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造紙廠工人在用馬蘭草紙漿抄紙。吳印鹹攝
陜甘寧邊區用馬蘭紙印刷的課本。李英攝
用草木灰蒸煮馬蘭草段。崔振碩攝
“蘭花花”——馬蘭草。李英攝
【中國故事】
中國的印刷史，如同一條綿延不絕的大河，悠遠深厚，多姿多彩。在這條歷史長河中，除了雕版印刷術、活字印刷術等傳統印刷文化之外，紅色印刷文化也是珍貴的印刷出版文化遺產。在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歷程中，中國共產黨結合不同的歷史現實，因時應勢，因地制宜，開展了形式多樣的印刷出版工作，譜寫了一首可歌可泣的紅色印刷詩篇。本文所記錄的，就是延安時期，關於“造紙”的記憶。
“當你讀著黨報，當你拿著《生活與美學》，或是《戰爭論》而沈潛於裏面一些章節的研究時，你可曾如中國一句古話‘飲水思源’而想及印成那些書的紙張的來源麼？而我們，當把馬蘭草變成紙張時，我們是知道為著什麼的。我們知道：我們是被敵人封鎖著，我們現在較過去更難從外面得到一些紙張。而出版物是不可或少的。可是出版物是依靠紙張的……（我們工廠俱樂部）墻壁上又寫著：‘多出一張紙，多印一份報，就多給敵人一些打擊！’”
1942年6月23日《解放日報》第四版，刊登了一篇《我們的紙廠》，作者高亮。
紙張是精神食糧的生產原料，所以“紙的作用比子彈還要重要”。黨中央在延安時期，延安作為抗戰的“心房”，對於紙張的需求量極大，因此，造紙工業在那一時期被列入國防工業。當時，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黨中央高度重視並大力發展造紙業，保障了各方面的用紙需求，為黨的宣傳工作的成功開展奠定了基礎。
“哪怕一張最普通的紙都是最奢侈的東西”
在中共中央到達陜北以前，陜甘邊區一帶是工業窪地，造紙業幾乎是空白。對於普通陜北民眾來說，紙張是非常稀罕的東西，僅在瓦窯堡、保安一帶，綏德、葭縣（今佳縣）有家庭作坊制造麻紙。1936年4月，當時擔任中華蘇維埃工農民主政府國民經濟部部長的毛澤民在《陜甘蘇維埃區域的經濟建設》中指出：“陜北過去不僅不產紙，因國民黨的愚民政策，教育經費又被國民黨拿去作軍費，當然要不了什麼紙，影響到紙的供給。”
中共中央進駐延安後，紙張主要依賴購買，所以非常緊俏。美國記者海倫·斯諾於1937年春夏之際到延安采訪，她在《續西行漫記》中驚嘆：“哪怕一張最普通的紙都是最奢侈的東西。”隨著中央機關辦公和各種學校的創辦，紙張更加緊俏起來。在紙張最困難時，有些單位用樺樹皮記筆記、出墻報，甚至連醫生開處方也用樺樹皮。在紙張資源相對可以調配的情況下，機關幹部和學校工作人員按每人每月5張紙的標準供給。這樣紙張匱乏的窘況是今天的人們完全無法想象的。
1937年，邊區政府通過與一位當地手工造紙作坊主李雙全合作，開辦了一家手工造紙作坊。1938年5月，在這個作坊的基礎上，成立振華造紙工業合作社，紙張生產納入規劃。不過邊區的紙張仍然主要依賴從外地購買。1939年1月，國民黨加大了對陜甘寧邊區的經濟制裁和軍事封鎖，原本可以從外面買進的造紙原料及紙張均被禁止向邊區輸入，使陜甘寧邊區的造紙原料也出現緊張局面，嚴重影響了紙張的生產和供給。邊區軍民被迫開展自力更生的生產運動。
1939年12月30日《新中華報》第93號第三版《振華造紙工合社日出報紙一萬張》一文中介紹：“安塞振華造紙工業合作社，過去因原料缺乏致產量日出只兩千余張……現不但出品質量提高，且每日產量亦增至一萬余張，聞該社最近又在外買到碾紙機2架，不久即將運來邊區，想邊區制紙工業在工合延安事務所諸同誌的領導下，定能獲得更進一步的發展。”
但這樣的產量還是遠遠無法滿足宣傳文化戰線的需求。以延安為中心的陜甘寧邊區，是中共中央機關駐地和中共領導的抗日戰爭的指揮中心，興辦了許多學校，同時在日用辦公方面，紙張的需求也是很大的。最最重要的是，要盡快建立起共產黨的宣傳網絡，生產更多的精神食糧，興辦各種報紙雜誌、出版書籍、印刷傳單。
