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自諾獎官網。
這個來自坦桑尼亞的英語作家獲獎，完全出乎所有人的預料，他此前連布克獎都沒有獲得過，只是入圍過兩次提名（但也沒關系，後來他成為布克獎評委了）。他沒有任何作品被翻譯成中文，好不容易有幾個短篇在零星的非洲小說選中出現過，然而問到出版社的時候，出版社也說，這個版權沒有續約，早過期了。今年的諾獎得主如此冷門，或許會印證之前讀者的吐槽——在這個沒有大師的年代，諾獎頒給誰都一樣。其實倒不是這個年代沒有大師，只是諾獎今年的選擇實在有點矯枉過正的感覺，畢竟自從諾獎風波之後，諾獎評委許諾的將會更加關註地緣多樣化的評選結果，過去三年裏依舊沒有實現。
古爾納是誰？
來自坦桑尼亞的英語作家
諾獎委員會給阿蔔杜勒－拉紮克·古爾納的頒獎語是，“因為他對殖民主義文學的影響，以及對身處於不同文化夾縫中難民處境毫不妥協且富有同情心的洞察”。然而，古爾納生於坦桑尼亞，長住英國，用英語寫作，而在坦桑尼亞，英語是一種對立的語言，是後殖民的象征。2015年，總統賈卡亞·基奎特宣布進行教育改革，坦桑尼亞所有學校將放棄教授英語，只教授斯瓦西裏語。就此，坦桑尼亞成為了撒哈拉以南、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使用非洲語言作為教學語言的國家。
那麼，使用英語寫作的古爾納，還能否代表他的國家坦桑尼亞，他的小說又究竟在何種意義上體現了頒獎評語所說的“對殖民主義文學的影響”呢？
阿蔔杜勒－拉紮克·古爾納，1948年生於坦桑尼亞，後長住英國，用英語寫作。
古爾納於1948年出生於桑給巴爾，二十歲時前往英國留學。這段經歷首先給他奠定了寫作的基礎主題。古爾納的小說裏，主人公基本都是因為進入了某個新的社會環境，從而導致原有的社會身份與自我認同支離破碎。1987年，他完成了自己的首部小說，《離別的記憶》（Memory of Departure），講述的就是一個非洲男孩從東海岸離家的原因，之後一年的小說《朝聖之路》（Pilgrim's Way）更激進一些，主人公的身份更具政治意味，他是個穆斯林學生，進入英國，與當地的種族文化發生激烈對抗。
在第一本小說裏，古爾納主要還是從肉體角度出發，以身體和性為出發點，借助一些哲學問題來思考一些與坦桑尼亞歷史現實相關的主題，而到了後一部小說，他的現實主題開始變得更加明確。另外在前兩本作品和他入圍布克獎之前，1990年，他還寫了一本小說《多蒂》（Dottie），它的主題和之前都不一樣，是以二戰後倫敦的一位女子的悲慘遭遇為敘事主體的，這也是迄今為止，古爾納唯一一部以女性為主人公的小說。主人公多蒂·巴爾弗只知道自己的名字很美麗，卻不了解名字背後的歷史，在進一步的探索後，她才發現這個魅力名字的背後其實掩藏著一段悲慘的、被英國人壓迫的家族歷史。
可以看出，在前三部小說中，古爾納還是在試圖從單一的身份模式出發，對人物的命運進行局部的剖析和探索。其實，世界上這樣寫小說的作家大有人在，並不能體現出獨特的藝術性或觀察視角。而到了1994年，《天堂》（Paradise）這本入圍了布克獎提名的小說則顯示了古爾納在寫作主題上的進一步深化，從單一的批判轉型更宏觀整體的批判。
阿蔔杜勒－拉紮克·古爾納的代表作品《天堂》。
《天堂》的故事背景設置在21世紀初的東非，一個名叫尤素福的男孩做夢，夢見自己被一個做商人的“叔叔”帶到了繁榮的富庶地，也就是那個象征性的“天堂”。但現實卻是，他是被父親賣給這個商人的――是的，即使在21世紀初，人口販賣這種現象依舊在非洲廣泛存在。尤素福就這樣被賣給了另一個主人，以打理花園為工作，以此償還父親在外所欠的債務。
小說其余的部分頗具有奇幻色彩，在搭乘大篷車的非洲旅行中，尤素福遇到了各種各樣的部落，走進了他們的神話傳說、野外冒險，《聖經》和《古蘭經》的風俗影響在分裂的非洲大陸上隨處可見。尤素福在旅途中也遇到了自己喜愛的姑娘，不過這個女孩後來被迫嫁給了他的商人叔叔。在約瑟夫·康拉德式的旅行敘事中，《天堂》具有了更廣闊的寫作視野，它所探討的不再是單一民族在某個單一環境中所受到的影響，而是借助尤素福的眼睛，觀察了整片非洲大陸上所存在的問題與矛盾，從而形成了一部龐大的非洲邊緣的編年史。1994年，對大多數歐洲讀者來說，非洲依舊是一片陌生的、缺乏認知的國家，而《天堂》那具有奇幻色彩的描述成功地讓讀者看到了非洲大地的社會生態。這本書雖然沒能最終獲得當年的布克獎，卻讓阿蔔杜勒－拉紮克·古爾納成為了受到普遍關註的作家，也就此深化了他的寫作主題。
