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炳哲/文，Ruoxuan Zhang/譯
新冠肺炎是一面向我們反映社會危機的鏡子。它使疫情之前已經存在的病理癥狀更加明顯。其中一個癥狀是疲勞。我們都莫名其妙地感到很累。這是一種根本性的疲倦，它無處不在，每時每刻都伴隨著我們，就像我們自己的影子。
在疫情期間，我們感到更加疲憊。封鎖期間強加在我們身上的懶散讓我們感到疲憊。有些人聲稱，我們可能會重新發現閑暇的美，生活可能會慢下來。事實上，在大流行期間，支配時間的不是閑暇和減速，而是疲勞和抑郁。
《倦怠社會》書封
為什麼我們感覺這麼累？現今，疲勞似乎是一個全球現象。十年前，我出版了一本書，名為《倦怠社會》（The Burnout Society）。在書中，我將疲勞描述為一種折磨新自由主義成就社會的疾病。疫情期間的疲勞迫使我再次思考這個問題。工作，無論多努力，都不會帶來根本的疲勞。下班後，我們可能會感到精疲力盡，但這種疲憊並不等同於根本的疲勞。工作在某一點結束。我們所屈從的實現目標的衝動則超出了這個點。它在閑暇時陪伴著我們，甚至在我們睡覺時也折磨著我們，並且常常導致不眠之夜。要從實現目標的衝動中恢復過來是不可能的。確切地說，正是這種內在的壓力讓我們感到疲勞。因此，疲勞和疲憊是有區別的。適當的疲憊甚至可以使我們從疲勞中解脫出來。
心理障礙，比如抑郁或倦怠都是嚴重的自由危機的癥狀。我們認為我們是自由的。但實際上，我們會不斷地剝削自己，直到崩潰。我們認識自己，優化自己直到死亡。成就的陰險邏輯永遠迫使我們超越自己。一旦我們取得了一些成就，我們就會想要取得更多的成就，也就是說，我們想要再次超越自己。但是，當然，要想超越自己是不可能的。這種荒謬的邏輯最終會導致崩潰。成就主體（The achievement subject）認為自己是自由的，但實際上是奴隸。它是一個絕對的奴隸，因為它自願地剝削自己，即使沒有主人在場。新自由主義成就社會使剝削即使沒有統治也成為可能。
規訓社會及其戒律和禁忌，正如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規訓與懲罰》（ Discipline and Punish ）中所分析的那樣，並不能描述今天的成就社會（The achievement society）。成就社會利用自由本身。自我剝削比他人剝削更有效，因為它與一種自由感密切相關。卡夫卡非常清楚地表達了奴隸自認為是主人的自由悖論。在他的一句格言中，他寫道：“動物從它的主人手中奪過鞭子，為了成為主人而鞭打自己，卻不知道這只是主人鞭繩上的新結所產生的幻想。”這種永久的自我鞭策讓我們疲憊不堪，最終感到沮喪。在某些方面，新自由主義是建立在自我鞭策之上的。
Covid-19的離奇之處在於，感染它的人會極度疲勞。這種病似乎模擬了根本的疲勞。越來越多的報告稱，患者已經康復，但仍繼續遭受嚴重的長期癥狀，其中之一是“慢性疲勞綜合癥”。“電池不再充電”這句話把這個癥狀描述得很好。那些受影響的人不再能夠工作和執行任務。他們必須竭盡全力才能倒一杯水。走路時，他們不得不經常停下來喘口氣，感覺就像活死人一樣。一位患者說：“感覺就像手機只充了4%的電，而你一整天都只有4%的電量，而且無法充電。”
但這種病毒不僅讓Covid患者感到疲憊。它現在甚至讓健康的人感到疲勞。在齊澤克的書《流行病！Covid-19震撼世界》（Pandemic！ Covid-19 Shakes the World），他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來回答這個問題：“為什麼我們總是累？”齊澤克也清楚地意識到，疫情已經讓我們疲憊不堪。在這一章中，他反駁了我的書《倦怠社會》，認為他人的剝削並沒有被自我剝削所取代，只是被轉移到了第三世界國家。我同意他的說法，這次遷移已經發生了。“倦怠社會”主要關註的是西方新自由主義社會，而不是中國工廠工人的狀況。但通過社交媒體，新自由主義的生活方式也正在第三世界蔓延。自我主義、原子化和自戀在社會中的興起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社交媒體把我們都變成了生產者，企業家，他們自己就是企業。它使侵蝕了社群的自我文化全球化，侵蝕了任何社會性。我們創造自己，把自己永久地展示出來。這種自我生產，這種自我的持續“展示”（being-on-display），使我們疲憊和沮喪。齊澤克沒有解決這種根本的疲勞問題，這種疲勞是我們當今時代的特征，並因這疫情而加劇。
