蘇高職為例，全省高職院校多達90多所，生源總體供不應求，所以幾年前就已實現“註冊入學”，亦即“應讀盡讀”，“想讀盡讀”。
雖然招生的大門是敞開的，但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會把孩子送到職校來，事實上，職業學校的生源主要集中在農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而且集中的程度越來越高。當經濟增長放緩，就業市場遇冷的時候，他們便成為首當其衝之人。王壽斌發現，今年疫情以來，蘇浙地區的外資企業基本都進行了減招，而中小企業則借機提高了招聘條件。這造成了本科以上畢業生就業壓力的下移，客觀上擠占了專科以下職校生的就業崗位，使得他們的就業機會更少。至於今年大學畢業生熱衷的公考——本來按照中央和教育部的安排，今年各地政府在公務員招考和事業單位招聘時要優先招錄應屆畢業生——職業院校的畢業生通常因為達不到最基本的學歷條件而沒有資格參加。
做人力資源工作的李靜怡對就業市場的變化感觸更加直接。她正在做的一些招聘項目，接觸的都是全球前100位高校的碩士畢業生，轉正後年薪也只在10萬元左右，以前招聘學歷只要求大專的，現在企業要求提高到本科。“很多企業都會這樣，本來需求就少，趁著人多，肯定想招一批更優秀的人。”找工作，對職校的年輕人來說變得更加艱難，但他們所面臨的問題又遠不止就業。
2019年4月12日，河南省安陽職業技術學院的一學生在技能比賽中演示飛機發動機的拆裝與調試（視覺中國供圖）
“不出事”即可
在李靜怡一歲半的時候，父母就因為無休止的吵架和家庭暴力而離婚，他們各自重組家庭後有了新的孩子，李靜怡從小和外婆生活在一起。在她25年的人生記憶裏，她和父母從來沒有一起吃過一頓飯，三個人也從未在任何場合同時出現過。開始懂事以後，“我到底是不是被拋棄的人？”這個問題一直折磨著李靜怡。她曾在心底裏強烈地詛咒過父親，希望他出車禍死去。盡管她長大後明白，那個讓她憎恨的父親形象很大程度是建立在母親的單方敘述上，有不少失真的成分，但多年的疏遠早已使父女關系變得淡漠。她和父親現在一年都很難見一次，即使見面了，也客客氣氣的，跟見客戶差不多。母親雖然和她來往多一些，但她們也沒有太多的親密感。
在徐州財校，像李靜怡這種家庭出身的孩子並不在少數。劉景忠當主管教務的副校長時，每年都會把自己的聯系方式公布在新班級的黑板上。他認識了不少父母離異、從小跟爺爺奶奶或外公外婆長大的孩子，還有的孩子因為計劃生育超生，從小被寄養在別人家。這些孩子的成長過程充滿了困惑、迷茫和痛苦，因為無人引導，更容易走入歧途。做了40多年職業教育的劉景忠發現，在職校學生的身上，幾乎可以看到中國社會所有的矛盾和問題，他們的背後有下崗家庭、貧困家庭、離異家庭、單親家庭、暴力家庭，還有父母忙於工作掙錢而教育缺失的家庭。職業學校就像是一面反光鏡，照見整個社會龐大體系中的各個角落。
李靜怡讀小學時，有一個老師很看不起她，老師說了一句讓她至今記憶猶新的話：像你這種家庭的小孩，要不就特別好，要不就特別墮落，特別差。這句話深深刺激了她。她心裏偏偏想，“我不要變得特別好，但是我也不要墮落，我就要做那種中不溜的，能好一點就好一點”。在十二三歲的年紀，李靜怡對獨立的渴望已經遠遠超出同齡人。她告訴自己：“我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不能被誰左右。我知道了自己想要什麼，那我就去做。”
