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幼名雲，字伯安，號陽明，謚文成，人稱王陽明。王守仁是陸王心學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釋、道三教，而且能夠統軍征戰，是罕見的全能大儒。視覺中國供圖
“王陽明是誰？”
這誰不知道啊，不就是那個提“致良知”的聖人嗎？不就是那個立德立言立功都第一的“明朝一哥”嗎？不就是那個能呼風喚雨，讓日本大將軍也“一生惟拜”的傳奇戰神嗎？
“我不是這個樣子！”
分明聽到王陽明一聲斷喝。
哪來天生的聖人？我只不過是個肯下笨功夫的庸人；哪來不朽的“第一”？我只不過是個有血有肉、愈挫彌堅、知行合一的普通人；哪來無敵的“戰神”？我只不過是一位和你一起切磋踐履“心學”的師友和戰友：為什麼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
我們正在出品籌拍電視連續劇《天地人心·王陽明》，就是小心謹慎，不亂拍陽明先生馬屁，如果把陽明先生當作一位可親可愛的師友，相信陽明先生會開心快樂起來，真誠傳習，娓娓道來！
聽聽王陽明穿越500年分享的六堂人生課吧！
第一堂課：立誌而聖則聖矣
“故立誌而聖則聖矣，立誌而賢則賢矣。誌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
這是王陽明在《教條示龍場諸生》中的一句話。當時王陽明九死一生被貶到貴州一個窮荒之地做驛丞，但他依然講學不輟，無論來的是學者官員，還是漢苗貧民，王陽明都真誠相待。其中，圍繞“立誌做聖賢”展開的一次次傳授、交流，常常令來者樂而忘返。
自顧都不暇，溫飽尚不足，哪還有這等做聖賢的心事？這恰恰是王陽明過人之誌，因為在他心中：人人皆可成聖賢。
他的一生中因為堅持這個當時的“異端邪說”，受過包括自己學生的譏笑和誤解。
比如，個性極傲的學生王艮一直不屑此論，一次出遊歸來，王陽明問他：“都見到了什麼？”
王艮刻意用異常驚訝的聲調說：“我看到滿街都是聖人。”
王陽明微微一笑，借力打力：“你看到滿大街都是聖人，滿大街的人看你也是聖人。”
王艮尷尬一笑：“都是聖人。”
王陽明點頭說：“對！人人都是聖人，誰也不比任何人差。”
王陽明雖然追求做聖賢，卻反對自以為是，把“聖賢”掛在口頭上居高臨下教訓人——被教訓的“人家”也是聖人啊！若把人家當愚夫笨婦，自己也要成愚夫笨婦，平等無欺。如果扛著個“聖人”去給“俗人”講學，“俗人”會嚇跑，還有誰能用心來聽？又有誰能信而學、學而做呢？
這位王艮後來對老師心服口服。對於這位充滿懷疑精神、不求得真理不罷休的學生，愛才惜才的王陽明感慨地對學生們說：“當年我在抓住叛亂的寧王朱宸濠時，內心連一絲波動也沒有，今天卻因為這個人而感動了。”
還有一位學生想“將”老師一軍，指著門口正在拔草的農夫說：“你說人人都可成堯舜那樣的聖人，他們也算嗎？”
王陽明平靜地點點頭：“堯舜拔草也不過如此！”
是的，對於王陽明來說，做聖賢的目的不是追求外在的功名利祿，而是發現內化於心的本有良知的過程，通過讀書學習致得自己的良知，並按良知行事，哪怕是誠外無物地拔草，也都是聖人或君子。
身為狀元之子，王陽明自小就接受了良好的儒學教育。
與時人不同的是，他讀書學習卻不以科舉考試為目的，因此還被父親揍過一頓。王陽明11歲在京師讀書時，曾問私塾老師：“何為第一等事？”私塾老師說：“惟讀書登第耳。”王陽明卻並不認同，認為“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
此話傳到父親王華那裏，問：“你懂什麼叫聖賢？”
小王陽明答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人就是聖賢。”
王華說：“這只是理想主義者的夢話，你怎麼就當真了！千年才出一位的聖人，你怎麼能比？”
小王陽明反駁道：“怎麼就不能比？大家都是人。”
狀元父親啞然沈思，從此不再笑話兒子。
如何才能實現“讀書學聖賢”？王陽明開出的良方是：先立誌。
這也不是突然就頓悟出來的。
王陽明青少年時期是頑皮的，比如愛玩遊戲，用怪鳥捉弄家人；在京城讀私塾來回的路上（就是今天放學回家的路上），留戀往返於市井街巷；15歲帶著好奇心跑到塞外騎馬練箭、觀察邊防；等等。
雖然王陽明“玩”得各方面都小有所成，但他覺得這與自己立誌讀書成聖之路有所偏差，也曾產生過思想波動，繼續在書內書外拜師訪友。
在這個關鍵時刻，王陽明遇到了一位對他人生起關鍵作用的人物——理學大師婁諒。
王陽明在請教婁諒的過程中，被婁諒一句話點醒——“聖人必可學而至”。
通觀王陽明的著作，君子之學，又叫聖學、聖人之學、聖賢之學或正學，就是學為聖人或君子的學問。
在寫給弟弟王守文的《示弟立誌說》中，王陽明提出“夫學，莫先於立誌”，“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誌為事”。
但立誌讀書學聖賢並非易事，“夫立誌亦不易矣”。
一旦立下誌向，必須經過後天磨練。孔子出生時也不是聖人，也是通過後天努力把自己鍛造成聖人的。按王陽明的見解，大家都認為聖人不好做，大多數人因為被聖人光環嚇唬住，不敢去做，很多人都和成為聖人失之交臂，而王陽明卻立誌要做聖賢，慎終如始，知行合一，無怨無悔。
比如王陽明迫於父親壓力，也迫於前路迷茫，還是參加了科舉考試。依王陽明之才本該高中狀元，可能因為年少恃才有些高調惹來非議吧，終與狀元擦肩而過。不過，他自己倒是毫不在乎：“世以不得第為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為恥。”
比如王陽明在學習探索聖賢之路上，經過“五溺”的挫折彎路，也是挫愈多、誌愈堅。
湛若水是王陽明的生死之交，他說王陽明“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正德丙寅，始歸正於聖賢之學”。
湛若水指出王陽明“五溺”的“溺”是沈迷之意，過了頭可能會玩物喪誌。一是沈迷於遊俠，二是沈迷於騎馬射箭，三是沈迷於辭章之學，四是沈迷於道家神仙學說，五是沈迷於佛學。
蹉跎了20年，王陽明直到35歲才歸正於聖賢之心，就是陽明心學，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使命和方向。可以說，“五溺”之旅非但沒有影響他的成聖路，反而幫助他完成了積澱過程，從而才有了日後的一朝頓悟。若“沈迷”是一種中道而行的專註就有價值，人生每一段經歷都是寶貴財富。
