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戰友，你還好嗎# #尋人上頭條#
“去年7月27日我先生李海龍因病去世，要是再早一點，張曄飛或許能見到他最後一面。”
李海龍的妻子曲女士哽咽道，再次提起剛過世不久的至親，她仍然止不住地流淚，“我現在不能提他，一提他我就會哭......”
2020年12月15日，一則題為《再續父輩戰友情！尋石家莊籍戰友李海龍，聽說你提幹後，去了步兵學校做教員？》的尋人消息被轉發至曲女士的手機上，滿屏幕的文字透露出尋找者急於與昔日戰友重逢的渴望，但目視著丈夫的名字，曲女士再次陷入失去親人的極苦中，她告訴頭條尋人的工作人員：“是我丈夫的學員看到後告訴我的，我先生生前是一名軍校的教員，許多他帶過的學生看到這則消息後，馬上就給我打了電話。”
時隔46年，退伍老兵張曄飛仍在尋覓的老戰友李海龍，原為河北石家莊人，他與張曄飛同為68年的兵，兩人的父輩曾一同上過抗美援朝的戰場，也是石家莊63軍下屬同一個團並肩作戰的戰士。“他們倆年輕的時候就在一起打仗了，後來從朝鮮戰場上退下來後，我父親回了北京，而李海龍他爸則留在了石家莊的老家。”
父輩結下的情緣，因命運的牽引而延續至了下一代。
1968年，初中畢業後，剛滿16歲，張曄飛便迫不及待地承接了父親的軍旅誌向，他激動地遞交了入伍申請，如願進入了張父的原部隊63軍，正式成為了63軍188師564團2營5連中的一名戰士。回憶起與李海龍初識的畫面，張曄飛說，兩人都是初來乍到的新兵蛋子，整個營房裏的人不多，熱情好客的李海龍主動走到了尚且有些認生的張曄飛面前，他爽朗地向他問了一聲好，便自顧自地在張曄飛的身邊坐了下來。“我這個人比較內向，也有點慢熱，不像他啊，一坐下來就開始和我嘮，問我家在哪裏？父母親又任何職？一來二去的，就提到了咱倆的父親了嘛。”
一聽李海龍的父親也是從63軍退下來的老兵，張曄飛內心抑制不住地有些激動，心說沒準兩人的父親是舊相識，於是他即刻寫信向父親確認，沒想到真如自己猜測的那般，“我爸說，他倆曾經是一個團的，關系特別好，所以一看到那個名字就知道準沒錯！”
李海龍當兵時期的照片
雖然後來張曄飛和李海龍被分到了不同連隊，李海龍在4連，張曄飛在5連，但是兩個連隊挨得很近，又同屬一個營部，“除了連隊間經常一起搞軍事訓練外，我們倆私底下也會相互走動，畢竟這種父輩帶來的緣分真是得來不易啊，我珍惜都來不及呢。”
兩人在部隊裏一起度過了整整6年時光，1974年張曄飛退伍前，李海龍已經從一名普通的戰士逐級提拔班長、排長、連長，最後升為了一名團作戰參謀。此時的二人已不再同一個大院服役，但張曄飛離開部隊的那天，李海龍仍特意跑來5連來為其送行。“當時我們互留了地址，想著以後還能寫信保持聯系，我留的是我在北京老家的地址，他留的是部隊大院的地址。”
然而張曄飛退伍後，兩人只通過一次信，期待中“常聯系”的願望並沒有實現，一段深情的戰友情誼被無聲地扯斷了。
張曄飛的近照
結婚時互換的小影集聽聞至此，李海龍的夫人曲女士表示，丈夫與張曄飛的“錯過”實在是事出有因，並非丈夫因粗心而遺落了對方的地址。“我先生提幹後的工作調動比較大，從這個單位搬到那個單位時得收拾東西，當時替他們整理行李的是底下的通信員，可能小兵們覺得已經拆開的信就不需要留著了，收拾的時候就沒有一起收進來，扔掉的可能性比較大，所以後來任憑我丈夫好找啊，那信啊就是找不到了。”
在丈夫眾多的戰友中，曲女士對張曄飛仍有較為深刻的印象，她告訴我們，這是因為當年她曾見過丈夫的影集中，他與張曄飛的合影。