但是到了徐州財校後，李靜怡很快對自己的選擇後悔了。她發現那裏完全沒有學習的氛圍，有的同學竟然連26個英文字母都不會背，有的老師上課幾乎就是照著教材念，想考英語四級，卻被告知報不了。李靜怡選的物流服務與管理專業是五年制高職，畢業後拿大專文憑。她同宿舍的六個室友都來自徐州周邊的六縣，只有李靜怡是“城裏人”，反而因此常常遭到孤立。“你如果說想學習，想追求一些別的東西，但周邊的人都在吃喝玩樂，你在那個環境裏很難自律。”她非常失望，但已無路可退。
正是從李靜怡這一級入學的學生身上，劉景忠開始觀察到一些與往屆學生不同的特征。“往年的學生，進校第一年通常都會比較緊張，不適應，有孤獨感。但是2010級的學生進來以後不太一樣，他們好像馬上就有一種做主人的感覺，覺得比他年級高的師姐師兄也沒什麼了不起，我行我素，自我張揚，對很多東西看起來一副無所謂的態度。”前些年，學校的老師和學生經常有排球比賽，場邊圍滿了觀看的學生，直到天黑，人群也不願散去。後來看的學生少了，再後來，比賽根本組織不起來了。對於本就不多的考試，學生們也不太在意了，考試前圍著老師套題的場面在校園裏幾乎絕跡。大家似乎都躲進了自己的世界，彼此不再互相關心。在職教生涯的後半段，劉景忠常常因此陷入困惑——我們該如何解釋這些年輕人身上的那種“滿不在乎”？
2018年7月21日，在山東高考招生咨詢會上，來自省內各大專科及高職院校的學生們紛紛亮出自己的絕活
在李靜怡身上有一個有趣的細節或許可以從另一個角度部分回答這個問題。徐州財校的學生80%都是女生，高職五年裏，當身邊的很多同學青春萌發，忙著談情說愛時，李靜怡卻給自己畫了一條紅線——“我可以談戀愛，但對方一定要是礦大一本的。”現在的她也無法解釋自己當時為什麼會給自己的愛情制定一條這樣的標準。“礦大”（中國礦業大學）是徐州市內最好的大學，地理位置離徐州財校不遠，但徐州的學校還有不少，為什麼一定非此不可？李靜怡是這樣說的：“我當時認定不跟本校的人談，覺得沒什麼意義，也很難跟他們溝通，他們給我也帶來不了提升。”
李靜怡的“戀愛準則”不完全是一種少女式的幼稚，其背後隱含的其實是她對所處環境的徹底否定，所以她才會把學校從自己的愛情想象中排除出去，就如同重點高中因為分數不夠而把她排除在外一樣。
學生對學校不屑，老師對學生不滿——事實上，職業學校的內部生態已經陷入了一種惡性循環，一方面，生源質量不斷下滑，另一方面，教學水平也同步下滑，人們很難弄清其中誰是因誰是果。劉景忠對這種狀態的持續感到痛苦。在很多學校，專業設置越來越同質化，恨不得每個學校都開一個汽車維修專業；師資隊伍的學歷要求反倒越來越高，從本科、碩士，甚至博士都有了，但老師們越來越多地把精力投入到申報職稱、項目中，對教書育人、技術實操不太在乎，教學和產業需求自然越離越遠。劉景忠曾為此提出一個措施，要求系裏的老師輪流下企業去實踐，而且至少工作半年。“不瞞你講，為此，我們系主任對我有意見，專業老師對我有意見，一把手對我也有意見。”徐州財校在當地素來以會計專業最為吃香，師生比也最不合理：學生太多，老師太少。在這種情況下，劉景忠還要把老師抽調出去，系裏自然不幹，被調出去的老師也覺得這半年的代課費沒了，自己會吃虧。劉景忠後來就去找校長談，爭取到了讓下企業的老師能在這半年享受學校平均的代課酬金。推行了幾年，效果其實不錯。劉景忠說，下過企業的老師回來講課的時候明顯更貼近實際，講起來也更有底氣了。但等劉景忠一退下來，這個政策戛然而止。
“職業教育現在可以說是世界上最難辦的，也是最好辦的教育。”劉景忠解釋道，“說難辦，是因為孩子的綜合素質確實比較差，生活能力較弱，學習習慣不好等等。學校裏面跳樓的、自殺的、談戀愛的、生孩子的都有。說好辦，就是你只要管住他，只要他不在學校出事，三年以後和你就沒關系了。現在很多校長的基本指導思想就是‘別出事’，至於培養出的學生素質如何，就業質量怎麼樣，沒有人真正來考核這個。”
