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魚鹿 砍柴書院專欄作者
編輯 | 柳葉叨叨
“少年去遊蕩，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
——余華《活著》
這是小說《活著》裏的一段文字。
簡短幾句，不言悲苦，卻讓人久久地哽在心頭，悵然若失。
年邁的福貴，牽著他的老牛，隨著裊裊升起的炊煙，一步步走下地平線，直到霞光乍破。
小說劇終，一生落幕。
而合上書頁後，留下的是讀者們久久不能平靜的內心。
美國《西雅圖時報》曾經這樣評價余華：
能塑造一個既能反映一代人、又代表一個民族的靈魂的人物，堪稱是一個罕見的文學成就。
而《活著》，就是余華寫作生涯中最為不朽那的一頁。
在《朗讀者》節目中，董卿曾面對面采訪了余華。
年過半百的余華，儼然對這樣的場面早已習以為常，他褪去了剛剛成名時不知所措的青澀。
此刻他已經能毫不拘束地談起寫作，談起過往，語言幽默風趣。
“別人都說我的作品語言簡潔，那是因為我認識的字少。”
一句話惹得全場哄堂大笑。
唯獨當他談起故鄉的時候，眼底便流露出最自然的眷念和溫柔。
人的一生，能夠去的地方有很多，但能夠回的地方卻不多。
故鄉成了他創作靈感的來源，可以說，他筆下的一切都源自於那個他出生和成長的南方小鎮。
田野，油菜花，水牛，草籃子，木橋，蛙聲……南方的景致風物，不止一次地出現在他的作品中。
對此，余華感慨萬分：“當你開始寫作的時候，你尋找一個讓你感到安全的地方，這個地方就是故鄉。所以我寫作就是回家。”
小說《活著》一經出版，就受到了文學界的關註。
福貴的一生，看似荒誕，卻又透露出赤裸裸的現實。
余華用一種冷靜而又帶著疏離的文字陳述著關於苦難的故事，如同一把泛著冷光的手術刀。
對此有人這樣形容：“那些字句有一種難以言說的殘忍”。
而他對於苦難的雕琢，必然離不開他兒時的經歷。
六十年代出生的余華，成長在一個極為特殊的時期。
在浙江海鹽這座小城鎮裏，目睹過遊行、批鬥、武鬥，以及槍斃犯人等諸多場景。
那些鮮血淋漓的場景，看似荒誕，卻隨處可見。
那是一個死亡太過平常的年代。
身為外科醫生的兒子，余華的童年大多數時光都是在醫院渡過的。
父親從手術室出來時，白大褂上總是沾滿了血漬，手中還提著一桶桶血肉模糊的東西。
在濃重的血腥味中，他咀嚼著死亡的味道，卻又覺得習以為常。
不談死，何以言生？
更讓人驚訝的是，余華住了十年的醫院宿舍，對面就是太平間，幾乎整天都能聽到死者親屬的哭聲。
太平間的旁邊是公用廁所，每次他去上廁所的時候，都要經過太平間。
到了後半夜，哭聲漸多，或嚎啕大哭，或低聲啜泣，此起彼伏，交織出一股濃郁的悲傷。
對此余華這樣說道：“人總是在後半夜比較容易離開這個世界，那個時候好像就是世界已經不再留他們了。”
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兒時的余華面對太平間，面對死人，卻毫無懼意，甚至因為夏日貪涼，而躺在太平間裏睡午覺。
他從童年起，便用一種極為習慣的態度來看待死亡，這些鮮血淋漓的現實，讓他對殘酷的描寫刀刀見血，文字風格也更加冷峻淩厲。
可以說，沒有這段記憶深刻的童年，也就沒有如今的《活著》。
作為一個目睹了無數死亡的作家，卻寫出了一本名為《活著》的書。
然而，這本書的問世並不順利。
在那個讀書無用的時代，他經歷著最荒誕的十年動蕩，卻又戲劇性地正好在高中畢業那年迎來了高考恢復第一年。
毫無意外，高考落榜。
在父親的要求下，他成了一名牙醫，每天對著病人張開的血盆大口，用他的話說，“那是世界上最沒有風景的地方”。
從早到晚地拔牙，一拔就是五年，拔了一萬多顆牙齒，他愈加感到人生的無聊。
而站在臨街窗前遙望，那些文化館工作的人卻讓他羨慕起來。
為了能進文化館工作，一個簡單而又純粹的願望，讓他買來一本《人民文學》，讀了兩頁，便拾起筆，踏上了寫作之路。
那一年，他22歲。
這條路註定常坎坷。
如余華自己所說，他認識的字並不多。
缺乏文學知識儲備，沒有絲毫創作經驗，就連標點符號的使用，也是他對著雜誌書籍一本一本地琢磨起來的。
寫完便是投稿，他將小說寄往中國各地的雜誌，接著，便是無數次的退稿。
每次退稿，郵遞員總喜歡把稿子從圍墻外面扔進來。
父親一聽到啪嗒一聲，就說退稿來了。
那時，距離他寫出《活著》，還有整整十年。
十年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
都說十年磨一劍，而這把“劍”，正是《活著》。
他用一種冷靜疏離的文字，把痛苦的感覺刻畫到了一個高度。
他不像是在描繪痛苦，而是平淡地陳述事實。
也正得益於這種平淡的敘述方式，讓人讀完心頭壓抑，如鯁在喉，有種啞巴吃黃連的感覺。
然而同以往的寫作不同，這部作品幾乎成為了余華創作轉型的關鍵作品。
余華早期作品迷戀於死亡，暴力，血腥的敘述。
譬如《現實一種》講述了一場由於小孩的過失而導致連環殺人的作品，從暴力與血腥之中，體會人性之惡。
洪治綱在《余華評傳》裏列舉了他的八個中短篇小說，裏面非自然死亡的人數高達28人。
同樣是對死亡的描寫，余華的後期小說《活著》則有了很大改變。
