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蘿蔔頭犧牲的時候才8歲半，犧牲於重慶歌樂山。那時候，他已在獄中生活了7年多，距離新中國成立只有24天。
他和他的父母還有很多革命者一樣，沒能看到新中國成立和重慶解放。
小蘿蔔頭，大名宋振中，是參與西安事變、起草《抗日救國八項主張》逼蔣抗日的中共地下黨員宋綺雲的小兒子。自1941年被捕入獄後，宋綺雲、徐林俠夫婦和當時僅8個月大的宋振中，輾轉重慶、貴州的監獄、集中營，一囚就是近8年。
11封家書和1份登在報紙上的唁電，就是此後父母和其他6個子女唯一的聯系。兄弟姐妹分散在各地長大，甚至有的從未見過面，直到1963年重聚。之後他們尋訪父母舊友、獄友，在史料和回憶錄中尋跡，試圖拼湊起父母和幼弟的最後8年。
重慶歌樂山白公館那間陰暗潮濕的牢房裏，小蘿蔔頭曾握著半截鉛筆在家書的背面寫下過“哥哥，姐姐”，也曾用細瘦的小手緊握住牢房的鐵窗，踮著腳看向遠方的群山，還在各個牢房間傳遞過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消息和情報。
大哥宋振華把他們的犧牲記在了心裏也背負在了身上，他無數次拿起父母和弟弟的照片，將從老人那裏聽來的故事，再講給後人們聽，一講就是幾十年。今年“七一”前夕，在河南鄭州宋振華的家中，他摩挲著父母、幼弟的照片，再一次向新京報記者講述起了這段歷史。
今年已88歲高齡的宋振華，最珍惜的一份榮譽是建黨百年時剛剛獲得的“光榮在黨50年”獎章，他把它放在客廳顯眼的位置，展示給記者看時小心翼翼地拿起，佩戴時一定要換上板正的襯衣，將獎章帶服服帖帖地掖在領後。
“父母是黨員，當年卻不能公開身份，我們長大懂事後，也勵誌了一定要入黨。”對他來說，這不僅是一份榮譽，更是一種傳承。
2021年9月6日是小蘿蔔頭犧牲72周年的日子，70多年過去了，一代一代的孩子還記得，中國有個年紀最小的烈士，他叫小蘿蔔頭，大名宋振中。他的雕像上系滿了紅領巾。
7月3日，重慶歌樂山松林坡，小蘿蔔頭的雕像上系著紅領巾，附近擺著悼念的鮮花。新京報記者 張靜姝 攝
最後的團聚
掛著“膏藥旗”的轟炸機在頭頂盤旋，刺耳的防空警報聲響起，人們奔走呼號著衝向防空洞。20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西安，頻繁遭遇日軍的狂轟濫炸。
在宋家長子宋振華的記憶中，“跑警報”時來不及帶太多東西，一人拿點兒吃的和一兩件衣服，大人拉扯著大孩子，抱著還不會走路的小孩子，一跑就是三五裏地。回來時，看到的街道滿目瘡痍，被炸毀的民宅成了一片廢墟，人們扒開泥墻瓦礫一遍又一遍喊著親人的名字，彈坑像凹凸的傷疤一樣無法抹平……
後來再“跑警報”時，母親的懷裏多了一個繈褓中的嬰兒。1941年春，小蘿蔔頭出生在西安，小名森森，上面有6個兄姐，是家裏最小的孩子。
宋振華保留的幼弟的照片，也是小蘿蔔頭留給世人唯一一張照片。新京報記者 張靜姝 翻拍
外面雖然戰火連天，卻也是宋振華最難忘的全家團聚的日子。父親宋綺雲當時是《西北文化日報》社長，隨身有警衛員，還雇了奶媽照料孩子。宋振華7歲以前的生活，頓頓有肉，“哪怕主材只是普通的大白菜，盤子裏也至少有兩三片大肉，肥的，帶皮。”
年幼的宋振華並不十分清楚父母的身份，但他回憶，那時候已經對父親“幹革命”有了認識。
六七歲時，宋振華被安排在家裏開的飯館外“放風”，父親告訴他，如果看到陌生人在周圍反復轉悠，就要立即回去告訴大人。“有一次看到一個戴墨鏡、穿長袍的人靠近，感覺不太對，我跑回去和父親說有‘壞人’，可沒過多久那人就到了父親面前，大人們都笑，和我說那是‘自己人’。”