在他那本關於疫情的書的一段話中，齊澤克似乎對自我剝削的觀點表達了好感，他寫道，“他們（在家工作的人）可能會獲得更多的時間來‘剝削自己’（原文如此）。”在疫情期間，新自由主義勞動陣營有了一個新名字：家庭辦公室。在家辦公比在辦公室工作更累。然而，這不能用自我剝削的增加來解釋。真正累人的是其中的孤獨，穿著睡衣在屏幕前無休止地坐著。我們面對著自我，被迫不斷地沈思和揣測自己。根本疲勞歸根結底是一種自我疲勞。家庭辦公室讓我們更糾結於自我，從而加劇了這種矛盾。那些能讓我們從自我中分心的人消失了。我們疲倦是因為缺乏社會接觸，缺乏擁抱，缺乏身體接觸。在隔離條件下，我們開始意識到，也許他人不是薩特在《禁閉》（No Exit）中寫到的“地獄”，而是治愈的。病毒還加速了我在《驅逐他者》（The Expulsion of the Other）中所描述的他者的消失。
缺少儀式是家庭辦公室引起疲勞的另一個原因。在靈活性的名義下，我們正在失去穩定和鼓舞生命的固定的時間結構和架構。尤其是節奏的缺失會加重抑郁。儀式在交流的缺席下創造了群體，而今天盛行的是沒有群體的交流。甚至那些我們仍然保留的儀式，如足球比賽、音樂會、外出去餐館、劇院或電影院，都被取消了。沒有了問候的儀式，我們就被投擲回自身。能夠親切地問候別人會使自己減輕負擔。社交距離會破壞社交生活。它讓我們很累。另一些人則淪為病毒的潛在攜帶者，必須與他們保持身體距離。病毒加劇了我們目前的危機。它正在摧毀已經處於危機中的社區。它使我們彼此疏遠。它讓我們在這個減少社交、孤立我們的社交媒體時代更加孤獨。文化是封鎖期間最先被拋棄的東西。文化是什麼？它產生社區！沒有它，我們就變得像那些只想生存的動物一樣。需要盡快從危機中恢復的不是經濟，而是文化，即公共生活。
不斷的Zoom會議也讓我們感到疲憊。他們把我們變成Zoom僵屍（zombies）。他們迫使我們永遠照鏡子。在屏幕上看自己的臉很累人。我們正不斷地面對著自己的臉。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病毒恰好出現在自拍時代，這種時尚可以被解釋為是我們社會的自戀造成的。病毒加劇了這種自戀。在疫情期間，我們經常面對自己的面孔；我們在屏幕前永無止境地自拍，這讓我們很累。
Zoom自戀會產生特有的副作用。它導致了整容手術的繁榮。屏幕上扭曲或模糊的圖像會導致人們對自己的外表感到絕望，而如果屏幕的分辨率恰好不錯，我們會突然發現皺紋、禿頂、肝斑、眼袋或其他缺乏吸引力的皮膚缺陷。自疫情爆發以來，谷歌上對整容手術的搜索量激增。在封城期間，整容外科醫生被客戶的咨詢淹沒，他們希望改善自己疲憊的外表。甚至有人談論“Zoom畸形恐懼癥”。數碼鏡子助長了畸形恐懼癥（一種對一個人外表上所謂的缺陷的誇大擔憂）。病毒將優化的狂熱推到了極限，而這種優化在大流行之前就已經控制了我們。在這方面，病毒也為我們的社會撐起了一面鏡子。在Zoom畸形恐懼癥的例子中，鏡子是真實的！對自己外貌的純粹絕望在我們心中升起。Zoom畸形恐懼癥，這種對我們自我的病態關註，也會讓我們感到疲憊。
新冠疫情也暴露出數字化帶來的負面影響。數字通信是一件非常片面的、薄弱的事情：沒有註視，沒有實體。它缺少對方的實質性存在。這場疫情正在確保這種基本上不人道的交流形式將成為規範。數字通信讓我們非常非常累。這是一種沒有共鳴的交流，一種沒有快樂的交流。在Zoom會議上，出於技術原因，我們不能直視對方的眼睛。我們所做的就是盯著屏幕。沒有對方的註視使我們感到疲倦。這次疫情有望讓我們意識到另一個人的實際存在能帶來快樂，語言意味著身體體驗，成功的對話以肉體為前提，我們是身體的生物。我們在疫情期間錯過的儀式也意味著現實的體驗。它們代表了有形交流的形式，創造了社區，並因此帶來了幸福。最重要的是，它們引導我們遠離自我。在目前的情況下，儀式將是消除基本疲勞的解藥。實體形象也是社區本身所固有的。數字化削弱了社區凝聚力，因為它有一種削弱實體化的效果。病毒使我們與身體疏遠。
