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三明客家網
◎宋經文
公元1989年仲秋的一天,我得到一個信息:說寧化縣一個叫“石壁”的地方,要舉行一場自1935年後進行的一次“發譜”活動。
當時,我剛從“遼寧大學民俗學、民族民間文學首屆碩士研究生班”結業歸來不久,一聽到這個消息、心中激動不已,這可是自打解放以後、歷經了五十三年之久,又重新展示的一次民俗活動,機會難得。於是,我和館裏的另外一位同事(當時我在市群眾藝術館任館長)不顧三七二十一,安排好日常工作,便搭上長途車直達寧化。
在寧化我受到了一夥朋友的熱情接待,他們告訴我說,這次由一個張氏家族舉行的“發譜”活動。是解放後的笫一次,也是一次純民間自發組織的活動。當時我是一腔熱血,認為是一次極好的體驗機會,親眼目睹、親耳聽聞,親自采風,親身經歷,時不我待,機不可失,豈有不去之理。
第二天一早,我們便驅車前往石壁。到了石壁仔細打聽,才知道是石壁張家下祠要出“族譜”。“出譜”是件大事,還是在五十三年前修的“譜”,如今重修,還要“出譜”,把它分發到各個“家廟”裏。年青的人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只有村裏的幾個老人才弄得清楚。有意思,值得一看。於是,我們在村民的安排下,住進了原大隊部樓上的一間值班室。這裏有兩張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木板床,還有兩張己經是破了的草蓆和兩床被子,但總算是有一個落腳地了。
為時尚早,我們便在村中走了走。村子裏看上去很平靜,也很安靜,只有在村部的門口上,貼一張用紅紙寫的簡單的安民告示、上說今晚在村部門前廣場放電影,歡迎大家去看。當天晚上,村部的廣場上放的是《地道戰》、《南征北戰》一類的電影(農村看電影一般都是連續放二三部的)。都是看過多遍的老電影了,我便躺在村部的值班室裏休息。
半夜時分,突然三聲“神仙銃”(也有叫“菩薩銃”的)的響聲劃破夜空,驚醒了我這夢中之人。我立即衝向“發譜”的祠堂,—時間,整個小山村的夜沸騰了。張氏下祠的門口燈火輝煌,祠堂的四周、黑壓壓地擠滿了老老少少的人群,人們都顯得十分激動,壓低了嗓門在急切地交談著。祠堂的幾扇門都緊緊地關著、只留下中間的一扇正門,在門裏還搭了一個高臺、上面有兩三個人戴著紅袖章(看來是族中的長輩和知事),在臺上唱念著發譜的順序,隨著臺上的叫聲,臺下的某某房,某某房人的代表兩人就恭恭敬敬地走到臺前,行了大禮,對“族譜箱”拜了拜,擡著本房“族譜”箱向本家的“家廟”飛奔而去,同來的本房的堂兄弟緊隨其後,一路吶喊著衝向自家的“家廟”。井井有條,顯得很有次序。
早己恭候在“家廟”前的這個家族的本房男女老少,在家廟前點滿了一層又一層的香、燭,恭迎本房“族譜”進家廟。待“族譜”一到,人們便隨著“它”一起湧入家廟內。把本房“族譜”高高地供在神龕之上。全體人員向“族譜”頂禮膜拜之後。又見一長者在上面殺了一只公雞,把雞血淋在神龕前,嘴裏念念有詞,隨後取出事先準備好的“花米”(將白米和染了紅顏色的米滲在一起的米),向來到家廟的男女老少一邊拋撒著,一邊呼喊著諸如“事事順心”、“家族安寧”、“添子添孫”、“萬事大吉”的吉祥語和激勵眾親友向上的祝福之言;在撒“花米”時,還喊著“發″、“發”的字音,擁擠在廳內的男女老少也一邊口中隨著喊“發啊”、“發啊”,一邊拉起衣襟或用手中的帽子以及其他盛具去迎接那拋下來的“花米”。人們借“花”和“發"的諧音、期望這一房人丁興旺、代代發財、發家。還有的人把拋到地上的“花米”小心翼翼地拾起來,很鄭重地把它們揣放到自巳的口袋裏,待回家後把用紅色的紙包好,送給親朋好友,讓他們也共同分嘗這歡樂的喜悅和驅邪消災保安康的心願。那灑落下來的“花米”,象一粒粒、一串串五彩珍珠,降臨到了人間,人們伸出乞昐的雙臂、擁抱“她”的到來。場面非常壯觀,令人久久不能忘懷,至今仍活生生地展示在我的面前……。
