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17日，
前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
被授予“文物保護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
1938年出生的樊錦詩，
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考古專業，
是考古學界的傳奇人物，
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掌門人。
她原本成長於江南水鄉，
結果在大西北守護莫高窟半個多世紀，
被媒體親切地稱為“敦煌的女兒”，
季羨林先生贊譽她守護敦煌文化“功德無量”。
她開創了“數字敦煌”的項目，
經過10年的努力，
先後上線了中英文版本的“數字敦煌資源庫”，
實現了30個洞窟整窟高清圖像的全球共享，
“數字敦煌”的全球訪問量超過700萬人次。
她還完成了莫高窟的分期斷代研究，
主持並編寫《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
記錄了莫高窟第266至275窟共11個石窟的詳細情況，
這是迄今為止最全面、準確、系統的莫高窟考古報告。
今年9月，樊錦詩的唯一自傳
《我心歸處是敦煌》由譯林出版社出版，
我們采訪了81歲的樊錦詩，
“我從來沒有豪言壯語說我要為敦煌奉獻一輩子，
一個人一輩子有三條路可走，
黃道是做官，白道是發財，
黑道就是做學問，
在黑暗中摸索前進，
來了敦煌就只有黑道可走了，
也許這就是我的宿命。”
自述 樊錦詩 編輯 石鳴
我1962年第一次來到敦煌，到今天為止，已經整整57年了。
中間曾經幾次想過要離開，最後卻沒有走成。到後來，我變得離不開敦煌，出差一個星期，我就想念敦煌。我常常跟人說，莫高窟就是我的宿命。
其實我是早產兒，從小身體不好。上學的時候，因為低血糖，上著課就會昏倒。後來在敦煌，也經常因為低血糖而昏倒。
我還得過小兒麻痹癥，後來竟然奇跡般地痊愈了。但是自此以後，我的腿就不是特別利落。
但就是這兩條瘦弱的腿，命運卻安排我用它們從上海走到了北京，又從北京走到了大西北，走到了那麼遠的敦煌，走過荒漠和戈壁，走過許多常人難以想象的坎坷的道路，這一走就是五十多年。
2011年8月，檢查加固後的莫高窟北區洞窟
一去敦煌“誤”終生
如果畢業實習那一年，宿白先生沒有選我去敦煌，也許就不會有後來我在敦煌的命運。
1958年，我考上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分專業的時候糊裏糊塗又選了考古。後來才知道，其實沒有多少人願意去學考古，因為太苦了。
幸運的是學校裏大師雲集。當時給我們這個班授課的師長，都是我國歷史、考古學界的一流學者，如新中國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蘇秉琦先生、“商周考古第一人”鄒衡先生，中國佛教考古的開創者宿白先生等。
1962年畢業實習，大家都想去敦煌石窟，只有4個名額，最後是我一個女生，加上三個男同學，由宿白先生領著一起去了。
1962年10月莫高窟北大實習同學合影
沒去之前，在我的想象中，敦煌文物研究所應該是一個充滿藝術氣息、很氣派的地方。可是等我一下車就立刻傻眼了。
沒有電，沒有可以喝的水，到處都是土和沙。老前輩們住著土房子，睡著土炕，用的土桌子土凳子。像常書鴻先生這樣大名鼎鼎的油畫家，看起來跟老農民差不多，衣服很舊，穿著布鞋。
想去商店買東西吃，沒有東西。想吃點零食瓜子，連瓜子皮都見不著。交通基本上都是坐牛車。上廁所都是土廁所。幸虧我們之前已經在農村有過考古實習的經歷，上過這種土廁所，不然突然從上海到這樣一個地方，恐怕廁所都不願意上了。