“我們那個年代，結婚的時候，男女方都會各備一本小影集，雖然影集很便宜，但會把自己最珍視的照片存放在裏頭。我和李海龍各有一本，結婚時我倆就交換著欣賞，當時我就翻他的影集，翻著翻著正好翻到這張照片，保存的十分完好，我就問他這是誰？他想也沒想就說這人叫張曄飛，當年和他關系很不錯。我又問他倆還有聯系不？他說沒了，自從他搬了幾次單位，換了幾次地址後，倆人就徹底失去了聯系。”
張曄飛（右）保存的與李海龍（左）的合影
他一生與人為善，義重情深，“把戰友看的比天還高”在那個通信交流最為盛行的年代，卻也有著千萬對舊友因通信的脆弱連結而與彼此失散於人海之中。
曲女士說，這些年，其實自己的丈夫也在尋找張曄飛，只是苦於不知他家具體在北京何地而無從查起。“我先生是一個很重戰友情誼的人，要是張曄飛再早一點找他，趕在他臨走前和他見上一面，他心裏一定會特別高興。”
李海龍80年代穿軍裝的照片
回顧李海龍的一生，他自1978年在石家莊陸軍學院任教員一職起，他帶出了無數位成績優異的幹部，其中至少有6名少將，於是在他的心中，與部隊有關的一切事物永遠被放在了第一順位。“他關照自己的學員到什麼地步——為了防止他的學生晚上睡覺踢被子著涼，他曾讓那些小兵們務必將兩條白毛巾縫在一起，睡覺時蓋在肚子上，就害怕他們受涼感冒。”
李海龍的一生極其愛戴自己手下的兵，而他帶過的學生也總對他滿懷敬意，每每提起“李海龍”這三個字，“人品好口才佳”、“工作能力強”的評價如潮水般撲面而來，他在學員心中樹起的那桿旗幟，是大部分人一生警示自己要向其看齊的方向。
“我丈夫葬禮當天，他在北京的十幾個學生也來了，他們想要送他最後一程，”曲女士向我們描述了當天的場景，“他們向他鞠了一躬，然後整整齊齊地排成一排，一起鄭重地向他敬了個禮。”
彌留之際，“他只認得戰友，不記得我和兒子”李海龍並非突發腦瘤離世，其實直到去年，他已與這個疾病整整鬥爭了22年。
“1997年他查出腫瘤，當時他只有47歲，腦子裏卻已經長了4個鴨蛋這麼大的瘤子。”曲女士回憶，自那之後，丈夫為了清除顱內的殘余腫瘤，先後共進行過3次開顱手術，但腫瘤的再生速度與繁殖能力已不受控制，在此後的22年內，李海龍的病情並未好轉，反而每況愈下，在其生命的最後兩年裏，他幾乎完全喪失了語言能力，面對昔日熟悉的愛人和孩子，他無法表現出對等的愛意——李海龍已經不認識曲女士和他的兒子了。
“他生病後就像個小孩，有時不肯吃飯，誰勸也不聽。我就說，你不吃飯會沒力氣，沒力氣就沒法兒和你的戰友們聚會，他一聽就來勁了，立馬聽話的乖乖吃飯。”曲女士說，丈夫生前還會半夜做夢呢喃，驚醒後曾鬧著要去參加授銜儀式，“我真是被他氣笑了，我說你都轉業多少年了，咱們和部隊已經沒關系了，上哪兒去授銜啊？”
李海龍80年代穿軍裝的照片
曲女士用質樸的語言訴說著內心最珍貴的回憶。就在昨天，當她得知張曄飛正在網上尋找李海龍的消息後，她心裏原本稍稍被撫平的褶子又皺了起來，“他們倆這輩子戰友一場也算是有緣人，89年的時候我們一家就從石家莊搬來了北京，要是我先生知道張曄飛這些年一直在北京待著，沒往別地兒去，他一定是要見他一面的......”
語畢，電話那一端再次傳來低聲的啜泣，“留不住了，留不住了，只求他在另一個地方能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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