這家飯館是黨的地下聯絡站，是掩護楊虎城部與紅軍聯絡的“交通線”。1933年6月，紅四方面軍和楊虎城率領的十七路軍正式簽訂了“巴山為界，互不侵犯，聯共反蔣，共同抗日”的秘密協定。由此還打通了一條“紅色交通線”，在後來的兩年多時間裏，紅軍需要的醫藥、報刊、武器等物資，都通過這條交通線源源不斷運往根據地，而且從未暴露過。八路軍在西安建立辦事處後，這條暗線還在運作。紅四方面軍得以借此機會發展壯大，由入川時的1萬人發展至8萬之眾，成為確保紅軍長征會師以及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勝利的一支重要武裝力量。
促成楊虎城簽訂這份聯共協議的人之一就是宋綺雲。他是黃埔六期畢業生，曾是中共江蘇邳縣縣委書記，也是以組織身份加入楊虎城部的“統戰工作者”。
“父親每次一回家，用不了多久，家裏就會來很多人，湊在一起開會，秘密地聊些什麼。”幾個人以打麻將為掩護，一旦有陌生人靠近，麻將桌上立馬劈啪作響，宋振華不明所以，倒是站在跟前學會了不少打牌技藝。直到現在，這位89歲的老人仍能模仿父親和叔叔們當時搓牌的動作，“扳倒和”，他笑著說，“個頭剛比桌子高的時候，就知道了這種地道玩兒法。”
救國大事就在這張牌桌上謀劃著。但暗流湧動，看不見的危險悄然靠近。
童年時期的宋振華。新京報記者 張靜姝 翻拍
被捕與分離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在臨潼發動“兵諫”，扣留來陜督戰的蔣介石，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同時提出《抗日救國八項主張》，要求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西安全市報刊停刊，只有《西北文化日報》出了號外，身為社長的宋綺雲帶領全社員工走上街頭，散發報紙。實際上，宋綺雲還是《抗日救國八項主張》的起草人，他的黨內身份是中共西北特別支部委員，自1935年以來策劃過幾次遊行和集會，掀起了民眾的抗日熱情。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此事表面上暫時平息，但宋綺雲實則一直處在險境中。
宋振華後來聽說，那時候楊虎城建議父親出國留學，但他沒有走。1937年初楊虎城被迫出國，第十七路軍歸編第四集團軍，宋綺雲成為少將參議，在部隊裏辦幹部培訓班宣傳抗日救國思想和政策。宋振華印象中，父親自那時起回家的次數越來越少，直到1941年9月被捕。
那日，宋琦雲被一封“家有急事速回”的電報從山西前線誆騙回家，到家後察覺情況不對，立刻想要離開。“父親沒吃沒喝走了一天一夜才到家，母親說‘我給你做口飯，吃了你再走。’抱著森森就出了門。”接著，宋振華眼看著兩個陌生男人進了自家院門，父親被這兩個人一左一右夾著帶了出去。
這是個至今回想起來仍會讓宋振華覺得沈痛的場景，“父親不像過往送客的樣子，神情很嚴肅，胳膊好像被倆人夾著，我一看，他腳上怎麼還穿著拖鞋呢，就跑進屋裏把鞋提溜出來讓他換上。”
父親被帶出院門時，母親也抱著森森回來了，她沒有說話，目送著宋綺雲被帶上馬車離開。
宋綺雲、徐林俠和孩子們的合影，照片中徐林俠抱著的孩子為宋振華。新京報記者 張靜姝 翻拍
宋家就此開始變得“動蕩”。當時，他們已經舉家搬到了距西安城二三十公裏的蒲陽村，7個孩子中，宋振華的大姐和三姐之前就被送回了江蘇老家，只剩下二姐和一雙弟妹，以及還沒斷奶的森森。
徐林俠幾乎每日都抱著森森往西安城裏打探丈夫的消息。她和宋綺雲相識於1928年，此後13年間輾轉江蘇、陜西，是最親密的夫妻，也是並肩作戰的“同誌”。