舊宿舍
唯有進了石窟，我們才體驗到了另一個世界。
整整一個星期，我們被帶領著攀上積沙掩埋的崖壁，一個洞一個洞窟地看過去。
從北梁、北魏，到隋唐的山水、人物、建築，從伏羲、女媧到力士、飛天，洞窟一個個在我們面前敞開，我們深深地陶醉、震撼，仿佛進入了天國一樣。
實習期原定三個月。結果我因為體質差，嚴重水土不服，宿先生怕我出事，讓我提前離開敦煌。最後，我的實習報告也是在上海的家裏整理寫出來的。
當時走的時候，我也沒有什麼遺憾的感覺。我覺得這個地方我已經看過了，算是過了一把癮。環境這麼艱苦，以後也不想再來了。
沒想到，僅僅過了不到一年，我就又來了這裏。
重回莫高窟，不取真經不回頭
1962到1966年，根據周總理的批示，敦煌莫高窟南區要進行危崖加固工程，首先就要動窟外地面下的地基。
當時常書鴻先生任所長，他非常重視文物保護和考古研究，意識到莫高窟外的地基絕對不能隨便挖一挖了事，一定需要考古工作人員的介入。常書鴻先生就希望北大可以推薦一些參加過敦煌考古實習的畢業生今後到敦煌工作。我被選中了。
和我一起分配去敦煌的還有另外一個男同學。他的母親聽聞消息以後，嚎啕大哭，他所有子女裏，只有這一個兒子，其他都是女兒。後來，他的母親來火車站送別我們的時候，哭得像個淚人兒，特別囑咐我們要互相照顧。
1964年，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
後來我才知道，為了我們兩個去敦煌的分配，整個分配方案的宣布被推遲了兩三天。我那時已經有了男朋友，他被分配去了武漢大學。
系裏的領導找我談話，系裏知道我體質很差，也知道我有了男朋友，但還是希望我能夠去敦煌。因為敦煌急需考古專業的人才，希望我先去，北大今後還有畢業生，過三四年再把我替換出來。
得知我的分配去向後，我父親寫了一封給校領導的信，希望學校改派其他體質好的學生去敦煌，囑我轉呈。可是當時我已經向學校表態服從分配，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怎麼能言而無信呢？
我沒有轉交這封信。當時想著，去就去吧，反正也就這幾年。再說自實習回來後，我也一直念念不忘敦煌石窟裏的壁畫和造像。
我心想，說不定這是天意，是命運要我以這樣一種方式補償上一回考古實習的半途而廢。我暗下決心，這一次去敦煌，一定要取得真經再回來，決不能中途折返。
去敦煌前，我回了一次家，在上海度過了大學時代的最後一個暑假。父親那時候已經知道了我的決定，他也就不再多說什麼，只說了一句話：“既然是自己的選擇，那就好好幹。”
我掉眼淚了。我知道父親的心裏是不舍的。後來每次我回家探親，家人都會給我帶點餅幹，帶點上海的奶糖。他們不多問，不忍心問，我也什麼都不說，不忍心說。
在地球上最輝煌的佛教藝術博物館，
我見到了1600年前的佛光
第二次去敦煌，我的心情和上一次截然不同。唯一相同的是再次到達莫高窟時，我還是急切地想進洞，看看洞窟裏的壁畫。
那些早期壁畫狂放熱烈的土紅色調，唐代金碧輝煌的經變畫和青綠山水，那各種各樣的極富想象力的構圖造型，斑斕瑰麗的色彩光影。只要我一想到，迄今為止只有少數人才能夠看到這麼多不同朝代的壁畫和塑像，我就感到一種莫名的興奮和喜悅。
根據唐代聖歷元年（公元698年）《李克讓修莫高窟佛龕碑》的記載，莫高窟的創建，始於公元366年。
一位名叫樂僔的和尚，從中原遠遊到敦煌，打算歇腳過夜的時候，不經意地擡頭向三危山的方向望了一眼。這一望，他被眼前的景色驚得目瞪口呆。只見那三危山上金光萬道，璀璨光明，仿佛有千佛化現。
第285窟，西魏《伏羲女媧圖》
樂僔心想，這不正是自己苦苦尋覓的西方極樂世界嗎？他深信這是佛給自己降下的旨意，應該在此坐禪修行。於是他發心在此開鑿了第一個洞窟，在洞窟中禪修。