劉景忠現在還擔任江蘇聯合職業技術學院的顧問，這所學院是江蘇省職業教育的一種特殊模式，下屬的辦學單位有近100所省內學校，對這些學校的畢業生發放文憑。他參加了三年江蘇聯合職業技術學院質量年度報告的撰寫，對就業情況比較熟悉。他告訴我，職業學校的就業形勢一直存在著“虛胖”現象，說得直白一點就是虛假。“每年的職業教育質量年度報告宣稱的高就業率水分很大。就業率高是統計出來的，統計的依據是什麼？是各個學校上報的材料。地方教育行政部門對職業學校的就業率是有考核的，所以各校都會盡量擡高就業率。”
艱難的掙脫
高職畢業前的實習，李靜怡沒有通過學校的途徑，而是自己去網上找工作。她看到一家公司寫著招聘文員，薪資6000～8000元，等她被錄取要上崗了才知道，對方打算把她安排到流水線上去做普工。李靜怡決定馬上離職，剛好旁邊站了一個看起來像是維修工的中年大叔，就去跟他打聽離職手續怎麼辦。“結果他反問我為什麼要離職，我回答說來了之後不符合我的想象。”這個“維修工”卻讓她第二天到人力部門報到，而他就是人力部門的負責人。“我覺得我們員工關系的崗位需要一個能夠主動去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人，你很合適。”
誤打誤撞做了員工關系的工作後，李靜怡經常要站在臺上，面對一兩百人講話，但她發現自己並不怯場，也擅長跟別人溝通。她從此找到了自己的優勢和興趣，那就是和人打交道，這改變了李靜怡的一生。“如果那天我沒有遇到他，我不知道現在在哪裏，可能沒有做人力資源方面的實習，也不太會選擇這個專業，後來也不會去考本科。”
李靜怡扭轉自己人生的方式是去考專升本。她選擇了人力資源專業，兩年之後，整個專業的300多名學生中，最後通過考試拿到畢業證和學位證的有64人，李靜怡是其中之一。可即便拿到了本科文憑，李靜怡找工作時還是備受打壓。2017年，她去面試地產中介鏈家公司，面試官毫不留情地說她背景不行。她那段時間還接到很多電話，但因她是非統招的學歷，被這些公司拒之門外。這讓她因學歷產生了深深的自卑。
李靜怡最後去了校辦的後勤公司。一年後，她的後勁就表現出來了，公司開始讓她去北京獨立帶項目。但她覺得那裏的工作太輕松了，沒有挑戰，她想要往更高的地方去。所以現在這家公司招人時，她毫不猶豫地投了簡歷。因為這家公司招人的要求出了名的嚴苛，李靜怡做好了簡歷被刷掉的心理準備。當後來接到請她來面試的電話時，當時還在北京的李靜怡立馬買了回蘇州的高鐵票。面試過程中，公司CEO很猶豫要不要她，一是覺得她學歷背景不好，二是覺得她太年輕了，他們要的人都是有兩年以上招聘經驗的。最後，公司CEO不經意地問了李靜怡一個問題：“你覺得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她脫口而出：“獨立、有溫度和會思考。”李靜怡獲得了這份工作。
“獨立、有溫度和會思考”這三條不是李靜怡為面試特地準備的套話，她一直把它當作人生的座右銘。和李靜怡一樣，廣西男孩阿峰也屬於那種認清了自己的處境，又不甘於現狀的人。2018年，被父親“騙”到廣東韶關一所職校後，16歲的阿峰選擇了與父親斷絕往來，以後的學費和生活費都是他自己翹課到外面打零工掙來的。作為一個“00後”，阿峰也喜歡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自己的生活和經歷，他向往的是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父親給他選的專業是汽車維修，但他一點也不感興趣，很多課都不去上。阿峰從小在深圳長大，他喜歡那裏。他說自己恨透了職校的生活。他曾寫道：“我原先在深圳讀書，雖然以前的學校很差，但我受深圳的影響，文明做人、文明做事。現在的我，闖紅燈，飛摩托車，翻道路圍欄，逃課，抽煙。放縱自己以為是灑脫，混日子認為這就是生活。所有的碌碌無為都是理所應當，大有作為跟我沒有一丁點關系。”