在王陽明看來，掌握了聖人之學的秘訣，只要立誌去求，便能達成目的。“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誌而已。”
《教條示龍場諸生》第一條講的便是立誌。在《啟問道通書》中，他也主張：“大抵吾人為學緊要大頭腦，只是立誌。”他的《憶別》詩中也有：“賢聖可期先立誌，塵凡未脫謾言心。”
王陽明曾不厭其煩地向其親朋好友宣講立誌說。在《寄張世文》信中寫道：“學不立誌，如植木無根……自古及今，有誌而無成者則有之，未有無誌而能有成者也。”
在《與克彰太叔》信中，他對既是其族叔祖又是他弟子的王克彰說：“學本於立誌。”還特別叮囑：這是他最近新體悟出來的為學之道，一定要堅守。
王陽明的弟子中不少深受影響，終有成就。比如王陽明勸誡追隨他求學3年的學生郭慶，把君子做學問比作農民種莊稼。春天擇選優質種子，好比學習之初就要樹立好誌向；夏天，農民細心灌溉、及時除草，守護種子茁壯成長，所以在學習中要不斷反省、修正自我，直至確定正確的誌向；農民經歷風吹日曬辛勞一年，終於等到莊稼成熟，如同我們秉持自己真正的誌向，持之以恒勤奮學習，自然而然就會有收獲。立下正確誌向，不用猶豫疑惑，為之努力即可。
郭慶回到家鄉後努力自學，恪守自己原則誌向，成了山東清平縣知縣。由於他作風廉潔、勤政愛民，深受百姓擁戴。
王陽明曾說：“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誌之弗立歟！”“誌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
換成今天的話，立誌首先是確立理想和目標，更是要確定信仰和信念。
王陽明在回答一位禮部尚書請教學問時說，學貴專、學貴精、學貴正固然值得點贊，但學更貴於道。尚書恍然大悟，自嘆立誌學道太晚，王陽明笑著說：“豈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王陽明舉了從前衛武公90多歲還向全國誡諭的例子，尚書年紀只有武公一半，功業卻可以成倍，一切都來得及。
無獨有偶，王陽明《從吾道人記》一文中，記載比他大得多的68歲著名學者董蘿石前來拜師，幾次被王陽明婉拒，這老先生矢誌不渝，隔了一段時間又帶著老伴一絲一縷織成的絲帛，誠懇求教：“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此縷矣。夫子其許我乎？”隨後幹脆強拜為師，王陽明“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
朝聞道，夕死可矣！立誌不在年齡，聖賢寧有種乎？王陽明在《示弟立誌說》中，說得更透徹：“後世大患，尤在無誌，故今以立誌為說。中間字字句句，莫非立誌。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誌而已。”
這是人人都可以同王陽明一樣擁有的文化自信。
第二堂課：視人猶己，視國猶家
“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
“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
這是王陽明在《答聶文蔚書（一）》一文中，心系黎民疾苦的真切體悟。
視人如己，體現了王陽明的親民思想。
王陽明常愛說的一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語出《孟子·離婁下》，孟子說的王陽明同鄉大禹是負責治水的，只要天下有一個人掉水裏淹死了，他都覺得是自己推下去的，因為是他在治水時，沒在岸邊把防護設施建好。
王陽明學習汲取了堯舜、孔孟以來的聖賢思想，但也有創造性轉化。比如針對理學家程頤和朱熹將古本《大學》“在親民”一語改為“在新民”，王陽明並不認同，闡述了他的親民思想。
他說：“‘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
愛民保民、順應民心、安民富民，王陽明始終以民為本。
王陽明認為“親民”的核心道德是“仁”，並用於教化民心。而孝是行仁之本，孝是仁道的工夫起點。盡孝不是僅僅愛自己的父母，還要推己及人，愛天下所有人的父母。“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
王陽明在江西做官時，有一對父子發生爭執，吵鬧不休，找王陽明為他們評理。王陽明並沒問是非曲直，而是給他們講了幾句話，結果話沒講完，父子二人抱頭痛哭而去，和好如初。王陽明的學生很奇怪，問他說了什麼話。先生說：“我說舜是世上最不孝的兒子，瞽叟是世上最慈愛的父親。”
弟子更吃驚。王陽明解釋說：“舜常常以為自己是最不孝的，所以他才能做到孝。瞽叟常常以為自己是最慈愛的，所以他不能做到慈。”
王陽明用余姚的先賢聖人舜的故事，正話反說，雙方各打五十大板，讓爭吵中的父子深受震動、反躬自省。
王陽明的親民思想，與為官、為學、致良知是“一體化”的。為官者要以德修身，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與文明素質，做人民的表率，身教重於言教，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
王陽明在地方任職時，一改其他官員出巡時必高舉“肅靜”“回避”牌之慣例，叫人高舉腳牌，牌上改寫成“求通民情”“願聞己過”字樣，希望老百姓來官衙暢所欲言，為民作主。
王陽明還有重要的“另一改”，就是反對繁文縟節。他在《裁革文移》一文中鮮明指出：“看得近來官府文移日煩，如造冊依準等項，果系徒勞徒費，虛文無補……除例該奏報及倉庫錢糧金帛贓罰紙價預備稻谷等項，仍於每歲終開項共造手冊一本，送院查考外；其余一應不大緊要文冊，及依準等項，通行裁革，務從簡實，以省勞費。凡我有官皆要誠心實意，一洗從前靡文粉飾之弊，各竭為德為民之心，共圖正大光明之治。”可見其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決心！
晚年王陽明的“越中三記”（《尊經閣記》《親民堂記》《浚河記》），更是把親民思想發揚光大。
經過王陽明的點撥指教，紹興知府南大吉命名其蒞政之堂曰“親民”，每日在“親民堂”自勵勤勉，並以“親民”為畢生職責，成為紹興歷史上的著名清吏。王陽明為其寫下《親民堂記》。另一篇《浚河記》，同樣是為百姓興修水利做實事的政績觀鼓與呼，為民心樹碑，為歷史作證。
國猶家，體現了王陽明的家國情懷。
