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見進看守所周公解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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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AI財經社 周享玥

編輯|宋函

夜晚,已是秋風漸寒。自覺十分清醒的葉松駕著車,行駛在合肥的一條大街上。500米開外,是一座挺立的立交橋,按照熟悉的路線,葉松決定在這裏掉頭。

轉向燈一打,方向盤一轉,再回正時,映入眼簾的卻是身穿亮綠色背心的交警。葉松心裏一個激靈,“完了!”酒也頓時被嚇醒一半,腦子徹底短路。

“我喝酒了,不用吹,我把車靠邊,自己下車。”看著面前的交警,葉松表現得十分配合,內心卻奔湧著驚濤駭浪,後悔、懊惱、無措,種種情緒齊湧上來,在他的腦子裏相互撕扯。

葉松不會想到,2019年10月的這個普通夜晚,只是個噩夢般的開始,接下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裏,他將陷入一個悔恨與錯誤交織而成的深淵——他從此與醉駕入刑者扯上了關系。

從2011年5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八)》開始實施,正式將醉酒駕駛納入刑法範圍。根據規定,當車輛駕駛人員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於或等於20mg/100mL,且小於80mg/100mL時,發生的駕駛行為被稱為“飲酒駕駛”,即酒駕;而當車輛駕駛人員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於或等於80mg/100ml時發生了駕駛行為,則構成“醉酒駕駛”,即醉駕。

今年3月,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周光權表示,在全國刑事案件總數中,“醉酒駕車型”危險駕駛罪大約占1/3的比例,每年已經有高達30余萬人因該罪被判刑,發案率實際上已高於盜竊罪,成為排名第一的犯罪。

10年來,約有300多萬醉駕入刑者,因為一次酒後駕車經歷,他們的整個人生都被改變了。

在無數“醉友”活躍的QQ群和貼吧裏,“早知道”和“終身悔恨”是最常出現的字眼。他們大多悔恨於自己的一時大意和僥幸,在長久的等待中,一遍遍訴說自己在醉駕後的痛苦人生。

查獲

葉松年少時外出打拼,做過15年職業司機,縱橫半生後,終於迎來功成名就時,在合肥開出了一家自己的公司,做起老板,還在一個行業協會中坐上了副會長的職位。如果不是那個意外,60後葉松將繼續在他人生的高光時段慢慢徜徉。

那天晚上,兄弟省份的同級單位領導帶隊到訪,為盡地主之誼,作為副會長的葉松理所當然地設上了一席酒宴。

席間賓主盡歡,推杯換盞,葉松不免被灌多了點。等到飯後走回單位,安排好相關事宜,他竟直接提著禮品下了樓,打開車門,將東西往後座一放,然後習慣性地坐在了駕駛位上,開著車就去赴另一個朋友的約了。

“酒喝到一定分量,自己完全不能駕馭自己的意識了。”後來再回想起這段經歷時,葉松不止一次地感嘆。作為一個有著近30年駕齡的 “老司機”,葉松每次喝完酒都會老老實實喊來代駕,但這一次,他卻“失誤”了,而這僅有一次的“失誤”卻剛好被交警抓住了。

安東跟葉松的遭遇類似。安東是在一家大國企工作了22年之久的技術骨幹。2020年9月的一個晚上,外地來了幾個同行業的老鄉參觀考察,安東很自然地招待對方吃了一頓飯,幾個人一起喝了點啤酒。

飯後,安東貼心地為對方叫了出租車,自己則打開手機,叫了兩次代駕。但因當天下雨,安東叫的兩次代駕都沒成功,再加之其自我判斷處於一個很清醒的狀態,便突然腦袋一抽地開上車就往家走,待行到一個隧道時,卻突然看見前方有交警正在查酒駕。