樂僔之後，又來了一個叫法良的高僧，莫高窟的營建就從這兩個人開始。
此後一千年裏，此地從未間斷建窟、塑像、繪畫的佛事活動。這些虔誠的僧人委身於逼仄的洞窟中，依靠苦修與冥想，在一片荒蕪中試圖證得終極意義上的解脫，以達到不生不死的永恒之境。
每當苦悶和煩惱時，我都喜歡去第158窟看一看。第158窟內的佛床上，臥著莫高窟最大也是堪稱最完美的釋迦牟尼佛涅槃像。
這尊涅槃佛有一種難以言說的女性的美。他的長眉與微閉的雙目相互呼應，和諧地透出秀美下的莊嚴。他還沒有完全對這個世界閉上眼睛。涅槃到來的時刻，他內心的沈著、從容以及大智大勇，都在這泰然自若的神態中呈現出來。
有一段時間，我特別喜歡在黃昏時分去爬三危山。三危山正好面對鳴沙山崖體上的石窟，在那裏可以望見整個莫高窟。
那些密集的洞窟像蜂房一樣，錯落地分布在崖面上，就好像成百上千雙眼睛，每一雙眼睛裏都充滿了滄桑和神秘。
敦煌的天格外藍，這種藍和北京的不同，它更純粹，更遼闊，更濃烈，不到大漠是不會知道世上有這樣幽藍幽藍的天空的。我有時候一坐就是半天，太陽還沒有落下，月亮就不知不覺升起來了，就能看到日月同輝的景象。
星空下的莫高窟窟前部分舍利塔
有一次，我見到了莫高窟的佛光。那是1995年夏天一個雨後的傍晚，莫高窟前的宕泉河突發洪水，我帶領警衛隊戰士在宕泉河邊抗洪。
在壘沙包的過程中，忽見宕泉河東面的三危山上空出現了一大片金燦燦的光，金光照射不到的山丘黯然變成了黑色。一會兒金光不見了，湛藍的天空中又出現了兩道相交的長虹。
這是我從未見過的神奇景色。這種金光大概就是樂僔和尚曾經看到過的佛光，並因此生發出禪修的無限信心。這樣的佛光很多人一輩子都沒有見到過，我在莫高窟呆了這麼多年，也只見到過這唯一的一次。
兩地分居19年，我不是一個好妻子，好母親
莫高窟人的命運都非常相似，只要你選擇了莫高窟，似乎就不得不承受骨肉分離之苦。
敦煌藝術研究所的首任所長常書鴻先生，全家遷到敦煌生活一年半以後，前妻不辭而別，只留他和兩個孩子在莫高窟苦守。
第二任所長段文傑先生，和妻兒分居十一年之後，才終於得到了文化部的調令，把妻兒從四川接到了敦煌。
後來的王旭東院長（現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本來組織上批準把他妻子也調到敦煌，但是到敦煌的第二年，他妻子因為對紫外線過敏，不得不帶著兒子到蘭州生活，還是兩地分居。
我和我的先生彭金章是大學同學，1967年結婚，1986年他調到莫高窟來才團聚，分居19年。
去敦煌的時候，本來學校答應我，三四年以後就把我調離，但是後來遇上了社會動蕩，分居、調動問題都再沒有人過問。
等到社會恢復穩定的時候，我在敦煌已經呆了13、14年。中間生下兩個兒子，因為當地生活條件不好，都被送回了老彭的老家。
1965年，樊錦詩和彭金章在莫高窟合影
我想念先生，也想念孩子，一直想離開敦煌。可是等到真的有機會離開的時候，我又猶豫了。過去的十年，是被耽誤的十年，我還什麼成果都沒做出來，就這樣走了嗎？
老先生們也勸我，小樊你不能走，大城市有的是人才，我們這兒缺考古的，你一走我們這兒就沒人了。我覺得他們說的也有道理，再想想，其實工作在哪都是一樣，我割舍不下的主要還是家庭和孩子。
老彭知道我的糾結。他最後做出了調來敦煌的決定：“我們兩個人，總有一個要動，那就我走吧。”
2015年7月下旬，樊錦詩和彭金章在貴陽
其實武漢大學考古專業是他創的，他是商周考古的專家，來敦煌只能幹佛教考古，等於事業上要大改行。最後他全放棄了，就是為了這個家，也是體諒我。如果沒有他的成全，就不會有後來的樊錦詩。
現在回想起來我經常說，我這個人真不是一個好妻子，不怎麼會做家務，家裏做飯洗碗都是老彭來。我也不是一個好母親，因為自己堅持要留在敦煌，耽誤了孩子的學習。
彭金章來了，我也沒有什麼想頭了，死心塌地、一心一意地把敦煌的事情做好。這輩子我沒辦法挽回了，欠了家裏三個男子漢的情。
