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習生 常澤昱 澎湃新聞記者 任霧
1月，豆瓣用戶“胡桃（厭學中）”創建了名為“文字失語者互助聯盟”的豆瓣小組，她最初只是因“三分鐘熱度上頭”而“想建一個個人玩耍”的小組，但自創建後，該小組迅速擴容，至2021年8月1日，已有127273名“文字失語者”在這裏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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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醫學中，病理性失語癥又名“獲得性語言障礙”，是指因與語言功能有關的腦組織損害而造成的理解能力、表達能力受損。
與生理性病變引起的失語癥不同，文字失語者所經歷的“失語”，更像是一種社會病。在“文字失語者互助聯盟”成立之前，已有人關註到此種現象：2019年，《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對2002名受訪者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76.5%的受訪者感覺自己的語言越來越貧乏。受訪者認為語言貧乏的表現是基本不會說詩句（61.9%）和不會用復雜的修辭手法（57.6%）。
相較於“引用詩句、運用復雜修辭”，文字失語者失去的能力更為基礎，上述豆瓣小組成員楊潤將此總結為——茶壺裏煮餃子，有貨倒不出。文字失語者互助聯盟的小組簡介如此表述：“長期以來，作為傾聽者和旁觀者的我們，逐漸忘記了如何組織文字的邏輯、怎麼清楚地運用文字表達自己的情緒和觀點。”
失卻
2021年初，遇到不可思議的事情，張曉雯只會說“無語”、“離譜”，再要不就是“離了個大譜”。脫口而出這些詞匯時，她常有些難受：“還有很多其他選項，不該是這樣的。”
她形容自己曾是個“感性、屁話很多”的人。大學二年級時，她曾跟朋友一起做公眾號：“那時候很高產的，一周三篇都不成問題。”寫書評、影評是她曾經在行的。然而，僅僅過了三年多，她的這項能力退化到了“在電腦前枯坐很久也憋不出幾個字”的程度。朋友說她從前寫的東西可讀性很好，問她怎麼不重新拾筆。她感到枯竭、焦慮、痛苦。
除特殊標註外，以下圖片均為視覺中國 圖
往回看時，張曉雯覺得 “失語”早有征兆。
張曉雯追星，“本命”（偶像）是一個音樂人。粉絲圈裏，她通常是那個為偶像新歌寫熱評文案的人。去年，偶像新專輯發布時，她照例打開文檔編輯，但只寫了幾句就徹底卡殼。那時她將這歸咎於“欠缺共鳴”，因為那首歌講曖昧，而她正在失戀期。
“現在想來，可能那會兒我就已經寫不出了，”她頓了頓，“其實就是自我放棄。想不出文案，也不想多想。”
王怡受寫作困擾更深，因為這是她的本職工作。
2020年秋季，王怡本科畢業，隨後供職於一家公司的文案寫作崗。入職不久，她需要為一位醫生編輯微博文案。文案本該體現出該醫生治療棘手患者時的從容、承擔醫者責任時的決心，在她手裏卻變得詞不達意：“如果我不接，只剩那些‘莆田系’醫生願意接了，在我這裏，總比落到他們手裏強……”
最終敲定的文案由人另寫。她覺得那則文案邏輯順暢、措辭得當。相形之下，自己的文案累贅幹癟，遣詞造句中也有諸如“確實”、“其實”的助詞被放錯地方。
