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潘卡吉·米什拉/文 蔡笑/譯
《美好時代的背後》，[美]凱瑟琳·布著，何佩樺譯，新星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288頁，69.00元
在《被淹沒與被拯救的》一書中，普裏莫·萊維講述了一段經歷，這段經歷讓他被關押在奧斯維辛的許多同伴都受到了致命打擊。他寫道，在進入集中營時，他曾希望“至少在不幸當中，同伴會團結一致”。然而，恰恰相反，那裏只有“一千個封閉的個體，他們之間形成一個絕望的叢林，彼此不斷爭鬥”。這就是萊維所說的“灰色地帶”，在這裏，“人與人的關系網不能簡單歸結為受害者和施害者這兩大團體”，在這裏“敵人在周圍，也在內部”。
把在孟買機場邊一個叫安納瓦迪的貧民窟中自力更生的一群人，和萊維筆下在納粹集中營掙紮求生的關押者相提並論，似乎很不合適。（安納瓦迪是凱瑟琳·布處女作的創作背景，這本書講述了一個年輕的廢品回收者阿蔔杜勒和他的朋友及家人在幾個月內的生活。）畢竟，那些勇敢的“貧民窟居民”（slumdogs）可能是印度的下一位百萬富翁（至少在最近的一部虛構作品中成為了百萬富翁），是能夠享受安納瓦迪四周五星級酒店的幸運的百分之一。凱瑟琳·布現為《紐約客》專職作者，2000年任《華盛頓郵報》記者時曾獲普利策公共服務獎。正如她所指出的那樣，按照印度官方基準，他們不能被算作窮人，而屬於“1991年以來擺脫貧窮的約一千萬印度人口之列”，當時，中央政府“接受了經濟改革”，他們便成為“資本主義現代化全球史中最激勵人心的成功故事之一”，在這類故事中，一個充滿自驅力的經濟體系已經準備好用財富獎勵那些積極進取、隨機應變的個體。
的確，在安納瓦迪，“希望”是一種比丟棄的瓶裝Eraz-ex（印度的修正液）更常見的麻醉劑，Eraz-ex是阿蔔杜勒的拾荒朋友常常吸食的一種毒品。貧民窟居民“如今不時談論起更美好的生活，仿佛命運之神是周日會來拜訪的某個表親，仿佛未來將和過去迥然不同”。然而，凱瑟琳補充了更多細節：“安納瓦迪每兩個逐步往上爬的人當中，便有一個陷入災難。”
包括阿蔔杜勒在內的許多貧民窟居民都是通過與更不幸的鄰居比較後，才有了自己在向上走的感覺。那些鄰居是“可憐人”，他們“必須誘捕老鼠和青蛙，油炸後當晚餐吃”，或者“吃汙水湖畔的灌草叢”。從困境重重的農村逃到孟買的移民導致城市廉價勞動力過剩，所以被粉碎機切斷手的男孩才會“任截斷的手流著血”，反過來向老板保證，他不會報告這起事故。
一個兩歲女孩可疑地溺死在水桶裏，一個父親把一鍋煮沸的扁豆倒在他生病的孩子身上。凱瑟琳解釋道：“身體不好的男孩女孩也會被處理掉，因為昂貴的醫療費用會讓整個家庭破產。”她還寫道：“貧民窟的女孩子不斷地在各種可疑情況下死亡，只因為大多數貧民窟家庭都不像有錢人家負擔得起超聲波費用，能在女嬰出生前墮胎。”
即便是成年人，也會像蒼蠅一般殞命。阿蔔杜勒的一個朋友死後眼睛被挖了出來；被撞傷的男人躺在通往機場的道路上流血致死，無人過問。還有凱瑟琳經常跟隨采訪的拾荒者，他們的瘡口時常生蛆。“壞疽蠶食手指頭；小腿腫成樹幹那樣粗。阿蔔杜勒和他的弟弟們時常打賭，誰是下一個死去的拾荒者。”
對於接連不斷的死亡，安納瓦迪的居民早就習以為常。阿蔔杜勒和他的朋友們“大致接受了這個基本的事實：在日益繁榮的現代化城市裏，他們令人難堪的生活最好局限在小小的空間內，他們的死根本無關緊要”。
死去的人甚至可能給生者帶來麻煩。所以，阿蔔杜勒脾氣火爆的鄰居“獨腿婆子”法蒂瑪引火自焚時，一小群人在一旁圍觀，卻無一人伸出援手：“成年人三三兩兩回去吃晚飯，幾個男孩子則等著看法蒂瑪的臉皮會不會脫落。”把法蒂瑪送去醫院時，她的丈夫發現嘟嘟車司機因為擔心燒傷“可能損害椅套”而拒載。
附近的警察在安納瓦迪居民眼中完全是恐怖的代名詞。他們會強奸無家可歸的女孩，“會高高興興地把鼻涕擤在你的最後一塊面包上”。警察甚至慫恿法蒂瑪誣陷阿蔔杜勒一家，好向他們一家索賄。一名政府官員還威脅說，不給錢的話，她就去找人做假證。