老彭來了以後我下決心大幹一場
1977年，我被任命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長，分管業務工作。
要做的工作很多，可是首先抓什麼呢？一時沒有頭緒。我知道，凡被國家確定為文物保護單位的不可移動文物，都要求做到“四有”，研究所當時已經完成了“三有”，“有科學記錄檔案”這項工作還沒有做，那我就負責將這項工作抓起來吧。
當時莫高窟北區洞窟尚未發掘清理，南區有492個洞窟，我認為每個洞窟都應該做一份記錄檔案，就要做492份檔案。
第61窟，五代《五臺山圖》
每份檔案，起碼要有簡單的洞窟平面、剖面圖。要有檔案照片，最少要保證有窟形、窟頂和四壁各一張，共計六張照片。要有簡明的文字，說明每個洞窟的基本內容和它的保存與保護現狀，有無損壞等。照片以6（張）乘以492（窟）計算，就是近三千張洞窟檔案照片。
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既無像樣的照相機，又缺經費支持，人手也短缺，要完成數量如此龐大的照片采集工作，其艱巨可想而知。工作人員前後用了近十年時間，才完成了敦煌石窟科學記錄檔案。
第257窟，北魏《鹿王本生圖》部分
正因為洞窟科學記錄檔案的編制，才使我進一步發現了壁畫保護保存的嚴重問題。
因為要做檔案，必然要查找過去的老資料，特別是要和老照片作比對。當看到1908年由法國人伯希和拍攝的洞窟圖片時，我才發現莫高窟的彩塑和壁畫等文物，僅僅和七八十年前相比，就已經大大退化，或模糊，或丟失，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
莫高窟最早的洞窟距今已經有1653年，最晚的也有七八百年的歷史。歷經千年的莫高窟，有著不同程度的病害，其病情惡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且將持續下去。
第217窟，盛唐《觀無量壽經變》
我們成為了國內最早開展壁畫修復研究工作的機構。當時，壁畫的修復材料在國際上一直是個秘密，來自外國的專家諱莫如深，嚴格保密。我們的專家找到了能想到的數十種修復材料，經過多次試驗，終於找到了適合的材料，修復的效果令國外同行也拍案叫絕。
壁畫修復是一項極其精細的工作。從吹掉壁畫上的沙子和灰塵開始，一厘米一厘米的吹，然後是壁畫的粘貼，也是一厘米一厘米的粘。有時候一天只能修補一小塊壁畫，時間一分一秒在緩慢的工作中流走。
1955年10月，常書鴻先生在第369窟臨摹經變畫
那時候，我做夢都在夢見墻體上的壁畫一塊塊地剝落……我走路吃飯睡覺都放不下，一直在琢磨，怎麼才能延緩壁畫的退化，同時又把壁畫的歷史信息忠實地長久地保存下來。
攝影師告訴我，盡管我們照了大量的照片，但是時間長了照片也會壞。錄像帶也是一樣，隨著時間的推移，磁帶會消磁，在圖像復制的過程中，信息也會衰減丟失。怎麼辦呢？難道我們就眼睜睜地看著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石窟藝術逐漸消亡嗎？
1989年左右，我去北京出差，一個偶然的機會，第一次看見了有人在使用電腦，給我在電腦上展示圖片。我覺得這個東西就像變戲法似的，太有意思了。我忍不住問那個人：“你關機之後，剛才顯示的圖片不就沒了嗎？”那個人說：“不會！因為轉化成了數字圖像，它就可以永久保存下去了！”
這句話頓時讓我興奮起來。經過不斷琢磨，一個大膽的構想漸漸明晰：要為敦煌石窟的每一個洞窟及其壁畫和彩塑建立數字檔案。
第259窟，北魏禪定佛
於是，敦煌研究院在文物界首先開始了壁畫數字化的試驗。
洞窟環境非常復雜，大多數洞壁凹凸不平，空間大小不一，形狀不規則，如何打光，如何拍照，如何合成影像，都是一個個技術難題。