王陽明13歲就熱衷於學習弓馬之術，研讀《六韜》《三略》等兵書。次年，他和父親同遊居庸關，親身調查邊關防務，“慨然有經略四方之誌”，或許就是今天的研學遊吧！
不久，他又打算直接向皇帝上書，請求率軍平亂。其父聞之大驚，“斥之為狂”，少年王陽明“乃止”。
當時北方邊關告急，朝廷下詔求言，王陽明復命後上《邊務八事》，言極剴切，極富愛國情懷。
治國先愛國。
王陽明從青少年時期就抱有這樣的思想，對文天祥、屈原等人充滿崇敬之情，留下很多愛國詩篇。比如，“蘇武堅持西漢節，天祥不受大元官。忠心貫日三臺見，心血凝冰六月寒。賣國欺君李士實，九泉相見有何顏。”等等。
最有意思的是，王陽明從小與伏波將軍結緣。
伏波將軍馬援是東漢的愛國英豪，以善於用兵著稱，曾經率領大軍征討交趾（相當於現在兩廣大部分地區以及越南的中北部地區）。廣西橫縣的郁江烏蠻灘北岸有座馬援將軍廟，與京師遠隔千裏，當時身在京師的王陽明竟然在夢中拜謁過這座廟，醒來後他賦詩一首：“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尚不磨。”
治國為親民。
1516年，剛剛艱難取得平盜寇大捷的南贛巡撫王陽明，班師回朝。一路看到百姓流離失所，飽受戰爭之苦，王陽明喜中有憂，《還贛》詩中一句“迎趨勤父老，無補愧巡行”，思考如何使外逃百姓盡快返回家園、安居樂業，把這看成自己為官的第一責任和要務。
1517年，當地三月不雨，正是農事繁忙之季，王陽明憂心如焚。他一面勤政為民，一面虔誠祈雨，果然連續下了三天雨，百姓大喜，王陽明抑制不住與民同樂的心情，欣然寫下《回軍上杭》詩一首，反映平亂初期當地百姓境況，以及自己由憂轉喜的心情。
後人多把王陽明的成功祈雨神化。王陽明在當時就給“天人感應”賦予了新內涵，即“以民為天”，具體說就是通過除弊興利，動員百姓一起抵禦自然災害，根據當時風俗和百姓文化接受程度，借祈雨向災民講明實情，溝通官民關系，協力同心，落實抗災措施，以安民心，而不是興師動眾，借祈雨之名行擾民沽名之實。《答佟太守求雨》一文中專門提到，逢這樣大災，為官者要帶頭“減膳撤樂”，訪貧問苦，積極賑災，“執事其但為民悉心以請，毋惑於邪說，毋急於近名，天道雖遠，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順應傳統禮儀，堅決反對造謠迷信。
1519年，江西各地旱情嚴重，加上寧王之亂造成的破壞，百姓生活困苦至極。王陽明對飽受天災人禍的百姓感同身受，他接連上疏請求緩征糧稅，卻終未能獲得朝廷批準。1520年12月，王陽明再次上疏，極力勸說皇帝減免稅收。他詳細羅列了請求免征緣由，並表示願意承擔罪責“待罪之至”，體現了他為民擔當、視人猶己、視國猶家的無私精神境界。
1520年，江西諸縣發生水患，王陽明命令各地官員開倉濟民，以緩解災民燃眉之急。在《恤水災牌》一文中，他再三要求各地官員愛民如子，給予百姓行實惠，不得敷衍搪塞，浪費錢財糧食而不救百姓之災患。
基層管理創新。
王陽明絕大部分仕宦生涯是在地方各級任職，歷任龍場驛丞、廬陵縣知縣、南贛巡撫、江西巡撫、兩廣總督等，積累了極其豐富的基層治理經驗。
抓好基層管理創新，就是抓好國家治理的末端創新，王陽明基層管理有“三招”。
第一招：仁愛親民，體恤百姓，強化教化德治。
王陽明半生為官，有機會在其為官吏的地區推行孝道、敦厚風俗。他也珍惜這樣的機會，做了許多造福百姓之事，例如平定叛亂、安置流民、教養百姓等。其中，興辦針對少兒開設的社學（明代基層教育機構），蒙以養正，影響深遠。
1518年10月，王陽明頒布《南贛鄉約》。
《南贛鄉約》共有十六條，主要目的是在勸諭百姓的基礎上，明確鄉約內部權利、義務規範，將儒家倫理道德具體化、平民化、制度化，從而更加行之有效地引導鄉民的思想行為。
王陽明要求百姓遵循儒家禮制和道德規範，通過平實的語言，向百姓傳達儒家倫理道德原則和人倫秩序規範，勸告百姓尋醫問藥不迷信、婚喪嫁娶不鋪張，從而引導百姓樹立良好的日常行為規範。
第二招：增設縣治，重建行政區劃，推行群眾自治。
王陽明初到南贛就發布了《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告諭父老子弟》，頒布《南贛鄉約》，實現了從官方主導向民間自治力量的轉化，事實上加強了基層政權領導力。
推行“十家牌法”與鄉裏制度的結合。“十家牌法”將十家編為一牌，登記家庭的詳細信息。牌內十家互相監督，輪流負責收集信息，隨後通知各家相互知曉，有可疑情況立即上報，一旦出現隱瞞不報的情況，事發後連同治罪。王陽明還著手恢復鄉裏制度，重申鄉裏的事務安排，賦予裏長管理和教化的職責。通過“十家牌法”和鄉裏制度的結合，在基層社會建立起嚴密的組織體系，為儒家倫理道德在基層社會的傳播提供了基礎。
第三招：整頓吏治，安撫民心，同步加強法治。
王陽明一方面主張在基層治理中以儒家道德禮儀勸善改過，另一方面又采取強制措施對違逆者嚴加懲治，體現禮法刑政共治的特點。
王陽明在治理基層社會期間，深感一些基層官吏習氣惡劣，他采取措施對吏治進行嚴厲整肅，以減少官吏的巧取豪奪，給百姓帶來切實好處。
江西發生水患時，一些官員無視生民疾苦，“乘機竊發，驚擾地方”。王陽明發布禁約，對官員活動作出嚴格規定，告諭屬地官員“務須軫念地方，痛恤民隱”。
他要求各地大小官吏廉潔奉公，在處理軍需的糧草和兵役時，要親自編派任務，按照規定秉公處理，不得私下收受賄賂，不得擾亂百姓生活，“敢有抗違生事驚擾地方者，就便拿解赴官，治以軍法”。德法共治，威震一方。
愛國辨忠奸。
27歲那年，王陽明再次參加會試，考中進士。幾年後，正德皇帝即位。在新君改元之際，時為兵部主事的王陽明想要勸說皇帝“正心”。他上疏，題為《乞侑言官去權奸以彰聖德疏》，其中的“權奸”，直指正德皇帝寵信的太監劉瑾，後因此遭禍入獄。
王陽明在為官從政後，就用良知踐履真正的忠誠。他曾毫不客氣地批評當時官場存在的不正之風：“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茍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
民族平等團結。
王陽明謫居多為少數民族的貴州龍場之際，近乎絕望，淳樸善良的龍場人民給了他無私的援助，向他問好、送糧食，幫他搭建房子，房子雖然簡陋卻令人溫暖。王陽明寫下《何陋軒記》，認為“偽君子”才是真正的“陋”，那些少數民族的土著人，有著“外樸內美”“安而樂之”的品質，只要給他們文化教育，一定從物質到精神都可舊貌換新顏。有時，王陽明還和龍場各民族百姓共辦宴會，大家一起載歌載舞、一醉方休。