也正因此，當兩個月後，有人傳話稱“宋社長要去重慶，要你帶幾件衣服給他送過去”的時候，徐林俠明知可能是圈套，還是義無反顧地去了。
“我得去救你們的爸爸。”宋振華當時還讀不懂母親眼中的決絕，只記得她說，“就算是火坑我也要跳一下。”
臨別前夜，徐林俠坐在燈下，一件一件地疊好孩子們的衣服，又一一叮囑孩子，“母親對我說，‘你是長子，一定要聽話懂事’，又和我二姐說，‘你最大，要照顧好弟弟妹妹’。那天大家都睡得很晚，母親一直看著我們。”
第二天，分別時，孩子們輪流抱了抱8個月大的森森，目送著母親懷抱弟弟越走越遠。“那時候我隱約知道，這次母親大概會離開得久一些。”
當年最大不過12歲的一群孩子，接連和父母離別，懵懂中還不知，這便是永別。從此後，關於父母和幼弟的種種遭遇，只能從別人七零八落的講述中拼湊了。
6月29日，宋振華在鄭州家中拿出父母和弟弟的照片，回憶當年的故事。新京報記者 張靜姝 攝
家書與唁電
“在貴州息烽集中營初識時，森森和媽媽一起被關在一間看不見陽光的潮濕的黑屋子裏。他就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下長大。”
這是《紅巖》中華子良的原型韓子棟在回憶錄裏寫下的。韓子棟是早期打入國民黨特務組織的地下黨員，1936年因叛徒出賣被秘密逮捕，先後被關押在包括重慶白公館、渣滓洞和貴州息烽集中營的11所監獄中。1947年8月，常年“裝瘋賣傻”讓監獄看守掉以輕心的他從白公館脫逃，成為唯一一個從重慶越獄成功的革命者。
隨著《紅巖》的出版，“小蘿蔔頭”和江姐、許雲峰、華子良等中共地下革命者的名字一同出現在公眾視野。
今年86歲的李碧濤，是小蘿蔔頭在重慶白公館的見證人中唯一還健在的。她回憶，第一次見森森是在1947年10月，當時她只有12歲，和父母一起被捕，是森森主動和她搭話，安慰她，“姐姐，你不要難過。”
在同一間女牢房裏，關著包括她和母親，森森與徐林俠在內的5對母子（女），牢房陰暗封閉，黴味、尿腥味，熏得人呼吸困難。吃食都是發黴、發臭的，“有拌著老鼠屎的米飯，早上會給一點兒鹹菜，中午有少量菜葉子，晚上什麼都沒有。”李碧濤形容，“絕對不會把你餓死，但也肯定吃不飽。”
森森就在類似的環境下從8個月長到了8歲。因為長期營養不良，他個頭矮小、身形瘦弱，細小的四肢襯得腦袋看上去格外大，因此被叫做“小蘿蔔頭”。
1947年，父母被捕6年後，宋振華他們第一次收到父母來信，兄弟姐妹4人加上表哥和堂兄特意到照相館拍了這張照片，照片中下排中間為宋振華。新京報記者 張靜姝 翻拍
在宋綺雲、徐林俠夫婦帶著森森輾轉重慶白公館、渣滓洞和貴州息烽集中營的幾年裏，剩下的6個孩子也在各自艱難地活著。
父母走後，留在西安的4個孩子幾乎陷入了絕境，“糧食都已經不夠吃了。”宋振華回憶。兩個月後，黨組織秘密關照，派他們的表哥和堂兄從江蘇趕到西安照顧，還陸續安排他們上了學。而在老家的宋振華的大姐和三姐，境遇也十分坎坷。姐妹倆輪流跟著親戚過活，還曾給地主家當過丫頭，遭遇毒打拋棄後又被尼姑收留。
當時，宋振華只知道父母“被關起來了”，生死未知，姐姐們的遭遇也是多年後再見面時才得知。“活下去。為父母報仇。”是宋振華唯一的念頭。
被捕6年後，宋振華第一次確切得知父母和弟弟還活著的消息。那是一封從重慶磁器口寄來的父親的親筆信，信中父親問，“你們都還好嗎？”
“激動壞了。”宋振華說，全家人團團圍住二姐，由她執筆給父親回了信。除此之外，兄弟姐妹4人加上表哥和堂兄還特意到照相館拍了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原版是四英寸大，很小。”如今，端詳這張合影，宋振華依稀記得當時的情景，“你別看照片上我們幾個穿得幹凈體面，其實在鏡頭沒有拍到的下半身，褲子都爛得厲害，全是補丁，實在沒有錢置辦全身衣裳，但又想讓父母看了照片知道我們過得很好。”
