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不但漫長悠久，而且一脈相承。但是，正因為一脈相承，也就有了獨特的代價。這個代價是什麼呢？
01中國的歷史，不僅悠久、漫長，尤其獨特的一點是一脈相承。中間雖然起起伏伏、分分合合，但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斷裂。這在全世界獨一無二。其他的古文明先後消失，只有中國文明，從古至今，一直延續。
中國文字的延續性，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表現。今天的中國人，可以直接閱讀兩千多年前的《尚書》《論語》《春秋》《孟子》等古代經典。雖然也需要學習一些古文知識，但古文和現代白話文的共同性、延續性非常明顯。
經典中的不少文字後來成為成語，甚至進入今天的日常對話，比如《尚書》中的“滿招損、謙受益”。來自《論語》的就更多了。道聽途說、見賢思齊、見義勇為、既往不咎、溫故知新、舉一反三、怨天尤人等等，都是來自《論語》。除了中文，世界上再沒有這種延續幾千年的文字系統。
歷史在中國還有一個獨特性，那就是中國人格外尊重、重視甚至可以說崇拜歷史。中國人對歷史的崇拜，差不多相當於那些宗教國家裏人們對神的崇拜。
文明一脈相承，人們非常尊重歷史，非專家的普通人也可以直接閱讀古代典籍，這些都是難得的優點。不過，事情都有兩面，有一利就有一弊。中國歷史的這些優點，也讓我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這個代價是什麼呢？
02經濟學家薩繆爾森說過一句話，大意可以翻譯為：只要讓我編寫經濟學教科書，給個皇上也不換。
教科書，人人都要看，不但要看，還要理解背誦，還要考試，看你是否真看懂了。於是，誰能編寫教科書，誰就能決定人們頭腦中的主要觀念，或者說，讓自己的觀念在世上廣為傳播。這還真是皇上都不見得能辦到的。
在中國。歷史就相當於教科書，人人都看，人人都愛看，人人都到歷史中去學社會經驗和人生的道理，既然如此，有心人、聰明人就盯上了歷史——我們中國可是從來都不缺有心人、聰明人的。
聰明人常用的辦法是：自己的觀點，卻不說是自己說的，而是假托某位古人，這樣就增加了權威性。比如《黃帝內經》，其實和大戰蚩尤的那個黃帝無關。現在學界公認這書產生於西漢。說是黃帝寫的，顯然就是為了利用歷史人物的權威性。
還有一本書《周公解夢》，通過解夢來算命。這本書肯定不是西周初期那個周公寫的，但假托是周公解夢，很多人就會相信書中的內容。
再比如，《尚書》分為《虞夏書》《商書》《周書》三部分。你可能以為，這三部分是夏商周三代留下來的歷史檔案。其實，《尚書》是在西周產生的，前面夏商兩代的歷史，都是後來加上去的，並不是夏商兩代傳下來的。
實際上，《尚書》本身的流傳和版本變化，是學界自古至今爭論不休的一大公案。從古至今，不知道有多少人用多少辦法往《尚書》裏塞自己的私貨，把《尚書》的版本弄得混亂無比。西漢時，就有一個叫張霸的人，給朝廷獻了一套包含102篇的《尚書》，其實都是他自己編出來的。好在被當時的漢成帝給識破了。
大家競相假托古人，還造成一種“攀比”現象。你假托西周初期的周公，我就假托商湯；你上推到堯舜，我就搬出炎黃二帝。結果就是，上古史被向上拉得越來越長。這就是歷史學家顧頡剛所說的“古史是層累地造成”。古史是被後世的人不斷地、一層層地延伸堆積而成的。
這個積極拉伸古史的“後世”，最主要的就是戰國時期。戰國時，百家爭鳴。各家各派都極力推銷、宣揚自己的觀念。為了讓自己的觀點廣泛傳播，很多人就偽造古書，把自己的觀點包裝成古已有之。所以，戰國是中國偽書出現的一個高峰期。很多據說是上古時期的書，其實都是戰國時人偽造出來的。
因此，辨偽在中國歷史學中一直很重要。到了顧頡剛這一代學者，有了“古史辨”學派，系統地分辨和研究到底哪些古書是可靠的，哪些古書是後人偽造的。
“古史辨”學派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在有的方面，他們也走得太遠。一些被他們判定為偽書的古籍，後來被考古發掘證明其實不是偽書。對此，學者們爭論不休，我們就不展開來說了。
真真假假，摻雜在一起，真偽難辨，這就是我們中國歷史漫長且一脈相承的代價。相比之下，那些古今文明出現斷裂的地方，反而沒有這種煩惱。考古學家在古埃及金字塔中發現的壁畫和文字，就是古埃及人在那個時代畫的，並沒有後人去修改、塗抹、偽造。在兩河流域發現的泥板書，也是當時人寫下來的楔形文字。現在兩河流域住的是阿拉伯人。他們根本看不懂這些文字，更不會想到把自己的觀點塞進去影響其他人。
那麼，應該如何評價後人偽造古書、塞進私貨這件事呢？
03有人可能會說，偽造就是作假，作假就是欺騙，就是惡。這還有什麼可說的？
事情可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回憶一下從教科書中學到的夏商周三代，會發現一個很奇怪的地方，那就是這三代的歷史很類似。
都是有聖人式的人物勵精圖治，開創王朝。夏朝是大禹，商朝是商湯，周朝則是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旦——這些人物都成為中國歷史中的模範。後來，三代也同樣都出現了荒淫無道的君主。夏桀商紂，烽火戲諸侯的周幽王，並且，王朝因此覆滅。簡直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真實的歷史顯然不會這麼戲劇化。對夏商周三代歷史如此描述，與其說是歷史，不如說是政治哲學。這種政治哲學對統治者提出了嚴厲的警告，要求他們必須勤勤懇懇地把國家治理好，不能荒淫無道沈迷於享樂，否則國家就會滅亡。不信，請看夏商周三代的歷史。
這種政治哲學有沒有用呢？當然有用。不但有用，而且作用巨大不可或缺。在古代的社會條件下，除了用這些自古流傳的歷史來警告、約束統治者，還能有其他什麼辦法呢？
實際上，中國的文人，尤其是儒家學者，很善於使用這個辦法。先打造出一個理想社會的模板，然後用這個模板來約束統治者。如果統治者的所作所為不符合要求，就把他寫進歷史裏，讓他像夏桀商紂那樣遺臭萬年。所以才會有“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看，中國人的尊古、崇古在這裏又發揮了巨大作用。人們越尊古、越崇古，“遺臭萬年”越可怕，殺傷力越大，對統治者的制約性越強。
也就是說，對歷史的不斷解釋，是個重要的打造社會共識的辦法。這種持續的努力，實際上是中國文明能長期延續的一個重要原因。歷史學家當然希望能看到原汁原味的歷史，但歷史中的人卻不能為了後世歷史學家的滿足而犧牲他們社會的穩定和平安。
楊照：《經典裏的中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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