阿峰說話文縐縐的，口吻有種超出年齡的成熟。他父母一直在深圳打工，父親幹的是拆裝空調的活。母親在阿峰的生活裏只是個模糊的影子，因為和父親常年吵架，基本沒有管過他。他在廣西老家還有個小兩歲的弟弟在上高中，兄弟倆已經兩年多沒見面，平時也無通信。阿峰孑然一身。
阿峰在深圳龍崗區一家民辦學校讀的初中，那裏的同學和他一樣都是外來務工人員子弟，初三年級分兩個班，中考班20多人，普通班70人左右，參加中考的人無一例外，全軍覆沒。阿峰中考考了233分（當時滿分460分），這個成績在他意料之中，其實即使他的考分過了線，也沒有資格報深圳的公立高中——深圳的中考考生分為A、C、D三類，阿峰屬於D類非深戶考生，而且他的父母從來沒繳過社保，報私立高中對他家來說更不現實。
阿峰本來是想留在深圳的，但父親說在韶關幫他找到了一所不錯的高中，半哄半騙地把他送了進去。阿峰不想讀，也沒別的選擇。如果要在深圳找一家職校，也並不容易。職業教育正在從一線城市陸續退出，以北京為例，東城和西城區就明確不發展職業教育，海澱區則只保留一所職業學校，其他的統統被撤並。剩下的學校，一年上萬的學費足以嚇退阿峰這樣的家庭。
今年從職校畢業後，阿峰在深圳一家餐廳找了一份後廚的工作，一個月有三四千塊錢，和14個年輕人擠在一間宿舍裏。阿峰很不甘心，他一邊打工掙錢，一邊準備報考專升本——和李靜怡一樣，他覺得拿到了本科文憑，自己以後的選擇才會多一些。現在，他已經通過了計算機一級考試，花了350元。
職業教育的困境
1977年，恢復高考的第一年，劉景忠從插隊的江蘇豐縣大沙河果園考上連雲港財經學校（現為江蘇財會職業技術學院），他是那年農場裏唯一考上大學的人。他把成功歸結為他把原本報的北大中文系改成了會計專業，在那個年代，很少有人願意報會計專業，因為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管錢的會計總是首當其衝，成為被整的對象。劉景忠為了從農場裏考出來，寧願放棄了從高中開始就做的文學夢。從連雲港財經學校畢業後，劉景忠被分配到徐州市財政局，財政局又把他安排到徐州財經學校（“徐州財校”的前身），從會計和秘書做起，一直到2016年退休。
這40多年裏，劉景忠親身經歷了職業教育的歷史變遷，其中滋味，體會尤深。劉景忠記得，1984年這一年，徐州市財政局從徐州財校一下要了18個畢業生，那時候，銀行、企業來要人都是一批一批的。當時各單位發展快，缺人手，徐州財校出去的學生搶著要。
那時候，職業教育還是一種相對精英化的教育，中專學校培養專業幹部，技校培養的則是技術工人，社會地位都比較高。來報考的學生既有農村的，也有城市的，生源背景比現在豐富，校園裏的氛圍也很不一樣。真正的轉折發生在1999年，這一年，按照中央的部署，各地高校開始擴招。只用了三年時間，高校在校生總規模從1998年的643萬人，增加到2001年的1214萬人，幾乎翻了一番。