圖/視覺中國

安東看到交警後,就將車停了下來,在車上坐了整整一分鐘後,他卻發現對方仍未發現自己。此時的安東腦中一片混沌,起身下了車,跟著感覺就往回走。卻不想,交警恰恰因此發現了他,安東隨即被喊了回去,跟著交警一起到醫院完成了血檢。

相比之下,42歲的袁峰的醉駕故事要“魔幻”得多。袁峰是一家國企單位的老員工,按他自己的說法,“當過優秀士兵、獻過血、捐過款,心眼不壞”,日子過得倒也算順遂。但半年前的一場意外醉駕,徹底掀翻了袁峰平靜的生活。

2020年10月的一個晚上,袁峰因為與妻子在離婚一事上產生矛盾,心中煩悶無處排解,便決定前往不遠處的父母家中散散心。在這裏,平常並不怎麼喝酒的他成功搜羅到一瓶母親為治病而泡的無花果藥酒,便喝上了一杯。

藥酒入肚,他的情緒松弛了很多,袁峰想著等回到家再一躺,眼睛一閉一睜,糟心的一天也就過去了。

然而,剛到家中,袁峰卻突然接到妻子發來的信息,讓自己前去接她。幾番交鋒下,袁峰的理智很快被妻子的言語所攻破,氣急敗壞地開著車就往妻子娘家去了。不想剛一見面,妻子的父親就舉著一個酒瓶衝上來,朝袁峰頭上招呼。

氣氛膠著之下,被打懵的袁峰並未註意到,妻子已經在此時前往派出所叫人,而在因與妻子娘家發生爭執這件事進到派出所的這段時間內,自己身上的酒精味兒反而進化成了一個真正的“致命武器”——在雙方協商無果下,袁峰被妻子以“醉駕”之名舉報了。

“那時候就忘了找個代駕,當時也是生氣,讓她短信給我罵急了,後來想想其實我打個的也行呀。”

在醉駕者們聚集的貼吧和QQ群裏可以發現,“醉駕原因”往往多種多樣。酒局後開車被抓的最多,因緊急原因醉酒駕車的也有,甚至還有相當一批人是在醉酒後挪車被抓。

據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只要將車輛駛離原位,就可以認定其有駕駛行為,而此法中的“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雖在單位管轄範圍但允許社會機動車通行的地方,包括廣場、公共停車場等用於公眾通行的場所。

因此,即便是酒後挪車,只要在“道路”的範疇內,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達到醉駕門檻時也屬於醉駕。一位網友曾在貼吧分享,自己醉酒後在停車場挪了下車,無事故,然而剛下車就被抓住,血檢238,醉駕無疑。

覺得自己最冤的大概是那些“隔夜酒”被查出醉駕的人。實際上,“隔夜酒”僅僅是一種通俗的說法,酒精在人體內代謝的速度,因個體差異以及酒精攝入量而各不相同。曾有交警部門的相關數據顯示,正常人飲酒8小時至12小時後,酒精在體內的含量將大大降低,當事人會感到酒醒了,但感覺並不可靠,一般情況下,酒精要一直到24小時到48小時後才會完全消除。

而醉駕與否,僅取決於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與是否為“隔夜酒”並不相關。一位網友就曾發文稱,自己本以為睡一覺酒精就散了,於是第二天一早未顧得上梳洗,就放心地開著車踏上了回公司的道路,卻不想在一個ETC出口被交警查獲醉駕。

“醉駕的原因很多,根據我的觀察,他們唯一的一個共同特點可能就是有僥幸心理,這個是普遍存在的,認為不一定會被抓到。”經常接觸醉駕案例的廣西廣合律師事務所律師朱梁雄告訴AI財經社。

這些一不小心被查獲的人,還有一個共同特點是,他們從沒料到醉駕帶來的後果是如此讓人難以承受。

懊悔

醉駕被抓當晚,葉松去醫院做了血檢,並在交警大隊做了筆錄,之後警察讓他回家了,只是規定他,“電話不能關機,等電話通知再來。”