王陽明對當地少數民族因俗化導，培育了大批心學弟子，更使儒學文明在貴州代代相傳、後繼有人，踐行了大同社會的理想。他自覺以儒家的仁作為道德規範，其言其行表現出惠民、愛民之民本思想，對維護貴州民族社會秩序作出了突出貢獻。
在貴州修文陽明洞，有彜族土司安國亨的題字，大書“陽明先生遺愛處”。這“遺愛”，寄托了當地百姓對王陽明無限的愛和思念。
王陽明《與安亙慰》的兩封書信，表達了他與少數民族之間情真意深，永誌難忘。他所寫的《居夷詩》百余首，還有《玩易窩記》《何陋軒記》《君子亭記》《賓陽堂記》等，記述了他在貴州期間的心跡，是王陽明思想轉變的歷史見證。
他開啟了貴州自由講學之風，以後的文明書院、正學書院、陽明書院、南阜書院、學古書院都繼承了這一傳統，對貴州的教育與思想有著深遠影響。
重視糧食。
王陽明每到一處為官，都非常重視耕種稼穡。在其應紹興府官員所請而作《新建預備倉記》一文中，開宗明義：“倉廩以儲國用，而民之不給，亦於是乎取。”從治國治民角度立意，點明了倉廩於國、於民的緊密關系。
即便在龍場當一個小小驛臣，王陽明也不忘一粒米中見大義，寫了很多詩。其中，很多首帶有陶淵明那樣田園耕耘勞作的隱逸風格。比如，他在《觀稼》中寫道：“下田既宜稌，高田亦宜稷。種蔬須土疏，種蕷須土濕。寒多不實秀，暑多有螟螣。去草不厭頻，耘禾不厭密。物理既可玩，化機還默識。即是參贊功，毋為輕稼穡！”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王陽明始終以“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守此本，敬此天。
第三堂課：知行合一能擔當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王陽明認為，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明白道理，還有依據道理而行動的意念，才是真知；明白道理，沒有依據道理而行動的意念，等於不知。
因此，有孝親之心，即是有孝親之意，有這樣的意念和意願時，才有孝親的行動，才有孝親之理。有忠君之心，即是有忠君之意，有這樣的意念和意願時，才有忠誠的行動，才有忠誠之理。
所以，知行合一之教，實為“心即理”的延展。知行合一，事上磨煉。首先是具備調查、洞悉全局的能力，然後就是敢於擔當，碰到事不怕事，敢於迎難而上。
王陽明越是實事求是、迎難而上，越是敢於擔當，越是迎刃而解困難。這就是陽明心學的力量，是強大的“知行合一”智慧。
王陽明在貴陽三年貶謫期滿後，被朝廷任命為江西吉安府廬陵縣知縣。其間，註重民生、大膽改革、造福一方，正是他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後的生動實踐。
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是免稅。
王陽明上任後第一天，“驀有鄉民千數擁入縣門，號呼動地，一時不辨所言，大意欲求寬貸。”他很快明白了事情的來龍去脈，鄉民們鳴冤，是因為廬陵這個地方不生產葛布，卻要繳納繁重的葛布稅。
認真接待信訪、弄清事情原委後，王陽明先安撫鄉民情緒，坦誠表態：既然朝廷派我來廬陵縣做父母官，如果確有不平、不對之處，我一定為大家做主。
大家很快安靜下來。然後，王陽明立刻開始明察暗訪，了解到這葛布稅並非國家應收稅種，而是宦官搜刮民脂民膏的一種斂財手段。隨後，他通過一種方式向鄉民們宣布，免去今年的葛布稅。
剛剛新官上任，還沒有跟上級匯報，就敢宣布免去多年實行的葛布稅？
手下人都嚇壞了：這得要擔多大的責任與風險？
但王陽明心中有數，依據翔實調查和數據，向上級領導寫了封信，言之鑿鑿，陳明利弊，既不卑不亢曉之以理，又不動聲色表明態度，最後以人情和大義動之，經過與奸宦的一番鬥爭較量，終於圓滿地把事情處理解決好。
這背後還有一個易被忽略的原因，上級領導中有正直官員暗中支持！王陽明雖然奉行“道不同不相為謀”，但在堅持原則底線基礎上，十分重視處理上下左右的關系，“唯變所適”講方法，只為惠國利民生，所以贏得了不少包括朝廷要員在內的正直官員的尊重和支持，甚至在一些生死攸關之處，也得益於這種支持，使王陽明躲過一個個劫難。
第二個例子是抗疫。
初領縣政不久，即逢“災疫大行”。旱災與瘟疫疊加，多處村巷出現一家滅門的慘況。尤令王陽明痛心不已的是疫情期間的“人間失格”，瘟疫橫行時，當地民眾恐慌不已，為防傳染，親人染病也棄之不顧，以至於病人多因無人照護活活餓死，而非染疫病死。
從留存的《告諭廬陵父老子弟》節選中，可以看出“氣弱多疾”、頑癥纏身的王陽明，徹夜無眠，憂愁惶恐，尋求救治之道。苦思良久，推出抗疫五策：
一是攜手同心，喚醒良知正民心。倡導民眾“興行孝弟（悌）”，鄉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二是獎掖孝義樹典型，破迷信。王陽明認為當行儒家孝義正道，杜絕巫賽這種迷信之道，教化民眾當“敦行孝義，為子弟倡率”，對於抗疫期間“有能行孝義者，縣令當親拜其廬”。
三是科學防治以自救。王陽明為此開出三劑“藥方”：“灑掃爾室宇”，保持環境衛生的幹凈整潔，以防滋生病菌、交叉感染；“具爾湯藥”，準備好相應的防治中草藥物，對癥下藥，不可硬挺或坐以待斃；“時爾膳粥”，保持飲食的合理搭配，吃飽吃好方能增強抵抗力。
四是政府履職盡責，支持扶助來托底。一方面，由官府給買不起藥的貧困戶送藥；另一方面，派遣醫生下鄉入村。又擔心這些托底保障措施不能完全執行到位，再次向民間借力，請求鄉賢監督並襄助政府。《公移》還記載了王陽明為災民減免稅捐，留下生存自救活路。
五是殷勤罪己以寬民。《告諭》中，王陽明對“骨肉不相顧”的道德淪喪現象非常惱火，對於發生災疫和疫情蔓延的責任，最終還是勇敢攬在自己身上，認為是自己這個縣令沒有履行好職責的緣故，並為因病不能總是出現在第一線深表歉意。
王陽明認為，道不可坐論，德不能空談。把“善念”付諸行動從而實現知行合一，把“立德”與“立功”“立言”結合起來，這既是中國古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也是實現“內聖”與“外王”有機統一的必然要求，這些思想直到今天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中國人的內心世界，提示著中國人在完善自我、改造社會的道路上不尚空談、務真求實。
王陽明的一生，也可以說是知行合一的一生，與同時代、在家鄉隔壁寧海出遊的徐霞客，有異曲同工的共識：讀萬卷書，行萬裏路。