“高等教育以前還是精英教育的時候，你只要上了大學，找個工作肯定沒問題，因為物以稀為貴。現在不一樣了，教育越來越普及，高等教育紅利減少後，必然會有很多人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劉景忠認為，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那個只要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能馬上找到工作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然而，大學的迅速擴張，拉動了普通高中的發展，卻對職業學校形成了擠壓。劉景忠說，從2000到2005這幾年間，職業學校實際上面臨著全軍覆沒的危險，很多學校滑到了最低谷，幾乎招不到學生了。“我們學校原先一年可以招1000多人，那幾年最少的一年只來了300多人。”之後，教育部連續三年召開了全國職業教育大會，目的其實就是要挽救職業教育。劉景忠說，實際上，政府層面也沒有真正解決什麼問題，反而是人口增長幫了忙。從2005年以後，初中生源數量回潮，不少學校才得以繼續維持下去。後來，各地開始興辦職教中心，把原來分散的、民辦的小規模職校大批關停，通過行政手段推動組建更大更集中的公立職校，但這為後來職業教育的困境埋下了隱患。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從1985年開始研究職業教育，他一直認為，職業教育的根本問題出在管理體制上。“職業學校事實上跟政府離得更近，跟市場離得更遠，他們只要跟政府維持好關系，就有財政的經費維持，而且人事關系也完全是由政府決定的。以前，我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就是政府把職業學校抱在懷裏，然後跟社會說，我這個孩子很可憐，面黃肌瘦，你們都給點照顧吧。從上世紀80年代到現在，政府對職業教育發的文件、開的會要比對普通高中多得多，但是職業教育依然發展不好，根本原因就在於，政府把它抱在懷裏，不願意讓它自己下地走路。”
另一個現實是，對“百工之人”的輕視從古至今依然根深蒂固。劉景忠有一次給職校老師做講座，現場做了個調查，他問在座的老師，有誰的孩子讀了職校，場下無人應答。“其實政府的官員、機關和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但凡有點社會地位的，有幾個會把孩子送到職業學校來。”劉景忠之所以敢問這個問題，底氣在於自己的兩個女兒中有一個讀的是衛校。他說自己本來也可以找點關系把她送進高中，但他沒有。
儲朝暉也一直在呼籲，希望用人制度能夠淡化學歷、淡化身份，把個人能力與崗位匹配起來。不過他也知道，其實很難通過用人制度去解決整體問題。“最根本的還是在於，我們能不能建立一個更加平等的社會，能不能把社會的縱向等級減少，能不能改變官本位的現狀，讓從事職業工作的人有更多發展的空間。”
到了現在的公司後，李靜怡拼了命地工作，很少休息，別人覺得做不了的事情，她總是迎難而上。“其實有時也累到很想辭職，但其他人辭職可以去考公務員，去一些其他正兒八經的外企，而我根本就沒有這些選擇，哪怕你去讀一個碩士也好，但不好意思，你的第一學歷就過不了。”李靜怡說，“今年我們公司的招聘要求是只要985和211學校的，如果你是二本或三本，即便是統招，你連轉正的資格都沒有。如果我是今年來投簡歷的話，老板可能連看都不會看。”
李靜怡去年年初在蘇州買了一套自己的房子，總價200多萬元，首付一共40多萬元，父母湊了一部分，房貸自己一個人還。她有男朋友，但不急著結婚，她更希望自己的安全感來自於自己，而不是依賴別人。她現在更關心的是，明年她就26歲了，要不要考慮跳槽，如果再不跳，以後會不會很難找到更好的機會了。
（文中李靜怡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