在疫情之前，對健康的狂熱已經很泛濫。現在，我們主要關心的是生存，就好像我們處於一種永久的戰爭狀態。在生存之戰中，美好生活的問題不會出現。我們呼籲生命的所有力量只是為了延長生命，不惜一切代價。隨著疫情的蔓延，這場激烈的生存之戰經歷了病毒式升級。病毒把世界變成了一個隔離區，所有的生命都為生存而凍結。
今天，健康成為人類的最高目標。生存社會失去了對美好生活的認識。甚至快樂也被犧牲在健康的祭壇上，健康本身就是目的。尼采稱它為“新女神”。嚴格的禁煙也表達了對生存的狂熱。享樂必須讓位於生存。延長生命成為最高價值。為了生存，我們甘願犧牲一切使生命有價值的東西。
理性要求即使在疫情中，我們也不能犧牲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的任務是確保生命不會淪落為純粹的生活，淪落為僅僅是生存。我是天主教徒。我喜歡去教堂，尤其是在這個奇怪的時期。去年聖誕節，我參加了一場午夜彌撒，盡管疫情爆發。這使我很高興。不幸的是，沒有我最喜歡的熏香。我問自己：疫情期間是否也有嚴格的禁香規定？為什麼？離開教堂時，我習慣性地把手伸到聖水盆裏，吃了一驚：聖水盆是空的。旁邊放著一瓶消毒劑。
“新冠憂郁癥”（corona blues）是韓國人對大流行期間正在蔓延的抑郁癥的稱呼。在隔離條件下，沒有社會交往，抑郁癥會加深。抑郁癥是真正的流行病。《倦怠社會》從以下判斷出發：每個時代都有其標誌性的痛苦。因此，存在一個細菌時代；最終，隨著抗生素的發現而結束。盡管人們普遍擔心疫情大流行，但我們並不是生活在一個病毒時代。多虧了免疫學技術，我們已經把它拋在了身後。從病理學的角度來看，21世紀的開端既不是由細菌也不是由病毒決定的，而是由神經元決定的。神經系統疾病，如抑郁癥、註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DHD）、邊緣性人格障礙（BPD）和倦怠綜合癥，標誌著21世紀初的病理學景觀。
我們很快就會有足夠的疫苗來消滅這種病毒。但是沒有疫苗可以對抗抑郁癥的流行。
抑郁也是倦怠社會的一種癥狀。成就主體在它不再能夠“能夠”的那一刻遭受倦怠。它無法滿足自己強加給自己的要求。不再能夠“能夠”會導致破壞性的自我指責和自我攻擊。成就主體對自己發動戰爭，並在其中滅亡。在這場與自己的戰爭中取得的勝利叫做倦怠。
韓國每年有幾千人自殺。主要原因是抑郁。2018年，大約有700名學生試圖自殺。媒體甚至說這是一場“無聲的大屠殺”。相比之下，到目前為止，韓國只有1700人死於Covid-19。很高的自殺率被認為是成就型社會的附帶損害。沒有重大措施被采取來降低這一比率。疫情加劇了自殺問題——自疫情爆發以來，韓國的自殺率迅速上升。這種病毒顯然也會加重抑郁癥。但在全球範圍內，人們並沒有對疫情的心理後果給予足夠的關註。人類已經淪落為生物存在。每個人都只聽病毒學家的意見，他們在解釋情況時擁有絕對權威。這場疫情造成的真正危機是，赤裸的生命已經被轉化為了絕對價值。
Covid-19病毒通過加深病態的社會斷層，使我們的倦怠社會疲憊不堪。它使我們陷入集體疲勞。因此新冠病毒也可以被稱為疲勞病毒。但這種病毒也是希臘語意義中的“危機”（krisis），它的意思是“轉折點”。因為它也可以讓我們扭轉命運，遠離痛苦。它迫切地呼籲我們：你必須改變你的生活！但只有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的社會，如果我們成功地找到一種對疲勞病毒免疫的新生活方式，我們才能做到這一點。
（本文原載The Nation2021年4月12日刊，原文鏈接：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society/pandemic-burnout-society）
責任編輯：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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