而500年來，無數王陽明的學友粉絲們，都在結合著自己的當下，認真學習踐行著、傳承發展著陽明思想。
1518年，王陽明先後發布《興舉社學牌》《頒行社學教條》等多項文書，督促南贛各地興辦社學。
王陽明認為，教育的重心在於彰明人倫，兒童教育的主要任務是“蒙以養正”，即在啟蒙時期培養兒童正直的品行，因此，社學教育的內容應圍繞儒家提倡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展開。他主張在教育過程中鼓勵兒童天性，培育少年兒童學習興趣。在教育方法上，提倡通過吟詠詩歌來激發誌趣，學習禮儀來端正儀表，勸勉讀書來啟迪心智。
修建書院，興講學之風。王陽明一生致力於講學布道，在龍場悟道後，更加把覺民行道作為自己的使命，在南贛新建了義泉、正蒙、富安、鎮寧、龍池五個書院。王陽明認為學術不明是導致明代世風日下的重要原因，因此，他把講學作為傳播聖學、改良社會風氣的重要切入點。在王陽明的不懈努力下，書院講學之風盛極一時，社會學術氛圍日漸活躍，這也是王陽明文化自信的一種擔當。
針對王陽明這樣的知行觀及其教育主張，現代教育家陶行知創造性地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理論，這是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最具個性和影響力的教育學說之一。他把這句話翻了半個筋鬥，就是說：“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從另一個角度詮釋了知行合一。
而知行合一其實早於王陽明就有人提過，只不過王陽明集先賢智慧和儒釋道之大成創造了心學。心學中最重要的一個奠基理論：“心即理”。
心即理，意思是萬事萬物只有人類意識參與時才能明白，遇到事情“不動心”，不論發生什麼事，都保持一顆巋然不動的心，只有放得下，才能擔得起。
比如平寧王之亂的時候，王陽明坐鎮指揮，同時還在上課授《大學》、講心學。一邊津津有味地現場教學，講遇事“不動心”之理，一邊有條不紊地指揮戰爭，允許學生們插話提問——沒過一會兒，就有人進來傳送前線戰報，得令後再飛奔而出。
此間最令人揪心的一次，前方戰報來了，說情況緊急，前敵總指揮伍文定的胡子都被燒著了，前方軍心已亂。
這時候，王陽明放下教鞭，走到旁邊拿令牌傳命下去：“誰再說伍文定胡子被燒一事，斬立決！”然後返回，神態自若地繼續上課。
學生們實在緊張得不行，問戰局會怎樣發展下去？王陽明搖搖頭說，剛剛聽人說前方有點不順利，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懷，我們繼續上課。
講了一會兒，又有前方戰報：“報，寧王朱宸濠已經被活捉了，大亂平定！”
現場掀起一陣按捺不住的歡呼聲、慶賀聲。但是王陽明只是點點頭，等著大家漸漸安靜下來，依舊接著上課。
學生們實在忍不住又問了：前方戰局定了嗎？王陽明說，傳報寧王朱宸濠大敗，而且已經被抓獲，想來這個消息不假。這時，王陽明眉頭一皺難過地說，就是聽說死傷慘重啊！
說完後，王陽明又接著抑揚頓挫地講課，而且表現為“理前語如故”“理前語如常”，現場學習、旁觀者和知情者，無不嘆服，這就是今天說的現場切身體驗沈浸式案例教學吧！
當然，許多人沒有關註和不願提及的還有一個重要事實：王陽明在鎮定自若地邊指揮邊講課時，他的家眷已集中在一起，圈上了幹柴，一旦出意外，將點上火，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其實這如如不動中，還有著視死如歸、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感天動地悲壯情懷！
心外無物，是一種更大境界的價值存在。獲得這種價值存在之後，人生就有了一個價值支撐。後人中有以為這是“唯心”學說，對於從不離事談理、離物談心、離行談知的王陽明，是值得商榷的。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能擔當，徹頭徹尾貫穿一生，也淋漓盡致地體現在臨逝前那種“此心光明，亦復何言”的博大胸襟！
第四堂課：世間磨難，皆是砥礪
“世間磨難，皆是砥礪，人間是道場，淤泥生蓮花，是一種境界。”
王陽明說這番話，或許最有資格。他的一生至少經歷了常人難遇的五種磨難。
一是身體的磨難。
掙紮了14個月才出生的王陽明，從小就身體不好，5歲才開口說話，多年被肺病煎熬。
因為學習勤奮刻苦、工作勞累，特別是飽受各種人生煎熬，病情常常加重。
王陽明小時候讀書用功。白天上課，晚上苦攻經典，勞累過度。參加第3次科舉考試，終於考中進士，進入仕途，卻在上任途中從馬上摔下來口吐鮮血。
為了實踐朱熹的格物致知，王陽明下決心通過竹子探究真理。他與自家後院的竹子“格”上了，對著竹子一“格”就是三天三夜，不吃不喝，雷打不動。
結果什麼也沒發現，自己卻病倒了。
從此，他對朱熹的“格物”學說產生了極大懷疑。這就是中國哲學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
也正是因為身體不好，王陽明從小就把調理身心、強健體魄當作重要的事情，學習掌握了很多有效的方法。比如王陽明在贛州為官期間，高效處理軍政事務、成功辦學和講學的同時，一刻也沒放松調整恢復身體的健康，勞動鍛煉、呼吸靜坐、登山健走、練筆舞劍，無一不用。
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德智體美勞，對王陽明來說是追求統一的，雖然生命短暫，卻完成了一代聖賢立德、立功、立言的職責使命。
二是鞭刑牢獄的磨難。
明朝的小皇帝朱厚照登基，以劉瑾為首的8個太監玩弄權術，為非作歹，謀害忠良，特別對於那些上疏和進言的忠臣，要求皇帝下令誅殺，並利用錦衣衛進行暗殺。
一時間，朝廷上下人心惶惶，大家都開始保持沈默，明哲保身。但王陽明卻挺身而出，冒死上疏皇帝，請求釋放朝廷重臣。
劉瑾把王陽明給抓了起來，在午門當著眾人扒光衣服，光屁股毒打40大板，直打得血肉模糊、不省人事，扔進大牢！
奄奄一息的王陽明，在監獄裏讀易經、寫文章、練呼吸，與那些同樣被冤枉的獄友討論學問，有的還結成生死交，並在出獄後為王陽明平亂治事等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是貧困落魄的磨難。
1508年，剛剛出獄的37歲的王陽明躲過一路追殺，歷經千辛萬苦，到達貴州龍場擔任驛站站長。他和自己的隨從搭建了一個茅草房安頓下來，後又搬到一個山洞裏住。
