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湖南山村的女孩西湘，因性別、生辰等不為自己的奶奶疼愛。長大後，又因她熱愛讀書和文學，被奶奶視為“怪胎廢物”。同為女性的敵意，直到時間足夠漫長，才稍稍溶解。
這是真實故事計劃的第 627 個故事
前些天去三月街趕集，經過糖果蜜餞攤子時，匆匆瞥見一小堆冬瓜糖。
冬瓜糖在城市裏很少見，上一次看到還是近十年前，在老家湖南小鎮的集市上。冬瓜瑩綠可人，淡抹白霜，好看是很好看的，但是未免太甜了。這麼甜，有什麼好吃的？我問。我媽回答說：誰知道呢，反正她愛吃。
我們買了兩斤回家，愛吃它的是我奶奶。那時她已經年近八十，吃菜揀最葷的，糖也要吃最甜的。所幸她嗜肉嗜甜卻沒有“三高”，除阿爾茲海默癥之外，別的身體機能都不錯，家人也就沒有禁她的飲食，肉和糖一直都管夠。
最近我才想到她為什麼那麼嗜肉嗜甜，缺什麼補什麼罷了。她大半生在動亂與饑荒中掙紮，生活剛有了希望又成了寡婦，終於不愁吃喝時卻人事不省。只有晚年無限量供應的肉與糖，才是她此生唯一的安寧與飽足。
在她老年失智前，我從沒見她開懷大笑過。她的臉仿佛生來就是愁苦的，從額頭到下巴刻滿皺紋，嘴唇終日緊抿著，連帶著兩邊的法令紋格外深刻。長久的日曬讓裸露在外的皮膚呈飽經炙烤的焦黃色，再加上四處蔓延的紋路，使得她像一只風幹太久的橘子，不消剝開就能知道芯裏是澀苦的。
我對她最早的印象，是連同她的房間一起的。
家裏房子小，三歲前我跟父母睡，弟弟出生後，我被安排跟她一起睡。她的床跟她的人一樣，粗糙而冷硬。老式的雕花木床很大，一年四季都圍著深色的麻布帳子，摸起來像瓦片一樣粗厚。夏天鋪著醬油色的竹涼席，冬天墊著蓬松的幹稻草，躺上去會沙沙作響。
睡在這樣比夜更深沈的房間裏，我心裏難免害怕。她寡言而嚴厲，總是粗聲喝斥我快睡，不許我亂動、說話，更不許我碰到她。我便老老實實趴在床尾一角，默默摩挲著粗布帳子，漸漸入眠。
對於幼時的我來說，她身上有許多凜然難犯的禁忌，我不敢去問，也不敢去碰。比如她的房間的二樓是一個神秘陰森的所在，樓上擺著一副烏黑沈重的棺木，棺木不知道是哪年哪月擺在那的，也不知道是誰的。堂屋神龕裏放著一個相框，相框裏鑲著一張黑白照，照片上是一個歪嘴老人，我一直想知道那是不是我爺爺，很想很想，因為不敢問她，也不敢去問別人，所以時至今日仍然沒有答案。
事實上她的人生並沒有什麼神秘可言。她十八歲嫁給我爺爺，先後生下五個孩子。她五十歲那年，我爺爺去世，當時家中還有三個孩子尚未成年。作為一家之主，她不得不拼盡全力。她所有時間都拋灑在農活和家務中，地裏的水稻花生黃豆苞谷等著她打理，家裏的雞鴨鵝豬需要餵食，抽空還要紮掃帚去集市上賣。她臥房的樓上有一輛紡車，我小時候見過她紡線、彈棉花，也常見她做鞋。除幹活外，她的生活裏沒有別的內容。她甚少串門走親戚，唯一走得近一些的，是屋後同是寡婦的三奶奶。她從不隨意說笑，就連在家人面前也很少說話。
圖 | 奶奶房間裏擺著用來腌菜的壇子
她年輕時還沒有照相這回事，我不曾聽人談起她年輕時的樣子，鄰裏親戚間也沒有流傳過任何關於她的事跡。因為我爺爺排行第二，她被鄰裏親戚稱為“二伯母”或者“二奶奶”。她安心藏身於這個標簽之後，成為一個無面目無特征的人物，像谷倉裏不計其數的稻谷中的一粒，泯然於世。
同住一個屋檐下十八年，我眼裏的她只是一個蒼白素黑的影子，冷冰冰、硬板板的，拒人於千裏之外，尤其是拒我於千裏之外。
去年夏天我做過一個夢，罕有地夢見了她。
夢裏我在老家，好幾只貓在堂屋爬來爬去，我開心地跟它們打招呼，“你們是誰家的呀？”