翌日,人們又紛紛擁向張氏下祠,即“祖祠”(也就是這個家族的總祠堂),向安放在神龕上的列祖列宗神祖牌跪拜、上香、敬帛、捧茶、敬酒等,完成這些儀禮程序後,各房選出代表,依照輩份向先祖們行“三叩九跪”的大禮。而後是自由祭拜,執事人在大廳裏擺滿了“八仙桌”,面向祖祠的大門(在大門處有搭好的戲臺),要給歷代先祖演戲了。族中之宗親依照執事的安排各就各位、坐在各自的八仙桌邊上。按照他們的族規;因為我是外姓,又是遠道而來的客人,便被安排在前排正中的首席大位之上(這是我有生以來所享受的最高待遇),而陪伴我坐的全部都是族中輩份最高的長者,然而奇怪的是,和我平排共坐的笫一代表、卻是一位二十郎當歲的、在三鋼工作的一位小青年(事後方知、他是這個家族中輩份最小、同一輩中又是年紀最大的),以示本家族的興旺發達。人們一邊喝著酒,一邊看著臺上為先祖們演的戲(演出的過程中還有一整套的請臺、掃臺、祭臺、請神、送神等等眾多的民俗事象,另文敘述)。全族人齊聚一堂,歡歡喜喜、熱熱鬧鬧、平平安安地完成了這個五十三年來的笫一次“發譜”活動。
我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不厭其煩地重復著這次“發譜"活動,是因為這次的“發譜”活動、首先打開了我們禁固多年的研究範圍,是三明人在“客家”這個問題研究之開端。應該說當時我們三明對“客家”問題的研究,還處在空白階段,或者說是很初淺的階段。是寧化石壁張氏下祠的這次"出譜"活動,為我們三明人研究客家的問題拉開了帷幕。不久,我們又爬上了“扣子嶺”,登上了“千家圍”查看、考察了尚存在上面的斷垣殘墻、古井遺跡等等,深入到周邊的自然村采風,而後編寫了一本小冊子——《客家搖藍——寧化石壁采風記實》。這本小冊子在當時產生了一定範圍的影響,它是三明人研究客家的笫一亇小本子,是第一手資料。
在往後的一些日子裏,我又多次到寧化石壁和其它一些鄉鎮,在寧化諸多朋友的幫助下,幾乎跑遍了整個寧化縣。深入到各個自然村采風,找了很多老鄉,又查看了許多家譜、族譜及相關的資料,還參加了由上海華東師範學院召開的“首屆世界客屬研究大會”,同來自各地的專家、學者進行廣泛的交流,受益匪淺。經過多年的學習、考察、探索、研究,總算是對“客家文化與中原文化的淵源關系”有了一些粗淺的認識,現不妨從現存的一些民俗事象中來探索它的一些文化源流,其中包括了“家族文化”、“占蔔文化"、“居家文化"、“育兒文化”和“飲食文化”等方面,來探索這個問題,以便對進一步加強客家文化的研究和發展,宣傳和宏揚客家文化做出一些努力。
一、家族文化
家族、是構成我國社會的一個基本單位。家族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當然,客家人的家族文化也是客家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
家族文化所涵蓋的面是很廣的,它包括了這個家族的“家譜”、“族譜”、“家祠”、“家教”、“家法”、“族規”、“家慶”、“家難”、“家廟”、“家祭”等等,都屬於這個範疇。而在這眾多的名目之下,最重要的莫過於“家譜”和“族譜”了。任何一個家族,要維系它的存在、發展,都離不開他們的“譜”,而這個“譜“正是這個家族的歷史淵源、繁衍生息、發展最具權威的真實記錄。所以、至今“修譜”、“續譜”仍然是這個家族的重中之重,仍然在不停地進行著。