按照父親信中所說，他們把信和照片寄到了重慶歌樂山腳下磁器口一位黃姓人士處。幾個月後，在第二封信裏父親寫道，“媽媽看後還掉了淚。”宋振華回憶，更讓他們意外的是，第二封回信的背後，有鉛筆寫的四個字，“哥哥，姐姐”。
通訊斷斷續續持續了一年多，最後一封是在1949年春節前後。那次執筆寫信的是母親徐林俠，她說，“你父親和楊伯伯（楊虎城）已經坐飛機去貴陽了，我們明天也要走，這封信由我來寫，咱們的通信就暫時中斷了。”那封信，字跡歪斜、重疊，徐林俠解釋說“眼睛不好”。
宋振華後來才知道，長期的監獄生活加上特務的問詢折磨，母親已經病重，不僅眼瞎，腿也腫得幾乎走不了路。這封信以後，他們再次斷了聯絡。
過去曾關押包括宋綺雲一家在內的革命者的重慶歌樂山渣滓洞監獄，如今是紅色教育基地，館內陳列著當年和小蘿蔔頭一樣被殺害的兒童留下的鞋子。新京報記者 張靜姝 攝
宋振華不承想，再獲悉父母和森森的消息，是通過一封唁電。
1949年12月16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致楊虎城將軍家屬的唁電發表在報紙上，內容為：“驚悉楊虎城將軍在重慶監獄被國民黨特務匪徒秘密殺害，楊將軍夫人和次公子楊拯中，秘書宋綺雲夫婦等也先後慘遭毒手，極為痛憤。”
“可以說我的世界崩塌了。” 宋振華號啕大哭，已經16歲的他正在西北軍政大學讀書，“上軍校就是為了有朝一日解救父母和森森，為他們報仇，而他們被害的消息，讓我的希望徹底落空。”
宋綺雲、徐林俠夫婦和幼子宋振中被特務秘密殺害於重慶歌樂山松林坡。彼時是1949年9月6日，距新中國成立還有24天。
重慶紅巖魂陳列館中展出的小蘿蔔頭在獄中用過的半截鉛筆和畫過的畫。新京報記者 張靜姝 攝
共和國最小的革命烈士
牢房和集中營沒能把地下工作徹底封鎖。
宋綺雲在息烽集中營時，被吸納進了“中共獄中秘密支部”，在監獄和集中營內進行秘密策反和黨內思想傳播工作。
重慶的紅巖魂陳列館，收藏了一封1400多字的長篇書信，名為《送含章同學赴金陵序》，作者就是宋綺雲。重慶紅巖聯線文化發展管理中心文博副研究館員王浩介紹，這封信寫於1947年，信中所提到的含章同學是宋綺雲在白公館監獄的難友梅含章，他也是黃埔軍校畢業生，因組織反蔣的“青年將校團”被捕，關押在白公館宋綺雲斜對面的房間。
王浩說，根據被釋放人員的回憶資料，當時宋綺雲認為，包括梅含章在內的6名“青年將校團”涉案人員遲早會被釋放，並有可能重返國共對壘戰場，於是秘密展開對6人的策反工作，這篇文章就是為鼓勵梅含章出獄後跟著共產黨走革命道路而寫的。
“梅含章等人出獄後，果然履行了當日的誓言。”王浩說，梅含章協助策動了江陰要塞炮兵起義，為解放軍順利渡江立下功勞，還在新中國成立後，先後擔任了江蘇省人民政府參事員等職。
梅含章在回憶錄中提到，當時年僅6歲的小蘿蔔頭為傳遞《送含章同學赴金陵序》起到了重要作用，“在3月（1947年）下旬一個早晨，宋烈士趁特務不在的時候，派他的兒子振中到我牢房裏來……他從褲腰裏摸出這篇序文，交到我的手裏……”
作為白公館內少有的可以自由走動的人，小蘿蔔頭成了獄中黨組織的交通員。史料記載，從息烽集中營轉到白公館後不久，他幫助同被囚禁於此的中共重慶地下黨《挺進報》的特別支部書記陳然與黨組織取得了聯系，並把愛國將領黃顯聲摘錄的消息提供給陳然，由他進行簡單編發後，再把這些寫有消息的小紙片送到各個牢房。這些小紙片後來被稱為 “獄中挺進報”。
重慶紅巖魂陳列館中展出的小蘿蔔頭在獄中畫的畫。新京報記者 張靜姝 攝