1940年1月，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邊區文協負責人艾思奇的報告中，特地對紙張缺少造成的印刷出版困難及刊物供不應求進行了說明。他指出：“邊區出版上所有的困難和缺點，主要地是在於紙張困難，不能不限制印刷份數，因此供不應求。又因此，文藝方面的出版物沒有力量印刷。”1941年皖南事變之後，由於國民黨對邊區的經濟制裁和軍事封鎖進一步加大，紙張匱乏的艱苦雪上加霜，嚴重影響了當時的新聞宣傳和出版發行。《解放日報》於1941年5月中旬創刊，不到一個月，便在6月12日刊出縮減印數的啟事：“本報發刊以來，訂閱者日益增加，惟因邊區造紙廠之產量尚極不足，以致影響本報的印數不能不大為減少。因此，本報自即日起本市訂閱暫時停止外，對本市及邊區內機關、學校、部隊、團體等已經訂閱之戶，亦決定照減份數。”啟事表達了“不得已”的苦衷：“此實屬不得已之舉，區區苦衷，尚祈讀者諒。”一周之後，6月19日，延安新華書店也登載了由於紙張不足，《解放》和《中國文化》等刊物縮減發行量的啟事。
紙張的大量生產成為迫在眉睫的政治需要，也成為擺在延安自然科學界面前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
“青年化學家的嘗試成功了，邊區滿山遍野的馬蘭草，卻變成豐富的造紙原料”
1940年，邊區政府安排延安自然科學院化學教員華壽俊到振華紙廠兼任工務科長，委派曾在德國學習化工的留學生劉鹹一擔任廠長，會同其他專業技術人員進行攻關。華壽俊曾就讀於上海大同大學數學系、杭州之江大學化學系。盧溝橋一聲炮響，日本人的魔爪伸入華北腹地，華壽俊開始參加抗日宣傳報道工作。1938年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隨後留校任職訓練部編譯科。1939年9月，他調任新成立的延安自然科學院，開始為延安的工業生產深入調查研究，開拓新天地。
用一匹騾子馱上供試驗用的兩只50加侖金屬空汽油桶，華壽俊等同誌便紮根到了當時唯一的紙廠——振華造紙廠。經了解，其時擴大產能的最主要瓶頸是缺乏原料。由於地域所限，這裏的原料還和近2000年前蔡倫造紙所用的一樣，以廢麻繩頭為主，來源有限。而其他能做造紙原料的樹皮、麥草、稻草又是牲畜的主要飼料，本來就不夠吃，更談不上做造紙原料。於是華壽俊等人便把從延安帶去的空汽油桶砌成蒸煮鍋，用邊區的各種植物做試驗。
陜北以黃土高坡為主，可以說相當貧瘠，並沒有什麼引人註目的植物。但是，有一種野草耐旱、耐寒，在陜北的田間溝壑裏頑強生長，它便是人們耳熟能詳的馬蘭草。“馬蘭開花二十一”，這首20世紀流行的童謠的主角就是它。陜北民歌蘭花花女主角的名字也是源自這美麗的馬蘭花。馬蘭草學名叫馬藺,別稱馬蓮，是白花馬藺的變種。滿山遍野的馬蘭草是一種多年生植物，年年割，年年長，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是可持續利用的原料，如果能用來造紙，那便是陜北的天賜寶藏。
華壽俊之所以會把目光轉移到馬蘭草上，是源於不久前參加開荒生產勞動時，鋤頭時常會被馬蘭草密布的根須所困擾，比遇到荊棘還要費力。這種植物豐富而發達的根須，是纖維工業生產的好原料。於是，華壽俊抱著試試看的態度，采集了一捆馬蘭草帶回工廠試驗。但自古以來，從沒有關於用馬蘭草造紙的歷史記載，大家對試驗結果或多或少有些懷疑。為適應原料的特性，華壽俊、劉鹹一等專業技術人員不斷探索創新。通過增加打漿和洗漿次數，用鋼絲簾代替竹簾撈紙，用土堿代替燒堿漂白，用火墻烘幹代替自然晾幹等等工藝，不斷地試驗、研究，華壽俊最終成功了，實現了能用10萬斤馬蘭草造出20萬張紙的生產力。
1940年12月8日《新中華報》第186號第六版《馬蘭草——一位青年化學家發明的故事》報道了這個振奮人心的成果：“青年化學家的嘗試成功了，邊區滿山遍野的馬蘭草，卻變成豐富的造紙原料，現在已用了十萬斤馬蘭草造成二十萬張紙印成各種書報刊物，邊區的新聞事業，獲得極大的幫助。”“在邊區，華壽俊同誌一樣的青年，在各個工作領域裏，刻苦認真為民族解放事業耗費他們無限的青春熱力。”
1940年，華壽俊被陜甘寧邊區政府授予“勞動英雄”的稱號，並得到朱德總司令的接見與表彰。朱德是在家裏單獨接見華壽俊的。朱總司令給康克清介紹華壽俊時非常高興地說：“這是我們的發明家。”1944年5月，在延安邊區職工代表大會上，華壽俊被授予“甲等勞動英雄”稱號，毛澤東親自為華壽俊頒獎，還送華壽俊一件羊皮大衣，以資鼓勵。