如果沒有賤民階層，印度虛有其表的民主制度和刻薄的新資本主義都是行不通的，無法減輕那種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殘暴。安納瓦迪根本不是無畏的希望、勇敢的人類品質或諸如此類事物的例證，相反，它成了一個灰色地帶。這裏的每一個居民都自成一體，用普裏莫·萊維的話來說，除了“維護和鞏固”他們“和毫無特權的人相比所擁有的既定特權”，他們什麼都不想要。凱瑟琳筆下，甚至那些相對幸運的人，也會“在蠶食其他窮人生活機會的過程中改善自身命運”。
盡管描述了城市底層間的殘酷爭鬥，《美好時代的背後》（Behind the Beautiful Forevers，這個具有諷刺意味的書名源自遮擋著安納瓦迪的意大利瓷磚廣告牌，上面寫著Beautiful Forevers的廣告語）並沒有淪為一本暴行記錄冊——如果是，警覺的印度民族主義者或許會視其為一份“下水道檢查員報告”（1927年，美國歷史學家凱瑟琳·馬約[Katherine Mayo]出版作品《印度母親》[Mother India]，抨擊印度的社會、宗教及文化，尤其是印度對女性和低種姓人群的態度。該作品引發許多印度獨立運動人士的強烈反對，甘地批評其為“下水道檢查員報告”），因而對此嗤之以鼻。這本書是甘願冒險、讓自己長期待在安納瓦迪的成果，敘事圍繞許多經過仔細調查後了解到的個人生活展開，夾雜著巧妙卻又淺白的分析。文本蘊含的巨大文學力量來自凱瑟琳清醒而又優雅的行文，她偶爾會熱情洋溢地使用新造的詞匯（Glimmerglass Hyatt，意思是“玻璃閃耀的凱悅酒店”）和巧妙的比喻（每天晚上，他們扛著裝滿垃圾的麻袋，沿著貧民窟的街道歸來，就像一群牙齒松動但一心想賺錢的聖誕老人）。
凱瑟琳·布
但《美好時代的背後》首先是一部道德追問之作，它承襲了奧斯卡·劉易斯和邁克爾·哈靈頓的偉大傳統。正如凱瑟琳在後記中所解釋的那樣，孟買“極端和並列的不平等”引發了一系列問題：“在這個社會，什麼是機會的基礎結構？市場和政府的經濟社會政策讓哪些可能性如虎添翼，又讓哪些可能性付諸流水？……為什麼我們沒有更多不平等的社會起來造反？”她目光敏銳，既能看到政治與經濟方面的關鍵事實，也能捕捉到親密家庭關系中醜陋而又荒誕的現實：一個女大學生正在努力搞清《達洛維夫人》的情節，而她關系最好的朋友卻被迫接受包辦婚姻，最後吞下老鼠藥自殺。（死前，醫生還從她父母那兒敲詐了五千盧比，約一百美元。）
你會不時想起這本書的全知敘事者。凱瑟琳並沒有出現在敘事中，這麼做或許是明智的。有關一個美國白人記者如何打消采訪對象的懷疑（以及應對警察直接的敵意），或者如何解決第一世界與第四世界密切接觸時所產生的諸多倫理困境的故事，屬於另一本書的內容。凱瑟琳不是在亞洲蠻荒之地遊走的故作天真的解說者或無所畏懼的冒險者，相反，她給讀者提供了一種反思的能力，並於無形之中將此前所遭遇的困苦、她付出的努力以及她對意識形態主張的質疑融入每一頁文字之中。
西方常常稱贊印度的民主制度，但凱瑟琳發現，民主在印度變成了一個權貴間互惠互利的內部網絡：定期選舉被納入了一場“建構夢想的全國性運動……在這場運動中，印度的許多老問題如貧窮、疾病、文盲、童工等，都得到積極解決”，雖然“腐敗以及較不弱勢者對弱勢者的剝削等其余的老問題，[仍]在極少受到幹預的情況下持續運作”。
凱瑟琳也能察覺到，為什麼許多富裕的印度人對民主越來越不耐煩，甚至是越來越輕視，和世界各地其他有錢人一樣，他們想削弱而不是加強政府在社會福利方面的義務。她指出，這部分印度人“雇用私人保安，過濾城市的自來水，繳付私立學校的學費。多年來，這些選擇發展成一項原則：最好的政府，是一個不幹預的政府”。
近期，許多富裕的印度人支持一項半甘地式的抗議運動，提出許多關於印度腐敗的平庸看法，凱瑟琳巧妙地避開了這些觀點。她讓我們看到，腐敗絕不是一種惡性的外在增長，而是印度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的基本組成部分。她寫道：“在有權有勢的印度人當中，機會分配往往是內線交易”，而“在一個被腐敗竊取了許多機會的國家，腐敗對窮人而言，反倒是仍未消失的一個真正機會”。