1998年，我們開始和美國西北大學合作，研發出“多視點拍攝與計算機結合處理”的莫高窟壁畫數字化方法。2006年4月，敦煌研究院數字中心成立。
目前，我們已完成兩百余個洞窟的圖像采集和VR節目制作，一百多個洞窟的圖像處理，呈現了石窟藝術的許多精妙細節，包括在自然光中看不清楚的細節，以及洞窟內被洞窟結構、建築遮擋的壁畫內容。
拍照之外，我們通過3D打印技術，實現彩塑的三維重建。現在已經完成莫高窟二十余尊雕像的三維重建工作。
搞文物保護是我的命
1998年，我六十歲，接受了敦煌研究院院長的任命，在臨近退休的年紀又重新起跑。
剛上任不久，我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為了發展地方經濟，有關部門要將莫高窟與某旅遊公司捆綁上市。
消息一出，敦煌研究院上下震驚，我更是寢食難安。莫高窟是具有獨一無二的文化價值的世界文化遺產，要是將莫高窟與旅遊公司捆綁，讓旅遊公司來經營管理莫高窟，一味賺取短期利益，後果將不堪設想。
經過多方奔走，捆綁上市的悲劇最終沒有在莫高窟發生。然而，那時我們也的確遇到了莫高窟遊客數量迅速遞增的問題。
莫高窟北區石窟群
1979年，莫高窟正式向社會開放，遊客人數一開始一年為一兩萬人次，至1984年為年10萬人次，1998年為年20萬人次，15年裏增長了10萬人。
然而，從1998到2001年，遊客人數達到年31萬人次，三年裏就增長了11萬人。
當年，為了緩解遊客的壓力，我們成立了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列中心，實際上就是一個博物館，裏面展示了不少1：1復原的洞窟。
可是，中心建成後沒幾年，就發現一個問題：遊客不愛看。因為他們認為這些復制洞窟是“假”的，真的莫高窟就在旁邊，為什麼不看真的要看假的？
不讓遊客看莫高窟不行，可是來的人太多，把洞看壞了也不行。2008年，我們在距離莫高窟往北13公裏的地方開始修建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制作了4K寬銀幕電影《千年莫高》和8K超高清實景球幕電影《夢幻佛宮》。
遊客來到莫高窟，先在數字中心觀看兩部電影，之後再到莫高窟用75分鐘左右的時間實地參觀。
高清電影將莫高窟最具特色的洞窟完全展示了出來，而且還有局部細節的放大，講解也更細致清晰。很多遊客反映，比在洞裏直接看得更清楚。
莫高窟能夠接待遊客的量也提高了，從之前的3000人次提高到了6000人次。2017年7月，莫高窟的日接待量突破1.8萬人次，仍然遊刃有余秩序井然。
我沾了莫高窟的光
現在敦煌研究院的主力都是20世紀60年代生人，老家夥就剩我一個了。
對於那些剛來敦煌研究院工作的年輕人，我一般不問他們的基本情況，因為基本情況我早就了解了。我問他們：敦煌很苦吧？你來了之後受不受得了？你家裏同不同意？
我明確告訴他們：年輕人有三條道路可走，一條是黃道，一條是白道，還有一條是黑道。黃道是做官，白道是發財，黑道就是做學問，在黑暗中摸索前進。到了敦煌你就只能走黑道了，沒有那兩條道路可走。
我過去的大學同學中，比我聰明的有的是，比我有能耐的也有的是。今天我能有一點成就，這不是我個人有多大本事，而是因為我在敦煌這個人類絕無僅有的遺產地，為文化遺產做了點事情，得到了大家的認可。
我活到現在這個年紀，明白名利這個東西，其實是虛的。人都是要死的，死的時候什麼都帶不走。
但是，你來到世界上，該做的事做了，沒有愧對祖先和前輩交給你的事業，你可以坦然地說：“我為敦煌盡力了！”這就是最大的幸福。
影像資源由敦煌研究院提供
部分圖片攝影：孫誌軍
題圖攝影：孫誌軍
參考書目：《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