貓不語，她卻在旁邊發話了，聲音低沈混濁，痛心疾首地控告小貓們把她的魚都偷吃光了。語氣中飽含問責，我知道那是針對我的。
我羞愧地低下頭。我想那些貓是因我而來的，我一向喜歡招貓逗狗。
夢裏她已經老邁到接近死亡，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貓把她的魚叼走。她連跺一下腳來威懾它們的體力都不再有，但她仍然有威懾我的能力。
她有一雙世界上最嚴厲的眼睛，在她的審視之下我從沒直起過腰來，即使是在夢裏。
從我出生開始，我就被判定有罪了。
我出生前不久，我爺爺意外去世，這於她如同天塌地陷，我的出生則是雪上加霜，如果是男孩還算添丁之喜。可我是女孩，呵呵。
接下來許多事情似乎都順理成章。我從沒看她對我笑過，從沒聽她好聲好氣喚過我的名字，她給所有晚輩做鞋，除了我。前兩年，我母親還憤憤不平地說，我小時候說想吃蛋餑餑（雞蛋），她聽見了，冷笑說：想吃蛋餑餑？可惜你沒生到那麼好的八字。
我一直知道她討厭我，但不曾深思過緣由。一次，寄住在我家的表哥問我：為什麼你奶奶總是叫你弟弟過去吃東西，從來都不叫你？我楞了一下，我意識到，沒有哪家的老人這麼不疼孫輩的，哪怕是女孩。
我想，她對我的厭惡，除了因為我的出生時辰和性別，也因為在她眼裏，我有許多不合時宜的毛病。
我從小就笨，手腳笨，嘴也笨，只有讀書還可以。我記不清自家的田與地，認不全地裏的蔬菜瓜果，甚至不知道豬欄裏哪頭豬是自家的，只知道成天埋首書本裏。在她的價值觀裏，這樣的孩子養來純屬浪費糧食。
有一年暑假我父母都不在家，我被托付給她管，她立誌要讓我脫胎換骨，每天帶我去地裏苦幹。烈日下暴曬幾天後，我全身都脫了皮，手一搓就掉下來一大片，疼得呲牙咧嘴。母親得知後，第二天就把我接走了，她氣得指地罵天。
還有一次我在家裏彈腳踏風琴，招來了許多小朋友。他們點歌，我彈唱，整個下午家裏都很熱鬧。天黑後，聽眾漸漸散去，她突然從後門閃身進來，陰沈著臉說：“你一天到晚在幹些什麼？你以為你很光榮嗎？不知道的以為你家死人了呢！”（寨子裏平時是沒有音樂的，只有誰家有紅白喜事的時候才奏樂）
她的聲音壓得極低，但憤怒山呼海嘯而來：十幾歲的人，不下地去幹活，卻在家裏彈琴唱歌？為什麼家裏出了這麼一個丟人現眼的怪胎廢物？
我目瞪口呆地望著她，坐在原地摳著凳子，只覺得無地自容。
這樣的事情發生了太多。我總是迷戀一些在她看來的無用之物。在她眼裏，這樣的人不是傻子就是神經病，如果這人還是個女孩，就更加不可饒恕。
在當時，對於農村姑娘來說，大口吃飯、大聲說話、大步走路都是錯，建立於自己需求上的主張——吃飯、穿衣、治病、讀書也都是錯，她們活著就是錯。她們能做的，就是以體力證明自己能幹很多，以沈默證明自己所需很少，把別人放到無限大，把自己縮到無限小。只有這樣，才是“好女孩”。可惜，我不是這樣的女孩。
我們之間有許多隔閡，於我來說，她像一堵簡單、穩固、但不知為何存在的墻，它強硬地佇立在我的生命中，不讓我靠近，我也只能接受它的存在。
她一生安順於命。孩子們都成家立業後，她在老房子裏獨自生活，不向任何人祈求什麼，只向土地要結果，土地也不曾辜負她。於是她的生命裏只有幹活這一件事，再沒第二個心思，像是一塊沒有思想的石頭，一塊無懈可擊的生鐵。
我唯一一次見到她的軟弱是在一個夏天。
那年四叔和嬸娘在外地打工，把孩子交給她帶。她太過忙碌，照顧小孫子只是供給一日三餐，出門幹活時經常把孩子鎖在屋子裏，抓給他一把花生或者炒黃豆，讓他慢慢吃。
後來，四叔兩口子吵架鬧離婚，嬸娘獨自從外地回來，借口帶孩子去看外婆，要把孩子帶走。她一開始不清楚內情，同意了，經人提醒後慌忙去追。那時天已經黑了，她剛從地裏回來，光著腳，鞋都來不及穿就往嬸娘的娘家趕去。這並沒有阻擋事態的發展，嬸娘強行把孩子帶走了，時隔半年後，四叔才從浙江把孩子“搶”回來。