古爾納的文學理念
從後殖民遺留問題到非洲本土矛盾
除了小說寫作，古爾納的人生經歷也讓他在“對殖民主義文學的影響上”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性。古爾納出生的時候，坦桑尼亞還沒有建國，桑給巴爾還是一座獨立的島嶼。1963年，英國結束了在桑給巴爾的殖民統治，1964年，在中國、蘇聯、東德等國家的支持下，桑給巴爾推翻了統治這座島嶼多年的君主制，成為了共和國。同年，桑給巴爾和坦噶尼喀合並，成立了坦桑尼亞共和國。可以說，古爾納正是這段東非歷史進程的見證人，在青年時期完全經歷了一個東非國家從殖民統治到君主立憲制再到共和國等重大的社會變革，對此毫無疑問有著更加深刻的理解與觀察。在古爾納前往英國留學之前，他還在國內參與了三年的革命，完全明白後殖民社會對非洲國家造成的持續性傷害有多麼強大。
盡管人生經歷和寫作主題會不可避免地讓古爾納被視為一個後殖民作家或移民作家，但他本人對於後殖民寫作是頗有微詞的。例如上文提到過的代表作《天堂》。在完成這部小說時，古爾納表示，過去的後殖民寫作很容易成為一個陷阱，因為很多作品都將矛頭單單對向了曾經的殖民帝國，將所有社會癥結歸結為殖民統治的毒害，但其實，非洲內部民族和部落的分裂所帶來的危害也同樣可怕。這是在非洲作家中比較罕見的一點。因為非洲作家在現實主題上都比較激進，例如恩古吉·瓦·提安哥，他能夠在非洲作家中脫穎而出，除了自身經歷外，也是不僅在小說中批判了殖民者，而是同時描述了非洲部落之間的文化和種族仇恨。
至於開頭提到的語言的問題，也曾經有采訪者詢問過古爾納，問他是會和尼日利亞作家阿契貝還是肯尼亞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站在統一戰線上――“非洲現代文學之父”阿契貝認為可以繼續使用英語，並且通過對英語的本土改造實現語言的反殖民功能，而提安哥恰好相反，提安哥認為英語無論如何都只能是統治者的標誌，它侵入了價值觀、社會行為等一切行為模式。對此，古爾納回答，這兩個陣營都不是他的選擇。
古爾納說，自己不會從他們的那個角度來理解語言的功能。交流的方式固然重要，但相比之下，交流的具體內容要比使用的是什麼語言重要得多。“我喜歡說我是一個偶然開始寫作的人。我在10或11歲的時候沒想過成為一名作家。我發現自己在20多歲的時候在英國處於困境中寫作，當時我沒有想到要說‘我應該使用什麼語言？’我知道如何在寫作中使用的語言是英語，因為那是我閱讀的內容。寫作和閱讀之間的聯系是讀者和作者建立的整體的文本聯系網絡。英語在這方面來說是有用的，而這是我用任何其他語言都無法完成的。”
另外，在文學層面之外，今年諾獎評委們的這個決定也可以視為一種補償。中國英語文學研究者、前社科院外國文學所副所長陸建德表示，英國作家很多，但“實際上英國文學與教學體系裏的教師/作家，對桑給巴爾、坦桑尼亞有著特殊的眷念。非洲國家（政府）一般與流亡英國或歐洲的本國作家關系不大好。”頒給一位用英語而非本土語言寫作的坦桑尼亞作家，可以完成一種情感交流式的文學作用。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王敬慧則開玩笑地說，自己只在恩古吉原文小說的作序者中了解過這個人，不管怎麼說，諾獎在昭揚弱者這方面的目的是達到了。
其實也有道理，古爾納的文學成就，或許未來不用多長時間就能證明他不會是一個世界級的、能讓所有人留下記憶的作家，但對國內來說，非洲文學的研究目前十分貧瘠，無論是學術研究還是普通讀者，對此都普遍缺乏關註。古爾納的獲獎會讓人們重視到這一點，從而接觸這片陌生的文學土壤。
作者 | 宮子
編輯 | 王青
校對 | 付春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