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蘇敦復
如果有人問我，什麼樣的朋友能算的上真正的好朋友？我會想起大學班長的說法，“去過他的家，有他家裏的電話號碼”。
七八十年代的小城裏，父母一輩交了新朋友，總喜歡請到家裏吃頓飯，吃不了飯也要請回家喝杯茶，俗稱“認認家門”。要好的朋友，喜歡到彼此家裏做飯，打牌，甚至接上家用DVD話筒，唱上幾曲。平日裏晚飯過後，住得相近的朋友，喜歡互相串個門，到對方家裏閑坐，聊些有的沒的閑話。
今天的我們，交了新朋友總也喜歡約飯，但都會選擇商場鬧市中新開的或有口碑的餐廳，很熟悉的朋友，會選擇衛生質量沒什麼保障或者吃起來可能會沒形象的街邊攤，會選擇走一走街心公園或者組一局密室逃脫，或者到KTV放歌。更多的時候，歡聚結束，大家就會借著城市燈光下的暗影散去，各自回到家中。
我們已經漸漸不習慣，把家作為社交的場所了。
空間
“家”在居所意義上的私密化
仔細想來，“家”作為個人居所，整體上看屬於私人領域，但有趣的是，這個居所中，似乎是理所應當地，一直保留著一塊公共區域——“客廳”。客廳，顧名思義就是招待客人所用，是在家這個私人領域中特意預留的社交場所，從古時建築中的廳堂設置，到現代樓房的居家設計，都不曾摒棄這一公共空間的設置。即便在房屋價格蒸蒸日上的今天，哪怕一套一居室的房子，仍留有“客廳”這一既定空間的一席之地。
那為何我們漸漸不再習慣將人請進客廳，或者主動去往別人家的客廳進行社交活動了呢？客廳的特別之處，在於它是一個套在私人領域中的公共空間，它需要主人先打開私人領域，才能實現它的公共空間功能。於是我們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打開“家”這一私人領域。
《家：中國人的居家文化》，作者: [美] 那仲良 / [美] 羅啟妍 ，版本: 新星出版社 2011年11月
現代人在社會交往中對公共空間的認識存在兩個維度的張力。在網絡世界中，隨著電子產品科技含量不斷提高，互聯技術的多元化，我們在虛擬世界中越來越“親密”，隱私邊界非常模糊。很多不會對身邊人吐露的煩惱，覺得隱僻、羞恥的思維與心態，往往會借助虛擬世界傾訴甚至發泄。這種沒有邊界的自由社交，引發了學界對傳播隱私管理的警惕，對社交APP中的隱私邊界和隱私規則展開探討，不斷呼籲大家建立“數據化節制”。與此相對的，人們在真實社會中的隱私邊界卻在不斷擴大，隱私意識也不斷增強。大到家庭情況、個人收入，小到購買記錄、電話號碼，都進入我們慎重對待的私隱範疇。家庭居所作為私人領域的性質，也越來越凸顯。
現代城市的居住環境和居所布局，與中國傳統的鄉鄰社會組織形式有著天差地別。猶記得小時候，各家住房一字排開，與領居家的院子，是用稀疏的籬笆隔開的，有時放學回家沒帶鑰匙，就會敲開鄰居家的門，從籬笆縫兒裏鉆回家。聽北方的朋友講胡同、公房、四合院的居住環境，鄰裏之間更是擁有著大量的公共空間：道路、院場、廚房、衛生間。那時的家庭居所，除了臥房，私密性都不強，這種共享居住環境的狀況，使人不會特別註重家的私密屬性，對進入這一空間的人要求也就不會太高。
現代城市的房屋設計，基本貫徹了絕對私密的原則。除了樓道裏偶爾和面熟的小區業主點頭微笑，大家沒有太多的機會去共享帶有私人性質的空間。從學理的角度來說，城市作為一個巨量人群生活的公共空間，每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私人的空間，私人空間的合理保障實則有利於城市作為公共空間及其公共性的凸顯，因此這種私密性是必要且合理的。
此外，當下家庭居住房屋的獲得方式逐漸固化為商品購買，房屋價格不斷上漲，意味著人們獲得居所的經濟代價不斷加大，人們對居所的珍視程度、占有欲望，也會隨之加強。此種情形持續時間越長，家作為私人領域的特性就越固定、越突出，人們越習慣家的私人屬性，對進入這一領域的“他人”就會挑選得越嚴格。
時間
成為更寶貴的成本
無論是去往別家串門兒，還是召集朋友至家中招待，都需要或長或短的時間。父母一輩年輕時，作為孩童的我們看著他們一邊勤勤懇懇地工作，一邊總能有不少閑暇，不知為何自己走上工作崗位，就忙得一塌糊塗。“有空了咱們聚一聚”、“等有時間了一起吃飯吧”、“什麼時候有空一起打球”，這些話相信每個人都不陌生，既常聽到，又常對人說。然而說完之後，能實現的次數卻是寥寥。21世紀的都市生活，突然就走向了說不清楚的忙碌中。
改革開放為中國帶來許多歷史性的變化，其中一個重要變化就是中國城鎮化的快速推進。早在2013年，中國城鎮化率就超過了50%，也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都市社會的到來使人類社會逐漸轉換為一種新的社會樣態，一個重要轉變就是，城市居民普遍感到時間緊迫。
早在1982年，美國物理學家拉裏·多西首創“時間病”一詞，用於描述“時間不夠”、 “時光飛逝”、 “必須加快速度迎頭趕上”等現代社會的急迫情景。35年過去了，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們基於時間緊迫的焦慮，並沒有隨著社會制度和科學技術的進步有所改善，反而愈演愈烈。隨著從業人員普遍能力的提高和各行業間競爭的白熱化，職場中作為從業者個人之間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為了成為不可替代的人，加班、學習、培訓成為家常便飯，時間成為較之金錢更為寶貴的財富。