第二天早上5點40分,葉松早早驚醒了過來,回憶起昨日種種,再無睡意。他起床簡單洗漱後,便坐在馬桶上不停地抽煙,擔心血檢的數值,也擔心自己會不會被拘留、會不會判刑、會不會影響子女……

待到8點出門上班,他習慣性地走到負二樓車庫,卻未能在車位上看見車,葉松更是悲從中來。甚至進到單位了,也總感覺同事正用異樣的眼神關註自己,其中有同情,亦有好奇。

葉松在這樣的日子裏一直熬了五天,每天除了懊悔、擔心,就是在四處打聽醉駕的後果,但隨著信息的匯總,焦慮感卻愈發嚴重。

“那幾天幾乎是發瘋的狀態。天天上網查資料、找公檢法的朋友詢問,才真正意識到醉駕的判罰竟如此嚴重。”葉松說。

圖/視覺中國

他發現,醉駕者一旦被判刑,其帶來的直接後果是,“你可能當不了兵,也喪失了公務員考試的資格;你所在公司可以直接解除勞動合同,而不予經濟補償;如果你是個醫生,在判決生效時還會被吊銷執業證明,且在刑滿後兩年內仍無法再次申請執業證明;更重要的是,你的孩子在高考、參軍及報考公務員時,父母家庭情況也是政審的一部分。”

懷揣著重重擔心,一直到第五天接到交警電話,知道血檢結果出來了,葉松那顆懸著的心才算是暫時性地落了下來。按照交警的要求,他帶著一位朋友和自己的護照、港澳通行證一起趕往了交警大隊,“護照和港澳通行證都需要扣押,這是怕我跑路啊。”

“酒精含量157”,拿到血檢報告的那一刻,葉松知道,自己躲不過了,“幾十年來,自己從未做過違法之事,甚至做過很多公益和捐款,卻不想,一次醉駕卻給自己潔白的人生塗上了汙點。”

袁峰也在了解完醉駕被判刑可能帶來的附加後果後,陷入了無盡的擔憂中。而作為一名國企員工,袁峰要承受的後果,顯然要比作為私企老板的葉松嚴重得多。

在事發後不久,單位就已經打來電話,通知袁峰“停薪留職,等結果出來再行處理”。“結果很可能就是開除。大不了以後找個需要技術工的地方去打工,後來又看到會影響孩子當兵、當公務員,當時心裏就特別難受。”袁峰說。

袁峰的兒子今年15歲,剛好是要上高中的年紀,因為這點,袁峰有好幾個月都睡不著覺,常常是睡半個小時醒一次,有時候還老做夢、發虛汗,“就一直考慮這個事。說實話,別的都是小事,我可以不開車,騎個共享單車,再冷我也不怕,主要醉駕入刑後會影響子女,才是最讓人難受的。”

同為國企員工的安東運氣要好些,作為單位一個培養了22年之久的技術骨幹,安東幸運地獲得了單位的主動出面協調,因為他的酒精含量剛剛超出80的門檻多一點,而且沒有造成嚴重社會危害。

但在等待結果的日子裏,安東同樣經歷了將自己放入油鍋中反復煎炸的痛苦過程。一開始是害怕,越了解越害怕,“特別是當你知道這個後果超過你想象的嚴重時,就是害怕,特別害怕。”緊接著就是僥幸,試圖尋求各方關系去托人,希望能出現讓自己能夠接受的結果。

“然後就是焦慮,因為你沒辦法面對單位、組織和家人,特別是家裏的小孩,你不知道該怎麼跟他說,這個是最恐怖的。”而在焦慮過後,奔湧而來的往往是無盡的自責和後悔,“那時候,你慢慢就會知道結果可能就這樣了,知道因為你自己的這麼一個行為,對單位、家庭,特別是小孩可能造成那麼大的影響,就特別地自責和後悔。”