家族,這個概念在我國的形成歷史悠久,有著深遠的歷史根源。從母系社會開始,“家族”就形成了。《紅樓夢》中的賈府、巴金筆下的《家》丶老舍描敘的《四世同堂》都是我國千百年來大家庭的典型代表.而客家人長期居住的“土堡”、“土樓”則都是具有防禦特性的,以父系為家長制的一種傳統遺留。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口的變化、外界文明的侵入,這種封建式的大家族己經在逐步瓦解或變化,然而,維系這個家族繼續存在的另一條紐帶依然存在,這就是“家廟”和“族祠”,統稱之為“祠堂”。它是祭祀先祖或先哲的廟堂,是這個家族商定大事的唯一場所。任何一個祠堂中都必須有“譜”,它是這個家族的核心。如寧化《柏溪池氏族譜》,它就把池姓這個家族的來龍去脈、講述的一清二楚。
客家人重視教育,這在“譜”中,亦有詳細的記載,如《池氏族譜》中載:“禦制有曰:從今不薄讀書人,況宗族乎!自後凡入泮者,眾公太及本房公太、各賀銀三兩;補稟者,各賀銀弍兩;出貢拔貢者,各賀銀八兩;中舉者、各賀銀弍拾兩;中進士者,各賀銀叁拾兩;中鼎甲者,各賀銀伍拾兩,永為定例。”除此之外,“譜”中還明確提出:“振儒風、恢先緒,大家聲。舍讀書之子其孰能耶?族中俊秀、有誌上達之士,富厚者不俟仰給,則宜鼓舞以勵其誌。清寒者,要設法資助,毋棄其材,使之行成名立。”同時,各宗祠都設有“學田租”,供子孫求學所用,考中秀才者,便有資格吃“學租”。如此重視教育、無怪乎客家代有才人出了。
“譜”,是我國一個家族發展過程中,記錄這個家族世系及重要成員事跡的譜表和文書。俗稱“譜書"、“宗譜”、“家譜”或“族譜"。古時稱“家牒”、“家乘”,多流行於仕宦人家。早在漢司馬遷編寫《史記》時,他就大量引用、運用了譜牒的資料;魏、晉、南北朝時已非常流行,晉賈弼的《姓氏傳狀》被稱為“賈氏譜學”,梁五僧孺改寫為《十八州譜》,號稱“王氏譜學”;唐時有《氏族誌》:宋代有《臣僚家譜》、《族譜引》、《蘇氏族譜》等等;專門記述臣僚血脈宗親的系統;而時至今日,寧化客家人仍然還有許多散藏在民間的“家譜”、“族譜”,而且許多姓氏還在新修族譜。這正說明了中原文化對他們的深遠影響,也反證了歷史上的“衣冠南渡”、“舉族遷徙"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圍繞著“家譜”,還給我們展示了形形色色的文化現象:如新婚夫婦要到祠堂裏去謁祖,添丁、過房,必須向先祖報告,歲時節日、祭祀神靈、軀魔除邪,甚至連逰藝活動……林林總總的眾多民俗事象,都是圍繞“家族”這個基本單位來進行的,人們處處都被籠罩在這個家族的氛圍之中。
當然,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以後,從經濟方面極大程度地限制了私有制,原來為私有制所支撐的父系大家族中的小家族或個體家族,紛紛從封建家長制的桎梏裏掙脫出來,同時,也因為改革開放,禁錮了千百年的家族,受到來自各方面文化的撞擊,使原來的家族文化與外來的文化相互融合,從而產生出現行的一種新的文化模式。
二、占蔔文化
占蔔,流行於全世界各個時代的文化發展過程中,是一種文化現象。它是以自然界某些事物的現象和人體某些生理現象,來預測事後結果或解釋事前原因的一種帶有迷信色彩的神秘民俗現象。它有著悠久的歷史,在我國古藉《周易》中,最早記載了有關占蔔的方法。
“占”的意思為觀察,而“蔔”則是以火灼龜殼,從它所裂開的龜紋形狀,來預測吉兇禍福。《易經·系辭》中說:“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蔔筮者尚其占。”在我國流行的占蔔之法主要有:雞蔔、鳥蔔、鳥占、星占、紙牌占蔔等。而這些在寧化石壁客家人中依然盛行。目前較為流行的有以下幾種:
“杯粍蔔”,這是客家人比較流行的一種占蔔方式。他們用竹子頭或木頭削成一個“筍”形,而後對半破開為兩具,外突內平,外為陽,內為陰。蔔時先將杯粍合攏,棒在胸前,向神靈膜拜,行“四方禮“,祈求庇佑,口中默念著心中所求之事,並將杯粍在供香上繞上三圈後擲於地,觀其仰、俯來決兇吉。若兩片杯粍皆為陰,表示神明發怒,兇多吉少,稱為"怒粍";若兩片皆陽,稱之為“笑粍”,表示蔔者心不誠,神靈冷笑,兇吉未明;若一陰一陽(即一府俯一仰),此乃上蔔,表示順利,神靈許諾,萬事可行,稱之為“聖粍”或“勝粍”。一般均應蔔三次,陽為吉、陽為兇,一陽一陰為大吉。唐韓愈在《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詩中記:“手持杯粍導我擲,雲此最吉余難同。”清江湜在《龍巖州除夕醉後賦長句》中亦雲:“擲粍問蔔愁轉加。”至今,寧化鄉村的客家人在造房、娶親、農耕、狩獵等諸事上問兇吉,依然沿用著“杯粍蔔”這一古老的占蔔方法。
“看風水”,是客家人占蔔文化的又一體現。至今寧化石壁人在建新房、置陰宅、修墳塋時,仍然要請地理先生來“看風水”。先用羅盤察看其山水的來龍去脈,並按照天幹地支二十四方位來和合測算,如建新房時、若是建公房、則以子午為佳,俗話說:“天下衙門子午向”。若是建私宅,則以壬丙、丙壬、幹巽、巽幹為最好。地形選畢,還需將建房主人的生辰八字,與所選的方位搭配在一起來測算,如若相宜,便可開建,如若相背或相克,還需另選他處。建房時,挑選一塊合適的地方有一定的科學道理,但若加入了太多的人為迷信色彩,就不可理喻了。
除此之外,“扶亂”(亦稱“扶鸞”丶“扶箕”)、“豎筷子”(亦稱“筷蔔”、“箸蔔”)等,在解放初期還很流行,現在幾乎絕跡,偶而在一些偏遠的山村還能一見。
占蔔文化既體現了客家先民的純樸,也看到了他們愚味的一面。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促使客家人一步步走向文明。
三、居住文化
人類從蒙昧時期利用天然巖洞作為掩蔽之所,發展到用樹皮、樹葉、樹枝等來建造遮風避雨的粗糙棚屋的“構木為巢”,或者是用泥土或樹枝、茅草封蓋地穴時,人類最早的居住文化就已經產生了。《孟子·滕文公》中所載的:“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便是我國最早的冬“窟”夏“廬”時代,後又經歷了“古公稟父、陶復陶窟”的半坡遺址時代而進入了居室文明階段的“夯土術”時期,這是人類的先軀們經歷了幾千年的時間而創造出來的最早居住模式,這種模式一直影響著後世。晉唐以後的數次“衣冠南渡”,大量中原漢人舉族南遷,帶來了中原古老的居住文化,在與這裏的少數民族和原住民的居住文化相互撞擊、交融的過程中,產生了客家人特有的居住文化模式,而這種文化模式最大的特點就是沿襲了中國古老而又封建的大家族的文化圈,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土堡”和“土樓”文化。關於“土堡文化”,三明市博物館館長、研究館員劉曉迎先生己有專著論述,在此不多說了。咱們簡單地說一說“土樓文化”吧!客家人的樓有圓亦有方,不論是圓和方,它們最明顯的特點是以夯土為重墻。更為奇特的是它們的重墻是用糯米熬成稀稀的粥,並拌入紅糖,摻入少量石灰,配以不同粒徑的砂、石屑、小卵石等,拌合夯築,其堅硬如石,高可達五層樓,這同古代中原的“夯土術”應是同出一源。