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繼剛（貴州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碑刻文獻是鐫刻在石碑上的文字、圖案。寫本文獻則是以毛筆蘸墨在竹簡、木片、樹葉、碑石或植物纖維紙等書寫承載材料上書寫的文獻資料。它們之間的關系是值得探討的。
從文獻發展的歷史階段來看，碑刻文獻處於以毛筆書寫形成文獻的歷史階段。其制作過程包括書丹、刊刻等最重要的兩步，前者是用毛筆蘸朱砂，按照寫本文獻的格式，把業已擬定的碑刻文稿，謄寫到畫有界格的石板上。其後，用雕刀把石上字畫刊刻出來。書丹體現了寫本文獻的特點，其書體，忠實地反映了當時的書體面貌，即漢碑用漢隸，魏碑用魏碑體，南朝以來基本完成從隸書向楷書的過渡，至隋碑，南北書法臻於融合，為唐代書法起了先導作用，唐碑之楷則相當圓熟。而刊刻則體現了刻本文獻的特點。但碑刻以陰文為主，刻本則多為陽文。
崔鉉撰文、柳公權書《神策軍碑》（局部） 資料圖片
從形制上看，碑刻類於卷軸，保留了簡策制度，即整體上采用豎線相隔，狀類繩編之簡策；其書寫行款格式，完全承襲傳統簡牘文獻的下行左走格式。從校讀符號上看，碑刻文獻或存有校讀符號，如重文符號用“（圖1）”。倒字校正符號作“し”，《八瓊室金石補正》雲：“‘刊處’二字之旁作‘し’形，蓋文系‘尋處刊形’，誤倒作‘刊處’也。”衍文，則在衍文右邊加點“•”號以示刪除。脫文補刻，有的加補刻符號“く”，然後再補刻於旁。這些寫本是一樣的。
圖1
但碑刻在內容上有自己的特點，因為鏤於金石是為了傳之不朽，所以碑刻多為旌表紀功以冀傳之後世而作。其所刊文字，或彰顯神靈祖宗的功德，或紀念英雄的偉業，或為描寫宏偉壯麗的建築，或刻名家詩賦，以紀山川之秀美，也有一部分為四部典籍、政治、宗教等高文大典，其意皆為傳播當世，遞之不朽。其所刻圖像，不論是文王、周公，還是孔、孟，也不論是老子、佛祖，還是彭祖、關公，無一不是明君、忠賢等正面形象。其所刻動物，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靈，有祛邪、避災、祈福之用；其邊飾卷草紋，忍冬、牡丹、石榴、荷花、菊花、蘭花等，多為耐寒、富貴、高格、傲岸的代表。內容嚴肅、規整，圖飾華美、典雅，同於刻本文獻。
綜上，碑刻兼具寫本與刻本的特點，但它所具備的寫本特點又明顯多於它所具備的刻本特點，因此它屬於寫本文獻的範疇。
碑刻文獻屬於寫本文獻的範疇，但從書寫載體、內容、作用等方面看，它又不同於其他寫本文獻。
從書寫載體來看，簡牘階段寫本文獻的書寫載體主要是竹簡、木牘，紙質寫本文獻的書寫載體為植物纖維紙，碑刻文獻的書寫載體則是石板。這些石板多用青石制成，但地方不同，使用石材亦不同。如北方之山東、河南、河北、山西，南方之湖北宜昌、四川隆昌等地，均盛產青石，河南郟縣采用當地紅石，四川地區則廣泛采用青砂石等。紙質寫卷直接在植物纖維紙上書寫即可。碑刻文獻的形成則要繁復得多，包括制碑、書丹、刻石等階段。具體來說，包括石料的鑿制、繪畫圖案、刻畫界格、書丹、刻繪圖案、鐫刻、檢校、修復等幾個環節，其中最重要的環節為書丹上石與鐫刻，即用毛筆蘸朱砂在畫好的界格內書寫，其後，再用雕刀在碑石上刻寫出陰文（少數為陽文）。鐫刻是碑刻文獻有別於其他寫本文獻的根本原因所在。