相比於大段文字，表情包、“梗”等表達更受王怡青睞。一些口癖掛在她嘴邊——最近她常說的是“笑的”，這個詞的覆蓋面很廣，開懷大笑是“笑的”，諷刺冷笑也是“笑的”。“之前常說的是’笑死’，不太吉利，現在就改成了’笑的’，”她補充道。
然而這些簡易的表達都會有失靈的時刻。需要用文字準確表達自己的情緒時，王怡常常只能說：“真的是……就是那種感覺，你知道吧？”到底是哪種感覺？對方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嗎？她不確定。
“文字失語者互助聯盟”中，很多組員都想找到一種不那麼千篇一律的表達方式。 受訪者供圖
藝術系研一在讀的高瑩也有相似的困擾。她羨慕能夠將自己的情緒和想法大段鋪陳開來的人，她就無法以文字形式清楚表達自己的感受：“比如我難受的時候，我就只知道自己難受，但我不知道該怎麼去描述它。”於是每一種情緒以文字呈現出的部分就只剩下“外殼”：比如快樂就是“快樂”，又或者是“開心”，要讓她用更多的話把這個詞盛裝飽滿，她做不到。
表達欲有時會漲滿她的大腦，但大多在她想到如何表達之前褪去。輪到和朋友真正交流一些觀點時，她與恰當、豐富的語詞之間仿佛總隔著一層厚重的霧幕，往往講一大通也說不到自己真正想要表達的點上。最後她只能再拋出幾個梗，然後尷尬地笑說：“哎呀，就是……你懂我意思吧？”
極少有人會說自己不懂，對話因此“糊裏糊塗地結束”，高瑩反而長舒一口氣。
小組中的一位成員認為，這張圖準確描述了組內成員的處境。受訪者供圖
慣於在生活中密集鋪“梗”的，還有醫學本科在讀的楊逢意。她形容自己和朋友的交流大多都是“不斷拋梗、接梗”。“梗”大多來自B站、微博、豆瓣等社交平臺，隨時更新，她因此覺得說梗好像某種“知識點重現”，很有意思、很好玩。
由於“梗”的傳播和運用有一定的範圍限制，楊逢意認為這也是一種讓人認出彼此、形成圈層的暗號：“就是說，假如你不看類似的東西，你不會懂我們的‘點’在哪裏。”
然而一旦身在“圈層”之外，楊逢意就會變得局促。她去實習過，覺得身邊年紀稍長的姐姐都“很會說話”，而自己在與同事交流前，常常不確定該如何向對方準確傳達自己的意思。有時盡管已事先在腦袋裏再三措辭，講出的話還是詞不達意。
寫朋友圈時，相同的困擾也會出現。楊逢意覺得網上流行甚廣的文案很“老土”，但自己又沒有什麼新意。一條百來字的朋友圈，她要刪刪減減好久，而最終發出去的往往不過一兩句話，甚至一個字也沒有，直接以梗圖或表情包替代。
她感覺挫敗，疑心自己慣常玩梗只是為了“掩飾內心的淺薄”。
尋因
朱迪·瓦伊克曼和奈傑爾·多德在《速度社會學》一書中指出：速度與加速已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鮮明特征。而這種特征投射到社會交往，典型的表現就是語言的固定化、簡潔化。《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調查中，70.9%的受訪者認為，語言貧乏是由於互聯網時代要求更加直接和簡潔的表達， 65.4%的受訪者則將此歸因於同質化表達、全民復制的網絡氛圍。反思自己失語的原因時，楊逢意認為，社會氛圍可能的確是重要原因之一：對直接、簡潔的普遍大力追捧會催生大量同質化表達，而同質化表達往往就是失語的前兆。在她看來，盡管不乏個人懶惰的因素，但“同質化表達”有時也是被迫發生的。
“比如說yyds（永遠的神）、srds（雖然但是）、絕絕子這樣的表達，大家都在說，如果你不知道它們是什麼意思，或者不用這些詞，那可能就無法和身邊的人正常交流”，她的語氣變得急促，“所以你怎麼辦呢？只能隨大流。”