安東的兒子正好在讀高三,且誌向就是要考軍校。盡管難以接受,但安東清楚地知道,一旦自己入了刑,兒子的政審就難了。“這是那個時候最害怕的事情,所以最終結果出來之前的近半年時間,不說痛不欲生,但絕對可以說是焦頭爛額。”

拘留

對於大部分醉駕入刑者來說,在過去幾十年的漫長人生中,他們對看守所和監獄的印象大概僅限於影視劇或新聞中的一個名詞。

誰會想到,自己有一天會因為幾杯酒和一輛車,與這個本來八竿子打不著的名詞產生聯系。正因如此,大多數人在等待拘留通知的過程中,總是顯得特別迷茫和惶恐。

“醉駕拘留的七天是在看守所,還是拘留所啊”,“有江蘇的朋友嗎?講講拘留所裏什麼情況”,“馬上就要刑事拘留幾天了,請問下前輩們有什麼需要註意的”。

隨手打開醉駕者聚集的貼吧或者QQ群,往往能夠看見這樣的發言。

葉松也在等待拘留通知下來的日子裏,做了不少功課,但當真正看到看守所那高墻聳立、布滿電網的圍欄時,心裏還是免不了忐忑和緊張。交警似乎看出了他的窘迫,安慰了句:“不要怕,第一道門需要給你戴上手銬,做個樣子,否則不讓你進”,而後扣上手銬,領著葉松進了門。

門內佇立著的是辦事大廳和體檢場所,葉松在這裏做完體檢,辦了手續,又趁著等體檢報告的空閑躲在樓梯底下抽了幾根煙,給家裏打完最後一通電話,便被交警轉送到第二道門,換到了看守所工作人員手中。

不一會兒,工作人員過來檢查他的衣服、鞋子,葉松卻在此時真正體會到了“犯人的滋味”。“全脫!內褲也脫!上衣卷起來!蹲下來!”一陣呵斥聲入耳,葉松頓覺無地自容,卻不得不在眾目睽睽下,將自己脫得赤裸裸的。

圖/視覺中國

而後,領完生活用品,又適應了大半天看守所生活,看完晚上6點半到8點半準時播放的“廣告+新聞聯播+抗日神劇”,葉松終於在當天晚上9點多躺了下來,準備度過第一晚的看守所生活。

但當他真正躺在這間由醉駕、盜竊、打架、賭博、吸毒等因各種罪名被關的25人的監舍時,葉松失眠了,心中湧起無盡懊惱,“都是醉駕害了自己,罪有應得!”

在看守所的日子雖然難熬,但相比於很多因其他罪名進去的人,總歸是有個盼頭。“醉駕的人就7天期限,知道哪天釋放。其他大部分人是不知道自己的期限。”葉松回憶說。而當時間來到第六天晚上,想著自己還有不到24小時就要被釋放了,葉松眼睛瞄掛鐘的頻率都多了10倍,心中不停念叨著還有多少小時就釋放,自由了。

第二天下午3點半,葉松被釋放,在眾人艷羨的目光中走出了看守所的大門。耀眼的陽光照進眼睛的那一刻,葉松不禁嘆了句“陽光真好”,緊接著便跟著前來接他的朋友直接去了澡堂,將看守所的衣服和鞋子一扔,換上了朋友帶來的幹凈衣裳,進入取保候審階段。“那時候真正領會到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道理。”葉松說。

12月初,檢察院來了通知,按照約定的時間、地點,葉松和其他十幾位醉駕者一起聽取了檢察院的起訴意見書。又過了十多天,法院正式開庭,葉松被判“拘役2個月,緩刑4個月”,這也意味著其如果在緩期內遵守相關法律規定,就不再需要執行兩個月的刑期,但若在緩刑內違反了相關法律規定,則將撤銷緩刑,執行兩個月的實刑。