在陰暗潮濕、飄有毒氣的山洞裏開始新生活，王陽明心態平和、安然處之。由於水土不服，生活條件非常艱苦，王陽明和他的隨從全都病倒了！王陽明硬撐著開始親自劈柴、挑水煮飯，照顧這些隨從人員。
近乎絕境的生存環境，沒嚇倒王陽明，他樂觀地彈起隨身帶的琴，給大家唱家鄉的小調，講故事，說笑話。
糧食快吃完了，王陽明又開始學習當地人，用刀耕火種方式，開辟了一片荒地，自己種糧食。做飯沒有柴火，他親率隨從上山砍伐，而且只砍那澗邊妨礙行走的枯死的荊棘樹枝，“持斧起環顧，長松百余尺。徘徊不忍揮，俯略澗邊棘”，附帶采一些野果充作口糧。
在其《采薪二首》中看出，王陽明當時這種對生態環境保護的惜材舉動，遭到眾人嗤笑。“同行笑我餒，爾斧安用厲？”王陽明不以為然，反而從中悟出深意：“快意豈不能，物材各有適。可以相天子，眾稚詎足識！”由采薪推及到用人治國，抒發了位卑未敢忘憂國、貶謫未敢忘民眾的萬世情懷。
當地人感激王陽明的友好和教導，幫助建了幾間土坯房子，王陽明感激地寫下《何陋軒記》，還把自己住的房子改為龍岡書院，給當地人講誠意、靜心、修身、齊家的修身之道。王陽明留下的不少詩歌散文，都反映了抗爭人生艱險的浩然之氣（如《雜詩三首》等），以及表達人世間患難見真情的人性美。
王陽明此間從未停止過人生思考：怎樣才能活下去更有意義呢？我到底還能不能成聖賢？聖人如果也身處這樣的環境，會怎麼做呢？
與孤苦寂寞相伴，王陽明“隨心格物”，直到有一天夜裏，突然長嘯一聲，手舞足蹈，把眾人給嚇到了。
他開始意識到：心無外物，心無萬事，心外無理，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這即是人人皆可成聖賢的“致良知”。
王陽明開始在龍岡書院講學，把自己對聖人之道的領悟，對生命存在的意義的領悟，分享給他的隨從和當地的居民聽。
有一些人還慕名遠道而來看望他，聽他講學。王陽明和他的弟子們到田野裏去散步，在溪邊賞月，在夜晚喝酒，一起探討聖人的精神世界。後來，貴州一位教育官員，也來到龍場向王陽明探討心學。由於被王陽明的理論所折服，又邀請他到貴陽書院，講知行合一。
四是公務戰事的磨難。
王陽明的一生，幾乎一半都在繁忙緊張的公務戰事中度過。
比如廬陵縣由於過去民眾訴訟上訪成風，各種案件堆積如山，連正常公務都受到拖累。王陽明去當知縣後，一邊不知疲倦地處理化解，一邊深入下鄉考察民情，了解當地的民俗，向全縣人民發布公告，希望他們能夠和睦相處。
當年夏天發生旱災，秋糧歉收，瘟疫橫行，匪患頻發，王陽明開始全心投入到抗旱救災的工作當中，針對瘟疫和盜賊分別提出了切實可行的辦法，一一加以解決。
王陽明做了7個多月的知縣，由於關註民生疾苦，解決了實際問題，扭轉了不良的風氣，讓當地民風煥然一新。
比如屢屢臨危受命、剿匪叛亂，王陽明總是身先士卒、一馬當先。1516年，南贛匪患橫行，朝廷派兵圍剿，但是卻越剿越多，45歲的王陽明臨危受命來到了福建汀漳，到了以後即從四個方面，周到細致地親自部署工作方案，並一一督辦落實：
一、調查實情，實事求是體察民情，辨析那些被迫入匪的百姓；同時做好戰鬥準備，訓練民兵，籌措軍費。
二、運用多年研習的《孫子兵法》發動進攻，在戰爭當中學會戰爭，加強軍隊的自身建設。
三、以民為本，戰中最大程度減少傷亡，戰後穩定群眾生活秩序和生產秩序。
四、建立縣制，在加強基層治理能力上下功夫，新修書院和學校推行教化，推行仁禮之風。
王陽明隨後用了一年多的時間，把江西、福建、廣東邊界的隱患給解除了，使得當地人民的生活開始變得安寧。
五是毀譽侮辱的磨難。
王陽明倡導天下儒生都要學做誌氣高遠、處變不驚的君子。他在朝為官時曾遭人誹謗，身邊官僚為撇清關系疏離了他。面對如此困境，陽明先生毅然說：“君子不求人信己，自信而已。”他還給同樣受誹謗的朋友寫信勸慰：不管有沒有人理解你，都不能動搖自信，對來自外界的毀譽，非但不應擾亂內心，還應借此作為磨礪自己的機會。
在《答友人》中，王陽明舉了“疑人竊履”的故事為例：“從前有人到朋友家做客，仆人偷了朋友一雙鞋。回家後，他讓仆人去買鞋，仆人就把偷來的鞋當作買的給了他。他很高興穿到腳上，恰好朋友來訪，一見他的鞋，暴跳如雷，‘我早就懷疑是你偷的，想不到真是！’於是二人絕交。若幹日後，仆人承認了自己是偷竊者，真相大白。朋友慌忙跑來謝罪，‘我竟然懷疑你，真是大罪。’又不解地問：‘你當時為何不解釋？’這人回答：‘我沒偷你的鞋，這是自信。你誤會我也並未傷我分毫，如今你來向我道歉，我也未得分毫。反而是你，先是發怒，現在又是愧疚，心真是忙亂得很啊。’”
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王陽明以身作則，寵辱不驚。
王陽明在平定朱宸濠叛亂後，皇帝朱厚照禦駕來南方。一群小人以妖言蠱惑朱厚照，想方設法算計王陽明，並乘機洗劫戰後的百姓。當時很多人勸王陽明，趕緊想辦法去找皇上求助。王陽明一本正經地說：“君子不求天下人相信自己，自己相信自己而已。我現在相信自己還沒有時間，哪裏還有心思去讓別人相信我？”
那位對王陽明時有好感的皇上，經不住讒言，加上昏庸糊塗，最終令王陽明這位功勛卓越的功臣，不僅沒有得到公正公平的對待，還被奸臣一次次設計陷害。王陽明手下一位最得力的大將弟子，在立功後被投進監獄，幾年後放出沒幾天竟活活冤死。
王陽明雖然飽受冤屈，但他始終堅守一顆良知之心，總是心系戰後百姓安居樂業，想方設法不計個人得失地與奸臣周旋，都是為了避免使百姓生靈塗炭。今天回首細看，當年王陽明能一次次死裏逃生，沒有被再次投進牢獄，也正是得益於百姓的支持、保護。
如果你連自己都不相信，豈能讓別人相信你？
只要為天下百姓受苦受難，還有什麼值得後悔？
王陽明對替他提心吊膽的親友弟子們說，根據這良知耐心地做下去，不在乎別人的嘲笑、誹謗、稱譽、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要這致良知沒有片刻停息，時間久了，自會感到有力，也自然不會被外面的任何事情所動搖。
只要良知光明，外界的懷疑、侮辱終有真相大白之時。以百姓之心為心，聖人之心也！
第五堂課：“事”上練就過硬本領
“人須在事上磨練，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
“好靜玄空”是王陽明“心學”被後人誤解的一處。王陽明非常強調事上磨練，他解答學生陸澄“靜時還好，一遇事就不好”的困惑時說：“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時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事上磨練，就是要立足崗位，投身一線，參與社會實踐，在紛繁復雜的具體事務中，鍛煉自己心理素質，做到動靜皆定。