東北義勇軍締造者之一黃顯聲是小蘿蔔頭的老師。早在息烽集中營時，秘密黨組織就通過絕食和罷工的方式為森森換來了獄中受教育的機會。“黃伯伯教他學習地理、看地圖，雖然他沒有出去過，但是知道四川省，知道重慶市，知道我們呆的地方叫白公館。”李碧濤回憶。
李碧濤記得，小蘿蔔頭一般上午拿著鉛筆和草紙跟黃顯聲上課，下午就用釘子在地上寫作業，寫完後用鉛筆抄到草紙上，第二天交給黃顯聲。
語文課本中《我的弟弟“小蘿蔔頭”》講的就是這段故事，作者是小蘿蔔頭的二姐宋振蘇，她還寫過文章回憶父母。1964年，梅含章看到報紙上的文章後，聯系上了宋振蘇，將宋綺雲親手寫下的《送含章同學赴金陵序》交給宋家子女。
梅含章曾評價宋綺雲“性情沈著勇敢，待人謙虛熱情，有淳厚樸實長者之風。”
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宋綺雲、徐林俠和宋振中被追認為革命烈士。年僅8歲的“小蘿蔔頭”成為中國、乃至世界最小的烈士。
“小蘿蔔頭不愧是黨培養起來的孩子，這麼小就知道幫大人傳遞情報，還知道保密。” 韓子棟將這個孩子稱為自己的“老戰友”。
7月6日，重慶紅巖魂陳列館，一名小學生在小蘿蔔頭雕像前敬少先隊禮。新京報記者 張靜姝 攝
尋找與懷念
宋振華無法勾勒出最小弟弟的具體樣貌，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他也無從了解弟弟是怎樣在暗無天日的牢房中從8個月長到8歲的。他只知道，這個8歲的孩子和他們的父母一樣，“為了後世有個安定的國家做出了奉獻。”
他將這種奉獻背負到了自己身上。1950年，宋振華從西北軍政大學畢業後，自願參軍守邊疆，被分配到新疆軍區機要處做譯電員。他總是隨身帶著一把槍、一瓶汽油和一盒火柴，“一旦有意外，首先把密碼本燒掉，也絕不會給自己被俘的機會。”幾年後，他又決定到農村去，和田地區的於田縣和皮山縣、庫爾勒地區的墨山山區都留下過他的足跡。
“不如哪裏苦就往哪裏去吧，這一輩子總要奉獻點什麼。”宋振華這樣解釋自己的行為。
1963年10月，宋家的6個孩子自父母被捕後第一次在北京團圓，他們自幼分離，四散在天南海北，有的甚至從來沒有見過面，照片上後排中間為宋振華。新京報記者 張靜姝 翻拍
1963年，宋振華作為南疆建設優秀代表受邀到北京觀看國慶閱兵儀式。回憶那天，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他昂首挺胸，一臉驕傲，心裏想著，“這一定就是我父母想看到的景象。”
那年的國慶節，宋家的6個孩子終於在北京團圓了。他們自幼分離，四散在天南海北，有的甚至從來沒有見過面。二弟宋振鏞回憶見面的情景時說，“大家像新生入學一樣，先報自己的名字，介紹這些年來的經歷。”
從那之後，兄弟姐妹6人開始尋訪父母舊友、監獄的幸存者，甚至被策反的國民黨特務，一點一滴拼湊起了父母和幼弟8年的牢獄生活。在這條尋跡路上，他們一邊聽老人講，一邊再將英烈們的故事講給後人聽。
“七一”前夕，88歲高齡的宋振華獲得了“光榮在黨50年”獎章，他把它放在客廳顯眼的位置，展示給記者看時小心翼翼地拿起，佩戴時一定要換上板正的襯衣，將獎章帶服服帖帖地掖在領後。新京報記者 張靜姝 攝
如今，“小蘿蔔頭”的事跡早已家喻戶曉，他遇難的歌樂山松林坡變成了紅色教育基地，宋綺雲、徐林俠夫婦和小蘿蔔頭的雕像就立在那裏。
小蘿蔔頭的脖子上，層層疊疊的都是或鮮艷或褪色的紅領巾。
（部分資料參考《紅巖春秋》《魔窟》《回憶我的弟弟“小蘿蔔頭”》）
新京報記者 張靜姝
編輯 劉倩
校對 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