而這些不能違反的規定,據葉松回憶,包括不得離開市區、手機不得關機、會實時監控手機、根據通知按時進行集中矯正等。而他自己,需要在矯正的4個月裏,每月進行一次集中矯正和勞動,並寫兩篇A4紙正反面的思想匯報。

緩刑在家的日子裏,葉松的情緒並不好。“我喝了30多瓶酒,每天喝、餐餐喝,一是疫情不能出門著急,二是醉駕帶來的後果,車賣了,出門就像斷了一條腿,想想5年的禁駕,社會地位下降了很多,郁悶,天天醉醺醺的。”

相比葉松只是在看守所“體驗”了7天,陳全醉駕之後,真正經歷了一段服刑生活。

陳全原來是個設計師,2019年9月的一天晚上,天空中正下著瓢潑大雨,陳全卻在八兩白酒的刺激下,騎著摩托車上了高架,後被交警攔下,最終被判實刑一個月。

進到看守所服刑的那一天,是醉駕事發近一年後,陳全由交警用警車載著,在天色慢慢暗下來之際,抵達了目的地。登記、體檢、照相、分監舍等等一通手續下來,已是晚上九十點鐘。

悶熱的空氣裏混合著汗水的鹹味兒,兩側緊貼的舍友更是讓陳全感受到了擁擠的滋味兒。睡不著覺,腦子便很快被各種想法攻陷,渾渾噩噩到天蒙蒙亮時,他才真正得以入睡。

之後的日子很規律。每天七點起床,穿衣服、整理被褥、完成洗漱;七點半排隊領早飯,一勺稀飯,一個饅頭;八點到九點半,挺直脊背坐在座位上,安安靜靜地看完電視裏的法制教育,結束後再做上6遍廣播體操,熬到十點到外舍放上半個小時風,再回內舍坐到十一點半開始吃午飯;等到下午,二十幾個人擠在16個床位上睡上一個半小時,就進入了日常的電視學習時間、廣播體操、放風、整理內務、吃晚飯、點名、看電視、入睡,再偶爾被安排在半夜值個班……

在這一個月時間裏,陳全認識了諸多因各種罪名進到看守所的人員,盜竊、涉黑、強奸、電信詐騙、販毒……遇到最多的卻仍是醉駕的,既有私企老板,也有做著小買賣的普通攤主、以開車謀生的專職司機,還有汽車品牌的地區銷售總監……

或許是同病相憐,陳全和其中兩位醉駕入刑者很快發展成了好朋友,刑滿出獄後的一段時間裏,幾個人常常約著痛飲到淩晨,互訴衷腸。

新生

2020年4月下旬,隨著解矯手續的辦理,緩刑結束的葉松也重獲自由,不再是罪犯,不再被熟悉的人歧視,可以想去哪就去哪。

而私企老板的身份也讓葉松不必像其他為他人“打工”的醉駕入刑者一樣,面臨被辭退的風險。如今,因著駕駛證被吊銷五年,葉松出行主要以打的和地鐵為主,盡管耗費的時間比以往延長了半個小時,卻勝在“安全”和“踏實”,唯一不足的是,高峰時候往往打不到車以及拜訪客戶時不能自己開車,少了點私密空間。

在諸多醉駕者中,安東是幸運的,因酒精含量剛剛超出80的門檻多一點,也並無事故及其他從重處罰情形,情節較為輕微,再加之他以前曾因工作表現突出獲得過勞模稱號,以及單位主動出面和檢察院做的一些溝通,他最終拿到了免訴書,得以免於刑事處罰。

但安東在網上認識的一位醉駕朋友的經歷,可堪稱人生巨變。對方是南京一所很著名的大學老師,在老家喝了酒後,因著村子偏僻叫不到代駕,又急著走,便計劃先從家裏趕到縣城再想辦法,卻不想在從鄉村道路往公路上走的時候被交警查到。盡管單位出面和檢察院做了溝通,但因酒精含量較高,且出了點小事故,雖無人員傷亡,卻屬於從重處罰情形,最終還是被判了刑。