從文獻的作用來看，不論是簡牘寫本時代，還是紙質寫本時代，政府律令、儒家經典、各類史乘、諸子百家、別集總集，皆書之於簡冊或者紙質卷本；而書之於碑石之碑刻文獻，多為碑誌文，碑刻主要用於誌墓等喪葬之用，這是碑誌的主體作用。從內容構成來看，碑誌文主要包括兩個部分，前序後銘，序文主要介紹墓主的名字、籍貫世系、仕歷、妻子以及卒葬時地等，銘文則對墓主的形貌、品德、功績進行贊頌。二者前榮後哀，即序文追述墓主生前之功烈，銘文直抒生者現實之悲情。
碑刻文獻由於質地堅固和流傳久遠，在文明傳播史上具有重要價值。從內容方面看，碑刻文獻可以校勘或印證其他寫本文獻，補充總集或別集。如蘇軾撰並正書之《宿九仙山》，“暫”，《蘇東坡全集》作“一”。“春”，《蘇東坡全集》作“香”。“半夜”，《蘇東坡全集》作“夜半”。詩文上石後未經改動，當以石刻文字為正。且細品文意，以石刻文字為優，可以校勘《蘇東坡全集》。曾國藩撰、孫海正書並跋之《題桂湖詩刻》則印證《曾文正公詩集》文字之確。宋代詞人章概之《蝶戀花詞》可補唐圭璋編纂、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之總集《全宋詞》，清代詩人黃溥《黃溥李賢詩刻》可補別集《石崖集》《漫興集》等。
從文體方面看，碑刻文獻可以豐富古代文學的體裁，增加碑誌、造像記、買地券等文體。劉勰《文心雕龍·誄碑》專門介紹誄、銘，開碑誌文的先河。尤其是墓誌，自漢末以來，以至有清，其所錄誌主之生平仕歷、銘文等為文辭優美之傳記文學作品，是以歷代文學大家文集中多錄有碑誌文，如《韓昌黎集》第二十二至三十五卷，《蘇東坡文集》第八十六至九十一卷等。此外，《柳子厚墓誌銘》《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五人墓碑記》則以文體優美、情感真摯而入選《古文觀止》。佛教造像記是指為各種宗教石窟、神龕等像的制作留下的記錄文字。該文體產生於北魏，直至近代，記載造像者、造像時間、所造之像、造像原因、發願之辭等幾個部分，如北魏“龍門四品”《始平公造像記》《魏靈藏造像記》《楊大眼造像記》《孫秋生造像記》等，均以敘事情切、書法靈動成為造像記之精品。買地券是西漢以來出現的具有鮮明道教文化特征的隨葬文字材料，是一種象征性的證券，放在墓內以保證逝者對墓地的所有權不受侵犯。該文體涉及的內容包括墓主籍貫、身份、生卒時間、墓地位置坐向、買地時間、地價、四至、墓葬神煞、立券時間、立券人等。如西漢建元元年《王興圭買地券》、北宋元豐八年《蔡八郎買地券》等，這客觀上都豐富了傳世文學作品的文體。
從語言上看，碑刻文獻中產生的典故語豐富了寫本文獻的詞匯。尤其是漢魏六朝時期的碑刻，由於該時期是我國漢語之典故詞的凝固期，上古以來產生的大量典故在此期間迅速定型，並產生了一批新的典故詞。這些典故詞采用縮略造詞、割裂造詞兩種方法，前者如“鵬圖”“吐握”“升湖”“來歌”“還魚”“庵羅”，分別為古詩文語句、成語、神話故事、俗語民謠、歷史故事、佛教用語等；後者如“屍素”“塤篪”“支百”“彜敘”“鈞天”“佩犢”“翹車”等，這些典故詞的主要生存環境為碑刻文獻。
從書體方面看，清代以前我國的書學主要是帖學，但東晉以來“二王”之帖真本逐漸散失遺落，宋代以來的淳化閣帖、大觀帖等原始本越來越少，翻刻本已盡失原帖的面目與神韻，這些都導致帖學式微。相反，碑拓則未經後世篡改，留存本真面目，因此借助帖學的衰微之機乘勢發展起來。至清中葉以來，碑學得到強盛的發展，出現了阮元、包世臣、康有為等一批大家。
《光明日報》（ 2020年03月28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