同在“文字失語者互助聯盟”的石靜楠也有“被裹挾”的感覺。歷史系本科一年級在讀的她自中學起就保持記錄的習慣，並不覺得零碎表達感受、觀點有什麼困難，只是為如何輸出更長篇幅、更考究邏輯的長文而苦惱。
因為對文字的擬真感有執著追求，石靜楠反感縮寫式的表達，也樂於追溯詞語的本義。但這很多時候顯得不合時宜：“比如‘內卷’本來是個學術概念，但現在它的含義被拓展得太寬泛，離它的本意已經十萬八千裏。這個時候我要是總跟朋友說，這個詞不是這個意思。那會顯得我不有趣、很奇怪。”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徐默凡曾在受訪於《文匯報》時指出：“語言表達內涵與外延成反比，詞義越是模糊、越是簡單，其使用範圍就越大”。
在“萬物皆可絕絕子”的時代裏，表達似乎開始變得輕而易舉。但這種輕易有其代價。石靜楠認為，當現成的表達可供隨時取用時，人可能會傾向於不做思考，直接“拿來”。這會造成表達能力的萎縮：“用進廢退嘛。”
“文字失語者互助聯盟”成員楊潤曾對組內成員失語的情況做過大略梳理，她將石靜楠描述的“拿來”行為稱為“借他人酒杯”。
信息如潮的現下，可借取的“酒杯”很多，從熱梗到表情包，從影視作品截圖到他人文案，所有可見的表達都可以被借用。楊潤並不反對適當引用，但她總覺得，倘若借取成了一種習慣，自斟自飲就成了難事：“如果一直說別人的話，慢慢就會沒有自己的話。失語在所難免。”
無論是追隨大流膨脹詞義，還是過度引用借取“酒杯”，本質上都是對自我表達能力的廢弛。張曉雯對此深有體會。2019年，因為考研，她中斷了公眾號的更新；2020年考研失利找工作，她也沒怎麼寫，少有的輸出全靠轉發，配上類似“這不就是我嗎”、“哈哈哈哈哈”的文案。
荒廢將近兩年後，她的文字組織能力迎來慘烈“滑鐵盧”。往回看，她覺得懶惰懈怠、疏於練習是自己成為“文字失語者”最重要的原因：“那時我給自己找借口，總說還沒有穩定的工作，穩下來再開始寫也不遲。但其實長時間不寫真的會無從下筆。”
“輸出”的另一面，缺乏“輸入”也被認為是造成失語的重要原因。高瑩不愛讀書，生活中的笑點和快樂“都是土味視頻給的”。她覺得這勢必會導致失語的發生：“都不知道正常是咋寫的，自己肯定也不會寫。”
王怡則更進一步，提出“有效輸入”與“無效輸入”的分別。她覺得自己的失語是從大三時因實驗報告、課程論文等事務中斷了閱讀而逐漸開始的。那之後她也通過看公眾號、講書視頻等方式進行補給，但效果並不理想。她因此認為，零碎的、不成體系的輸入於文字組織能力的培養、提升並沒有什麼幫助。
“公眾號、微博、B站、知乎……有很多地方可以獲取知識。一本很厚的書，總有人用一篇推文、一則視頻講完。看這些東西，好像也能獲得知識，但就是很不對勁。怎麼講呢”，王怡思考了一會兒，“可能是因為這些東西都很零碎，所以很難幫人建立一個思想譜系，也很難被用於‘再輸出’。”
小組的另一個角落，楊潤也提到“無效輸入”與文字失語之間的關聯。然而什麼樣的閱讀是無效的呢？除了王怡所講的體系化閱讀的建立，她覺得叔本華曾在其哲學散文《論書籍與閱讀》中的發問也可作為參考：“在閱讀時，我們的腦袋就會成為別人思想的遊戲場。當這些東西最終撤離了以後，留下來的會是什麼呢？”
復健
2021年1月，高瑩離校回家，和朋友在一起“說梗”的時間明顯縮減，家人對她的 “梗”也並不了解。她一度感覺自己“像個啞女”。同月21日，她在網上衝浪時發現了“文字失語者互助聯盟”，進組瀏覽了幾個帖子之後，她很快覺得找到了同類，繼而“加入組織”，並發表題為“失語的第1073天”的短帖，作為自己文字復健的起點。