在這本書中，作者更多投入地是一種人道主義關懷。
作者看待死亡的態度，更多的是來自於對生命的尊重。
創作的關註點已從死亡本身轉移到死亡背後的主體人的物質與精神上的需求。
死亡與苦難是不可動搖的過程，對待世界的超然，堅忍和豁達的態度才能表現“活著”二字的力度。
一個作者作品風格發生轉變，必然要有相關契機。
用余華的話說，這緣於一個夢。
“有時候，人生和寫作其實很簡單，一個夢，讓一個記憶回來了，然後一切都改變了。”
那個深夜，他夢見自己如同小時候見過的犯人那般，被押上刑臺執行槍決，這個噩夢讓他嚇得不輕。
從這一刻起，他的寫作中血腥暴力的趨勢減少了。
也許是自身小家庭迎接了新生命，也許就是因為那個夢，余華的文字開始從內在流露出溫情的一面。
在創作《活著》之前，余華一直想寫一個人和生命關系的小說，但一直都缺乏靈感。
直到遇到那首美國的民間音樂《老黑奴》。
老黑奴歷經苦難，家人先他而去，但是她依舊善意地對待這個世界。
這樣一種精神讓余華產生巨大的震撼。
苦苦思索許久，直到有一天，余華醒來之後，突然腦子裏邊蹦出了”活著“這兩個字。
“我就想要寫這樣的一部小說，再圍繞著它去編故事，編著編著就出來了福貴那個人物，剛開始是一個很模糊的一個形象。
在炎熱的夏天，在海鹽，人家都在睡午覺，他還在那裏耕田，然後他滿臉的皺紋，皺紋裏邊都是泥土。
這是最早來到我那個腦子裏的形象，然後慢慢把他完善起來，福貴我覺得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忍受，忍受生活所給予他的一切。”
不出意外，福貴的故事源頭同樣是他的故鄉海鹽。
他選擇了一種幽默而冷靜的文字來寫悲劇，卻讓現實的殘酷更加深入人心。
“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隨下活著。”
以笑來面對滴血的傷口，看似殘忍，卻終究繞不過一句老話：
“比海闊的是天，比天大的是心。
故事的題材逐漸成形，余華提筆開始創作《活著》。
一開始，故事並沒有用主人公福貴的第一人稱來敘述。
對於這個問題，余華自己曾這樣說過：
“我仍然用過去的敘述方式，那種保持距離的冷漠的敘述，結果我怎麼寫都不舒服，怎麼寫都覺得隔了一層。
後來，我改用第一人稱，讓人物自己來發言，於是我突然發現自己的敘述了裏充滿了親切之感，這是第一人稱敘述的關鍵……”
福貴的一生不需要別人的評價，福貴講述的是他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生活。
轉變了人稱之後，余華創作《活著》幾乎是一氣呵成。
直到寫到福貴的兒子去世的地方時，硬生生卡住了。
他不知道怎麼來描寫福貴站在兒子墓前悲痛的心情。
苦苦思索，一卡便是兩個月。
直到有一天，他突然靈光一閃，寫出了那句：“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滿了鹽。”
兒子有慶離世，福貴看著門前的那條路，他知道兒子再也不會從這條路上跑著跳著回家了。
“我看著那條彎曲著通向城裏的小路，聽不到我兒子赤腳跑來的聲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滿了鹽。”
當年，余華寫完這句後，便伏在書桌上嚎啕大哭。
那一刻，成了他寫作的巔峰的時刻。
《活著》是一部充滿死亡卻又更具生命張力的書。
老態龍鐘的福貴，牽著一頭同樣老邁的水牛，回憶往事。
他平淡地說起那些已故親人的名字，說起那個戰亂流亡的時代，說起最初的繁華，說至最終的孤獨。
那是一種無法言說的荒謬，一種刻到骨血的真實，更是一種最終塵歸塵，土歸土的虛無。
正如小說結尾的那一句：“少年去遊蕩，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
這本書似乎能一下子就觸碰到人內心最柔弱的地方。
“老人黝黑的臉在陽光裏笑得十分生動，臉上的皺紋歡樂地遊動著，裏面鑲滿了泥土，就如布滿田間的小道。”
福貴在結尾愈是豁達，愈是讓人有種錐心的痛。
有些人僅僅是活著，就已經拼盡全力。
看似燦爛的笑容，背後都是緊咬牙關的靈魂。
或許，這一切就像書中反復想傳達的思想一樣，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
如今，紙媒走向沒落，文學刊物漸漸式微，也帶著那個純文學創作的黃金時代越走越遠。
新一代的青少年們，距離書中的世界越來越遙遠，那些老一輩的坎坷過往看起來只是幾行文字，無關痛癢。
越來越多的90後，00後不再知道余華，也不知道《活著》。
時代被狠狠割裂，一切似乎都要註定消失在時間的碎片之中。
余華在序中曾這樣寫道：
“《活著》還講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難，就像中國的一句成語：千鈞一發。讓一根頭發去承受三萬斤的重壓，它沒有斷。”
是的，它沒有斷。
而有些東西，它也不能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