那天傍晚，我看著她矮胖的背影慌慌張張地消失在門口的石板路盡頭，不知為何，眼淚如雨般落了下來。我毫無防備地嘗到了她生命的苦澀，一種巨大的悲涼籠罩了我。
我第一次意識到，她其實是個對很多事情無能為力的老人。我開始嘗試平視她，站在她的角度去看待一些事情。
她年事已高，伺候莊稼和牲畜已經吃力，還要照顧一個幾歲的孩子，應付不過來。因為她是祖母，她所受的教育不允許她拒絕帶孫子。孫子被抱走了，她要承擔這個責任，因為孩子是在她手裏“丟”的。她是母親，是女人，她的使命就是為了這些人犧牲所有，她只要還有一絲力氣就有責任餵養這些人，無償地，無悔地。
她從不問為什麼，只是溫順地履行自己的職責，反正村裏每個女人都是這樣過。她生了孩子，孩子又生了孩子，如同一顆種子落了地，生根發芽開枝散葉已經不是她所能決定的事。這些枝葉花果是她的收獲，是她的累贅，也是她晚年安全感的來源。
所以她雖然討厭我，卻也肯對我略盡義務。高中時我生了病，父母不在家，都是她來領我回家治病。一次我脖子水腫，她不知從哪裏找來偏方，煮了草藥給我喝，竟然非常神奇地治好了。還有一次是摔傷，臉上爛了一大塊，險些留疤，她叫我用生姜擦，也好了。
我們享用她的哺育，回報卻少得可憐。九十年代中後期開始，我的父輩們相繼南下廣東打工，後來我這一輩的孩子們長大、離家，相當漫長的一段時間裏，她獨自一人在老家生活。
我外出工作後，平均兩三年才能跟她見上一面，每次見面都是匆匆一頓飯工夫，給她買點水果、牛奶、冬瓜糖之類的東西，有時候也買些補品。有一年我給她買了當時很流行的一種保健品，回到家裏發現她桌上正擺著一盒一模一樣的，她拿出一小瓶要我幫她看說明書，說她吃了以後老感覺有些頭暈，不知道為什麼。我把那盒保健品藏起來，轉而塞給她一點錢。後來再也沒給她買過東西，每次見面都給她一點錢，可她那時已經沒有花錢的機會了。
2007年，七十四歲的她被確診為阿爾茲海默癥。生病的最初幾年，她依舊獨居，疾病漸漸地蠶食了她的意識，將她架空為一個只會吃喝拉撒的“老人”。到她八十歲左右，她被徹底沒收了獨立生活的能力，開始在各個兒女家輪流長住。
她終於卸下了身上的重任，同時她的生命也就失去了意義。她掙紮了幾年，順從地接受了自己作為家族“吉祥物”的使命，終日不言不語，含笑而坐。
她八十周歲那年，家人給她辦了壽宴，在老家的寨子裏。
她住了大半輩子的老房子還健在，門前貼著喜氣洋洋的紅色對聯，她拄著拐杖立在門前，如同一個將軍。她斬獲了八十年的光陰，又從無到有創造了一個大家庭，可以算有所成就。
這天的酒席相當熱鬧，她坐在主桌上，被一群人簇擁著。壽宴上的她是一個體面的老人，有四個兒子一個女兒，女兒嫁在鄰村，勤勞、體貼又孝順，兒子們雖沒有大富大貴，但都能自保，其中還有一個是國家幹部。最重要的是，八十高齡的她有兒女們好生供養著，這是每個農村老人追求的終極幸福。她唯一的“朋友”，住在我家屋後的三奶奶，就是因為唯一的兒子身患重病無力贍養，在八十歲那年喝農藥自殺。
看起來這是她人生幸福的頂點，不用勞動而不愁吃喝，這是她勤儉克己辛苦勞碌幾十年才換得的，此時她內心覺得幸福嗎？我不知道。
她的晚年是被封閉在各個子女的家中度過的。那堵墻已經朽壞，新的墻和屋頂已經建成，她成了被庇佑者，從前常年不見的笑容，現在堆在臉上。偶有親戚來看她，問她可好，她忙不疊點頭，同時感慨自己活得太久了，給晚輩們添了麻煩。