高瑩發布了題為“失語的第1073天”的短帖，和記者交談過後，“1073”稱為了她的一個笑談。受訪者供圖
1073天前發生了什麼？高瑩並不記得。她不清楚文字失語是什麼時候開始伴隨自己的，之所以編造個精確的時間，是為了體現自己“真的很在意‘文字失語’這個事兒”，在意到她甚至還開了兩個微博小號，逼著自己寫“小作文”。
然而這項活動持續了不到三個月，就因學業、生活的忙碌而擱淺，“復健”無疾而終。
高瑩覺得文字復健是高於生活層面的東西，忙起來時就被拋到腦後：“我念的是專碩，只讀兩年，今年上半年導師就讓定論文選題了，暑假又得實習。一忙起來，會覺得我這輩子只想做個機器。雙休時我只想躺在床上看土味視頻，對自己的內心構建什麼的，也就沒那麼在乎。”
與高瑩類似，楊逢意形容自己只是“偶爾會有想要復健的動力”。剛加入“文字失語者互助聯盟”時，她曾發過兩條復健練習的帖子，但各種龐雜的信息中，這個網絡小組的坐標連同復健的決心很快被一起忘卻：“要不是你來找我，我根本就忘記了我還加過這麼個小組、有過強烈的復健想法。”
她喜歡優美的文學性表達、也有很欣賞的“嚴肅作家”，比如汪曾祺和沈從文。但更常讀的還是網絡小說，因為這“完全符合人的爽點”，很解壓；另一方面，她承認記錄和表達有其意義，但閑暇時做更多的還是刷視頻、說梗。“目前來說，談不上徹底放棄復健，但促使我復健的動力的確沒有‘躺平’的誘惑大，”她總結道，“總之就是還沒到非要邁出舒適圈的那一步。”
而對王怡來講，“水溫”已經過熱，工作性質不允許她再待在原地。文案寫作要求有豐沛的詞庫、通暢的邏輯，以及良好的語感。在自己所寫文案幾次被說“無法觸動人心”之後，她開始試圖扭轉以往表達習慣留下來的強大慣性。
首先是有意識地避免借他人之口表達自己的觀點，其次削減自己對梗、表情包的依賴性，再次是讀書、保持學習。除此之外，她也試圖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礙，培養記錄的習慣：“我以前因為覺得自己寫得很爛而不寫。現在說服自己完成比完美重要，多寫、多練、多表達，腦袋裏有靈感了就及時抓住，也及時寫出來。”
堅持半年多之後，王怡覺得自己寫出來的文字比之前好很多，而她最新撰寫的一篇宣講稿，也得到了公司領導的認可。
張曉雯同樣以“即時記錄”的方式逼迫自己重拾文字表達。經歷了“想寫但寫不出”的困窘之後，她回去翻看了自己從前寫的讀書筆記，並重新開始讀書、做寫作練習，努力讓自己支離破碎的文字變得連貫起來。
“寫作練習”分為書寫與糾錯兩部分。張曉雯幾乎每天都會記錄自己當天的心情和思考，寫完後回頭重讀時，她會修改其中的邏輯錯誤、挑出一些重復頻率高的詞替換掉。
張曉雯覺得這種練習是有效的，因為她現在已經不至於“提筆無字”。曾經口頭語言的匱乏也得到了改善——為了阻斷語言貧乏的趨勢，她有意控制自己對網絡流行語的使用、迫使自己尋找其他選項。
閱讀和思考也是石靜楠認為最重要的兩個復健措施。2020年3月，她牽頭建立了一個用來讀書打卡的微信群組。社群氛圍很好，群組成員每天會就自己的閱讀情況匯報進度，閑時也分享讀書感想和書單。
為了倒逼自己讀書、思考、輸出文字，石曉楠建立了微信讀書社群，她每周都會以表格形式統計組員的閱讀情況。受訪者供圖
石靜楠覺得這是一舉多得的事：既能和他人碰撞思想、交流觀點，又能倒逼自己讀書、督促自己思考。她尤其強調閱讀的重要性：“讀書之後寫下感想，這當然是一種復健練習。但我覺得輸入的幫助絕不僅僅在於完成一次‘復健練習’，它帶給人的是長線的積累，對培養思考習慣、塑造思維形態都很重要。”
