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人生中，有三段關乎“學歷”的考試影響了我整個人生。它們穿越“文革”和改革開放年代，無不映射著時代的光暈和色彩。
李曉帆 作者供圖
文 | 李曉帆
現如今幾乎每人都在經歷形形色色的考試：或為升學，或為求職，或為晉升，或為出國深造，或僅僅為興趣愛好。隨之而來的，有失落也有幸運，而我都經歷過。
從影響人生程度看，其中三段關乎“學歷”的考試尤為緊要。它們穿越“文革”和改革開放年代，背後故事浮現著獨特甚至“另類”，卻又無不映射著時代的光暈和色彩。
“文革”中我成了一名工農兵大學生
1965年我十二歲，趕上文革前最後一次“小升初”統一考試。與當時國際形勢有關，作文考題是“給胡誌明伯伯的一封信”。事先雖未“押”題，卻也發揮不錯，正好前不久北京“百萬民兵抗美援越大遊行”的報道題材讓我耳熟能詳。加上數學考得不錯，結果按第一誌願被蘭州大學附中錄取。
後來，作為初中六八屆生，我即將“畢業”之際，省裏選擇蘭州一中和蘭大附中等重點學校，試辦小規模兩年制高中，我因年齡較小被選上了，未像其他同學一樣去農村、農場，而是兩年畢業後直接分配去了工廠。70年初春，三個同學為一組被派駐郊區阿幹鎮公社半個多月，我是小組長管一個大隊，與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
1973年，我碰上文革中唯一一次“推薦加考試”，經過“基層推薦、政治審查、文化考核”，進入西安交通大學，成為一名“工農兵大學生”。
後來上西安交大三年半，頭半年專補高中課程。盡管仍處“教育革命”的大環境，大家被賦予“上管改”重任，但絕大多數人心裏清楚，專業知識才是上學的真正訴求。當時文革最瘋狂階段已經過去，彼時的西安交大，“門檻高、基礎厚、專業薄”的老傳統猶在，乃至寒冬中生出些許暖意，“知先天不足而後進”者眾多，圖書館搶占座位，晚自習弄到熄燈，邊走邊背單詞並非鮮見。
有一時期，提倡自學為主，經驗似來自武漢大學，推廣雖有爭議，我卻不勝歡喜。這不僅讓我自由地在圖書館完成功課，還乘機將有限開放的舊版文史書差不多借了個遍，一個暑假可讀十幾本。那時大小考試基本“開卷”，形式寬松多樣，要求兩三天內交卷的考試甚至可跨專業“求解”，記得我一篇“以哲學觀點看可控矽電路特性”的千字試卷，大獲“工業電子學”古新生老師高評。
那時師生同去工廠農村“實踐”， 一起打赤腳走泥路，一起朗誦詩、演節目，平等相處且關系融洽。有一次，見到來實驗室的老系主任、“中國電機之父”鐘兆林先生，他養病在家偶然來校（後來曾返講臺），當時說話不多，花白的山羊胡子卻透出非凡個性。
還記得，教高等數學的周建樞教授風度逼人，不僅指揮我們合唱，還用鋼琴將革命歌曲彈出異樣情調。當時這群多出自“老三屆知青”的同學，之後雖遇社會“歧視”而努力不懈，厚積薄發、博學多才者不乏其人。如經濟學家許小年、院士校長鄭南寧、詩詞大家孟建國等，當時都與我同系或同班，他們作為佼佼者迄今活躍於社會舞臺。
考入社科院經濟系“親近”大師
1985年，考上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經濟系，堪稱我人生又一次轉折。經濟系完全對應經濟所，該所歷史悠久且大師雲集，顧準、孫冶方文革前曾在此主政。時任研究員的巫寶三（系主任）、嚴中平、汪敬虞、吳承明、董輔礽（系主任）、劉國光、吳敬璉、張卓元等著名學者，還有陳岱孫、胡代光、厲以寧、高鴻業等院外教授，都給我們上過課。生產力經濟學開創者之一的薛永應先生，作為我導師更是耳提面命。
我作為學生班長，與老師打交道更多一點，曾坐研究生院的老舊紅旗轎車到北大接送過厲以寧教授，路上借機對他幾年前給我回信，為我一篇關於發展經濟學的譯文所做的校對與指導而面謝。總之，那時院所內外的學術氛圍，老師們的觀點學識和品格修養，都讓我終身受益。
然而，“親近”大師也不容易：為準備這次考研，我事先考取省電大英語、高等數學兩個單科，並經中國社科院統一考試，於1980年從蘭州通用機器廠電氣技術員“跨界”為省社科院的研究實習員後，另走了考研之路。
後來，在深圳當公務員，出國進修，轉任外經官員，做獨立董事等，無不經過各種考試而樂此不疲。這其中固然有追求“功名”的動因，然而，又何嘗不與我們這代人歷經文化饑渴而重被滋潤的心路，還有那相伴於磨難的吃苦耐勞精神有關呢？何嘗不與改革開放之後那種乍然湧上心頭、隱隱推動每個人奮鬥的激情有關呢？
□李曉帆（深圳市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經濟體制研究會理事）
編輯：李冰冰 校對：陸愛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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