《時間：現代與後現代經驗》，作者: (奧) 諾沃特尼 ，版本: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1年10月
工作的忙碌不僅僅是占用時間的問題，更有消耗人們的精力和情緒的問題。2014年，中國適度勞動研究中心對北京CBD工作人員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近九成的被調查員工每周工作時間超過了國務院所規定的40小時。” “過勞狀態在我國部分知識工作者和體力勞動者中已成常態。”在八九個小時的腦力勞動後，用時下通俗的形容就是“只想躺著”。工作疲憊減損了大多數人外出社交的欲望，也容易令人情緒低落，遑論還要處理家務，一定時期後還要陪伴家人、教導小孩。
除了工作忙碌占用的時間越來越多，城市發展帶來的交通時間也越來越長。曾有人戲謔，身處北京，住昌平的和住大興的談戀愛，基本就是異地戀。在中小城市中，雖不比北上廣，交通時長依舊是常常去往特定地點的重要阻礙。相比於遛彎十分鐘能到，坐上公車晃半個小時，足以磨滅“串門兒”這一特定行為的發生欲望。
當忙碌成為生活的主題，交通車程越來越長，城市裏的人們開始習慣選擇大家的地理中心點展開社交。長時間的工作，帶來的顯而易見的好處事經濟收入水平大幅提升，曾經“下館子”這一充滿貴氣表述，現如今已成為家常便飯。商圈裏吃飯遊戲的一條龍供應，既能滿足自我娛樂的需求，又能實現朋友相聚的目的，還能省去一個小時買一個小時做一個小時洗的麻煩，成為“忙”與“快”生活節奏下多數人的選擇。
心理
社交觀念轉變與朋友概念泛化
父母輩的社交有一個特點，唯恐不細致，唯恐不詳盡。同事朋友間，從家庭成員到來往親戚乃至三代以外旁系血親都相互了解得很透徹。而如今我們的社交方式，很多時候唯取共同點，不甚在意交往之人太多的背景。
這一理念的轉變很大程度上源於傳統“熟人社會”的瓦解。費孝通先生在20世紀研究中國農村社會時，提出了在相對封閉的生產生活環境中，人們身處“一個熟悉的社會，一個沒有陌生人的社會”。其實，當時無論身處城市還是農村，人員的流動性都很小。一個家庭、一個家族在一個地方，幾乎都是世代而居。城市中的工人以廠為家，公職人員也是一個單位、一個崗位幹一輩子。當一家人住在你的隔壁，他們大概率就要一輩子和你做鄰居；當一個人成為你的同事，他大概率就要一輩子和你一起工作。這樣情況下，相互了解的欲望和價值都能最大化，相互了解的可能性也能最大化。故而那時候的社交，“求全”心理很重要。
今時的社會人員流動，似乎無需多言。城市裏企業的人員進出之頻繁自不必說，就連公職人員也存在大比率的調動、離職，甚至鄉鄰關系最為穩定的農村地區，基於國家工業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推進，村民外出務工長期化、村民之間關聯市場化、思想觀念多元化，也逐漸導致人際日漸生疏，鄉村傳統文化日益退潮，人際關系從“熟人社會”向“半熟人社會”退化。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不期待了解一個人的全部，更註重“求同”心理，當認識到雙方的一些共同點，能夠有效溝通一些信息，就足以完成社交行為。
對於聚會場所，我們越來越多地選擇咖啡館、ktv等公共空間。時間成本、心理觀念是我們選擇聚會場所重要的考量因素。
自然，這樣的朋友和傳統觀念中隆重的朋友內涵是不一樣的。
有很多動人的心靈雞湯為我們溫情地解釋過朋友是什麼，情感上深厚的聯結，心靈上細膩的碰撞，還有很多無法用言語描述的體會與感受。當我們隨口說出“噢，一個朋友”的時候，未必真心衡量過“朋友”這個詞的分量，或者，只是在使用泛化的“朋友”的語意。若是有情、有義、有信的真正的朋友，相信大多數人的心態會折返回最傳統的“求全”中去，我們會希望了解彼此的最全面的情況，最本真的思想，為了能更好地交流，為了能在需要時伸出援手。
如此想來，在私人領域意識逐漸變強、家庭聚會成本不斷增加的當下，跨過家的門檻，從普通變得隆重，也變得更有意義。如你仍願意用私人領域中的公共空間來與人相聚，而對方也願意不遠十數公裏赴約，在彼此忙碌中獲得的點點閑暇中，胡鬧著做出四菜一湯，確是一件美好的事。
串門兒、家中小聚，這件簡單的事因為種種原因變得困難起來，這是時代給我們的無奈。但如很多好朋友在地域上遭遇分別時，常會說一句，分別未必能常相見，但再見亦如未分別。這在很大程度上安慰了身處此間社會人們的無奈，我們既已生活在這樣的城市中，就培養對待城市的基本心態——現代城市日益需要“城市心性”的調適，同時，珍視每一相聚。
本文刊發於“新京報書評周刊”公眾號2018年1月11日。
作者｜蘇敦復
編輯｜走走 李永博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