王陽明在江西講學的時候，當地一個政府司法官員很崇拜王陽明的“心學”，他很沮喪地說：“我公務繁忙，真是沒有時間去學習啊。”
王陽明笑道：“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為學，才是真格物。”
他就從這官員審理案件展開：不能因對方應答語無倫次就升起一個“怒心”；不能因他花言巧語就升起一個“喜心”；不能因他行賄送禮就寬恕庇護；也不能因自己事務太繁雜，而隨隨便便潦草結案；更不能因有些人別有用心、羅織罪名而上當，遂了這些壞人的心意！
王陽明立誌成聖，一生都在“事”上練就過硬本領。
比如，王陽明第一份工作是給將軍王越修墓，把少年時期學習的《孫子兵法》，獨樹一幟運用到工程管理上，親自組織民工訓練“八卦陣”，不僅大大提高了工效，也在這件看似“小”事情上，磨練了“大”心性。
後來接到第二份工作是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是一個雖比不上朝廷要職、卻擁有司法實權的職位，雲南地區的司法案件、刑事審判都需要王陽明經手。
按照當時的官場“潛規則”，新上任的刑部各司主事都要去當地監獄視察，理所當然吃拿卡要撈一把。王陽明第一次巡獄，沒提前跟下屬打招呼，輕車簡從，結果正趕上獄卒們大吃大喝，滿桌吃不完的大塊豬肉。獄卒們都慌了神，而王陽明細看囚犯吃的餵豬糟糠夥食，吃了一驚，居然連青菜蘿蔔都沒有，囚犯們手中的破瓷碗裏盛著的分明就是餵豬的糟糠泔水，而監獄裏的養豬場只專供獄卒。王陽明繼續深入調查，發現了更多不只這一家監獄存在的腐敗等問題。
王陽明經過認真溝通研究，除炒掉那幾個獄卒，還對監獄制度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從不準養豬、加強巡獄，到打卡值班（每天上班在墻上寫下自己的名字）、追究問責等，不僅僅正風肅紀改變了雲南司法面貌，全國各地也紛紛效仿，推動改革。
王陽明隨後被提拔，還是一名司法審判官，夜以繼日開庭審案、披閱案卷，不僅糾正了許多冤假錯案，而且努力解決一些深層次的草菅人命的頑疾：比如偷瓜賊會被草率判成死刑犯，權錢交易又可讓死刑犯大搖大擺被放走，等等。
盡管王陽明一身正氣、嘔心瀝血、改革有為，卻很難徹底改變明朝監獄的黑暗，更難改變當時朝廷的腐敗，但客觀上造福了百姓，也推動了社會進步。
孔子曾經說過，有文事者必須要武備。王陽明從小立誌做聖賢，文韜武略，做事遇到困難與問題時總在自問：如果是聖賢會如何處理？
隨著一件件“事”上練就真本領，王陽明更加深切體證到滿口都是聖賢話語，卻不去實踐，不是真正的“知”。同樣，熟讀經典、文章精彩，若不通實務、不能經世致用，也不是真正的“知”。人只有在磨練中才能成器，只有在逆境中才能成熟，這就是在事上磨練的含義。也就是要培養活智慧，而不做死學問。
王陽明曾說過，他之前強調要在“事”上練，後面發現這還不夠，於是提出“必有事”的概念。什麼叫“必有事”？就是不管有事無事，都需要練心，有事無事，此心要遵循良知的指引，“凡人為學，終身只為這一事”。
“事”上練，練的不僅是如何把事做好，更是端正發心。心不正，意不誠，事情做得再好，也不過是孔子不屑的“鄉願”——見君子媚以仁義，見小人甘願同流合汙。
一位弟子試圖學著“事”上練，卻感覺苦不堪言，向老師抱怨說：“老師，（做）功夫太難了！”
王陽明先生幽默一笑：“常快活，便是功夫。”
只有心裏時刻充滿光明的歡喜，才會有這樣的“常快活”吧！
正如王陽明平定寧王叛亂後，有弟子問王陽明，用兵是不是有特定技巧？王陽明回答：哪裏有什麼技巧，只是努力做學問，養的此心不動，如果你非要說有技巧，那此心不動就是唯一的技巧。
他還舉例說，其實面對氣勢洶洶的叛軍，一開始是處於劣勢的，王陽明向身邊的人發布準備火攻的命令，那人無動於衷，連說四次，那人才回過神來。這種人就是平時學問不到位，一臨事，就慌亂失措。那些急中生智的人的智慧，不是天外飛來的，而是平時學問純篤的功勞。
這就需要“此心不動，隨機而動”的八字真言妙用。
王陽明從少年立誌、官署格竹、江北訣囚、彈劾劉瑾、被陷遭貶，依然對真理追求不變，直到龍場悟道才開始走向光明。此後，贛南剿匪、平定宸濠之亂，在一件件具體“事”上練功夫，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心學之道，用自己一生的實踐證明，人可以通過修身磨礪而成就一顆通透光明無私之心，成為一個高尚的人，純粹的人，梁啟超先生尊他為“千古大師”。
這才是做事“常快活”的真正力量和源泉，也是王陽明《為善最樂文》一文表達的詩意人生升華。
這就可以理解王陽明許多不離苦難現實的樂觀主義文章了！
比如，在王陽明被貶龍場那樣艱苦的環境下，弟子對於他的“心外無理，心外無物”理論迷惑不解，向他請教說：“南山裏的花樹自開自落，與我心有何關系？”
王陽明回答說：“爾未看此花時，此花與爾心同歸於寂。爾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爾的心外。”
“事”上練就真本領，“事”上磨出光明花。
第六堂課：品德修為“致良知”
“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
這是“致良知”誕生後王陽明說的一番肺腑之言。
王陽明活了57歲，龍場悟道那年他37歲；提出“致良知”是在49歲，至死不渝。
王陽明曾寫過多首良知詩，比如“爾身個個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等等。
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個故事，是“盜賊也有良知”。
據說王陽明在廬陵擔任知縣時，抓到一個罪惡滔天的大盜。大盜冥頑不靈，面對各種訊問強烈頑抗。
王陽明親自審問，大盜說：“要殺要剮隨便，別廢話！”
王陽明微微一笑說：“那好，今天就不審了。不過，天氣太熱，你還是把外衣脫了，我們隨便聊聊。”
大盜說：“脫就脫！”
過了一會兒，王陽明又說：“天氣太熱了，不如把內衣也脫了吧！”
大盜撇撇嘴不以為然：“光著膀子也是常事，沒什麼大不了的。”
又過了一會，王陽明又說：“膀子都光了，不如把內褲也脫了，一絲不掛豈不更自在？”
大盜楞在那裏，尷尬擺手：“不方便，不方便！”
王陽明說：“有何不方便？你死都不怕，還在乎一條內褲嗎？看來你還是有廉恥之心的，是有良知的，你並非一無是處呀!”