方土樓的格局一般為入口的大門在西,從入門至場院,南側舊時設私塾院及先生的住宅,北為主房區,正中辟門,入門為前廳,再進入大門,大門後為中心,由前廳、中廳及兩側橫屋包繞。中廳之後樓,東西兩端為橫樓,前廳、大廳、中廳(俗稱為“三堂”),因為有橫屋或橫樓各一對(俗稱“兩橫”),合稱為“三堂二橫”,正樓五層為住房,前廳、中廳為穿堂,大廳為大慶典禮的飲食處,正樓之後,有半圓後房一列,分別為倉庫、畜圈、柴棧、廁所等。土樓是一個家族聚族而居的,少則近百人,多則近千人,幾代同樓、實乃“大家族”之遺留。而“圓土樓”所用材料相仿、結構差不多,只是呈圓型罷了,它的直徑可以達到七十余米,如若這個家族興旺、人口發達,還可以在這個土堡的外圍再建,它的房間可達三百余間或更多。當然,它仍然是以中心圓為中心、為最高點,外圈圓逐步降低,以保證內圈土樓的采光、通風的良好。它的底層一般作為倉庫、廚房、畜圈、雜用,二層以上為住房,向外開窗,內側是走廊,可以通向各個房間。圓土樓的中心為平房,其中建有祠堂、供眾人議事、祭奠、婚喪、行儀禮及其它公共活動的場所。
“方土樓”也好,“圓士樓”也罷,它一方面體現了我國古老氏族“大家族”的觀念,另一方面為防禦外族的侵襲和野獸的侵擾,實現了觀念和實用的統一。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前進,客家人逐步衝出了土圍子,修建了街道式的住房,它的特點是底層一般為店面或廳堂,二層為住房。二層向外突出一條走廊寬的位子,給樓下過往行人提供方便,讓行人免受日曬雨淋之苦。從客家民居的點點滴滴,我們不難看出他們的居住文化不僅有著古代人和中原居住文化的積澱,而且結合本土的特征,他們在實踐中不斷地改良、發展和創新,從而,也不斷地豐富著中華民族的居住文化。
四、育兒文化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千百年來的傳統倫理觀念緊緊地束縛著每一個人,特別是婦女,生兒育女成了她們人生的頭等大事。正因為這樣,產生出形形色色的育兒文化就顯得更加豐富多彩。說到育兒文化,首先是求子。我國經歷了從對陰性象征物的崇拜轉化到對陽性象征物的崇拜。寧化客家人素有在農歷八月十八趕廟會的習俗,不少未孕婦女是日登東華山,扣子嶺,千家圍等進行登高求子活動,正是對陽性崇拜的一種遺留,一種演化和變異。大多婦女在育兒這個問題上,除了有些生理上的負擔外,更多的是還要承受許多外加的、人為的種種忌諱。《古今集成·人事卷·三十五卷》中,就有著一大堆關於妊娠禁忌的記載,如孕婦不準參加婚禮、喪禮,懷孕期間不準釘釘子,連吃鈑、走路都有一大堆的忌諱。在寧化石壁這個地方,依然保留了這些古老的禁忌,甚至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如“忌坐木馬”(這種“木馬”是木工們固定木頭進行工作的一種用具),說是孕婦若坐了木馬.生下來的孩子將沒有屁股;“忌跨牛繩”、“忌跨扁擔”,因為這些都是男性主要的生產工具,孕婦跨過會晦氣。“忌孕婦同坐、同睡”,說是會相互之間調換胎氣;“忌坐水桶”,會使孕婦流產等等,特別值得一提的還有兩項:一是孕婦“忌吃團魚”(亦稱“甲魚”、“鱉”),因團魚縮頭縮腦、孕婦若吃了將難產;另一種是“忌屬虎的”,孕婦生下孩子後,必須在房門上貼一塊紅布,並掛上一塊肥豬肉,這就是防止屬虎的人貿然闖入。這種忌諱甚至連他的丈夫也不例外,若其夫屬虎,必須待生產後十二天方能進房間去看自已的妻子和子女,進門前,還必須先吃幾塊家人煮好的肥豬肉,還要問:“吃飽了嗎?”,回荅說:“吃飽了。”方可入門。若是孕婦自身屬虎那就更慘了,孩子一生下來,孕婦便被蒙上雙眼,嬰兒立即被人抱走,送到別處去寄養,直到十二天後,嬰兒方可抱回,母子或母女方能見面,骨肉團圓。當然,這種現象今已不見,是采風時聽老人們訴說的。