追問
既然“日光底下無新事”，而前人已就此提供許多可用的文字素材；既然有現成模板已可取用；既然表情包、“梗”等看似更便捷的語言層出不窮，那“文字復健”還有什麼必要？
談及此，楊逢意覺得，作為一種解決問題的手段，“文字復健”的必要首先來源於一些“很實際、很功利”的考慮：“生活中離不開的，與人溝通時需要準確表達自己的意思，和人交談時需要學點東西提升談吐，工作了寫文案、材料，總不能全用表情包和梗吧？”
王怡也給出了類似的答案。她承認模式化、極簡化的文字有其意義：“倒金字塔式”新聞寫作就曾因適應戰時需要而受到褒揚；而表情包有時也比文字更為親昵、簡便：“有時我在忙碌，不能立即回復，這個時候只回復‘晚點聊’會顯得有點生疏，用些表情包會輕松一點。”
然而生活中畢竟還存在一些需要“說自己的話”的時刻。王怡覺得，那些需要“自己表達”的時刻就是文字復健的意義所在。
文案工作當然是一方面，但更多“無法言表”的尷尬時刻也出現在日常交流中。她曾和網友談論香水的前中後調，對方能夠以很場景化的表述描繪香水的特點：“鳶尾花的味道就是你突然穿越到夜上海一個夜總會的後臺，房裏飄蕩著的舞女化妝脂粉的氣味”；她形容香水的前中後調時，用到的形容是分別“很贊”、“可以拔草的程度”，再往細說時，她只能用一張勁涼冰紅茶的圖片、橙子味冰棍，以及“絲芙蘭的味道”做類比。
她覺得自己匱乏，暗恨自己文字功底薄弱。
王怡曾是表情包重度使用者，她甚至可以和親密的朋友僅靠發表情包開展一段對話。但表情包的矛盾之處在於，它的意義仿佛可以無限延伸，但又因模糊不明而可能產生誤解。
理解誤差大多發生在代際之間，譬如微信中“微笑”表情在中老年人看來就是友善微笑，而在年輕人看來則往往是“皮笑肉不笑”、“冷笑”；但有時誤解也在同代人之間發生：有次王怡發了一個自己覺得是“憨笑”的表情包給朋友，對方覺得“恐怖”。
流行語也有類似的弊病——詞語意義的通脹伴隨著的勢必是詞語本身的萎縮，通脹到極致時，詞語便被徹底做空。楊潤就此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如果一個詞可以指代一切，那恰恰說明它什麼也指代不了。舉個很簡單的例子：我覺得西瓜很好吃，雪糕也很好吃，但是這兩種好吃不是同一種好吃。如果雪糕是yyds，西瓜也是yyds，那它們之間的分別就被抹除了。”
視文字為“時光印跡”、“情緒出口”的石靜楠更認為流暢的文字表達是不可或缺的能力。她慣於記錄下生活中的各種時刻，因為覺得經歷珍貴而記憶有限，希望 “通過記錄彌補記憶的缺失”。這也帶給她一些額外的“能量”：“記下這一刻的難受，之後再失意時再翻回來，我會覺得以前那麼辛苦都過來了，這會帶給我一些信念感。”
記錄之外，石靜楠也隱約感到，語言與思想之間的關系是雙向的，伴隨語言的匱乏而來的很可能是思想的匱乏。但這個過程到底如何發生，她沒有想明白。
喬治·奧威爾在《1984》中借塞姆之口講的話或許可以為她提供一些頭緒：“你以為我們的主要工作是創造新詞，可是根本不沾邊！我們在消滅單詞，每天都在消滅。我們把語言剔得只剩骨頭……你難道看不出新話的唯一目標就是窄化思想範圍嗎？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除徐默凡外，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責任編輯：彭瑋
校對：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