《美好時代的背後》完全立足於印度混亂的當下，對相對而言不那麼壓抑的過去只是略微提及——在阿蔔杜勒看來，那個“和平年代”聽起來就像出自神話故事，那時，“窮人俯首聽命於各自的神明，從而更友善地對待彼此”。這似乎是對東方宿命論過於浪漫的表述。不過，確實如此，幾百年來——自從這座城市出現、被英國自由貿易者及其在本土的合作者建立以來——鄉村地區的移民不斷被吸引到孟買，卻從未像現在這般悲慘不幸且手無寸鐵。
這個城市最受歡迎的出口產品——電影和音樂——在很大程度上源於農村移民試圖在這個難以融入的大城市裏重建他們所失去的社區傳統。但和上一代移民不同，重返鄉村生活、重建社區團結的美夢已經不屬於安納瓦迪的居民了。凱瑟琳在書中一處短暫的離題中點明了這一點：在印度西部一個農村地區，農民被迫脫離自給自足的經濟，進入全球化經濟體系中，在過去十年裏，數以千計的農民因此自殺。
在這裏，許多居民“不再相信政府會增加他們財富的承諾”，如凱瑟琳所解釋的那樣：“大規模企業和政府的種種現代化方案，摧毀了他們的土地和傳統生計，於是他們協助革命分子持續了四十年的運動。這些遊擊隊利用地雷、火箭筒、釘子炸彈和槍支，對抗資本主義及印度政府。他們的行動，如今遍布印度六百二十七個地區當中的三分之一。”
在“資本主義偉大的成功敘事”中，這些革命分子似乎是一種奇怪的、不合時宜的侵擾。但對他們來說，就像對那些剝奪印度農民的公司和政府來說，現代世界的生活已經變成了一場零和遊戲。不足為奇的是，阿蔔杜勒的母親也“讓自己的兒子學會面對殘酷競爭的現代社會：在這個時代，有人成功，有人失敗，他還小的時候，母親就讓他了解，他必須成功”。
然而，凱瑟琳以令人心痛的細節表明，阿蔔杜勒受到的訓練並不完整。在被誣陷謀殺鄰居，而後進入一個“邪惡”的司法體系中後，阿蔔杜勒開始明白“母親並未讓他做好獨自失敗的準備”。
近年來，印度表面上的“崛起”吸引了不少文學界和新聞界的投機者，定期進行選舉、有許多熱衷講英語的人的印度更容易被納入西方的進步敘事。因此，近期關於印度的書都不自覺地充滿了關於這個時代的陳詞濫調，談論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如何促進機會的全面爆發，從而在印度最貧困的人群中燃起希望。
而凱瑟琳描述的是：全球化時代下，機會在已經擁有特權的人身上不斷累積，政府仍舊貪汙腐敗、無法有效運轉，多數公民被困在財富與消費的幻想中，甚至希望也變得私人化，與任何有關共同富裕的信念割裂開來——在這種情況下，會發生什麼。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美好時代的背後》不僅僅和印度虛幻的“希望”新文化有關。因為正如凱瑟琳所寫的那樣，“展現在孟買的事情，也展現在其他地方”，比如內羅畢和聖地亞哥、華盛頓和紐約。“在全球市場資本主義時代，期望和不滿在個人心中狹隘地滋生，使人對共同的困境感到麻痹。窮人並未團結起來，反而為臨時性的微薄收益彼此激烈競爭。”
她進一步解釋：“窮人為政府的選擇和市場而責備彼此，我們這些不是窮人的人，也同樣動輒嚴厲地指責窮人。”同時，“在整體社會結構中”，窮人間的爭鬥最多只掀起“微弱的漣漪”。因為在孟買這樣的地方，“有錢人的大門……仍未被打破……窮人則幹掉彼此。不平等的世界級大都市，在相對的和諧中繼續向前邁進”。《美好時代的背後》以一種平靜的方式打破了這種和諧，比許多言辭激烈的文章和理論都更加有效。近幾十年來，一些觀念的出現使得在世界範圍內不斷擴大的“灰色地帶”成為“成功敘事”的一部分，而這本書超越了它的地理背景孟買，為這種觀念鴉片提供了一劑有力的解藥。
（本文原載《紐約時報》，《上海書評》經授權翻譯發表。）
責任編輯：丁雄飛
校對：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