為著這一點,老師不得不從原單位離了職。“他的整個生活都完蛋了,這個違法成本太恐怖了。因為一個大學老師,除了教書可能別的也不會,現在就真的可以說是走投無路了。”說起這位朋友,安東至今頗為感慨。

安東在醉駕後的半年時間裏,思考了很多,一開始覺得“這不就是一個偶然事件”,後來卻慢慢想明白了,自己主要“栽在”了對醉駕的違法成本並不是特別了解,“盡管醉駕入刑已經很多年,但很多人卻根本不知道到醉駕入刑是個什麼概念,入刑後對個人的影響,特別是對小孩的影響到底有多大。如果知道的話,包括我自己,絕對不會去幹這麼愚蠢的行為。”

一位醉駕者在貼吧中發帖稱,“如果醉駕宣傳標語這樣寫:飲酒開車即違法,單位開除,六個月監獄,三代政審有問題,發生事故傾家蕩產。如同當年的:放火燒山,牢底坐穿等一系列深入人心的普法宣傳口號”,讓每個人都能知道違法的嚴重性,醉駕的可能性或許會大大降低。

廣東國鼎律師事務所律師鄧趕生發現,醉駕入刑的人有個共同特點,他們都知道“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的道理,卻心存僥幸心理或者不知道入刑標準以及入刑後的結果;當真正遇到這件事後,又非常後悔觸犯了刑法。

鄧趕生在2016年接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個醉駕案,當事人是一個機關單位的領導,在某天晚上跟親朋好友聚會後發生一個小事故,被對方報警舉報醉駕,被判了拘役兩個月實刑,後來考慮到“一旦處刑,自己的公職將不保”,其在二審時找到鄧趕生,希望他們能為其做免於刑事處罰辯護。但最終,二審還是維持了原判。

“因為他當時剛好生了二胎就發生了這事,服完刑後工作和後續的保障都沒了,四十多歲的人得重新出去找工作,那段時間就只能靠他太太照顧家庭,所以對他的影響還是挺大的。”鄧趕生說。

對於這一點,袁峰和葉松深有同感。袁峰表示,自己以前只知道酒駕是拘留,卻不知道醉駕入刑且影響這麼大,“要知道,我絕對要防範。”葉松則十分懊惱,“自己以前不知道醉駕的處罰如此嚴厲。”

過去10年來,在大約300萬醉駕入刑者的人生中,許多個“早知道”和“本可以”融合著始終揮抹不去的記憶,編織成了一段段布滿悔恨與淚水的人生經歷。

圖/視覺中國

安東自從醉駕事件後,至今未曾喝過一次酒。他現在心境已經平和了許多,開始時到單位開個會,都害怕別人知道這件事,現在卻已經能夠十分平靜地對待這段經歷,以及別人偶爾的一個玩笑,並希望以自己的教訓警醒他人。

對於葉松來說,醉駕帶來的余波仍在。“身邊的人偶爾會拿我的事作為餐前飯後的談資,工作上也因為不能開車,大大降低了我的事業發展;家庭生活也發生了變化,因為影響孩子以後的公考,夫人經常數落我。”葉松說,“影響孩子的一生,是我最大的愧疚。”

袁峰如今停薪留職閑在家中,白天照顧父母,有時也在自己加入的醉駕群中說上兩句話。盡管以前並不怎麼使用QQ,袁峰如今卻已經在一個約200人的醉駕交流群中混上了管理員的職位。

而在諸多的醉駕QQ群裏,常常會出現這樣的場景——當“XXX加入了本群”的群通知一閃,底下就像觸發了某個機關,不斷閃現代表“歡迎”的文字和表情包。“歡迎新同學”,“歡迎歡迎” ,“歡迎萌新” 。

這也意味著,又一個醉駕者的悔恨人生開始了。

(應受訪者要求,葉松、袁峰、安東、陳全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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