“馬蘭紙雖粗，印出馬列篇；萬佛洞清涼，印刷很安全”
到1942年，振華造紙廠工人數達150人。從最初的1個撈紙槽擴建到30個木制大紙漿池，每個池的容量比原有的大了一倍多，不僅保證了《解放日報》印刷的需要，還為整風文件以及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提供了充足的紙張。
但是，與進口的新聞紙相比，馬蘭紙的印刷適應性很差，強度低，砂粒漿塊多，紙張厚薄不勻，給印刷帶來許多困難。由於草纖維的韌性不強，有30%的馬蘭紙有殘洞。一開始，這種有洞的紙張在上印刷機的時候都會被一張一張的挑出來，成為殘廢紙張。後來，印刷廠專門增設了補紙工，預先把有洞的紙挑出來，把洞補好，再送到機器上去印。這樣印刷工人就不用一邊挑紙一邊印，大大地提高了印刷效率。而且殘廢紙被利用起來了，節約了大量紙張。此外，由於馬蘭紙用的是手工抄造工藝，一面比較平整，一面就很粗糙。用正常工藝印出來的書報粗糙的那一面就看不清楚。中央印刷廠的同誌們千方百計地改進印刷工藝，以適應馬蘭紙張的特殊要求，印出了合格的印刷品。謝覺哉寫詩贊嘆：“馬蘭紙雖粗，印出馬列篇；萬佛洞清涼，印刷很安全。”
振華造紙廠馬蘭紙的成功經驗令人鼓舞，很快就得到推廣。振華紙廠在洛川甘泉水源充足的山溝裏建設了一座分廠，規模比總廠大兩倍。邊區各機關和部隊紛紛派人來學習。一批新的馬蘭紙廠猶如雨後春筍迅速建立起來。用馬蘭草生產的對開馬蘭紙被評為陜甘寧邊區的名優產品。
於是，邊區政府公布通令，群眾收割馬蘭草供給當地紙廠，可以代公糧。一時馬蘭草“貴”。素來被老百姓視為廢物的草，竟然可以賣錢！他們奔走相告，為紙廠割草。知道馬蘭草居然可以造紙，很多人視之為奇聞，向紙廠索一二張馬蘭草紙送給朋友親戚傳觀，常常傳到幾百裏之外。
延安的“紙荒”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決。陜甘寧邊區造紙業的大力發展，基本滿足了邊區的各項用紙需求，也解決了特殊用紙的生產問題，保證了新聞宣傳等各種出版需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黨的各項方針政策能夠得到及時傳播，為邊區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個方面的全面發展提供了重要前提條件，在助力邊區整體建設和發展的同時，為服務抗戰作出了重大貢獻。
從1938年到1944年，邊區紙張的生產量增加了300多倍，在戰時艱苦環境下，能有這樣的增長速度，可謂奇跡。《解放日報》當時也有明確的報道：“在紙張上，印刷用紙已經基本自給，全邊區需要亦已自給一半。在邊區工業中，以紡織、造紙的發展最為迅速。”到了1944年年底，根據西北局調查研究室的調查數據顯示，“陜甘寧邊區的公私造紙業，共有職工596人，池子191個，年產紙15308令，較1943年增產7169令(增87%)，據估計邊區軍民共需紙2萬令，按以上數目自給已達四分之三”。由全部依賴買入紙張到自給率達到3/4，很好地證明了邊區用紙緊張的困境已經基本解決。1942年，毛澤東也明確指出：“我們的造紙工業現在已能年產五千多令馬蘭紙，1943年可增至七千令，已夠全部印刷之用。”
馬蘭草從寂寂無聞的野草成為陜甘寧邊區的“寵兒”，人們都對馬蘭紙充滿了感情。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辦公桌上養了一盆馬蘭花。科普作家董純才創作了《馬蘭草》。作家蕭軍則說：“在延安生活的人都忘不了馬蘭紙！雜誌是馬蘭紙印的，《解放日報》也是馬蘭紙印的。開淡紫色花朵的馬蘭花，生長在陜北的山溝裏。在當時困難的環境下，延安的工人用它制成了紙張。這種紙，一面光滑，一面粗糙。紙的質量雖然很差，發黑發暗，又怕水，但它卻為革命出了力！”朱德在1942年視察南泥灣時創作了一首五言長詩《遊南泥灣》，詩中頌道：“農場牛羊肥，馬蘭造紙俏。”
（作者：李英，系中國科普作家協會會員、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