五、飲食文化
諺雲:“民以食為天”。人類從“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開始,直到火的發明,這種“茹毛飲血”的食文化才逐漸得以改變。
寧化客家人的飲食文化,是他們的先人在幾次大遷徙中,帶著濃厚的中原飲食文化特色。一路南遷,沿途又吸取了各地飲食文化的特點和優點,不斷充實、不斷豐富,直至寧化石壁,在這裏交匯、融合,吸收少數民族和原住民的飲食文化,經過長時期的磨合,而產生出來的一種新的飲食文化模式。當然,就飲食文化而言,它所涉及的面也是很廣泛的,在這裏我只想說兩點:一是這裏的“擂茶”。“擂茶”在石壁家家戶戶都會做,大凡有客人來,都會制作一些來招待(平時鄉親聚聚也做)。這裏的擂茶比較特別,它們是用茶葉梗、淮山葉、芝蔴、花生、香草、薄荷或其它一些時令的青草藥,放在擂缽之中,而後用擂杵(一般是用油茶樹桿或者是香樟樹桿制成)細細研磨,而另一邊則起大鍋,將鍋中水燒沸,加入少許鹽巴,放進粉條或粉片、再加入少許豬肉丁、或者是小腸之類一起煮(也有的加入一些米飯),待基本煮熟後就可盛入擂缽之中,稍許攪拌即可食用。這種擂茶既解渴、又充饑,還能治點病,一舉三得,我們稱之為“葷擂茶”。(這種擂茶應該是客家先人們在遷徙的途中、被逼著創造出來的特殊飲食)。另外還有一種“素擂茶”是人們夏令時節最好的飲料,它既能解暑,又能解渴,人們將茶葉、芝麻、花生、香草之類的材料放在擂缽內研磨之後,衝入滾燙的開水就成了。它的顏色如乳汁,味道鮮美,還帶著一股青草的香味,它不僅有去暑解渴的功能,還有美膚、美容之功効呢!眾所周知,早在“龍山文化”時期就已經出現了“擂缽”。它主要是用於藥用,我們在石壁考古時,也發現了一座唐代專門燒制“擂茶”器皿的古窯址,出土了一些茶盤、茶具和擂缽等。可見當時在此地居住人口之多和對擂茶器皿需求之廣了。二是這裏的一種風味小吃“米包子”,“米包子”的大小、形狀如同北方的餃子,其餡以韭菜為主、雜有肉丁、菇丁、筍丁等,吃起來味道鮮美且不粘牙,是一種老少皆宜的食物.它和北方的餃子根本的區別就在於一個是用面粉扡的皮,一個是用大米做的皮。米包子它的制作環節比較多,人們先將大米泡浸後,用飯甑蒸至米心透後取出,放在石臼中搗爛成粘性的米粿,然後用手揑成一片片的圓皮,再象包餃子一樣把餡包進去,即成了一個個形同餃子一樣的米包子,但是,它的煮法又大不相同,餃子是放入沸水中煮熟後撈起來的,而米包子則是放在一塊蒸板上,放在鍋裏面蒸熟的。溯其淵源,米包子應該是水餃的一種變異,餃子對於北方人來說,它不僅是歷史悠久、民眾喜愛的食品,更重要的,它還和人們的歲時節日、宗教祭祀、儀禮有著密切關系,並且還有一些隱形的民俗事象存在。唐宋時期大量的中原人南遷、他們思念北方的餃子,可當時這一帶又不產小麥、沒有面粉,於是,來到這裏的先民們在經歷了反復的實踐之後,才創造出這種形同餃子的米包子,完成了他們既能用“餃子”祭祀先祖的心願,又能飽自已口福的一種食品。米包子是北方餃子在客家人聚集地的一種變異。也是北方飲食文化和南方飲食文化相撞擊後,產生出來一種獨具特色的客家飲食文化的一個代表。縱觀客家人的飲食文化,它不僅具有中原飲食文化的的傳承性,同時還具有變異性、創造性。
總之、通過這些現存的民俗事象的探討,我認為:客家文化的根在中原,而三明及其所轄寧化石壁等閩粵贛邊是形成客家民系的所在地域。
(本文作者:梅列區政協原副主席、市文館會辦公室原主任、研究館員、民俗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