隨著王陽明的循循善誘，大盜低頭嘆服認罪。
連大盜也有可覺醒的良知，何況其他人？人人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即是成聖賢之道。
“致”即“正心”，通過提高道德修養過程，去掉不良雜念“人欲”“不假外求”“求諸內心”。
王陽明認為，“致良知”是人的主體自覺，是與人的道德認識和道德實踐緊密相連，是以良知標準評判和衡量個人與社會善惡的是非標準。
1527年，在王陽明受命出征廣西平亂行前，作《別諸生》一詩，“綿綿聖學已千年，兩字良知是口傳。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
在王陽明看來，只有“致良知”三字無病，是孔孟聖學的“一點骨血”，是心學的要核。而“良知”不離日用，無時無處不在，只有按“良知”行事才有光明前途。
“致良知”是心學核心，也是做人智慧。作為心學最高概括的“四句教”，可以說是通俗的詮釋：
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
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
王陽明把“致良知”作為解決問題的一個根本方法。他說：“只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潛瀨，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沈溺之患矣。”
正像王陽明另一首良知詩中的一句所說：“盡道聖賢須有秘，翻嫌易簡卻求難。”
心學至為高明，直通大徹大悟；心學也至為平實，不過就是八個字：老老實實，踏踏實實。那些自以為聰明高明的人，全都掉進了坑裏一生爬不出來。
對於品德修為“致良知”的心學，到底師傳儒釋道哪一家？王陽明用“三開間一所房子”形象解答：三家實一家，後世儒家不知道三間房子都是儒家的，卻把左邊一間劃分給佛家，把右邊一間劃分給道家，自家甘願占據中間一間廳堂，這是把自家的東西送人了。
聖人與天地萬物是一個整體，儒家、佛家、道家的學問，都可歸於心學一家學問，而心學一個重要內容，正是“知行合一”。
在《教條示龍場諸生》這一“為學做人”教育學規中，王陽明把品德修為“致良知”的四條路徑，鮮明總結了出來：
一是立誌，堅持不懈，專註精一，目標聖賢。
二是勤學，勤確謙抑，不驕不躁，為人誠懇，表裏如一。
三是改過，要有勇氣改正錯誤，不是寄希望於不犯錯誤。
四是責善，勸善真誠，自我批評，嚴於律己，寬以待人。
這四條中，“改過”一條尤其難能可貴。王陽明是從修正自身、反躬自省、不斷改過致良知的。人們看到的是一個“三不朽”的聖人，而細讀王陽明從小到大的成長經歷和給弟子們的書信，他多次表示人非堯舜，孰能無過，還拿自己曾經走過的彎路、錯誤，勸誡弟子汲取教訓，謙抑自嘆“適今中年、未有所成”“粗浮之氣不及人”等，這是極為了不起，而又易被今天的我們忽略的。
王陽明在《寄諸弟》家書中，特別強調了“改過為貴”的思想。晚年，他語重心長給正在長大成人的養子正憲書寫了一個扇面文章《書正憲扇》，也是要求其嚴於自律、去“傲”改過。王陽明把“改過”與“立誌”“勤學”“責善”，當作優良家風不可分割的幾個部分。傳承人品好、重道德、做學問的祖父和父親，王陽明進一步發展了“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為本，以聖賢自期”的成才教育思想。在家書《寄正憲男手墨》中，王陽明告訴孩子，不會強迫他一定要在科舉考試中有所成就，而是欣賞和鼓勵孩子向上向善的那份上進精神，體現了他希望後輩全面發展的思想。
至善無盡，知行無盡，王陽明提出的這四條路徑，都是自己蹚過生死路體證出來的。他的心學也是安心放心、養精氣神的身心之學，保證了“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艱，行之惟艱’”。
從孝悌親情到尊師重教、交友重情、平等待人，王陽明的品德修為體現在“為學做人，為官做事”的點點滴滴。
比如，有人因王陽明新婚之夜跑到道士那裏求道一夜未歸，懷疑他的愛情觀。而縱觀一生，王陽明是一個對愛情十分專一的人，在獄中他直抒胸臆寫了一首《屋罅月》，傾訴對妻子的思念之情，最後四句情深意切、蕩氣回腸：“來歸在何時？年華忽將晚。蕭條念宗祀，淚下長如霰。”
王陽明的一生，堅持踐履“萬物一體”的社會、人生理想，寄情於祖國的大好河山中，“廟堂”與“山林”意識並存，“書劍”與“道法”同在，“仁者樂山”與“智者樂水”兼備，“靜坐調息”與“箭無虛發”不二，留下大量詩歌、散文和書畫作品。這些無疑都陶冶了王陽明的審美情趣和人生境界。
對王陽明來說，治國親民的最高境界是“仁境”，而人生的最高境界，則是王陽明一生所向往的“顏回樂境”，心靈進入萬物同化的浩渺世界中。
中秋月白如晝，王陽明令侍者設席於碧霞池上，門人在侍者百余人，酒半酣，歌聲漸動，直追堯舜聖賢。漸漸地師生自得狂歡（今天可能就是“嗨”翻了吧），或投壺聚算，或擊鼓，或泛舟。王陽明見大家興致很高，悄然退一旁即興作詩，《月夜》一首連一首，“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詩如泉湧。
這樣的場景雖然不多，也足以顯示了王陽明是一個充滿生活情趣、真誠有意思的人。37歲龍場悟道後，更把仁愛之情化於和諧處理各種關系中。
比如，確定了自己能夠調節控制情緒的爆發，他同隨從有了更密切的關系，而不是坐一旁遠離他們。事實上，只有在控制自己之後，他才能去照顧別人。只有通過照顧別人，他才能更多地確立自己的獨立性。平常是隨從伺候他，而現在他不僅自己動手幹粗活，而且還自願承擔了照顧隨從的工作。
真正悟道後，如王陽明在一條船上告誡弟子的，良知如光明，光明無處不在，在燭光中，在空中劃的圓圈中，在船外的湖水中。
而王陽明最後的遺言，也是在一條緩緩前行的船上：
“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渡船，於是具有了此岸通向彼岸的象征意義。王陽明先是以“萬物一體”為道德邏輯的出發點，從而推論出良知自在人的心中，如同光明始終都在人的心中，此岸即彼岸，船可用亦可舍。
在王陽明晚年的《大學問》中，更是把品德修為“致良知”當作工夫學問，“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而這份誠意、正心，推己及人即是“明明德於天下”，即是“修己以安百姓”，這就超越了過去的一些儒家學說。某種意義上，其教養建構的歷史文化活動，不僅要維護人的自然生命和生態和諧，同時也要提升人的文化生命和大同社會。
王陽明的這些思想超越時空、跨越國界，盡管只留下一篇當時與日本高僧交往的文章，但王陽明的思想深深影響了日本等國家，一直到今天，還在影響著這個世界。正如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認為的，在物質主義和商業主義盛行、充滿暴戾之氣的21世紀，王陽明心學相當於強心針。對於現在的年輕人，對於希望我們這個民族往前走的這一批人來說，陽明學是我們所有人急需的一種重要精神資源。
王陽明認為，堯、舜、禹三王之所以能治理天下並保證其政治活動的正當性，其實道理非常簡單，那就是本著良知而言行。王陽明追求聖賢、追求光明的一生，同樣也是一個生動的註解，可以成為我們文化傳承的一個切入點。
雖然王陽明的一生充滿傳奇，但他和我們一樣，是有血有肉、有情有義、有苦有樂、有仿徨有挫折的普通人，他從小立誌，以“人人皆可成聖賢”的人生追求；以濟困救世、明德親民的家國情懷；以“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的寬闊胸襟，事上磨煉敢擔當，知行合一“致良知”，成就了一番立德、立功、立言的大事業。他的成長成才，對於新時代青少年有很多教育啟迪意義。
（註：此文不是學術論文。尊重經典原義並參考相關研究成果，對一些古文進行了通俗白話轉化，不妥處敬請批評指正。）
來源：中國青年報（作者：張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