她像一個只會吃喝睡覺的人形機器，沒有人在乎她想什麼，只是照顧她的身體正常運轉而已。兒女們養她，就像養一只動物。他們愛她，但也無視她的尊嚴。他們對她的愛，和她對他們一樣，粗礪而生硬。他們拿她腦筋糊塗時做的事情來取笑她，親切而放肆地叫她“老家夥”，粗聲粗氣地對她講話。但她從不計較。享有足夠肉和糖的生活似乎將她融化了，她不再有任何棱角，變得柔順依人。
圖 | 老屋，奶奶住在最左面第一間
她經常一整天不說一句話，像一個黑灰色的影子，緩慢而不易覺察地在屋裏移動，以至於我們經常會忘了屋裏有她。
一次四叔從外地回來，很晚的火車。快十點了，我們坐在客廳閑聊等客，突然發現她還坐在沙發一角，問她怎麼還不睡，她只笑笑不說話。我突然意識到，她還不是一個完全的“廢人”，她的慈祥柔順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老人的生存智慧。
我也意識到，她的腦海中應當也有一個法庭隨時在審判著她。她終生勤勉不敢松懈就是為了證明自己是個有價值之人，然而，老年的她無疑經不起那無情的審視了。她不能種地餵豬，也不能帶孫子了，她徹底變成一個只會消耗而不再有任何產出的“廢物”，一個沒有價值的人還配存在嗎？ 她的內心無疑是惶恐的，所以才選擇柔順。
這些年，我離開老家，讀大學，去經濟發達的地區工作，學會使用電腦上網，認識了一些優秀的同性，得以繼續完成自我教育。而她的世界裏，目之所及皆是跟她一樣的，一面一面的墻，所以她只能牢牢釘在原地。於是指責她變得很容易，但其實我不過是比她晚生了五十年而已，假如我們調換過來，我未必比她做得好。
明白這些後，我對她有了一種姐妹般的理解和共情。我理解的不止是她，而是更廣義的她。但這遲來的單向的理解對於我們毫無用處，我們的關系隨著她的老年病已經沒有任何修復的可能。
她得病以後不再認識人，但家裏人的名字還是能隨口說出來，我每次去看她，她會握著我的手笑，把所有子女和孫輩的名字都猜一遍，獨獨沒有我的名字。但我已經釋懷。
我經由她的生命來到這個世界上，並非她的意願。我們之間的關聯，不過是宇宙之中的一個偶然。我們不能互相理解但被血緣捆綁，無力掙脫就懶散地應酬一下。有如我買給她的那些冬瓜糖，應個景而已，我根本不在乎她愛吃什麼。
她最後的倔強是想回到老家寨子裏生活。叔叔們每次從寨子裏接她走，她總要發脾氣，質問為什麼趕她走，說“我生是你粟家的人，死是你粟家的鬼”。我媽悄悄告訴我，她是怕死在外面。
晚年的她只剩一個落葉歸根的願望。偶爾她會犯迷糊，如夢初醒般發現自己身處陌生之地，慌不擇路地跑出去，想要回到老家寨子裏，因此走失過幾次。最嚴重的一次，家人找遍半個城市才在一個泥溝裏找到她，她摔了一跤，傷了腿，後來進一步失去了自由。
為了讓她安心，最後幾年她被送回老家跟著四叔過活。
四叔離了婚，獨自在家開了個養豬場，忙得腳不沾地，基本沒有時間管她，只是供給一日三餐而已。因為怕她摔跤或者走失，經常把她關在家裏——就像她當年帶堂弟那樣。她每天的活動半徑僅限裏屋的床到外屋的沙發。但她情願如此，這是她所熟悉的地方，是她要老死的地方。
圖 | 老屋裏奶奶常使用的凳子
今年二月，她過完八十七歲生日後不久便病倒了，躺在床上呈半昏迷狀態。請了醫生來家裏看，靠打營養液和吸氧維持生命，直至兩個月後溘然長逝。
得知她病危時，我打了一個電話回家，問小叔她哪裏不舒服，小叔說不清楚，只籠統地說了句“就是老了嘛”。“老了”的意思是大限已至，這句話將我釘在地上，仿佛突遭一場劈頭蓋臉的暴雨，這場雨蓄謀已久無處可躲，我只能站在原地任雨點痛打，忍不住大哭一場。
一個人漫長艱苦的一生終於要結束了，一堵墻徹底地倒下了，粉碎了，她一定累極了。
- END -
撰文 | 西湘
編輯 | 崔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